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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历史毕竟不是可以随风就散尽的烟尘。过去的岁月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也许，就是历史本来的面目。
从达折多到打箭炉
康定城“三山夹峙，二水分流”，还有个的说法是“三山环抱，二水中流”。三山是跑马山、郭达山、子耳坡，二水是雅拉河、折多河。康定城这地方最先的地名叫做“达折多”，其实，这里的“多”的音译似乎译为“夺”的发音更为接近藏语发音。地名叫做“达折夺”，其本来的含义是“两水交汇之地”。
在郭达山脚下，雅拉河、折多河合二为一，顺山谷奔涌而下，去了大渡河。两条河流相逢的山沟里没有宽敞平坦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建造城池似乎不合常理。但仔细想想，却也不无道理。康藏高原上山高峡深，行路困难。沿着水流的方向找到通向外界的道路自然在情理之中。
有一些人们渐已忘记的说法或对地方、事物的称谓，也可以看出这个推论有依据。例如“雅拉河”，曾经人们对这河流的称呼是“雅拉登各”，译成汉话大约意为“通向雅拉的门”，这条河从北面雅拉神山、大炮山流出，沿水流逆行，北去可以通往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康北”一带及丹巴、大小金川一带地方。
再如“折多河”曾经也有“木雅登各”的称谓，意为“通往木雅的门”，这条河从南面而来，沿山谷冲出，抵达康定。逆水流上行，最先可以到达的地方就是历史上“木雅”主要的区域，也是去康定人们所说的“关外”康南、康北及九龙一带的必经之地。
而当两条河的康定郭达山下汇合后，这河流便被称为“甲域登各”，意为“通向汉地之门”。事实也是如此，顺这条河流走向，便是去了汉族地区。
无论是“雅拉登各”、“木雅登各”，还是“甲域登各”，这些沿河的地方，都成为了现代人修公路的首选地。沿河的道路，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来来往往的通道。顺着水流，从“大炮山”、“折多山”、“雅家埂”和瓦斯沟几个方向来，康定城所在的这条山谷恰好处于一个中心点，成为了人流、货物的中转地。
于是，因为交通、交往，在这两条水流相逢的地方就具备了成为一个人们集聚地的重要因素。据一批对康定历史有研究的专家说，在明代，沿雅拉河、折多河沿岸，有牧人放牧牛羊，同时也种植一些耐寒的蔬菜。过路的客商便在这些牧人居住的地方“打尖”。张央先生认为，史书上有时写成“打煎炉”，有时又写成“打箭炉”可能是从“打尖路”的叫喊声转化而来的，他认为“打尖路”就是路边喝茶、休息片刻的地方。所谓“打尖”，就是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久而久之，来往旅人商贩一到此地，就情不自禁相互招呼：“打尖罗”！因此，张央先生怀疑后来的“打煎炉”、“打箭炉”的称谓其实也是“打尖罗”的谐音。
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现在一般的人都相信，所谓的“打箭炉”不过是藏语“达折多”的谐音，却又因为藏语译为汉话后的发音问题，才把“达折多”喊成了“打煎炉”、“打箭炉”。
其实，“打煎炉”、“打箭炉”这样的称谓也有先后的区分。在明代，《太祖实录》及《明史》上记录的都是“打煎炉”。而把“打煎炉”改称“打箭炉”，是在清朝康熙19年（公元1680年），刑部的奏疏中才有了“打箭炉地方”的记载，此时才把“打煎炉”改为了“打箭炉”，至此，才把“打箭炉”的称谓固定了下来。
从最先把这个地方叫做“达折多”，在文字上以“打煎炉”来表达，再到把这个地方又称之为“打箭炉”，其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达折多”这个称谓出现的时期已不可考，“打煎炉”、“打箭炉”这个地名见诸文字，出现在史书上的时间在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龚伯勋先生等多位学者专家认为，从那时起，明正土司“领受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后，康定成为了明正土司驻牧之地，其时，康定之名始称“打箭炉”。
最先的说法“达折多”，指的是康定城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是对自然环境的直接表达。到了说成是“打尖路”，就明显有了人类活动的痕印，而到了说成是“打箭炉”，人文的因素明显大为增加，以至于忘记了“打箭炉”本是“达折多”之音转化。乃至于望文生义，就又与另一个牵强附会的传说有些关联。
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多次生擒孟获，于是有了“七擒七纵”的故事，最后一次释放孟获时，双方议定，获释后的孟获应退“一箭之地”，并且永不再犯蜀国边境。诸葛亮事先派遣一名叫做郭达的将军，到“达折多”地方安炉造箭，并将一支巨箭安置于一处高山顶上。释放孟获时，诸葛亮当众朝南射出一箭，然后寻找这支箭落在何处，以箭落之处划界，没想到这一箭射了那么远，孟获只好退到了远离蜀国地界以西很远的地方。
以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来看，“七擒孟获”之地并不是康定这一带，如果说真发生过“七擒七纵”的故事，也是在气候比较热的地方，要说是云南或者说四川西昌一带还有点相类，康定的气候不热，与《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发生战争的环境也无相似的地方。但传说就是这样的，并且还有人津津乐道。作为历史这并不真实，作为传说却极富戏剧性。不过，这个传说却告诉人们，汉族人的文化在这个地方传播也有些年头了。
康定城中原有一座“郭达将军庙”，据说就是纪念郭达将军而修建的。根据清朝乾隆时期，曾经是四川总督的孙士毅写的《郭达将军庙》诗来判断，这座庙起码在乾隆时期就已经存在。传说，郭达将军为了把巨箭背上山顶插好，累得口吐鲜血，死后人们修庙纪念他，是念他忠勇。
就这样，人们把一个传说里的情节：郭达在此地安炉造箭作为一个地名的解释固定下来，说，这就是“打箭炉”的来历。并由此再派生，把“打箭炉”简称为“炉城”，总之是与火炉有关了。
却又有了另外一种说法。说，康定这个地方，地形有些独特。折多河如一撇，雅拉河如一捺，一边跑马山是一点，另一边郭达山是一点，几个笔划写下来就是一个“火”字，所以旧时康定火灾多发，因此，才有了“炉城”一说。为了破解，远在清朝时代，根据高人指点，民众出钱出力，在郭达山脚修建了一座“魁星楼”，在这一捺的一点旁再加上一点，“火”字就不再是“火”字了，希望以此免除了康定频发的火灾。
谈及康定地形，格桑曲批先生却说：康定的跑马山、郭达山、阿里布果山其实原先是安放在“地狱里的三个灶石”，康定冷，与这个原故有关，无论是什么人只要在康定居住三年后，即使到了地狱也不再受寒狱之罪了。
但是，对康定原来的称呼“达折多”也好、“打箭炉”也罢，还有别的一些说法或者说解释。
杨嘉铭先生认为：“达折多”其实还含有“好丝绸”之意，在这个地方除了茶马互市，还是能做买卖绸缎的地方。骞仲康先生则认为：“达折多”除了含有“比试射箭之地”的意思外，还有“树有经幡的谷地”这样的含义。近些年来随着对格萨尔文化现象的重视，出现了一种较新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认为“达折多”之含义是，格萨尔王安放了“三个石头烧茶的地方”之意，跑马山、郭达山，子耳坡这三座山就是那三个石头。
而在藏传佛教信仰者中间，好多人都认为“达折多”就是“二水交汇的宝贝地”，因为，环峙康定周边的三座山，其实是藏传佛教“密宗事部三怙主”，即，西面的子耳坡是“文殊菩萨”（降米扬）道场；东南面的跑马山是“观音菩萨”（萨内惹）道场；东北边的郭达山是“夏诺多吉”（护法金刚菩萨）道场。康定是有佛和菩萨庇护之地，自然就是福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康定这样，对本为同一个地方却有多种说法或解释的城镇可能不多，而且这些说法和解释还各自有自己的理由。在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过一种说法或者解释一定要别的说法和解释服从自己的现象。各说各的，各自存在，这就是康定了。费孝通先生在他的《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著作中有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一条走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许多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和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
康定，作为这条民族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南来北往的人群，东去西到的文化都会在这个地方相逢，从而形成了康定特有的文化现象。各种文化能够相互尊重，同在一地而不互相排斥，反倒能在融会贯通后形成一种既有原来文化影响，又有了崭新面貌的一种属于康定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从对康定原有地名“达折多”和“打箭炉”不同解读中，也能体会到这康定地域文化的包容，开放，对这方水土文化所具有的强劲生命也可窥见一斑。
打箭炉厅，康定府、西康省会
有史料证明，元世祖至元二年，即早在公元1265年，元朝中央政权已经在“四川檄外、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等地设安抚司”，由“陕西行省管辖”。对康藏研究最为深入的任乃强先生在他的《泸定古代建置的考证》中写道：“至元6年（公元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分兵三路。中路是他亲自率领，从阿坝草地循大渡河谷向南。鱼通、长河西等土司和岩州土司，率先迎降……木雅瓦述族色巫绒土官迎降更早。元世祖忽烈并长河西、鱼通、宁远三宣抚司为一个宣慰司，命色巫绒土官为宣慰司使”。
从任老先生的著述中，起码有如下信息。一、元朝大军不仅沿大渡河到过泸定的岚安等地，而且也到过如今由康定管辖的营官寨、沙德、塔公一带，到过现今由九龙县和雅江县管辖的，当年是色巫绒土官管辖的地方，这些地方共同的称谓就叫做“木雅”；二、明正土司起码在这时已经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最早得到的朝庭封号是“宣慰司使”。
而到了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为了支持朝庭对云南用兵，明正土司在康定城聚集其属下于“打箭炉”，为朝庭征滇的军队提供马匹转运粮草等军务，这是明正土司东移康定城的起始。骞仲康先生认为，在如今的军分区、康定中学所在地的一大片地方，当年是一片相对平坦宽敞的河滩地，因此，这地方成为明正土司手下的木雅勇士们理想训练地。因而，此地有个地名叫做“达珍塘”（意为射箭或打枪的坝子）。到了清朝时期，“达珍塘”这地方真成了驻守在康定士兵的训练地，不过，这时就有了新的地名叫做“大较场”，如今，好多老一些的康定人还把现在称为“南郊”一带的地方，习惯于叫做“大较场”。
在“达珍塘”一面的山坡向阳地，明正土司挂出自己的旗号，设大帐视事，发号司令。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询问当地一老者（现已过世），此地为何叫做“色多”，老者回答说：“很久以前这地方曾发现过大如石块的黄金。”老者所说虽让让笔者起疑，但也记住了这一说法。明正土司把大帐设在地块坡地上，也让人猜不透原委，难道说仅是因为向阳？
但是不管怎么样，明正土司属下十三头人（一说是十八头人）便都到此处报到听遣。这一处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山坡地，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权力的中心。多年以后康定有了流官的衙门，因为衙门是权力的象征，后来人们就把明正土司曾经设帐的地方叫做了“色多衙门”。而在实际上没有任何属于元、明、清各代朝庭的衙门曾设置于此。
征滇事毕，明朝庭论功行赏，正式册封明正土司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使”，明正土司也没有把自己的权力中心再转回到折多山以西。听从明正土司调遣的一些大小头人，为了及时方便为明正土司效力，也在康定建起了自己的“办事机构”。从此，康定城成为了明正土司驻牧之地。只是，这时的康定城并没有城镇的模样，渐渐增多的人口沿折多河在“色多衙门”下游不远处、如今的“公主桥”附近聚居，慢慢形成村落，也还没有城垣。
清朝初期（约在顺治9年，即公元1652年左右），朝庭收缴明朝发给明正土司印信，直到康熙5年（公元1666年），才重新册封明正土司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康熙39年（公元1700年），发生了明正土司被喇嘛营官第昌侧集烈杀害的事件，清政府派遣大军平息叛乱。事件平息后，朝庭把距打箭炉不远、大渡河流域的咱里土千户等划归为明正土司管辖，进一步扩大了明正土司的权力。
清雍正8年（公元1730年），清政府在康定设置“打箭炉厅”，设置流官，移雅州同知府驻“打箭炉厅”，隶雅州府管辖。同时派遣驻军，此时才开始了为康定城修筑城墙。据《雅州府志》：“雍正8年，安设安阜和营，倚山砌石城一百四十五丈”。《打箭炉志略》载：“查打箭炉原设三门，东门大卡系进省通衢，南门公出卡系赴藏大道，北门雅拉沟系通往各苗蛮小路”，至此康定有了城镇规模。
此前的康定，已经逐渐显现出它在四川西部、西藏东边的经济中心、军事要塞的地位，随着“打箭炉厅”的设置，各族人口渐增，商贸日趋繁荣。“打箭炉厅”的设置，进一步促进了康定这座城镇作为四川西藏交通枢纽，茶马互市中心，川边藏东重镇的快速形成和发展。
康熙、乾隆以来，康定的商贸日益繁荣，交通条件不断有所改善。为维护西藏及川边的稳定，康定也成为重要的军事重地。到了清朝光绪30年（公元1904年），清朝政府升打箭炉厅为直隶厅，加强对康定的控制，以抵御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犯，以发挥对西藏的影响。到光绪34年（公元1908年），正式设立“康定府”，隶安边康道，康定之名始于此。
公元1912年，四川总督尹昌衡奉命西征，将西征司令部设在康定。从公元1912年到1934年，是动乱的年代，这时期内，川边地区先后改设川边镇抚府，川边镇守使署、西康特别行政区、川边边防指挥部等等机构，康定就成为这些机构的府、署、行署、指挥部所在地。1936年7月，民国政府西康省建省委员会从南京迁康定，1939年元旦，西康省正式成立，康定成为西康省的省会。
1950年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康定又成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1951年1月1日，康定县人民政府成立，炉城镇为康定县人民政府所在地。1955年，西康省原宁属（西昌、凉山地区）及雅属（雅安地区）并入四川省，康属一部（昌都地区）划入西藏管辖，其余地区也并入四川省，康定又成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到2015年2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康定撤县设市，又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西康起义和康定解放
西康起义和康定解放，都是康定历史上的大事，别的有的地方，起义之日，就是解放之时。但是康定却不是，宣布起义在先，真正得到解放在后，这是历史的因缘际会，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而不是人为因素为之。
公元1939年，西康建省，省会定在康定。身为西康省主席、掌握西康省党政军大权的刘文辉常住的地方却是雅安。在康定主持日常事务的是西康省政府秘书长张为炯，以代主席身份处理刘文辉交办的各项事宜。10年过后的公元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在彭县通电宣布起义，脱离蒋介石集团。
刘文辉等人宣布起义通电传到康定是12月12日深夜，张为炯连夜布置，于12月13日午前十时，召集西康省政府大小官员及办事人员开大会，会上宣读刘文辉从彭县发来的电报。电文不长：“本主席业于佳日通电，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特闻。”接着宣读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将领在彭县发出的起义通电。西康省政府宣告响应刘文辉的号召，即日起义。
消息传出，康定城中群情振奋，人们载歌载舞欢呼西康起义。公元1949年12月13日成为了西康省政府起义的纪念日。
而在此时，四川的雅安、西昌等地还有国民党军胡宗南的部队还未肃清，蒋介石逃出大陆前布置的“反共游击军”还在利用高山峡谷自然天险与解放军对抗。解放军一时还不能分身前往康定。天全、芦山等县城被土匪摇身成为的所谓“川西反共游击军”围困，西康省会的康定前往雅安、成都的道路被昼伏夜出的国民党匪帮阻断，除电报往来，人员马帮都无法通行。
公元1950年3月5日，以田中田为首的一股国民党军残部避开解放军，专走小道，从崇山峻岭中流窜到金川、丹巴等地，以其中一路人马翻越康定北面的大炮山，沿雅拉沟进攻康定，另一路取道大渡河顺流而下，再从瓦斯沟往康定进攻。张为炯为首的起义西康省政府，未能掌握准确情报，判断失误，省政府内主战、主退两方意见相持不下。张为炯只好带领起义的西康省政府大部份人员，离开康定城，撤离到折多山以西的营官寨等待解放军。
国民党军田中田残部占领二十天，把康定城闹得乌烟瘴气，他们在城里成立了“西康省会军警联合稽查处”，发出通缉“异党分子”、“危险分子”名单，搜查抄家，戒严封城，无所不用其极；网罗组织反共人员，成立了“西康反共救国委员会”，四下张贴反共标语，威胁恐吓民众。在城外，收罗丹巴、康定鱼通等地的土匪，任命了若干司令、军长、师长，与暂时还盘据在西昌一带的国民党残部遥相呼应，妄图凭二郎山、大渡河天险与解放军对峙。
康定城内，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怀着仇恨的一些人趁机兴风作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能量，以为螳臂真能当车，疯狂抓捕革命者，大肆迫害进步人士，一时间，康定城内黑云翻滚，人民群众苦不堪言。这时，以为宣布起义了就是翻身解放了的康定人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清醒了，在党的地下组织带领下，与田中田匪帮展开了不屈的斗争。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公元1954年3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兵团186师556团从雅安出发，以摧枯拉朽之势，2月22日，翻过二郎山，解放泸定城。3月23日，击溃沿大渡河布防的国民党军残部。田中田布置在瓦斯沟、日地的残兵闻风丧胆，不敢顽抗，一起逃回康定城。
3月23日凌晨，国民党残军田中田部趁天色未明，苍惶从康定南门方向朝盘盘山逃命。3月24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排成三路纵队进入康定城，军容严整地出现在康定人民面前。
康定城终于迎来了解放。这个日子是：公元1950年3月24日。
茶马互市地
茶马互市，最先是指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以茶和马进行交易的活动，但发展到了后来，专指的是汉族地区的以茶为代表的包括粮食、盐巴、布匹、绸缎、白银、铜铁及日用百货等在内的汉地物资，与藏族地区的以马为代表的包括畜产品、高原药材、黄金及各类土特产品等物资进行贸易交换的商贸活动。
简单追溯历史，茶马互市起于唐朝时代，北宋朝时期发展很快。南宋时期，由于北方疆土的丢失，不能从北边得到战争所需马匹，南宋朝庭对西南方向的马匹需求量迅速增长，贫弱的南宋朝庭更需要茶马交易的税利，以弥补和支撑风雨飘摇的政局，以茶求马的交易活动更加频繁。到了元、明时期，茶马互市已从“官卖”为主转为民间贸易为主。清朝，更没有把购买马匹作为首需，看重的是茶马互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从北宋熙宁年间到清朝初期，打箭炉邻近之地都是“南路边茶”总汇地。所谓的“南路边茶”，是指产于四川雅安、荥经、名山、天全及邛崃等地的茶叶，以人力搬运到打箭炉后，再以畜力往折多山以西转运。再经过理塘、甘孜等地再中转朝西藏、青海等地贩运。
而到了清康熙41年（公元1702年），朝庭在打箭炉设置茶关。至康熙45年（公元1706年），建成泸定铁索桥。进入打箭炉的交通改善，打箭炉的茶市更为兴旺。龚伯勋先生考证：“乾隆年间，各地茶商每年在打箭炉销售的茶叶，就已达十万零三百多引。按一道引贩茶叶一百斤计算，纳税银一钱八分计算，一年销售的茶叶在一千万斤以上，征收税银一万八千零五十八两”。
到民国时期，康定已经发展成为川边一大商贸重镇，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民国政府发布《全国商会条例》，定上海、汉口、康定为“总商会”，其它城市都称为“商会”。把康定的商会定为与上海商会、汉口商会置同等地位，康定位列全国“三大商埠”之列，可见当时康定在全国商贸活动中的地位。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当时人口还不上万的康定城中有商户达到250多户，但张央先生却根据他的经历、见闻说：“……城中有300余家汉、藏行商、坐商的生意，造就了炉城的繁华……”
打箭炉商贾云集，茶市兴旺，更带来了商贸百业活动的繁盛。有记载：“打箭炉虽山陬小市，而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类似的许多记载由张央先生、龚伯勋先生收进了他们研究的著述中，对于茶马互市带给打箭炉的繁华作了肯定。于是，打箭炉出现了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一个独特现象——锅庄。
“炉城四十八锅庄，故事而今半渺茫”。写这首诗、发出这个感叹的贺觉非先生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对锅庄已经感到“半渺茫”，到了如今，康定城里再也看不到锅庄的影子，今人已经完全“渺茫”。
首先是对“锅庄”的理解，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很多人一看到“锅庄”一词，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风行康藏高原上的一种圆圈舞蹈。但是在康定城里的锅庄却与这种舞蹈的联系有些扯不上。其实这种圆圈音译为“锅卓”要近似一些，因为“卓”才是舞蹈的意思，而“锅”或“果”的音译，是“围”、“圆圈”的意思，“围在一起舞蹈”才为今天约定俗成的“锅庄”这种舞蹈形式。
一些人以为“锅庄”就是火塘，三个支架上安放一口锅。这种说法却与康定城特有的“锅庄”有一些关联。贺觉非先生考证说：“藏语呼作‘独吉’者凡十三家，计户以锅，每一‘独吉’有大锅一口，锅作桶形，取暖煮茶用也”。这里所说的“独吉”，指的是用石片铺地的较大院落。在打箭炉城内用石板铺地的十三户“独吉”，据龚伯勋、张央、骞仲康、郭昌平等人考证，其实就是明正土司属下的十三个头人最先设置在打箭炉城中的办事处。
龚伯勋等先生认为，这十三个头人的办事处，设置之始就称为“古草”（又音译为谷昌），汉语意为“代表”，而“代表”的就是十三个头人到此地来听候明正土司的派遣。头人们的身份都是“古曹”（又音译为谷章），意为“贵族”。“古草”（谷昌）、“古曹”（谷章）与“锅庄”的发音都很相近，先生们考证说，这极有可能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锅庄”一词的来由。
随着商贸日益兴旺，打箭炉的“锅庄”也由最先的十三家，发展到了四十八户，盛极之时曾有大小“锅庄”70余户。如果说，最先的“锅庄”是为明正土司服务，带有明显的政治行为，到了后来，“锅庄”则完全转变成为了服务于贸易集市交易的、具有客货栈性质的商业行为。
“锅庄”是来往客商下榻地，是来往货物的存储地，还不仅如此，“锅庄”主还是促成交易的中间人、经纪人。促成一单生意，“锅庄”主按比例收取一定的佣金（当时称为“退头”）。买卖双方都因为“锅庄”主的行为，感受到了方便快捷，货物资金的流动快速，生意自然兴旺。“锅庄”坚守诚信，无论代为保管货物，还是代收、代支钱票都为买卖双方作想。集旅舍招待、货栈存放、骡马寄养、乃至承办少量现在所说的“金融业务”于一身的“锅庄”也由此兴旺发达。
现在的人们已经无法看到当年“锅庄”的模样，根据口传和龚伯勋先生等人的研究，当年的“锅庄”，有点类似人们较为了解的“四合院”样子，四周有乱石砌成的围墙，围墙内有用石片铺就的院落。呈凹字形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上为接待来往商家和旅人食宿处，楼下为货物堆放地。转过一楼一底的楼房，后面有拴牛、拴马的露天坝或简易木棚，以及堆放柴草的场所。“锅庄”规模不同，较大的如“瓦斯碉锅庄”，有客房多达30多间，而一般“锅庄”有客房从几间到十多二十间不等。相同的是，不论“锅庄”规模大小，都有一间类似客厅的房间，这里既是接待客人的场所，也是可以进行生意谈判的所在地。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个“锅庄”接待的客商相对固定。尤其是从“关外”地来的藏商，他们的下榻处，货物寄放处不会轻易变动，对于他们，熟悉了，做生意方便，对于“锅庄”主，则意味着有较稳定的客源，稳定的收入。但是，一当常住的客商离去，“锅庄”主们也欢迎其他客商、旅人入住。在清朝中期，“锅庄”的生意十分红火，这种现象延缓到清朝末年民国初期。
可以说，是茶马互市、商业活动的兴起，直接促使了打箭炉“锅庄”业的发达，也使打箭炉出现了别的地方没有的“缝茶业”这个行业，进而打箭炉的制革业、搬运业也围绕茶叶贸易、其它货物的贸易而兴起。
打箭炉成为了茶叶及其它货物的中转、集散地，相应就会催生一些行业的产生、发展。“缝茶业”即其中之一。所谓“缝茶包”是因为从雅安等处运到打箭炉的茶叶，全靠人力背来。背来的茶叶包，都是方便放在“背架子”上的长条形包装。而要从康定再往藏区各地、牧场深处贩运，主要依靠牛力。这就必须把长条形的包装改为方便牛马驮运的、稍短且利于放到牛马背上的包装。将长条形改为方形包装后，为防贩运途中的雨雪，都要用牛皮进行包裹，牛皮接缝相连用牛毛线缝上，这就是“缝茶包”。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因而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甲珠娃”，意为“专为茶叶缝包者”。当年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还有后人，他们回忆说：在茶业兴旺的年代里，他们的先辈每天都非常繁忙。
因为包裹茶叶要用牛皮，牛皮包裹的最大好处是不怕雨淋，也能有效减低遥远路途上的磨损。没有经过专门处理的牛皮称为“生牛皮”，生牛皮不能用以包裹茶叶，把“生牛皮”制作成“熟牛皮”才能使用。制作熟牛皮不仅要用硝水浸泡，更有清洗、搓揉、晾干的一整套流程。其实用以包裹茶叶包的牛皮并没有制作到可以用来制作藏靴、藏袍的那种“熟”的程度，仅是把附在牛皮上的牛毛尽可能地除掉。被认为是合格的“熟牛皮”最后才被分割开来、或割成条、片使用。
“锅庄”既是迎来汉地茶叶的地方，也是发出茶叶到藏区各地的场合。为了方便重新打包，减少转运过程，于是，许多“锅庄”兼有皮革制作的作坊性质，“锅庄”内设内有浸泡牛皮的水池，制好的皮张直接割条缝包，省时也方便。大一点的“锅庄”内不仅有“缝茶叶包者”长住，还有一批专门从事皮革制作的人们在不停忙碌。
打箭炉，依山为城，二水交汇，一条山谷而已。就是因为以茶马互市为主的商贸活动，带来了繁荣，造就了今天康定城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基础。
永远的康定情歌
在全世界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已经与这座康定城融为一体。康定这个地名，始于清末。公元1908年，打箭炉厅升康定府，康定之名才始见于史。可见这首歌的出现，时间为有了康定这个地名以后。至今百余年的时间里，有不少的事象都被人遗忘，而产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首《康定情歌》不仅没有遗忘，反而从地球上发射到了太空。可以预言，这首歌还将千秋万代流传下去，而产生了这首不朽歌曲的康定，也将为人们越来越熟知。
张央先生在他“《康定情歌》四海留情”的散文中写道：“1952年，世界青年联欢会在维也纳召开，共青团中央要求推荐康藏青年参加。自治州推荐了藏族女青年参加，她们在维也纳联欢会上演唱了《康定情歌》，受到热烈欢迎”。张央先生继续写道：“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家太空局在全球范围内选10首最具代表性的歌曲送入太空，我国选取的一首就是《康定情歌》……从那时起，《康定情歌》就成为了宇宙歌曲……”。张央先生还写道：“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曾向全世界推荐最具影响力的民歌，所选中国一首，仍是《康定情歌》……2001年5月29日，歌王多明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演唱会……增唱《康定情歌》……”。张央先生为《康定情歌》而生的自豪之情，浸满字里行间。
但是，《康定情歌》已经超出了“歌”的范畴，而逐渐形成了康定地区的一个文化符号。经久不息的传唱，引起人们的好奇，于是有人开始专题研究，研究越发深入，似乎疑团更多，《康定情歌》就有了除开传唱之外的更大魅力。
围绕《康定情歌》有的谜看似有解，其实并没有答案。首当其冲的是《康定情歌》的作者是谁，虽然从1996年开始到2003年，有关谁是作者的争论持续了数年，但最终并没有找到谁是作者。不过，现今康定城里一批《康定情歌》的研究者们也有共识，这就是《康定情歌》是从康定雅拉沟里飞出来的。是一首产生于山野河畔的民歌，根据之一就是雅拉沟里不仅有“溜溜调”还在传唱，基本的曲调与人们熟悉的《康定情歌》几乎相同。而这首歌的最终形成、之所以有如此的效果，从曲谱、歌词的出现到定型，是生活在康定地方的人和没有生活在康定这个地方的人共同创作的结果。
但是，雅拉沟里的“溜溜调”毕竟不是《康定情歌》。研究《康定情歌》多年的郭昌平先生以他的研究指出：1946年7月，在泸县的青年远征军203师夏令营任音乐教官的吴文季，从来自康定的几个士兵口里，听到了《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歌曲。郭昌平先生通过研究，认为，称为《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康定情歌》最迟也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已经形成，并且在康定已达到家喻户晓程度。把这支歌熟记于心的去服兵役的青年才有可能在泸县地方唱出，并引起音乐人的注意。也由此可以断定，已经在康定地方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到那时才走出了康定，到青年远征军服役的几个青年，是把《康定情歌》唱出康定的先驱。
吴文季记下了曲谱，记下了歌词。返回南京后，把所记曲谱及歌词交给一位名叫伍正谦的音乐老师演唱。为了演唱，请当时从重庆迁返南京的国立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江定仙编配，至此，《跑马溜溜的山上》改为《康定情歌》，并被江定仙编入《中国民歌选》。1947年底，女歌唱家喻宜萱到南京开个人独唱音乐会，她的老同学江定仙送她了收有《康定情歌》的《中国民歌选》，喻宜萱看到了这首歌，立即被吸引，在自己的独唱音乐会中唱了这支歌。在这以后，不仅成为了喻宜萱的保留节目，每场必唱，还灌了她的第一张唱片，1949年6月，喻宜萱出国到伦敦举办她的个人演唱会，把《康定情歌》唱出了国门。
还有一个不解之谜，是很多人都关心的歌中所唱的“张大哥、李大姐”是不是确有其人、其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进入新时期，有的媒体还在康定城中寻找张姓大哥、李姓大姐。曾一度，有人还说出来“张大哥、李大姐”家住何处，从事何种职业。但是这种捕风捉影的“研究”，最终没能服人，只能说说而已。郭昌平先生等研究者认为，歌中所唱到的人物，是对恋爱中青年男女的代称，并不一定是专指某一具体的对象，也是因为如此，才使这首歌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也就能让更多的人能够“对号入座”，让更多的人引起一种心理上的共鸣，质朴无华的歌词道出了人们意中有，却没能表达出的心声。换句话说，是总结和唱出了蕴含在生活中的真理。也许，这也是这首歌能够传唱的重要原因。
郭昌平先生等研究者特别指出，歌词的最后一段，其实是由康定之外的人群在传唱过程中“增添”的，这也十分符合民歌产生、发展传唱的规律，民歌不同于音乐创作出来就相对定型，而是在传唱过程中必然出现增添、删减的情况。但这种增添和删减，也不是随心所欲，其中也有规律要循。由于《康定情歌》最后一段歌词增添得恰如其分，才能与先有的歌词融为一体，传唱得久了也就成为了这首歌的组成，这首民歌因此就有了升华。
另一个谜是，所谓的“溜溜调”从音乐旋律构成上与藏族音乐并不相同，这种曲调从何而来？在汉族地区的好些地方，都有“溜溜调”在传唱。但却不是雅拉沟的“溜溜调”的基本曲谱，因此，研究者中有种看法就是，这种曲调最先是从汉地传过来，而在康定这方山水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间经历了融会到再创作的过程，最终才有了康定雅拉沟自身的这种曲调。
《康定情歌》唱康定的山、云、月、城、人，传达或歌颂的却是人间美好的爱情。有人类就有爱情，这首歌带着所有人“共性”的情感，又以鲜明的康定地方“个性”去表达，在成千上万首“情歌”中脱颖而出，增添的不仅是情歌音乐曲目，也是对康定地方文化的丰富，永远的《康定情歌》也让康定成为了永远。
关内、关外
直到今天，康定的人们要到折多山以西的县城去，或到康定的新都桥镇一带的地方去，都习惯于说：出关，到关外去。康定以外的人多有不解，他们问什么关外？不能怪外地人，人们熟悉的是出了山海关到东北去的关外，出了西北嘉峪关才是塞外、关外这些说法。康定为什么也有关内、关外？
打箭炉这个地方，虽说从元、明以来打箭炉就设厅置府，成为了一个经济繁荣地，政治文化的中心，到了清朝更有重兵驻防。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却没有修筑城墙。直到清雍正8年（公元1730年），才傍山依河修筑了三堵城墙，分别建起了东、南、北三座城门。也就在这以后，打箭炉就有了城镇的模样，于是打箭炉也就有了炉城的称谓。三座城门就是三个关卡，每座城门都有兵士把守，出城就是出关。出东门，是入川大道，出南门、北门则是通向广阔藏区的要道。离开炉城，也叫出“炉关”。
建成炉城的关卡自然称为了“炉关”，称为了“关”自然会的“内外”的区分。虽然关内、关外的说法不知究竟起于何时，不过，“炉关”的说法却找得到文字记载。据说是清朝果亲王所写的《七笔钩》一词中，起首一句便是“西出炉关天尽头”，起码从此时起，便有了“炉关”的说法。据考，这个果亲王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到达过打箭炉，对康藏地方研究的先驱者任乃强先生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记载到：“康定武侯祠有石碑，镌有前清果亲王《七笔钩》词。果亲王于雍正十二年，奉诏送达赖喇嘛自泰宁回藏，以此过炉”。任老先生也认为《七笔钩》出于果亲王笔下，近些年来，有的研究者以为，是有文人托果亲王之名写下了这篇《七笔钩》。在这里先不管《七笔钩》作者是谁的研究和争论，只是据此推论，“炉关”说法也应有三百多年的时间了。
那么，“关内、关外”这种说法的出现，也应当与“炉关”这个说法的出现相距时间不那么远。“关内”不同于“关外”，“关内、关外”的区分，首先就在于进入打箭炉这城以后，便能感受到“关内”的热闹和繁华，百业兴旺，人头攒动。而丢在身后的“关外”人烟稀少，满目空旷。区分“关内、关外”的不同，还有心理上的因素，自从打箭炉成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后，“关内”便拥有了一种比“关外”发达一些、先进一些的自我陶醉。这种影响至今还在，只不过没有人可以明说，没有人主动说出而已。
打箭炉是一个各民族杂居地，特别是商贸活动兴起后，民族成份更为繁重。其中汉族人是最多的一支。在打箭炉居住的汉人，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传统、习俗。居住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在打箭炉城里的生活。但是只要从打箭炉的南关、北关里面出去，到离开打箭炉去更远的只有藏族人居住地，环境、语言、乃至食物都不免有些生疏，自然而然感受到了与“关内”的不同。
由此可以推测，提出“关内、关外”这个说法的不应当是世代居于斯的藏族人，而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汉族人。这里的佐证是，出东关去汉族世居的地方，没有被说成是“出关、去关外”，仅是指从南门、北门离开打箭炉才被说成是“出关、到关外去”。约定俗成，在康定人的心目中，走出康定南门、北门，翻过折多山到更广阔、更遥远的藏族地区去，就是去“关外”了。1914年，一位名叫丁跃奎的人，在他的《西康行军日记》中也说：“南、北二门是进入藏区的关隘，设有关卡，出此二门即为出关”。可见，在那时，就已把“出关、去关外”界定为了从康定城出发去藏区。“关外”，在康定这个地方有着自己的解释。
有趣的是，内地的人到打箭炉来，抑或是到“炉城”来，都由东关而进，这时又有个说法，道是“入炉”或“进关”。入炉是说进入打箭炉、或进入炉城，进关也是指进入康定城。由此可见，“关”这个字在这时对于打箭炉而言，有时是被作为地名在使用的，“关”即康定城，并不是每提及的时候，都是专门指“关卡”。“关内、关外”明显地包含了“康定城里和康定城以外地区”的含义，但没有包括朝东去方向那些地域。
炉客由来
有炉客这个说法起码是在有了打箭炉这个称谓，或打箭炉已经被人叫做了“炉城”以后。显然，还没有康定这个地名问世，就有了“炉客”的这种说法。可以肯定，“炉客”一说出现比康定这个地名要久远。按照“炉客”字面推测，意思是客居炉城的人，而并非土著。从根子上说，康定也算得上是一个移民城市，因为居住于这里的人都是从远近不同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从客居到定居，其间一定有不少变化与经历，因此，“炉客”两个字实际上承载着一段历史，当年的每一个“炉客”，都有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酸甜苦辣。
自称“炉客”，首推“老陕”。“老陕”是康定人对于来自陕西地方的人们的称呼，好像只有对陕西人才这么称呼，没有听到过称“山西”人为“老山”，而对于来自江浙一带的人，则称为“下江人”。
“老陕”们到打箭炉来最先是为了挖黄金，康藏高原盛产黄金，自古以来就极有名声。有资料显示，从明朝、清朝至到民国时期一直到现代，在康藏高原上找黄金、挖黄金的记载没有间断。包括老陕在内的外来人以打箭炉为基地，然后四下寻金、挖金，围绕黄金演绎了无穷故事。
老陕们到了打箭炉才明白，黄金果然是有的，但要从山洞里、地底下、河水里弄出来并非容易事情。而挖黄金，还需有先期投入的本钱，更何况，要知道黄金在何处，即“金脉”的走向更不是随便办得到的事。乱挖一气，肯定不能挖到黄金。许多的老陕，没有从地下挖出黄金来，迫于生计不得不为一些店铺当徒弟，精明的他们却发现了在日常生活中也蕴藏着黄金。
这种黄金就在“有无”之间，把汉族地区有而藏族地区没有的货物贩运过来，又把藏族地区有而汉族地区没有的货物贩运过去，在这交易之中就有利润可赚。有些陕西人就慢慢从肩扛背背的“货郎”变成了商店老板，由小贩摇身为坐商，生意由小变大。
人数众多的陕西人到打箭炉做生意，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到了清朝年代更是成为了一道风景，他们的脚迹遍及康藏大地，涉及了几乎所有的商业行当。他们把在藏族地区也用得着的、产于汉区的日用百货运来贩卖，又把藏区的药材、黄金及土特产品贩运出去，不怕辛苦，不畏艰险。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他们以辛勤为本，诚信经营，生意大小不论，一块银元是利润，一个铜板也是利润，由少积多，渐渐成为巨商大贾。于是在“陕帮”中就有了“老炉客”和“新炉客”的说法，有了事业，有了成就的是“老炉客”，看到别人发财，新近不断加入的则是“新炉客”。有的“新炉客”随时间推移，又成为了“老炉客”。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发大财，来自陕西，一些在生意上并不如意的“炉客”，凭自己的劳力，自己的一技之长，养活了自己，或娶妻，或上门入赘，在康藏高原上安家，扎下了根。“炉客”虽不再是所谓的“客居”，但他们的后人，迄今也没忘记自己的先辈“炉客”是从陕西来的。
而当年这种情形并不只是“陕帮”中独有，从其它地方来的人也有这种情形。都是从别处来到打箭炉的人，称为“炉客”也并无不妥，渐渐，“炉客”一说，便成为了对凡是外来打箭炉的各色人等的通称。而如今的人对于“炉客”的说法已经完全陌生，那段历史已隐入沉沉的烟云之中。更少有人知晓，“炉客”其实与探险、艰苦、跋涉、开创、开发，顽强、拼搏等词句相联在一起。“炉客”这两个字不仅是历史，而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值得继承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