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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不仅要有外表美，还要有心灵之美。美，能表里如一，由内而外，这样的人不仅好看，而且耐看。可能我们无法改变天生的容貌，但是我们能完善自身的内在美，其中不容忽略的便是人格之美。可以说，人格魅力，是自我完善、保持本真的高境界，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财富。
为别人着想百分之六十
季先生语录：
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
人们常说：“生活是一张网。”的确如此，生活中，我们总是与自然、社会以及他人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比如说，之于自然，我们依靠自然而生存；之于社会，我们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之于他人，我们要与他人不断地打交道，哪怕是上街去买个菜，也需要和他人交涉。特别是与他人之间，几乎我们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和他人发生着各种联系。
而这种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它定义为社会关系。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可以说，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试想，当今社会还有谁能做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能自给自足一切？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莫过于利益关系了。对此，季先生认为处理利害关系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面。在季先生看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而且也都十分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又常常会同别人有矛盾的”，常常是“有了你的利益，就没有我的利益。你的利益多了，我的就会减少”，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季先生认为这才是“芸芸众生最棘手的问题”。
事实上，这的确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恰如季先生所说，是最棘手的问题。当提到处理与他人的利益关系时，我们最熟悉的榜样，莫过于雷锋了。世人评价雷锋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季先生谦逊地说：“大概由于我水平太低，我不大敢同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提法。”
季先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这八个字说得太满，满到不能再满的程度。确实如此，世上如雷锋一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的确是有的，但是实在很少。这也正是雷锋之所以高大、伟岸的原因，因为他有常人没有的人格美。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良知和爱心的人。在处理与他人的利益关系时，我们可以不要求自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在考虑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为别人着想，即也考虑别人的利益。谈到这一点，季先生认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
事实上，季先生是个处处为人着想的人，用他的计算方法，是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但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为别人着想只有百分之六十，只能把自己归为好人一类——一个及格的好人。他曾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谨小慎微，性格内向”的人，他也常常是考虑问题时细如毫发的人。而在为他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方面，他总是“自认能达到百分之六十”，因此他才将自己划归好人一类。“我过去犯过许多错误，伤害了一些人。但那绝不是有意为之，是为我的水平低修养不够所支配的。”季先生说这样的话，足以让我们看出他对自己修养的高要求，更体现了他即使拥有伟大的人格却依然谦虚的品质。
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竞争无处不在，而利益冲突也此起彼伏。人们常说，吃亏是福。事实上，为别人着想，未必就是吃亏。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心境。在利益面前，考虑到别人，于他人，你的人格魅力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于己，那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原则和方法，这样的人，容易与人为善。这并不是退缩和忍让的表现，而是一种“有福同享”的至高的人格境界。
生活中，利益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哪怕是与最亲的人之间，也可能会涉及这样的问题。这时候，我们不妨听取季先生的意见，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六十。这样一来，我们既能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又能不损害别人的利益。这是我们应当拥有的品质，也是我们完善自身人格，保持真我的一种好方式。
当然，生活中，为他人着想不单局限于利益关系问题上，还包括众多方面，比如，体会父母的操劳，关心朋友的处境，等等。我们可能无法做到时时刻刻都守在父母身边，但是，逢年过节回家，替劳累的父母洗洗衣服、洗洗碗、打扫卫生总是可以的；对朋友，我们可能难以做到每时每刻都去关心他们，但是若他们一有困难，你就能站出来，帮助他们，这也是为朋友着想的一种表现……
不论为之着想的对象是谁，性质怎样，人生几十年，我们都不能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们不要求自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我们却可以如季先生所说：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六十，即做一个及格的好人。
人生旅途中，我们要做一个有本真，有人格魅力的人，季先生“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六十”的方法，不失为我们完善自我人格的好方式。
临财不苟得
季先生语录：
《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种教导属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之列。然而，几千年来，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所以老百姓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此风之普遍，至今尤甚。什么叫“贪污腐化”，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钱。
所谓“临财毋苟得”指的是，面对钱财不随便求取，而应该廉洁自律。在钱财的诱惑下，能做到临财不苟取的人，很少。所以，季先生发自肺腑地感慨道：“几千年来，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我们不能说，世人都爱钱，但是世人或多或少都需要钱，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讲到钱财问题，古今中外，人们都持有不同的态度。最主要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见钱眼开，一种是如季先生所说的，“临财不苟得”。
当提到对钱财的态度时，我们更多想到的可能是为官者对金钱的态度。事实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无法否认，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不高，有多高，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们的收入水平，用俗话来说，就是取决于人们所拥有的钱财的多少。
可见，钱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每一个人都深谙其中的道理。因此，在钱财的诱惑下，人们难以不为所动。特别是对那些注重名利钱财的人来说，他们所持的态度，大多就是第一种，即见钱眼开。正是因为社会上有这样的人，所以，才会有一些贪污腐化的现象，社会上才会有一些所谓的黑幕。
对此，季先生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一些不尽相同的原因，贪污腐化之风，颇有抬头之势。贪污与腐化，虽名异而实同，都与不同形式的“财”有关。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最后又必同归于尽，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现象了。
可见，季先生对此是看透了。对于物质的过度追求，最后都“必同归于尽”，一切终成空，不是自己的，拿着也终究不会是自己的。
那么，我们对待钱财，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关于这个问题，季先生非常推崇陈寅恪先生的态度——临财不苟得。所以季先生称赞道：“寅恪先生，一介书生，清廉自持，不该取之财，一文不取。他是我们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面明镜。”
历史上，临财不苟得的人也很多，唐朝的李勉就是其中一个。据说，在李勉为官之前，有一次，在他外出学习的时候，偶遇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两个人很投缘，一见如故，常常在一起评诗论书，非常要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这位书生忽然患了重病，并且自此一病不起。临死前，这位书生对李勉说：“兄弟，我可能不行了。我的行囊里有一百两银子，这是我进京赶考的盘缠。现如今也用不上了。我死后，还得麻烦兄弟你帮我办理后事。剩下的银两，区区小数，算是我答谢你的，你不要嫌少，千万要收下，我才能走得安心。”
李勉听着书生说这番话，很是痛心。当面收下了银两，好让书生安心。不久以后，书生就死了。李勉尽心尽力帮他办理丧事，丧事办完之后，还剩下许多银子，但是李勉一两都没有动，全都包好，放在书生的棺木里作为陪葬。
后来，李勉考取功名，做了大官，他也始终保持着临财不苟得的真我品格，一生廉洁，深得百姓的赞许。
世上真正能够像李勉、陈寅恪一样做到临财不苟得的人，不多。所以，季先生才会对很多人追名逐利而感慨万千。一个能做到临财不苟得的人，并不是他不需要钱，也并非他讨厌钱，而是他有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品格。这样的人，身临钱财的诱惑，能控制自己的欲望，降服贪婪之心魔，不为所动。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要坚守真我，完善自身的人格，临财不苟得这条路是一条非常难走的路。但是，真正能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将会如季先生及其所颂扬的陈寅恪先生一样，成为坚守真我的典范。
因此，我们都应该像季先生，像陈寅恪，像李勉这样的人学习，做一个临财不苟得的人。如此方能做到，一生该坚持的都坚持，一生该摒弃的都摒弃，做最本真的自我。
“商不厌诈”不可行
季先生语录：
中国古代兵法主张“兵不厌诈”，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却万万不能提倡“商不厌诈”，这样做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结果的。
所谓“兵不厌诈”指的是用兵作战不排斥运用诡变、欺诈的策略或手段克敌制胜。它主张作战前故意隐瞒自己的实力，然后“出其不备，一举攻之”。在战场上，这是一种作战的权术。
但是，这种权术在今天，被人运用在为人处世上，就变成了季先生所说的“商不厌诈”。所谓“商不厌诈”指的是行商的人为了获利而造假，与此同时，还让假冒伪劣产品打着名品的头衔去销售，进而大获其利。在商界，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对此，季先生深表痛斥，说：“古人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小的掺假逐渐会变为大大的掺假，则几百年的盛名会毁于一旦，岂不大可惜哉！岂不大可哀哉！”
做生意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若是做一个没有真才实学的“假货”，并且不因此感到可耻，反而到处耍小聪明，企图蒙混过关，骗倒众人，自己获利，这到底还是行不通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表现。
的确如此，人生在世，我们要做一个表里如一，有真才实学，诚实的、经得住考验的人。这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原则，亦是一个有良好品格的人该有的修养。否则，即使暂时可以蒙混过关，甚至春风得意，但是，长此以往，自己几斤几两，别人终究掂量得出。那时候，最后要栽跟头的人，还是自己，不可能是别人。另外，这样的行为不仅害自己，而且可能会影响他人的利益。所谓害人害己，百无一益，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历史上，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最后落荒而逃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当南郭先生混在人群中吹竽的时候，他能蒙混过关，为此他沾沾自喜。可是当要求单独吹竽的时候，他就立即现出原形，因为害怕被惩罚，他不得不匆匆逃跑了。
试想，若是南郭先生有诚实的品格，那么他又怎么会落个逃跑的下场呢？相反，他可能会在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上坚持自己的风格，保持本真，最终取得成就。
而北宋晏殊正好同南郭先生相反，晏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诚实品格的人。
晏殊十四岁时，有位官员很欣赏他，认为他是个神童，于是竭力向皇帝举荐。宋真宗召见了他之后，决定让他参加进士考试。考试的时候，晏殊发现试题是他考前反复练习过的，于是他实言相告，向真宗申请换题。换题之后，晏殊的文章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如此一来，真宗非常欣赏晏殊。他发现晏殊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着常人难有的诚实品格。真宗欣然赐给晏殊以“同进士出身”的称号。
后来晏殊就职。京城的官员们经常举行各种宴会，由于家境贫寒，晏殊从不参加，只是在家中读书写文章。有一次，真宗得知了这一情况，以为晏殊好学，认为他这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精神正是贪玩的太子该学习的。于是，真宗将晏殊提拔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
晏殊去谢恩的时候，实话告诉真宗：“其实，我也喜欢吃喝玩乐，只是因为家境不好而已。我要是有钱，我也会去参加宴会。”真宗听完之后，更为欣赏晏殊，从此更加信任他、器重他。
正因为晏殊既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又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才能深得真宗的赏识与器重。
人生中，我们应当和晏殊一样，做一个有着良好的人格，坚持本真的人，而不应当和南郭先生一样，滥竽充数，鱼目混珠，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俗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正有实力的人，讲诚信的人，走到哪里，碰到什么样的考验，都不怕。须知，假的终究是假的。谎话说得再好，圆得再好，也会有被戳破的那一天。
因此，不如澄澈到底，做一个坚持本真、拥有完美人格的人，以诚信为本，同时不能忘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诚如季先生所言：唯“诚实”才能“成功”。
总而言之，我们要坚持本真，拥有完美人格，“商不厌诈”不可行。
做人要有正义感
季先生语录：
我虽然在任何书里还没有找到关于“正义”的定义，但一般人却对“正义”都有一个不成文法的共同看法，只要有正义感的人绝不许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打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在小说里我们常看到一个豪杰或剑客走遍天下，专打抱不平，替弱者帮忙。虽然一般人未必都能做到这一步，但却没有人不崇拜这样的英雄。
何谓“正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解释是：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如此看来，正义也是一种品格，一种辨别是非、主持公道的品格。
在中国的传统美德中，正义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正义的民族。
在西方，很多民族认为，力量等于正义。也就是说，谁有力量，谁就有正义。譬如，伊凡四世，纵然那个时代的人民痛恨他，但是时代一过，后来崇拜的、赞美的还是他。因为他有无穷的力量，代表着人民心中的正义。
而在中国，正义不等于力量。正义代表公正。譬如，在众多武侠小说中，那些行侠江湖，为老百姓伸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才是真正的正义。像西门庆这样的恶霸，纵然他有钱、有才、有权，无论时代怎么变，他始终都不可能成为正义的象征。
人生中，要坚守本真，成为一个拥有完美品格的人，首先就得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有人说：正义是第一美德。还有人说：只要提着正义之剑攻击，再柔弱的手臂也会力大无穷。
由此可见，正义，是我们完善自己人格的法宝。事实表明，一个始终都讲正义、有正义感的人，才能坚持自我，成为一个坚守本真的人。而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拥有完美人格的人，也才能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众所周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便是正义的化身，因为正义，所以它在人们心中树立的是一种伟岸的英雄形象。
可以说，“三打白骨精”将孙悟空的正义表现得淋漓尽致。起初，唐僧以慈悲为怀，阻止孙悟空打白骨精。但是，白骨精的原形逃不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为了铲除这个祸害，不让它伤害师傅，祸害百姓，孙悟空不顾头痛，一棒打死了白骨精。
但是，唐僧却认为孙悟空这是杀生，是不慈悲的表现，是滥杀无辜。因此念起了紧箍咒，要把孙悟空逐走。孙悟空痛得打滚，对着师傅拜了三拜，便离去了。
尽管孙悟空这次被师傅严厉惩罚了，但是，之后在“八十一难”的其他磨难中，遇到祸害人间的妖怪，它还是毫不犹豫地与它们斗争到底。这就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它的正义感。
这是神话中的正义感。生活中，我们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进而坚守本真，完善自己的人格，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去努力。
比如说，在生活中，遇到蛮横不讲理、仗势欺人的人，可以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在当今社会，恃强凌弱、以大吃小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哪怕是小孩子之间，这样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如要杜绝这样的现象，作为旁观者，我们就当秉持自己的正义感，站出来维护正义的一方，驳倒非正义的一方。而作为当局者，非正义的事，我们不要做。要敢于用正义来要求自己，要让自己拥有正义这样的美德。
否则，正义得不到伸张，非正义占据整个社会和人生，黑的反而成了白的，而白的却只能含冤变成黑的。这是非常可怕的。
人生中，我们应当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打击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有真我、有良好品格的自己，才能为社会的和谐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同时，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必须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而不是奢望别人主动站出来为你伸张正义。
只有首先自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有正义这一品格，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才愿意主动站出来，为你伸张正义。而这，也正是季先生从自身的经历中所总结出来的道理。
总而言之，坚守真我的人生，需要正义这样的品格，人生在世，做人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做人要讲礼貌
季先生语录：
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没有礼貌是目中无人的一种表现，是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如果这样的人多了，必然产生与社会不协调的后果。
松苏内吉说：“礼貌是人类共处的金钥匙。”可见，礼貌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社会，若是不讲礼貌，将会成为一个混乱而又野蛮的社会。因此，礼貌是一个社会的必要条件。
人生在世，为人处世，少不了礼貌。中华民族向来以优良的道德传统著称。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在道德情操和个人修养上，人们都予以礼貌以高度的重视。的确如此，生活中，处处需要礼貌。
例如，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熟人之间需要讲礼貌，古人所提倡的“礼尚往来”就是一种礼貌。除此之外，封建社会的“三纲六纪”、“人伦五常”等也是一种礼貌，尽管在如今看来，这样的礼貌有糟粕的地方，但是，诚如季先生所分析的，它们还是有可取的一面，因为它们能为良好的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不仅熟人之间要讲礼貌，就算是陌生人之间，也要讲礼貌。比如，受人恩惠，要说“谢谢”，这是一种“轻礼”。而古往今来，人们所提倡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则是一种“重礼”。再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种礼。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人与其所生活的环境之间也存在着礼貌关系。但是，这样的礼貌关系，事实上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礼貌关系，但是，它需要以环境为衬托。举个例子来说，现如今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社会，许多年轻男女公然在公共场合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对此，季先生认为这是一种不讲礼貌的表现。用老一辈的话来说，叫“伤风败俗”。事实亦如此。尽管这是一个倡导自由的社会，但是所谓的“公共场合”就是公众共享的场合。既然如此，在公共场合忘我地亲热，就未免表现得有些自私，势必影响他人。拿高校来说，学校是学习的地方，若是每个学生都沉迷于这样的花前月下，那大学就不是铸就人才的熔炉了，反倒是浪费青春的场所。
对于这一种不讲礼貌的表现，季先生语重心长地劝诫说：“如果一个人孤身住在深山老林中，你愿意怎样都行。可我们是处在社会中，这就要讲究点人际关系。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没有礼貌是目中无人的一种表现，是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如果这样的人多了，必然产生与社会不协调的后果。”
综上可知，生活中，礼貌有许多种。身处社会中，不论是何时，都应当做一个讲礼貌的人。这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更是一种修身之道。德国诗人歌德说：“一个人的礼貌就是一面照出他的肖像的镜子。”事实上，一个人的礼貌不仅能照出他个人的肖像，还能照出他的内心。因此，一个人若想提高自己的修养，做一个让别人喜欢的、问心无愧的、有修养的人，那么，礼貌这一课是不容落下的。
古时候有一个叫牛皋的人，很不讲礼貌。有一次，他迷路了，向一个老大爷问路，老大爷不但没有给他指路，反而骂他没教养，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过了一会儿，岳飞也来到这里，他也迷路了。他看到老大爷，立即下马，然后毕恭毕敬地给老大爷鞠了个躬，很有礼貌地向他问路，这位老大爷见岳飞是个很有修养的小伙子，便热心地给他指了路。老大爷指完路后，岳飞又郑重地向老大爷道谢、告别。
一位穿着高跟鞋的年轻女士不小心踩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一脚，这位女士连忙诚恳地说：“对不起！”小伙子没有大发脾气，而是微笑着说：“没关系。”于是，一场可能的争吵避免了。诚如季先生所说的，因为这样微不足道的事而不讲礼貌，而大动干戈，是小题大做，是自找麻烦。
确实如此。因此，生活中，我们应当做一个讲礼貌的人。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季先生所说的“眼下，绝大多数的人，都抱怨现在社会上不讲礼貌”的现象。须知，礼貌是使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催化剂。俗话说：礼到人心暖，无礼讨人嫌。最主要的是，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礼貌不仅能在人与人之间架起宽容、理解的桥梁，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与品格。一句话，拥有完美人格的人生少不了礼貌。
君子成名不逐利
季先生语录：
我们常讲，在世界上，争来争去，不外名利两件事。名是为了满足求胜的本能，而利则是为了满足求生。二者联系密切，相辅相成，成为人类的公害，谁也铲除不掉。古今中外的圣人贤人们都尽过力，而所获只能说是有限。
古人云：名利之心，人皆有之。自古以来，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概莫能外。从古至今，多少人因追名逐利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从中，人们的名利之心，可见一斑。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一个极端，它深为世人所推崇，即如陶潜那般对名利予以淡泊的态度。前者是不当为我们所取的，因为将名利作为人生的追求，不仅是人生价值缺失的表现，也是人格上的一种缺陷。而后者，人生在世能淡泊名利，是坚守本真，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表现，自古以来，深为人们赞许。
但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在当今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一个毫无名利之心的人，可以说，是难以立足于社会的。一旦有竞争，就必然会有求胜之心，而这不正与名或利密切相关吗？说完全没有求胜的渴望，那是非常牵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求胜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追名求利的人。这是对自我人格的一种亵渎，更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毁灭。
试问，当今社会的一些贪官腐败之徒，若不是追名逐利之心过剩、过强，他们能走上被枪毙或者是被终身监禁的道路吗？“自作孽不可活”，到底还是追名逐利之心让他们自食苦果了。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人生中，该拥有的名誉或者利益，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是无可厚非的。这样的人，其为人是坦荡的，其品行是端正的，其人格是良好的。但是，如若将逐名逐利定为人生的全部或者是最高追求，那么，这样的人格是不足为道的。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他被宋王作为使臣派往秦国。他出发的时候，宋王给他的全部财产是几辆车。但是，曹商从秦国回来的时候，却带回了一百辆车，还有许多银两和珠宝。
曹商回国后见到庄子，便不断地炫耀自己。他说：“先生啊，像您这样长年住在偏狭的陋巷里，穷得揭不开锅，饿得面黄肌瘦，每天只能靠编织草鞋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我一天都过不下去！您看看我现在，靠着自己的能言善辩，赢得秦王的欣赏，秦王一高兴，便赏了我一百辆车，我现在的生活多好啊。这就是我曹商与您不同的地方。”
庄子轻蔑地看了曹商一眼，直言不讳地说：“我听说秦王在生病的时候召来了许多医生，对他们当面许诺：凡是能挑破粉刺排脓生肌的，赏车一辆；而愿意为其舐痔的，则赏车五辆。治病的部位愈下，所得的赏赐愈多。曹商你得到的赏赐这么多，一定是舔了秦王的痔吧？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
曹商为了赢得秦王的赏识，为了追名逐利而不惜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一切以“利”为重，把名利当作是自己的最高追求，试问，这样的行为是可取的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庄子蔑视和嘲笑曹商的缘故。曹商的例子对于生活中那些以追名逐利为最终目的的人来说，不失为一面明镜。
那么，我们究竟该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名利，才不损害我们的人格，至少不给我们的人格带来负面的影响呢？对此，季先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季先生直言不讳地相告，“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但是，他也坦诚地告诉人们：“即使我想再往上爬，我也绝不会奔走、钻营、吹牛、拍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一辈子没有干过。”的确，季先生一生对待名利的态度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比如他在《病榻杂记》中的“三辞”就将他对名利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季先生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人。纵然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有名利之心的人，但是，他不会刻意地追名逐利，更不会因利而求名，相反，他的做法是：成名不逐利。
何以见得？拿“学术泰斗”一名来说，不论是从季先生在语言学上的成就来看，还是从他在比较文学上的成就来看，“学术泰斗”这一桂冠戴在季先生头上都是当之无愧的，试问，当今学术界，还有谁能如季先生一样在梵语研究上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再问，又有谁能如季先生一样，精通几十种冷僻的外语？然而季先生用自己的成就铸就了自己“学术泰斗”之名，却不去争夺“学术泰斗”之利，而是公然请辞“学术泰斗”之冠冕，把自己打成一个“平民泰斗”。
与学术界那些为了争名逐利而卖弄玄虚的人相比较，季先生真实、坦然、谦虚的品格更为突出。而这也正是季先生完美人格的真实写照。
人生于世，对待名利之心，我们应当以季先生为榜样，成名不逐利，做一个有真才实学却又不追名逐利的人。这样一来，我们自身的人格也会因之而不断地完善，而不会沦为名利的囚徒，成为一个人格有缺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