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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1
民国七年（1918）伊始，北京少雪，极严寒。在南方，因粤督莫荣新拘捕大元帅卫队六十余人，1月3日晚，孙中山下令驶入广州大沙头的“永丰”“水翔”“楚豫”三艘军舰，猛烈向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开炮。广东督军莫荣新没有下令还击。
次日，孙中山召莫荣新至大元帅府，指责他执政无方，将广东弄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莫恭敬认错，并答应孙中山拨财政收入给军政府使用的要求。但与此同时，莫暗派刺客，不料被孙中山亲军侦破缉拿。局势颇为混乱。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一月间《新青年》开会，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
1917年9月，刘半农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进入北京大学，然后又同时投入到几乎已经陷入停顿的《新青年》杂志的复刊工作中。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曾致信钱玄同：“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吧……比如作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它，你说对不对呢？”
应该说，这是有案可稽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因为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共同努力，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四卷一号开始，转为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
那天，会议由陈独秀主持。除了六位编委，尚请撰稿人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王拱星、陶孟和等人参加。陈独秀见与会者阵容齐整，人才济济，先就多了几分兴奋。为此，他先为与会者泡了一壶茶，亲自端给大家，在热茶袅袅飘香之时，他说，《新青年》去年发行一万多册，上海的群益书社虽嫌发行量少，但在全国，《新青年》仍是最有号召力的刊物。并告诉诸位，接受钱玄同的建议，自今年始，《新青年》改竖排为横排，每期15日发行。
钱玄同大声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建议以后所有文章应都用白话文体。”
陈独秀笑道：“同意你的意见，却不应太绝对。”
陈独秀见一贯慷慨激昂的钱玄同并不坚持己见，就点将身边的沈尹默：“沈二，你也发表一下宏论。”
沈尹默推了推鼻上的深度眼镜，一向不善辞令的他，今天却拿多年前陈独秀评价他的字的话幽默了一下：“不敢、不敢，‘其俗在骨’也！”
众人会意地大笑后，沈尹默看看周树人说：“还是听听编委之外的豫才兄的高见吧。”
沈尹默小周树人两岁。沈尹默生于吴兴，周树人生于绍兴，算是同乡。早在1909年秋，沈尹默经其弟沈兼士介绍，在杭州与周树人相识。那时，周树人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记得，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常饮酒吟诗，印象深刻。1913年，沈尹默应北京大学之聘，到预科任教，周树人则经蔡元培（一说许寿裳）推荐，已在北京教育部任职。自此时始，两人交往密切。
钱玄同又插话：“豫才兄已答应给《新青年》作小说。”
周树人不在北大教书，又不是《新青年》的编委，自然是抱着听听的态度来的。他手里捏着烟，用浓重的乡音说：“玄同几次登门索稿，我就作篇白话小说试试。”
陈独秀高兴地对很深沉的周树人说：“太好了，《新青年》的白话文学有了新诗，就差新小说了。另外，下次开会，还望多发高见。既然来了，就不是局外人了嘛。”
李大钊很朴实谦和，一直在静静地听大家议论。他与周树人并不熟。他知道周树人也曾在日本留过学。祖父罹罪，家道中落，其父早丧。16岁时，即背囊外出求学，26岁时，由寡母为他娶一房媳妇。妻子既无文化，且裹小脚。周树人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事。而李大钊自己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抚养，老人怕日后无人照顾，在他11岁时，为他迎娶了大他9岁的妻子。他与周树人表面接受、心里抗拒不同，他既接受了祖父的安排，又与贤良的妻子好好过日子。他知道旧时代知识分子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之间，是很难调和的。你自己可以抗拒婚姻，个性解放，但另外一个人却遭遗弃。
当陈独秀请新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谈谈办刊的意见时，李大钊忙收回思绪，说：“既然是同人刊物，我想最好实行轮流编辑，发挥个人所长，面貌当为之一新。当然，为保证《新青年》的质量和风格的一贯性，建议对稿件建立集体讨论制度。”
陈独秀频频点头，他很喜欢敦厚的李大钊，便高声道：“守常的建议极好，就照此办理，诸位仁兄以为如何？”
众人表示支持。刘半农就新诗创作重申了两条意见，一曰改用新韵，二曰增多诗体。刘半农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有感而发，在当年五月的《新青年》上，即著《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在美国读后，很赞赏，遂在日记中表示支持。钱玄同后来以《新青年》的编辑身份在给刘半农的信中说：“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在会上，发给大家的《新青年》（1月15日第四卷第一号）上，不仅登了此信，还附有刘半农去年11月28日的答信。其时刘半农到北大预科任教正好半年。
巧合的是，沈尹默与胡适的同题诗《鸽子》《人力车夫》也发表在这期《新青年》上。尽管两诗意境和手法各有千秋，但都抒发了对劳苦车夫的人道主义同情。胡适用对话体，写坐车者不忍心坐年轻车夫的车，但又要让车夫赚到钱，不得不坐。沈尹默则用对比写实手法：“人力车上，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而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沈之诗都反映了作家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关注，为到会者所称赞。
坐在沈尹默身边留着浓髯的周作人，就捧着《新青年》，温和欣喜地对沈尹默说：“好诗，好诗！尹默兄善用旧诗音节，双声叠韵，音调抑扬顿挫，意境别致，耐人寻味。”
沈尹默抱拳回敬。
快散会时，钱玄同从他永不离身的皮包中，取出一封胡适1月12日写给他的并问候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的信，念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此次新婚，曾作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吧！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钱玄同刚刚读罢还要说些什么，沈尹默却抢了话头，摇头晃脑，有些口吃地说：“两情相悦，琴瑟相得呀，适之好快活。”
众人跟着笑起来。
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周树人和李大钊，然后叫道：“适之回来，喝他的喜酒！”
胡适回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尚未赶回北大，没能参加《新青年》改组同人刊物的会议，但改成同人刊物，是他与陈独秀经认真探讨后做出的决定。应该说，《新青年》团体在意识精神上，是以胡适和陈独秀为核心的，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陈独秀与李大钊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前，《新青年》是胡适主导的一个非政治的学术期刊，以“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胡适参与《新青年》那一两年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思想文化工程上；把文学从“死”变“活”，把“神”“鬼”变成人；在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口号下，诞生了一批崭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把被称为俗文学的白话文学变成为正宗“国语文学”；大量介绍了世界新文学、新学术、新思潮，历史证明，《新青年》为文学的解放和人的觉醒做了开创性舆论准备，功不可没。
2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有条绒线胡同，在一座四合院里，住着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林纾字琴南，乃古文家、翻译家。光绪八年举人，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自称“清处士”，矢忠于光绪。此公并没受到前清的多少恩宠，却在清亡之后，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伏地磕头，失声痛哭，往往弄得守陵人也跟着垂泪。这有点像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的情景。
末代皇帝溥仪为褒奖林纾民前对清的忠心，曾赐题字“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得此，林纾九顿伏地，泪如雨下，过后还写诗抒怀：“从来无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
林纾对前清的孤忠，并非做做样子，以求名扬士林。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第四天，亲自到绒线胡同林宅，请林纾出任顾问。林纾以前清遗民自居，拒绝应聘。
林纾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林纾为人热情，好急人之难，性淡荣利。能诗善文，从事小说戏剧创作。文章崇尚韩柳，擅叙事抒情，婉媚动人。他又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著名的小说翻译家，因翻译了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一百七十余篇欧美小说而风靡文坛。有趣的是，他并不懂外语，而是靠朋友口述，用一手漂亮的桐城古文为之。他著作颇丰，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官场新现形记》多种。林纾晚年日趋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北京的三月，寒风凛冽，绒线胡同的林纾看到《新青年》四卷三月号上“文学革命的反响”的总标题下，有一篇王敬轩致《新青年》的信，作者自称是留学日本学过政法，坚持“中体西用”的人。文章顽固维持封建伦理、罗织种种罪状，恶毒攻击白话文学。林纾读罢，觉得王敬轩有股古道热肠。可再看记者写的《复王敬轩书》，就觉得有些刺眼。记者酣畅淋漓地逐条批驳了王敬轩的谬论，竭尽冷嘲热讽地将矛头对准封建文化的神位。
此信的开头写道：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词”，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来看，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记者的《复王敬轩书》，矛头直指林纾，将之批得体无完肤，最后，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字送给“王敬轩”们。
林纾乍读《复王敬轩书》颇为气愤，但当他冷静下来，发现“王敬轩”致编辑部的信中的口气、文字，有些像自己独步海内的古文造诣，而记者的批驳又丝丝入扣，从中看出了些端倪。他于是一笑，心中骂道：“竟用这等下三烂手段羞辱老夫！”
大约与此同时，《新青年》的同人们还有周氏兄弟在编辑部，也高高兴兴地议论王敬轩与记者的这场辩论。
沈尹默不知就里，问陈独秀：“这位顽固的王敬轩是何许人氏？记者又是哪位？”
陈独秀诡异一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
沈尹默见钱玄同与刘半农得意地笑，明白了：“啊，原来是二位演的一出‘双簧戏’呀，妙，妙！”
钱玄同道：“那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攻击仲甫、适之兼新文学运动，嚣张得很，于是我与半农就这般羞臊他。”
陈独秀表示：“玄同与半农借此造些气氛，打杀一下老顽们的气焰，斗争之所需，要得，要得。”
胡适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玩这种文字游戏，未尝不可，但既为严肃论战，这么做有悖正人君子的磊落。《新青年》靠的是大气和正气。”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的学究气，对大家说：“适之反对走极端，有君子‘刍议’之风。”
胡适听后，笑了。就在去年，北大有一出身官僚家庭的学生，行为多有不端，就有人写了“征伐”其人的告示，贴在西斋的墙上。傅斯年也憎此君，遂写匿名揭帖参与“征伐”。引来众人观看，不少人还在上面进行圈点，语言也多出奇。
校长蔡元培对此颇有微词：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同砚，不合作人的道理，诸君若对他不满意，出之同砚之谊应当劝诫。这样的做法才是耿直的。至于匿名揭帖，看着博彩，大肆挞伐，受之者纵然有过，也不易悔过，而施之者则为吃亏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今后都要洗心革面，否则这种行为必致品性沉沦。
虽然校长没有指名道姓，但这番用心良苦的批评，让傅斯年大彻大悟。于是胡适对钱玄同和刘半农说：“尊重对手，有理有据。与人辩论，不要达到顶点和争吵的地步，纵使你认为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但发表意见总得谦逊一点，冷静一点（［英］吉斯特菲尔）。”
周氏兄弟一直在认真地听，周树人捏着烟，不时会意一笑。
后来，周树人对陈独秀和胡适有一段独特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座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抢，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
论得是否精辟，仁智互见，但从中可以看出周树人对陈、胡是存有戒心的，尤其对胡适，所谓“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无非是“阴险”的另一种表述，在文坛影响甚坏。而恰是周树人“更亲近的半农”，挺身而出，大批所谓胡适“阴险论”。那是周树人发表了上述有关陈胡的高论之后的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专门写下为胡适辩护：
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诰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笑慰之”直陈刘半农之坦荡。孟真者，乃胡适学生，北大教授傅斯年。孟邻者，北大校长蒋梦麟，皆真君子。逵羽，是当时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在刘半农的劝说下，樊际昌消除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的对胡适的误会，遂与胡适成为好友。后半生一直追随蒋梦麟，后到台湾任农复会秘书长兼总务处长。
周作人至晚年，还以当事人的身份著文，造谣刘半农与胡适一直不睦，攻击胡适的人品，致使《新青年》团队的面貌混乱不堪。
但不管怎么说，钱玄同与刘半农联手演的这出“双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3
北京的四月，春风吹绿了北河沿河畔的两行垂柳。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改良八事概括为四句话：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又提出建设的新文学论唯一的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意图在于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只遵从心灵的呼唤，就很可能说出真话、新话、惊世骇俗的话。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过自己的路程。以“新质”冲破“旧文”，建设新的质文平衡，揭示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后三天，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召开成立“新民学会”大会，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等十三人参加会议。1915年秋，毛泽东写了一则征友启事，发给长沙各校，很快便有二十多位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决定成立“新民学会”。本次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新民学会”成立之前，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了“进德会”，旨在改造社会风气，彻底清除不良现象。早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前，他就与同盟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起，建立过无强制约束力的进德会。还议定八条会约：一为不狎妓，二为不赌博，三为不置妾，四为不做管理，五为不做议员，六为不吸烟，七为不饮酒，八为不食肉。
后来蔡元培在孙中山的苦苦劝说下，决定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时，李石曾、章太炎等进德会会员，认定他官瘾太重，做人有失道义。但后来看清袁世凯的野心后，蔡元培与同盟会四总长集体辞职，人们才认识蔡元培为人的清正。
北大“进德会”建立后，胡适、李大钊等教授积极拥护并主动加入“进德会”，到“进德会”正式成立前，已有四百六十八位师生报名参加。
陈独秀有些尴尬。他与高君曼最近闹得很厉害，高君曼得知陈独秀到北京后常拈花惹草，还逛八大胡同，骂他无耻之徒。陈独秀第二次婚姻又出现了裂痕，以陈独秀的性格，自然不会低头认错与妻子修好。他的《丁巳除夕歌》，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绪。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蔡元培从沈尹默处知道陈独秀夫妻失和，也听不少人说陈独秀有狎妓绯闻，私德不端，作为朋友，他有责任劝诫仲甫。于是，他利用“进德会”来约束他，在入会条件上写道：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唯入会以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陈独秀自愿入了会，后又犯了戒律，果然被罚，那是后话。
湖南“新民学会”与北大“进德会”互为犄角。提倡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就要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知识分子，就要以身作则，垂范世人。用胡适的话说，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一可以律己，二可以谢人，三可以止谤，止谤莫如自修、自重。
4
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有了这双峰相辉映，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和“乘势英雄”鲁迅，才有了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的辉煌。
谈新文化运动，谈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必然要谈胡适和鲁迅，否定谁，都违背历史真实。
胡适比较理性，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鲁迅则比较感性，主要是从文学的渠道批判传统。胡适的反思更直接，鲁迅的批判则较隐晦。
可惜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始，因意识形态的原因，人为地把胡适与鲁迅对立起来，由此开启了对胡适只有批判、对鲁迅只能歌颂的既无根据又无研究的格局。直到今天，这种格局也并没有多大改变。
话有些说远了，暂时打住。
1918年清明节当晚，钱玄同与刘半农沐浴着仲春溶溶月色，走进补树书屋。周树人正吸着烟，喝着茶，油灯下眼里闪烁着喜悦，桌上除了放有几块小点心外，还有他刚刚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在钱玄同、刘半农走进屋前，他刚刚用蘸了墨的毛笔，写下最后两行字，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呢？他在日本读书时，曾用过“迅行”这个别号，迅字保留了他青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鲁迅”吧。
钱玄同与刘半农在不甚明亮的油灯下，速速翻阅了一下。钱玄同忍不住大声读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钱玄同很激动，说：“豫才，好小说呀！”
第二天，钱玄同一大早就将《狂人日记》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把门关好，用整整一个上午，一口气读完。先拍案叫绝，复畅怀大笑。钱玄同进屋拉陈独秀到外面吃饭。陈独秀拉住钱玄同的手说：“玄同，豫才的《狂人日记》写得好哇，‘礼教吃人’揭露得深刻。你有功劳，走，我请你到学士居吃饭。”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间，产生不小的影响。
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小说同名的《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因长期受封建礼教的压迫，产生了对社会的恐惧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而自己就有可能被吃掉。狂人每句话都是疯话，却又都饱含着许多深刻的哲理。小说借此，批判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狂人日记》甫一诞生，就被有些人评为“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小说文本上说，是准确的。《狂人日记》的诞生，使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为之一新。从其精神上看，与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并非有多大超越。何来“划时代意义”？
研究胡适与鲁迅的人，很少注意《狂人日记》发表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上，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胡适抽译出易卜生的三句名言：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二、社会最大的罪名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由这三句话发生的，这个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玩偶之家》主角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人；一面教我们学习《国民公敌》主人公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要为社会造出无数爱自由胜过爱面包、爱真理胜过于爱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为今日的文明世界奠立基础。
在人道主义旗帜下，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批判，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重在建设。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肯定和补充。可惜的是，很多论者赋予《狂人日记》太多的政治内容。
胡适与鲁迅在《狂人日记》和《易卜生主义》合作之后的一个月，两人又在两性道德的问题上再度相互支持。
两性道德观与妇女问题的提出，缘于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5月15日）的译作《贞操论》。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第一流女批评家”，文章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这篇《贞操论》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胡适最先响应，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7月15日）上，发表了《贞操问题》一文。其赞扬了《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可贺的事。”胡适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重大问题上具有革命意思，突破这个缺口，可望导致整个封建理论体系的崩溃。胡适又敏感地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这一契机，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个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夫守节和殉葬的风俗。”
鲁迅立刻声援了胡适，他在下期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准则，呼吁：“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胡适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两次非常默契地联合作战，产生了深远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1918年9月15日）上的《随感录·三十四》一文，就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提出妇女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的较先进的观点。
5
1918年秋，正是金风送爽的时节，24岁的布衣青年毛泽东，在他的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后到北大当教授的杨昌济的引荐下，走进北京大学。那时北大中西合璧的红楼刚刚落成。毛泽东手持哲学教授杨昌济的亲笔信函，敲开了红楼一层东南角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门，递上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信。看了信，李大钊打量了这位身穿蓝布长衫、高大的青年——他面如朗月，眉宇间有一股勃勃英气。
杨昌济的信，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是他的学生，是已读过五年半的师范高才生。此次来京，专为二十几位湖南学生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本人无意赴法，想到北京大学找一份工作，借机“旁听”一些课。
谈话中，李大钊得知眼前这位眉目俊朗的毛泽东因身无分文，暂借宿杨昌济教授家，便有些同情，询问他想谋什么工作。
一直有些局促的年轻人，告诉李大钊：“干什么粗活儿都行，既可得工资，又可抽空听些课。”
李大钊听罢，笑了：“堂堂师范高才生，干粗活儿，大材小用了。”
李大钊旋即带毛泽东走进校园里一座有校警站岗的明清时的大院落。告诉毛泽东，他们去见蔡元培校长。毛泽东自然知道蔡元培的大名，更有些紧张不安。
李大钊让毛泽东在客厅稍等，自己推门进了校长室。不多时，李大钊笑着出来，对毛泽东说，他可以见蔡校长了，并表示自己还有个会，不能再陪他，扬扬手走了。毛泽东推开门，见名扬海内的蔡校长，正伏案批阅文件，听见开门声，抬起眼微笑地目视他。那目光是宽厚仁慈和睿智的。毛泽东走向前，深深地向校长行了大礼，那一刻，他的心充满了敬畏。
蔡元培让他落座，一边起身为他沏茶，一边温和地让他谈谈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想了想，告诉蔡先生：几个月前的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年轻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一些有抱负的年轻会员，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校长、吴玉章在北京发起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
毛泽东一口湖南腔，蔡元培认真耐心地倾听，渐渐眼中流泻出欣赏赞叹的神色。他插话问，那为什么你不去法国勤工俭学呢？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新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是极为必要的。而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知之甚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国内，研究问题，可能对本国更为有利。
蔡元培不住地点头，他记住了这位高大的布衣青年，于是抻出一张八行笺，写下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安排：
守常先生大鉴：
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蔡元培即日
毛泽东接过来看时，眼泪突然涌出眼眶……
上面的叙述，是主流媒体的统一叙述。胡适以亲身经历，颠覆了这个重要历史细节。
1959年，大陆正经历饿殍遍野的大饥馑。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度过自己冷清的寿诞时刻。在台湾台北胡适的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时，谈到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自然也谈到毛泽东。胡颂平问：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泰山杨昌济举荐的吗？胡适说：“不是，毛泽东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位青年上书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的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毛泽东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就问，是否先生介绍他入图书馆的？胡适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士钊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毛泽东介绍进去的。”
不过，毛泽东自己说，是杨昌济介绍他到图书馆工作的。鉴于此，我们只好存疑了。
毛泽东回到鼓楼后面的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时，太阳已偏西。长方的小院里的那株枣树上，尖尖的马牙枣，已染上淡淡的红色。老师尚未回家，杨昌济豆蔻年华的女儿杨开慧给他开了门。毛泽东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开慧，她那深邃明亮的眸子里，荡漾着喜悦。那时，这对年轻人已经相爱……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是每天坐在一张书桌前，登记前来看报刊的人员名单。阅览室很宽敞，他总是把那里的许多桌椅清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到这里来阅览的，有不少名流和学者，他们都是在登记簿上签了自己的姓名后，静静地走进阅览室，埋首于浩瀚的书报之间。渐渐地，他认识了他们。
一个星期天下午，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北大学生，签下名字后鱼贯而入。他们利用星期天阅览者人少的机会，围坐在一起。毛泽东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群和他年龄差不多却已蜚声文坛的年轻学者。从他们清晰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商量办《新潮》杂志的诸多事宜，讨论办刊宗旨，研究创刊的稿件。
在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毛泽东已听自己的老师说，傅斯年、俞平伯等向校长报告，组建“新潮”的计划。蔡校长很支持这些意气风发、心怀大志的大学生，亲自为《新潮》题写了刊名，还批准每月拨两千元大洋办刊经费。对此，毛泽东愈加钦佩开明的蔡元培校长。
傅斯年似心中早有成竹，提出三点办《新潮》的宗旨：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辞。俞平伯等人支持傅斯年的意见。他说，《新潮》当是《新青年》的同盟军，一起向即将出笼的北大旧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开火。《新潮》刊名英文的意思便有“文艺复兴”之意。
他们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遂不由自主地插入讨论。众人一齐打量这位操着湖南土话的管理员，眼神里泛着冰冷。倒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先打了个招呼，又向众人介绍说，毛泽东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众人才礼貌地点点头。
说到《新潮》，不能不提周作人。那时的周作人，是社会上公认的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反他温和的个性，总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树立起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形象，在青年中享有远比周树人高的威望。学生领袖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在1916年级文学系里读书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在一起。他们发起组织“新潮社”，周作人有影响的《人的文学》在《新青年》发表之后，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著文，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之前，已在新文化阵营里冲锋陷阵、充当“先锋”的周作人，又以这篇轰动当时文坛的文章确立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在胡适看来，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胡适热情地赞道：“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
是的，即便是以当今的文学价值观和美学观来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以及后来发表的《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等重要文章，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特色和完整的文学观体系，成为新文学运动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性文献价值。
“人的文学”观念，是周作人借鉴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白桦派”人道主义理论，而其历史渊源则出自欧洲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思潮。
《新潮》一卷五号特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诗《背枪的人》等转载，并特别推荐。次年《新潮》二卷五号，以“本刊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会”，后周作人又被推为《新潮》主编，成为师生合作的典范。
《新潮》还得到了胡适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他把《新潮》视为《新青年》的最重要的姊妹刊物。《新潮》的主将们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等与胡适的交情都很深。他们一开始就也把胡适当成顾问和导师。很长时间他们深受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和《新潮》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紧跟胡适，并成为胡适的终身知己。1920年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曾以“学生”名义致信胡适，“愿先生终成（我的）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这番元气淋漓、肝胆可见的规谏，足以看出“他们师生间的神交之投契，友伦之纯正”（《胡适传》）。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早在毛泽东就读湖南师范学校时，胡适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开创文学革命而声名鹊起，就成为毛泽东钦佩的楷模。此次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后来，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等问题。并且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过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一度称自己是胡适的学生的由来。可惜，后来人们把这一重要历史细节有意地隐匿了。
1920年1月15日，在胡适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当时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友互助团”，为得到社会名流的支持，他去找胡适，就办学的目的与计划请教于胡适。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追忆了此事：“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证实了胡适日记的真实性。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提及过他请教胡适的事实，尽管口气不再那么谦恭：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须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好。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
毛泽东去胡适处取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时，见胡适在上面提出不少具体的意见和办法，很是感动。他采纳了这些极具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办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也很重视和尊敬胡适对他的帮助。
更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胡适积极营救陈独秀的同时临危受命，接办了《每周评论》。当初陈独秀、李大钊意图将《新青年》办成谈政治的刊物，遭到同人的抵制，遂在1918年岁尾另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
尽管胡适从前很少著文参与政治与时局的讨论，并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他还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连夜创作的一首抗议军阀的诗歌《威权》，唱颂“奴隶们”造反的正义吼声。胡适还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对陈独秀的人格大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思想与革命行为大唱赞歌。既表现了“五四”两个巨人间的真挚的友谊，又说明胡适思想是与革命同步的，人格是磊落的。当然，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一个热衷空谈政治的人。在他接办《每周评论》这一谈政治为主的刊物后，便不能全然回避政治了。在他后来的《口述自传》中说：“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的不谈政治，政治却将他推向了政治的旋涡。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原本旨在改变当时舆论界“空谈主义”的风尚。那时的所谓“主义”，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便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对此，胡适在文章中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是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作为群众言论之舆论，总会有争论。首先质疑胡适《问题与主义》一文的是与胡适有过几次通信的蓝志先。他指出“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而“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这篇文章，胡适将之转载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
第二篇是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原是李大钊从河北昌黎五峰山写给胡适的一封私人信。本无题目，是胡适加了个题目，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胡适在李大钊的文章末尾，加了这样一段文字：“我要做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现在有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
李大钊给胡适的私人信函中，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绝对分离。指出“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信中，李大钊直言不讳地点到他与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与他的某些看法有重大分歧：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好……我可以自白：我就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
李大钊没有指责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因即便是李大钊本人，也只是个受到过庞杂思想影响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还有民主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他正处在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而作为哲学家的胡适本人也并非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他针对蓝志先、李大钊两文的批评写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相当清楚的表述中，看到这一点。胡适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似乎并不认为马克思用暴力革命带来“主义”胜利，能真正“根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胡适说：“蓝、李两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
在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时，对政治极为敏感的陈独秀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介入。而毛泽东的态度却是鲜明的，他赞成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正确主张。正是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且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订了章程和首批要研究的“问题”，如“东西文明汇合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等，共七十一大类，合计一百四十四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并非尖锐对立、壁垒分明、互为仇敌，而是朋友间开展的正常的学问学术之争，根本扯不上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之争”。另外，我们从胡适与李大钊深厚的友谊并没因这次学术争论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也可得到印证。
所谓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升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是一些人在1949年后，我党开展一场批判胡适政治思想运动时，臆造出来，作为一颗炸弹轰击胡适的。但这些人，万万没想到，这颗炸弹轰翻了胡适的同时，也把当时支持胡适的毛泽东搁进去了。于是只能掩盖历史真相。
那时的胡适对毛泽东的支持是无私和一贯的。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发表《民众大联合》。胡适阅后，立即转载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并在《新书》评价一栏中，亲自撰文，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湘江评论》与《民众大联合》，胡适写道：
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有了胡适的热情支持，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胡适，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信中用“借重先生”四字，足见年轻的毛泽东是把胡适视为他开展革命活动所倚重和尊重的重要人物来对待的。直到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时还对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但是，十八年后的1954年10月16日，因毛泽东发表他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与胡适昔日师生和睦的关系，彻底改变了。信中说：“看样子，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12月1日，毛泽东命周扬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计划；2日，周扬奉命将计划呈毛泽东；3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于是全党、整个文化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斗争。郭沫若、茅盾、陈垣等闻风而动，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但茅盾和陈垣等人的批判文章，只有批判、没有研究的批判，并无新意，也毫无战斗力。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为了自保而违心地批判胡适的言不由衷，又可看到全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怎样深刻的心理革命。那是一个文人需出卖灵魂方能自保的特殊年代。
正当毛泽东亲自指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总代表、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及走狗胡适的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也把胡适作为公敌来攻击，他在日记中说：“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实施概置不顾，令人悲叹。”
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巨擘的胡适，将是历史永恒的话题。
到了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毛泽东有三件惊人之举：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内部发行；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毛泽东说，二十年后再考虑（《文坛风云录》）；出版《金瓶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但不久，百花尚未绽放，百家也未争鸣，一场残酷的被毛泽东誉为“阳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将知识分子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从此代表民族良知和理性的知识分子，集体失声。
毛泽东关于二十年后重新全面评价胡适的许诺，至1974年非但没有兑现，接着毛泽东发动的更疯狂的革文化之命的“文革”风暴，将共和国推向危险的边缘，知识分子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
6
1918年岁尾，以德国战败，协约国胜利的结局，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的邵飘萍，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条震惊世界的特大喜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令千疮百孔的中国，得以舒口长气。在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新的角力的同时，北京知识界首先激动起来。
11月14日，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团体，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的近三万师生，浩浩荡荡拥向东交民巷，然后折返至天安门远没有后来广阔的广场集会。北京各界公推北大校长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集会演讲，协约国之美、英、法等国公使，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喜悦之情。
集会接连两天，演讲继续两日，市民倾城而至，场面节日般热闹。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跟着《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挤进人群采访。当日，蔡元培、李大钊等社会名流，也分别在中央（中山）公园等地，向民众发表演讲。
蔡元培身着灰布长衫，微笑着演讲《黑暗与光明之消长》，邵飘萍和毛泽东等人在人流中快速地记录。
在另一处，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他围着毛线围巾，操着浓重的乐亭乡音，朗朗地陈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邵飘萍、毛泽东等来得稍晚了一些，但李大钊充满激情地肯定俄国人所选择的道路的宣讲，还是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年轻的毛泽东的思想颇为庞杂，脑子里还充斥着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权思想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邵飘萍当时是个有正义感的自由主义的报人。遵循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势力集团为后台的政治原则办报。他在《京报》创刊时写的《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必须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主张新闻自由和真实，“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将《京报》定位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于是得到读者的信任和喜爱而异军突起。
后来，邵飘萍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日，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
章士钊曾赞许《京报》：“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足见《京报》言论影响之大。相形之下，当时的上海《申报》《时报》，则因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和《京报》形成鲜明对照。著名报人狄楚青胆子小，认定邵飘萍是个冒险人物，常常不敢刊发他的文章，而史量才，有才无量，硬说邵飘萍办《京报》势头劲健，“要垄断上海新闻”。当然，平心而论，史量才和狄楚青等老报人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对中国新闻业的建设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又分别在不同年代惨遭杀戮，让百年言论史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老报人，前仆后继，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低下有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头颅，一次次秉笔直书，掀起舆论的波澜，给中国的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宣布撤销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早在因为揭露“筹安会”阴谋而遭到查禁的《时事新报》伊始，邵飘萍连续发表《芜湖袁世凯》等一百三十四篇时评，三十六篇社论。同时，他还以阿平的笔名为《申报》《时报》等发行一万份以上有影响力的报刊撰文，如《预吊登极》等评论，笔锋犀利，脍炙人口，“阿平”暴得大名。
1918年初秋，北京大学决定开设校役夜校。具有敏锐新闻嗅觉的邵飘萍，认定这是新鲜事物，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参加了下午校役夜校的开学典礼。也就是从那天起，邵飘萍被蔡元培聘为正在筹办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并兼职讲课。
邵飘萍，浙江东阳人，清末秀才，青年时曾刻意学习梁启超文章。辛亥革命后，抱着新闻救国理想，到杭州与友人创办《汉民日报》，因在报上发表抨击袁世凯而三次被抓入狱，1914年亡命日本求学。两年后归国，继续舆论救国之志，任《申报》《时事新报》《时报》主笔。他思维敏锐、词锋犀利，才情过人，富有爱国之心，很快成为报界闻人。1918年10月，他独自在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十字，勉励报社同人。李大钊先生曾在后来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第一句被作为警句，写在《晨钟报》第六号社论前面的古钟图案上。“辣”“妙”一字之差，各得风流，“辣”用于新闻极贴切，“妙”之于文章也贴切。
邵飘萍的《京报》是北方进步舆论的真谛，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等大事件，《京报》或大力推动，或无情抨击。邵飘萍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国民革命，欣然接受冯玉祥聘为高级顾问之职。《京报》大胆揭露张作霖的罪状，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张作霖进京后，杀邵飘萍，封《京报》，一代爱国新闻达人殉国。
邵飘萍得知蔡元培办北大工友夜校，认为此事极具新闻价值。他觉得在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一介书生的蔡元培居然为平民办夜校，实在是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奇迹，决定做一篇大文章。
下午一时整，汉花园里丁香开着团团紫色的花朵，淡淡的幽香弥漫在微风里。二百三十多位北大校役，深衣长衫，胸戴红花，排着整齐的长队，经过一簇簇丁香，走进文科第一大教堂。在那里，早有负责夜校的徐宝璜导师，以及来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各人，人人笑容可掬。
开学典礼由徐宝璜主持。先是蔡元培校长率众人向国旗三鞠躬，再是全体校役向蔡校长鞠躬，又向来宾和全体教师鞠躬。
然后，是活跃的学生领袖、夜校教师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等，神采飞扬地报告课程安排。
蔡元培发表演说，博得师生热烈的掌声。
开学典礼甫一结束，邵飘萍即采访了蔡元培校长。
邵飘萍的洋洋洒洒的访谈录在发行一万三千多份的《申报》上发表后，广泛传播引起轰动，给死寂的教育界乃至全国带来一股新的气息。访谈录最精彩的部分，题为《蔡元培的大学理学》。“我很高兴北大能出现这种自由竞争的新局面”，“至于说《新青年》乱骂政客，那是因为政治实在太黑暗了。教育部想卷入政治，可政治总想控制教育，这就是民国以来的现实……”
如果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办的《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而独领风骚的话，那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则开启了知识分子独立办报的道路，成为文人占领舆论阵地的楷模。
1919年“五四”前夕，《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京报》《新潮》等进步报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一轮轮论战。涌动着新思潮的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群体分化、演变的前夜。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的领袖们，开始根据各自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理解，即将分道扬镳，开启新的历史局面。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巅峰，它由文学革命开始，向改造社会之路转化。由文化精英发起，渐渐变成既无政党领导又无主义指引的由爱国学生参与的爱国运动。
1918年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表明陈独秀、李大钊从文化层面向现实政治层面转化。
20世纪初是变革的时代，也是激进的时代。知识分子发起的救亡启蒙运动不断受挫、中断，于是知识分子急于求成，整个民族也都想走捷径，于是偏激、激进就容易被认同。比如陈独秀就主张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而李大钊则在论主义时，忽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
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将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终结了共和国近三十年的梦魇。殊不知，胡适在此六十年前，就曾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光焰不息，胡适的思想与现代中国》）。二者在主旨上何等相似乃尔！
当《每周评论》《京报》等报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积极干预现实政局，“探求事实，不欺阅者”的同时，反动当局也从未停止过对报刊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1916年6月23日，广东的《民主报》发表了《财政厅之更动》的当天，主笔陈耿夫被捕，次日遭枪杀。三个月后，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一篇《呜呼三大借款》通讯，触怒段祺瑞政府，负责人被拘，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罪被查禁。同一天，刊登此条通讯之《中华新报》《晨钟报》等十数家报纸被封。《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被捕入狱。是年10月，北洋军阀颁布《报纸条例》，加大对新闻和舆论的管制。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发表毛泽东之《民主大联合》，不久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8月，《每周评论》三十七号也遭查封。
8月22日，邵飘萍办的《京报》，因发表抨击北洋军阀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的文章，被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被迫再度流亡日本避难，报社的编辑潘公弼被抓，在监狱中关押两个月。
对这一事件，后来邵飘萍对报界闻人包笑天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表现了报人的正义和血性。
时间到了1919年4月3日晚，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给集会的北大、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生作报告，讲山东问题。邵飘萍呼吁：
现在民众存亡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于是，才有学生宣言；才有联合各界抗争；才有通电巴黎和会专使拒绝签字；才有通电全国定5月7日为“国耻日”；才有“五四”大示威。
我们的历史往往忽视真正的仁人志士。
在黑暗如磐的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了捍卫人权和舆论自由，口诛笔伐，赴汤蹈火。比如，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北京日报》《晨报》等率先报道这一消息，举国舆论哗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报道和发表文章声讨军阀政府。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全国一片声讨军阀的浪潮中，一贯坚决反对陈独秀推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将文化的新旧之争暂放一边，也纷纷站将出来，为陈独秀鸣不平，并具名保他出狱。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是一脉相承的。
多年以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仍念念不忘这动人的洋溢着无比温暖的文化情怀的一幕。胡适说：
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