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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1917）9月4日，大约是张勋复辟闹剧过去不到两个月，与其兄周树人同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补树书屋的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上用楷书写有“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字样。
这之前，北大方面已与周作人谈妥，让他担任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教授，每周各三学时，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与校长蔡元培不无关系。蔡元培与周氏兄弟同住一城，有同乡之谊。蔡住城内笔飞弄，身为前清翰林，几乎家喻户晓。周作人年少时，曾无意中在家的书堆里，发现蔡元培的一册朱卷。文皆为短章，非八股体，只觉新鲜。光绪末年，绍兴人请蔡翰林办学务公所。蔡元培想请周作人帮忙，因周作人正读书不愿辍学，故回绝蔡元培之邀。后蔡元培被朝廷排挤，到德国游学去了，周作人与蔡元培失去了一次合作机会。
转眼到了1911年9月，周作人偕夫人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然而，昔日清幽古雅充满诗意的小城，已变得败落不堪，让他极为失落。他写道：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从文中，可读出周作人面对家乡疏离，他人不解的那种难耐的孤独。几天后他作诗道：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周作人的心境又添了悲凉。这悲凉让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王金发光复了绍兴，一切又归于沉寂之后，心怀疑虑而冷漠。因此，当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长沈钧儒委任周作人为本省视学后，他的态度仍不积极。到了1913年春，中华民国虽立，但大权旁落袁世凯，宋教仁被暗杀。不久，周作人应聘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但周作人的真正兴趣，是读古书，抄古书，有时也译些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有关儿童文学的东西。从中却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周作人还继续着在日本即已开始的介绍俄国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工作。1914年，周作人出版了在日本就翻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并经常系统地在杂志上介绍拜伦、谢甫琴科、裴多菲等诗人，同时，他还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1915年10月，周作人将他在这段时间的译著精选编成《异域文谈》出版。
周作人在此期间，除帮其兄周树人翻看古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外，还自己搜集山阴、会稽籍的同乡著作及辑录有关越中古文献，以《读书杂录》为总题，在《绍兴教育杂志》连载。周作人还对绍兴古迹颇感兴趣，不仅著文介绍，还撰文《论保存古迹》，呼吁珍爱文化遗产。周作人受其兄影响，还热衷于金石拓本的收集，所收集者多珍品，价值很高。
周作人就是在赏玩古玩、追怀先贤，秉烛夜谈，写作翻译的悠闲和孤寂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潮起潮落。直到有一天，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回绍兴省亲，再次与周作人不期而遇，才改变了周作人的命运。
周作人到京的第三天，雇了辆洋车，从山会邑馆前往沙滩北京大学，访问校长蔡元培，因车夫听错了浙江口音，拉错了地方。第六次再去，校长外出仍未能谋面。蔡元培得知，翌日亲自登山会邑馆见周作人。告之，学期中间，难设新课，建议他先到预科任教。周作人犹豫中，蔡元培另有建议，让他到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周作人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张勋复辟前后，周作人刚刚到国史编纂处工作一个月，一日突发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最后确诊为麻疹，虚惊一场。经历全过程的兄长周树人，以此素材写成小说《兄弟》。
周作人到北大后，与陈独秀、胡适保持一定距离，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这是“交浅”，而不妨“言深”。他最投合者，当属刘半农。他们第一次谋面，是在刘半农暂居的与教员休息室相连的一间房子里。刘半农后来在《记砚兄之称》中描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文笔极好，寥寥几句，便将二人的形神活脱脱写出。不过“上海少年”与“俄国英雄”一见倾心，却很有趣。当然，两位江南才子早就互慕彼此的灼灼文才，才有惺惺相惜。
周作人笔下“头大，眼有芒角”的奇才刘半农，11岁在家乡江阴翰墨林小学读书。1907年以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后因与同学瞿秋白等参与学潮，被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与二弟刘天华参加本地革命团体，后又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书与英文翻译。1912年初与二弟刘天华到上海，入开明剧社，任编剧兼演员。为生存，刘半农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经陈独秀引导，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号发表以刘半农署名的《灵霞馆笔记》。
周作人正是读到《灵霞馆笔记》，方了解刘半农的。他以为，原是些极普通的东西，经刘半农之妙手安排组织，却成精妙的散文，很佩服他的才智。在与刘半农接触中，感到他虽有革新之志，却在谈吐间流露出文人的幽默灵性以至于玩笑的一面。周作人正是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灵魂“真”的一面，即——“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都无恶意。”
除刘半农外，周作人与钱玄同也是终生不渝的文友。这三人，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平和。周作人评价钱玄同时说，“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普通人性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与刘半农见面就抬杠。刘半农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曾作打油诗：“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扛。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每当钱、刘大抬其杠，闹得面红耳赤之时，周作人总是在旁微笑倾听。文人间的斗嘴，常常妙语连珠，趣味无穷，其学养和性情尽在其中，听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刘半农的恶作剧，也常让周作人忍俊不禁。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回信竟无笺牍，而将二纸黏合如账册，封面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内文是：“（生）咳，方六（周作人）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
三位友人在新文化运动大潮即将涌涛而来之前，在闲逸中，抒写性灵的不悖于风雅，或是民国初，文人的拂衣而高蹈，不囿流俗的一种人生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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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0日，也就是英、法、日、俄等协约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承认中国对德宣战所提的参战条件的第二天。在初秋温暖的下午，一位乌黑短发，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进弥漫着皇家气派的北京大学。经人指点，他敲开了陈独秀办公室的门。虽从未谋面，陈独秀却断定这个二十六七岁的斯文学者就是他苦苦等待的人，便两眼放光，高声嚷道：“定是适之，我们北大的第一位洋博士！”
听到“博士”二字，让胡适有些窘态。今年5月23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博士学位答辩口试。上年已通过了哲学与哲学史初试的笔试和口试，获博士候选人资格。这次答辩口试，博士论文通过，但须修改后上交一百册附本备档，才可参加博士头衔授予仪式。胡适既未按需求修论文，也没交百本样册，因此博士论文虽然通过了，授衔仪式却一直拖到1927年。最后还是在胡适的导师杜威本人的请求劝说和主持下，在近乎赔礼道歉的情景中补办的。在他这次回国时，报界提前公布他的博士头衔，让他提前享受了博士的荣耀。
陈独秀是1915年通过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知道胡适的。汪孟邹请胡适为《青年杂志》写稿，并诉胡适《青年杂志》的主撰为皖人陈独秀。不久，汪又致信胡适催稿，称：“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胡适于次年9月，以白话文译俄小说《决斗》，发《新青年》，11月作《文学改良刍议》寄陈独秀。1917年1月，胡适经陈独秀力荐，答应到北大任教。
从汪孟邹处，陈独秀得知，胡适是安徽绩溪上庄人，是自己的小老乡。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父亲胡传是服膺宋学的秀才，做过州县级的地方小官。上庄山水环抱，景色秀丽，古风犹存。胡适在家乡受九年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求学，两年后考入中国公学。1908年转入中国新公学，兼英文教员。19岁考取留美官费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又转入文学院读哲学、经济、文学诸课程，1914年获文学学士，9月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
汪孟邹讲，胡适13岁到上海，进梅溪学堂读书，尚不懂上海话，也不曾开笔作文，被编入最低的一班。有位国文老师讲课时，把“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的“传”解释成《左传》。胡适课后，捧书到老师前，低声且恭敬地说：“先生，这个‘传’字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先生先是一惊，又将信将疑问胡适：“侬读过《易经》？”见胡适点头，就又问还读过什么书，胡适说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更加吃惊，就以《孝悌说》为题，让胡适作文。从未开过笔作文的胡适就写了百字文。先生看罢，称赞不已，便拉着胡适，转到第二班，连升三级。
当时陈独秀听了，大为赞叹胡适的聪颖过人。汪孟邹笑曰：“若是你仲甫遇到这样谬解‘传’字的老师，还不将他轰将出去！性格使然。”
还是汪孟邹讲的，胡适早在1915年，即开始提倡白话文，朋友任鸿隽、梅光迪、唐钺都不苟同，尤其对胡适主张用白话作诗更极力反对，于是双方发生笔战，胡适就给反对最激烈者梅光迪作了一首白话长诗逗他，其有：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
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陈独秀知道次年4月，胡适又写词《沁园春·誓诗》表达自己的主张，有句：“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之后，才有翻开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一页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和胡适共同向新世纪跨出惊世骇俗的第一步时，陈独秀的主张要革命得多，态度上也坚决、彻底得多。比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张：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对此文，胡适于1917年4月9日，以学者谦逊的探讨的态度，致一长信给狂飙激进的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为这位“老革命党”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讯”中说：“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将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议论’。”
这就是说，胡、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同时，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便有分歧。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革命的气运，正是由于像陈独秀这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坚强的老革命家做宣传，大力推行，文学革命才很快汇合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谈到对胡适“首举义旗”之初，最坚定地支持胡适白话文运动的，除陈独秀外，便是更武断更激进的章太炎门徒钱玄同。钱玄同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将时代提倡复古的前后七子以及清代方苞等喻为“十八妖魔”后，他在1919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发表于《新青年》），又杜撰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钱氏将古文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后又载《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中，称古文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在陈、钱看来，三千年来所有古文宗师，三教巨头都应推下地狱。此调虽无科学性，但激烈的态度，也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
与陈独秀愉快地见面并愉快地交谈后，陈独秀把胡适引到北大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到校长室见蔡元培。一位老革命家、一位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思想领袖，与名震当代中国的宿儒，具有历史意义地相会了。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蔡元培生于丁卯年，陈独秀生于己卯年，胡适生于辛卯年），正是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个巨人，他们的风云际会，不仅为改造繁荣北大，而且为改造繁荣中国思想文化奠下了沉厚的基石。
蔡校长一见胡适，先微笑，然后仰天长吁了一声：“总算等到胡博士了！”
胡适感动地向校长鞠躬：“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
蔡元培握住胡适秀气的手。他知道，随着胡适的到来，北大的整顿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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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校长在校长室见了胡适之后，拉着胡适，由陈独秀和钱玄同作陪，在饭店给胡适接风。席间，自然少不了谈到北大的校风。钱玄同快人快语，说不少学生不好好学习，逛妓院、打麻将、捧戏子；教师也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他特意提到辜鸿铭，既非批评，也非表彰，只讲现象，说他上课时，还让仆人给他点烟倒茶。上第一节课时，同学们见他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就忍不住哄堂大笑，但见过大世面的辜鸿铭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学生一番，然后说：“你们因我有辫子而笑我，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轻易剪掉，然而诸位长在脑袋里面无形的辫子，就不那么好剪了。”又说辜鸿铭精通多种外语，在北大无人可望其项背，但中国字却马马虎虎。一次他讲《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误写成“宴”字。学生向他指出，他边改边发牢骚说：“汉字之晏与宴，不过是日字上下调换一下而已，却字义大不相同，英文就少了如此麻烦。”学生不服，站起说英语也有将“god”（上帝）倒过来写成“dog”（狗）的。老先生竟只有耸肩无语的份儿。
钱玄同举此例，实际上在夸校长兼容并蓄、冰火同炉，“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他的骨子里，是向着新潮的。
陈独秀是赞同兼容并包的，他推荐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便是明证。他对胡适说：“北大学生的旧学根基很深，有不少人才。”接着他向胡适介绍了李鸿章嫡孙的事：一次讨论学生周谷城提出成立“雄辩会”之事。一位个头细挑、器宇轩昂的理科学生，昂步走进会议室，发表了很精彩的演说，这些年来，兄弟一直研究洋务运动和中国前途。为什么中国洋务派与日本同时起步学习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洋务之梦却破灭啦？还有，要救中国，“中体西用”究竟灵不灵？我以前认为中国有三个伟人。一位自然是先祖父李鸿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祖父成了千人唾骂的民族罪人。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他以74岁之高龄，带着“以夷制夷”的使命，率庞大使团游说欧美各国时，却意想不到地受到盛大欢迎。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生日庆典时，他被排在七十多个国家使团的前列……当船抵日本横滨时，尽管日本多次邀请，这位自尊而固执的老人，坚决不肯上岸。他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曾发誓永不踏上日本国土。他多次告诫我们，永不要相信日本人，这是世界上最下流无耻的民族。在他弥留之际，老泪纵横地对家人说：“我是大清的功狗哇！记住，弱国无外交！”我尊敬的第二位伟人是梁任公，他敢于和那位老朽康南海决裂，提出“新民”说，真令人耳目一新哪！第三位伟人则是屡战屡败的孙文，但我佩服他的精神，那种为再造共和如印度国父甘地般的坚韧和气度。愚昧而孱弱的中国需要新的“孔子”来造就中国式的剑桥和哈佛……
当时，蔡元培也在场，自然忘不了那位北大高才生的演讲。
胡适听后，动情地透过窗子，望着深邃而高远的星空。
临近散席时，胡适从皮包里拿出一份三年前在美国发行的报纸，上面有他写的《非留学篇》，交给蔡元培。蔡元培回家读后，发现胡适和自己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9月17日，在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蔡元培特地安排胡适给全校师生做了一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讲演。
大礼堂场面很大，台下坐满了渴望一睹中国首位博士、文学革命领袖风采的师生和各报记者。留任和新来的手捧大红聘书的学界宿儒和名流也面带微笑或心存疑惑地恭候胡适。
胡适很从容地微笑着走上讲台。重点阐述了大学保留储积国家高等知识、高级人才及精研、开拓最新科学、发展国家文化的重要地位，鼓励要用西方现代的大学概念和管理观念来改造和经管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为北大的整顿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建立了具体依傍模式。最后，他激昂地说：“记得还在1915年1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以后又和英文教师亚舟谈到过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台下掌声热烈。正襟危坐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章士钊、崔适、黄节诸人，发现胡适果然是位“旧学邃密，新知浑沉”的博士，也都报以掌声。
胡适在北大讲授英文学问、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科目，每周十二课时，月薪大洋二百八十块。年底，创办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是年又担任了新成立的校评议会评议员和新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编辑。
胡适到北大，无疑是给北京大学吹进一股东风，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们，已经感到胡适带来的新风将吹绿北大乃至中国文化界，他们也必将要跟着胡适，干一番大事业。
蔡元培体会最直接也最深。他确认胡适是他改造北大最得力的助手。胡适思想新颖，文章绝妙，堪当大任。
当时，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就说过：“二十六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的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事实果真如此，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正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位巨人。自然，后来的周树人兄弟等一批文化精英的风云际会，不仅改造了北大、繁荣了北大，还为改造中国思想文化、繁荣中国文化奠基了坚实沉厚的基石。后来，因意识形态原因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周树人，而肆意贬损胡适和陈独秀，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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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黑瓦的山会邑馆，原是山阴、会稽两县来京应考的举子和候补京官们的落脚公寓。前院为藤花馆，设有纪念晚明哲学家刘宗周的仰蕺堂，因其曾讲学于绍兴蕺山，弟子如云，故弟子设纪念堂于此。绕过仰蕺堂南墙，穿一月亮小门，是补树书屋，院内有一株老槐。
深秋的冷风，吹落片片槐叶时，钱玄同轻车熟路地走进山会邑馆，推开了小院朝南的木门。屋里有位穿灰布长衫的人，正在抄碑帖，听有人来，他抬起头。身材瘦小，脸色苍白，鼻下留有浓黑的口髭，眼睛明亮，透出一股冷峻之气。见来客是身材矮胖，衣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便放下手中的笔。钱玄同一进屋，把皮包放在破桌上，叫道：“猫头鹰啊，又在抄你的古碑！”被叫作“猫头鹰”的，是钱玄同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师从章太炎的同门师兄，现在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在日本时，周树人常挑灯夜读，又不修边幅，蓬头垢面，钱玄同便给他取一绰号“猫头鹰”，于是朋友间便都如此称周树人。钱玄同秉性爱热闹，易激动。当年听章先生讲课，他每到冲动时，便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黄侃称他“钱疯”，而周树人赐名“爬翁”，算是对“猫头鹰”的回敬。
钱玄同与周树人是1908年在日本相识的，都为章门弟子。虽经常见面，但话语不多。后钱玄同读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评价“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词，十分矜慎”，并认为比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林纾所译《茶花女》等著作，要文笔雅训得多。
前几天，在《新青年》研究征稿时，钱玄同举荐周树人兄弟，遂有自告奋勇登门到周树人处约稿之举。
周树人得知钱玄同是来组稿的，开始很淡然。他说，“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推了推鼻上深度的自由镜，然后瞪着周树人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周树人沉默了。
钱玄同了解他的师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且在这段时间里，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说《怀旧》，描写小镇封建余孽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情态。小说寄到《小说月报》，当时的主编恽铁樵认为小说有独有的生动尖锐和入木三分的讽刺笔墨在其中，就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1913年4月）上。主编恽铁樵在“附志”中做了赞扬，认为《怀旧》对那些“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的文学青年说来，“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评价道：此文虽以文言文写成，但由于“用现代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兴趣”，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以钱玄同的眼力，自然看好周树人。
钱玄同多次来拜访这位五年前随自己从南京迁北京的同门师兄。见他到教育部后，一直单身蜗居补树书屋整整五年，埋头于从书肆买来的一摞摞古书里，全然不管窗外表演着“二次革命”和袁世凯登基、张勋辫子军进京等闹剧。令他感兴趣的是在青灯古卷中，以尖刻而又充满疑惑的目光，审视国人那多病的灵魂。
在这种弥漫着沉闷的压抑中，周树人更加离群索居，更加孤独，他埋头《嵇康集》的校勘，还辑校了《志林》《后汉书》，之后又准备写《会稽禹庙窆石考》。再后来他又沉湎于佛教，玩起了古董，人也渐渐颓唐，甚至变得苍老。
钱玄同与周树人谈话时，极像其兄的周作人从隔壁房间踱出，忙与钱玄同打招呼。周作人最近刚被蔡元培聘为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少胡适四十银圆。心情颇为不错。
钱玄同从皮包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周氏兄弟。对《新青年》周氏兄弟并不陌生，他们是每期必读的。
钱玄同说：“仲甫托我向二位问好，欢迎你们赐稿，助文学革命之阵哪。”
周树人表示：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令，自己甘当一名过河卒子，就为《新青年》呐喊几声吧。
钱玄同大喜过望，感激地向二位老弟拱手。
周树人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是周树人的“老朋友之一”。他们师兄弟交往长达二十九年。后来钱玄同对这段漫长的交往，归纳为这样三个阶段：尚疏、最密和极疏。钱玄同与周树人如此多年近距离地接触，使他太了解其人，又能在最后“极疏”的十年里，以超然的心境认识和对待周树人，让我们看到钱玄同的高尚人格。
不管钱玄同与周树人的交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鲁迅写于1923年8月23日的《呐喊·序》中却如实记录了此次晤面。不过，钱玄同被改成了“金心异”。此名，原本是复古派林纾小说《荆生》中影射钱玄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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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钱玄同与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弟子不假。章太炎仅及门弟子就多达百人，而最得意的弟子，其实只有五人，即当时人戏称的“章门五王”——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五位最大弟子，各继承一端，自成系流，各成学派，其中与章太炎关系最为亲近者，当属钱玄同、朱希祖和吴承仕。周氏兄弟仅是从师求学而已。从鲁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我们能看到鲁迅对章太炎颇为尊重，更多表现的是他们师生间思想上的亲密。
读《钱玄同日记》，我们会发现，其间保存着章太炎东京讲学及1932年北上讲学的完整记载，而章太炎写给钱玄同的五十九封信函，让我们看到章太炎与钱玄同师生间求学若渴、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身后的师生之谊。
从时间上看，一般都误以为钱玄同与鲁迅兄弟等八人是1908年在《民报》社从师章太炎的。其实，早在钱玄同就读大成中学时，就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了，并记了十六册笔记。1906年10月，章太炎复信钱玄同，有“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之语可证。从这年起，师生关系一直维持到1936年章太炎逝世，凡三十年整。
章太炎（1868—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自幼痛愤满人统治中华，好读书，受顾炎武等人爱国思想影响，在西湖边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对经学、小学、诸子、佛学悉精心攻读，不应科举。其在学术上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从“爱国保种”和“国民主义”出发，主张“文学复古”，恢复汉文学的传统和地位。
章太炎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到与维新派决裂，与保皇派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对当时一代人转向革命，特别是对他的百名弟子投身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他的革命思想中虽有民主主义成分，占主导的还是排满反清的汉民族主义。这种“光复中华”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化和文学思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逃往台湾，任台湾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月新报》的记者，主要担任中文版的撰述。期间，与同人李书私交甚深，常秉烛夜谈。一日，谈到少时读书的情境，章太炎告诉二十岁才延师启蒙的李书，自己六七岁已开始拜师求学，至二十岁已精通经学与小学了。李书惊讶：“那么早就读书，能记住吗？”章太炎笑曰：“十之八九尚能背诵。”李书便以自己所学经书相问。只听章太炎如流水般一一背诵，并能指出所背在哪部书第几页。李书这才明白，这位刚到报社的章炳麟为什么文章文华高超，议论有魏晋之风，对其更加敬重。当然，章太炎的文章“雅而不核”，“廉而不节”，有时显得过雅，用典生僻，一般读者颇费思量，于是反映到报馆。主笔委婉问章太炎：“先生所撰论说，是解而自读呢，还是要让读者共读而俱解呢？”章太炎看一眼主笔，未作答，而铺纸提笔，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
次年，章太炎从台湾至日本观光，特地拜访梁启超，对其曰：“在从台湾来日本的船上，偶作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久而未对出下联。”
“今古三更生”：说的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一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称北江先生，因上书得罪嘉庆帝，充军新疆，获释后自号更生居士；一个是康有为，戊戌政变，友人相助幸免于难，改名更生。
当时在梁启超处做客的有六七位鸿儒，都沉思良久，无人能对出下联。直至二十五年后的1924年，曾在梁启超处做客的符鼎升在北京任教时，因钱玄同偶尔提到老师这个上联，符鼎升费了些思索，才对出下联：“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
“长物”，就是孔方兄，钱之别称。墨西哥银圆与法国的佛郎（法郎）。孔、墨、佛是宗教思想，兄、哥、郎均属人伦关系。对得也算不错。但远不如上联的善运巧思、匠心独运。
1900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那时章太炎已将辫子剪掉，但怕行动不便，在帽子里装了一条假辫子。有时上街，假辫子摇摇摆摆，甚至常掉到地上。说起剪辫子，尚有一段章太炎“长枪大戟”的经历。这年7月，严复、容闳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创立自立会。就在这次会上，章太炎不满“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立场，当场剪辫易服，愤然退会。随后，他写下《解辫发》一文，直斥“满清政府不道”，又写《请严拒满家人入国会状》，也是措辞激烈。二文均发在当年8月的《中国旬报》增刊第十九期上。此报是受孙中山委托，陈少白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中的旬刊。编者在《中国旬报》第十九期的编者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从此，章太炎的“反满骁将”的姿态，出现在晚清的言论史上。
也是在章太炎任教东吴大学期间，他去看望了自己曾师从七年的老师俞樾。此时“诂经精舍”的国学大师已是八十高龄。孰料，阔别多年，一向温文尔雅的恩师，甫一见面，竟然大发雷霆之怒，将自己的高足骂得狗血喷头，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为“不孝”，揭露清廷“指斥乘舆”为“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
章太炎遭到老师没道理的痛骂，心中不服，不仅当面反唇相讥，回去后，即刻写《谢本师》，公开与老师俞樾断绝师生关系。历史常有惊人的重复，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有谢本师之举，再后又有沈启无谢本师周作人的热闹。
1903年5月，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革命军〉序》，一个月后章太炎又在该报头版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赞美革命，直呼光绪之名“载恬小丑，未辨菽麦”。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清廷的重压下，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除陈范外，名列拘票者五人全部被捕，“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苏报》被查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连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存在分歧的《中外日报》都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一周，刊出《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
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审判时，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诋毁今上圣讳，呼为‘小丑’，立意犯上。”章太炎驳曰：“所指文件中‘载恬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及满人，不知‘圣讳’。”随后他又从汉文字学角度，做了辩解，“小丑”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无存心侮辱之意。
呆头呆脑的法官，只知章太炎是当时海内外知名的大学者，以为他一定是科举出身，就问：“得自何科？”
16岁时即拒绝科考的章太炎，故意戏弄道：“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否定了科举又嘲讽了法官，但最终被判坐牢三年。
据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记载：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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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禹希（1872—1903），名荩，字禹希，湖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维新人士。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参加反清组织自立会。1903年7月19日，“苏报案”发生前，沈禹希在报界披露《中俄密约》内幕，被清廷秘密逮捕。按清律，正逢慈禧太后“万寿月”，例不杀人，由“斩立决”奉旨改为“立毙杖下”。是时，当是中国言论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沈禹希是7月31日被行刑的。刑部特制了大而厚的木杖，沈禹希被打得“血肉飞裂”“骨已如粉”，但沈禹希始终“未出一声”。刽子手都以为其早已杖毙，谁料沈禹希以微弱之声道：“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用绳勒死，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被杀戮的新闻记者。沈禹希惨死，中外震惊，“西人闻之胆寒”。北京西交民巷一公使夫人，曾向慈禧表示不满，全国报界纷纷对惨案予以了报道和评论。一个月后，《大公报》发表沈禹希的绝命诗四首。9月16日，该报又发表沈禹希被害的详细报道。
章太炎在狱中得知沈禹希遇害，写了这首《狱中闻沈禹希见杀》诗，发表在8月14日由章士钊和陈独秀主办的《国民日报》上。8月23日，上海各界在愚园为沈禹希开追悼会。章太炎悲愤为之作祭文。不久，章士钊编写的《沈荩》一书出版，章太炎为该书作序。
据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章太炎“1906年6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疑为“献策”）的×××（指吴稚晖）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指蓝公武）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钱玄同看中章太炎的人格和学问，鲁迅选择的是章太炎的革命和思想。《钱玄同日记》一书，是章太炎讲学的实录。从中可以看到，章太炎对小学的研究超越了传统乾嘉朴学的藩篱，不仅将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而且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钱玄同所记，《说文解字》正是章太炎应鲁迅兄弟、许寿裳之请，利用暑假期间开讲的。
不少弟子忆及当时讲课情景，记忆犹新。暑假时正值酷热时节，章太炎常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在凉席上盘膝而坐，讲课时笑容可掬，气氛活跃。他讲《说文解字》时，逐字解析，或沿旧说，或赋新意，谈天说地，随意发挥，妙语解颐，幽默诙谐，生动活泼。学生也无所拘束，争相发言，师生间相互探讨切磋。授课常常超过四个小时。鲁迅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强调革命军章太炎未尝不可，但对其传承的国学如此轻慢，就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
1932年5月，章太炎避战祸到北平讲学，是文苑一件很轰动的事。据钱穆描述：“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太炎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世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曾听过章太炎演讲的当时北大高才生张中行，在其《负暄琐话·章太炎》中的记述，印证了钱穆的所记，曰章太炎：“满口浙江余杭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只是钱、刘的角色易位。读钱玄同4月18日日记，有“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北大）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章太炎）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证明钱穆和张中行所记写黑板者皆有误。但周氏兄弟未随侍，是不会错的。
钱玄同日记还记有自己偶感风寒或身体不适，并不去医院，而由老师章太炎诊治。1909年6月27日日记，“患咳呛甚剧，午后至师处诊察，是晚即宿其家”。又载7月2日记有“因呛甚前日，请师开方服之，今日吃药”。钱玄同的日记，纠正了关于出身三代世医之家的章太炎缺乏临床医学经验的偏见，同时证明钱玄同与章太炎亲密的师生关系，无人出其右者。
在日本流亡期间，有一个特别人物也与章太炎惺惺相惜，甚为友好。那人就是曾经的革命党人兼经学大师刘师培。刘师培背叛革命，投靠清廷两江总督端方幕府之后，章太炎与之断绝往来。政治风云变幻无常，辛亥革命爆发，端方死于非命，刘师培也下落不明。同为章太炎、刘师培弟子的刘文典担心刘师培的安危，找到章太炎，求他伸出援手。不料，章太炎早已把给四川都督尹昌衡求助的电报稿拟好。只见电文写道：“姚广孝劝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杀方孝孺，杀方孝孺则读书人绝矣……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姚广孝，明朝僧人，通儒术，工诗画，他曾与朱棣定策起兵，成祖即位，功为第一。方孝孺，明朝官吏，朱棣入南京，即将继位，召他草即位诏书，拒不草诏，朱棣欲杀之。姚广孝劝朱棣，不要杀他。后来还是被诛杀九族。
刘文典读后，十分感动。发了电报，章太炎还不放心，又与蔡元培联系在上海报纸登广告。刘师培见之，忙赶到上海。章太炎是传统文人，不念旧恶，急人之难。
民国元年（1912）1月4日，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是当时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两天后，内务部又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章太炎的《大共和日报》和章士钊主笔的《民主报》，联合《申报》《新闻报》等各大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声称《民国暂行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这场轩然大波，以孙中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报律》而结束。
说起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颇耐人寻味。1909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倡导革命，当时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同意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出境。有意思的是，驱逐孙中山等人前，日本政府为孙中山一行举行宴会饯行，且赠银五千元。消息传到社会，章太炎误以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收买。一气之下，撕下《民报》报社高挂的孙中山像，并写“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等话，遂将照片和批语一道寄往香港。如此羞辱孙中山，令黄兴大骂章太炎。更让人捧腹的是，章太炎骂孙中山时，不许别人附和着他骂。有人一时失态，跟着他骂孙中山，他马上扇人一记耳光：“总理是中国第一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爱骂人，骂过启蒙老师俞樾，骂过刘师培，骂过孙中山，但他真正要骂的是那些倒行逆施的丑类，比如“窃国大盗”袁世凯。1913年，袁世凯以议事为由骗章太炎进京，然后将其软禁于前门内共和党总部，并派宪兵“保护”。章太炎勃然大怒，舞动手杖，追击宪兵，宪兵如狼似虎，因未得命令，不敢造次，只得四处逃窜。章太炎见状，击杖大笑。
被软禁期间，有美酒佳肴伺候。章太炎常常豪饮，然后乘兴挥笔大书“袁贼”二字，再用火焚之并骂：“烧死袁贼！”袁世凯软禁章太炎，意在软化收买他。一次，袁世凯差人送来五百大洋，差役刚将“袁大头”银圆置于桌上，章太炎突然抓起银圆砸向来者，吼道：“袁奴快滚！”袁世凯又变着法儿软化章太炎，或移居条件更好的龙泉寺，或派儿子袁克定来送锦缎被褥，章太炎还是怒目而斥。只有弟子钱玄同、吴承仕前来探视时，章太炎才恢复常态，把酒言欢。
1914年1月7日晨，北京寒气袭人。章太炎到总统府，点名要见袁世凯，门卫赶紧向袁世凯通报，并云章太炎足蹬破靴，手持羽扇，将袁世凯授予他的勋章做扇坠。袁世凯听罢，不想自讨没趣，便以有事推脱，不敢出面，派了幕僚梁士诒出面应酬。谁料梁士诒尚未来得及开口，便被章太炎骂了回去：“我要见袁世凯，谁要见你！”就这样，从清晨到夕阳西下，袁世凯不见，章太炎不走，一直在招待室坐着大骂袁贼，还把招待室的名贵器物砸得稀巴烂。如此这般，袁世凯只好派人通知章太炎，谎称要见他，扶他上车，拉到石虎胡同陆军教练处监禁起来，后又转到东四钱粮胡同。
1917年，护法运动起，书生章太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奉孙中山之命去西南，督促军阀唐继尧接受广东护法军政府节度指挥，令其发兵东下，与广东护法军会合，壮大北伐护法声威。但章太炎到昆明一看，唐继尧并无出兵护法的诚意，其所管辖的地方，混乱不堪。一气之下，章太炎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行走，灯笼上用朱笔写着“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引来很多好奇的市民围观。有人问：“大白天，为何提灯而行？”他说：“此地鸦片种得太多，漆黑一片，不用灯照，何以举步？”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日本时章太炎、黄兴与孙中山关系甚密，人称“孙、黄、章”。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前去吊唁，其时，革命党人多已腐化变质，章太炎心中愤慨。这些昔日的战友、如今的达官显贵，自然要为章太炎接风洗尘、大摆宴席。有人请民国元老章太炎题字，于是他借题发挥，立刻写了一副对联：“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愕然。章太炎另写有挽联：“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挽联借三国与屈原故事，批评孙文。而传说章氏还曾写过“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挽联，系杜撰，不足信。
章太炎一生弟子上百，不少都成为民国时期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执牛耳者，如前面所说的黄侃诸人。知生莫如师，章太炎对自己的弟子也有他自己的评价。他在自订年谱中说：
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光。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黄侃是章门大弟子，入门最早，最为聪慧，也深得章太炎学问的真传，特别是在音韵学方面，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侃先于老师而逝，章太炎曾评曰：“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他解释说，“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耒之辈，而江永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
在国学方面，黄侃与章太炎并称“章黄”；在文字学、训诂学上，他们师生被称为“章黄学派”。另外，在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即黄侃、汪东、钱玄同和吴承仕。后人又将黄侃、汪东称为“章门二妙”。
章太炎和他的弟子是经历过家难国耻的，都有过“眦裂血沸、悲愤难宣”之痛，喜以淋漓痛快之骂宣泄心中不平。中国文人多有放诞传统，放诞即是真性情流露，更是对抗专制制度的一种无奈姿态。就群体而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人最为放诞，最为淋漓尽致，表现了有操守文人的崇高人性，章太炎将袁世凯授的勋章做扇坠，辜鸿铭拖长辫教训毛姆，金岳霖与鸡共舞，钱玄同“人到四十就该死”……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跃然青史。另外性格与章太炎相似的弟子，不少皆英年早逝，黄侃五十岁、钱玄同五十二岁、吴承仕五十六岁、鲁迅五十九岁。劳碌忧愤使其短命。
章太炎在近代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上都有很大贡献，其著作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章太炎弟子中，在音韵学、训诂学及经学研究上，黄侃、吴承仕最为杰出，时有“南黄北吴”美誉。说起来，吴承仕本是章门弟子中的传奇人物，只因研究者太关注钱玄同、黄侃和周氏兄弟，冷落了吴承仕，殊为可惜。
据《辞海》载：
吴承仕（1881—1939），中国学者。字检斋（也作斋），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举人。章太炎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各物制度，较有成绩。1933年以后，在北平创办进步的学术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于抗日民主运动有一定影响。抗日以后，坚持在天津的地下活动，支持两个进步刊物，传播民主革命的吼声。著有《经籍旧音辩证》《经典释文序承疏证》《三名礼物》《礼服释例》《释东》《六书条例》《淮南旧注校理》等。
《辞海》对吴承仕的介绍，过于简约且有遗漏。清末举人又是共产党员，吴承仕在全国恐怕是唯一者。1940年，延安各界为吴承仕举行有毛泽东、周恩来参加的追悼会，是章门弟子中继鲁迅后第二人。1984年3月27日，蒋南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一文，高度评价了这位章门弟子：“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更主要的是，他由一位硕学鸿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吴承仕于光绪十年（1884）生于歙县一个士大夫家庭，5岁即入仓山源私塾读书。18岁与父亲吴恩绶一起参加科考，同中秀才。次年吴承仕赴南京参加乡试而中举人，年仅19岁。五年后，又以举人身份，进北京紫禁城保和殿参加“殿试”，吴承仕在朝考中，获一等第一名，即中状元。不过那时已改称“朝元”，钦点大理院主事，吴承仕仅24岁，为清王朝最年轻的状元。
大理院主事，官阶不低，但权势不大，是个清闲的差事，吴承仕淡泊名利，把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及三礼名物上，但他并非超然物外，沉湎于学术研究，对国运民生，他也早有思考。在参加举人考试时，吴承仕在试卷上就写过“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坚冰作于覆霜，寻木起于蘖栽”。他已预感到腐朽的清王朝离倾覆已为时不远了。因此，辛亥革命终结清统治，他并不感到意外。退出政坛，吴承仕拜章太炎为师，专心研究学问。
章太炎不仅是学者，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学者金文兵《“末路”章氏王朝》甚至说：“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当然，晚年的章太炎思想渐趋保守，“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章门弟子们忍无可忍，连对章太炎最崇拜的钱玄同都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卢毅在他的《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中，提到钱玄同曾致信胡适，公开批评章太炎：“‘敝老师’底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
接着，周氏兄弟也披挂上阵，撰文批评章太炎。一贯温文尔雅的周作人，一反常态，先是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批评了章太炎在上海的讲学，说讲学是好事呀，但他讲学对整理国故并没什么帮助，“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不久，周作人又仿效当年章太炎对老师俞樾所为，也发表《谢本师》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俞樾）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
鲁迅则批评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用语甚是尖酸刻薄。
作为章太炎的得意弟子，吴承仕对其师与钱玄同、周氏兄弟的态度截然不同。从拜师起，终其一生，他都对章太炎尊重崇敬，为章门弟子中尊师的楷模，师生的情意也最为深厚，前文已讲过，章太炎与弟子书信，写给钱玄同五十九封，而给吴承仕则多达八十九封，为章门百人弟子中最多。
从《章太炎书信集》看，章太炎与吴承仕的交往很早，可追溯到清末，吴承仕为清廷大理院主事时，他曾两次致章太炎书信，请教典章制度等学术问题。须知，那时的章太炎可是清廷宁拿沪宁铁路主权，换取其脑袋的钦犯。吴承仕的眼光和勇气令人钦佩。吴承仕正式拜章太炎为师，已是辛亥革命之后了。那时吴承仕为民国政府司法部佥事，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于东四钱粮胡同，章太炎绝食七天抗争，并写下“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的遗言。钱玄同、吴承仕携酒食去探望。吴承仕劝章太炎曰：“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闻后，即停止绝食。吴承仕以司法官身份，经常到章太炎幽禁处探望并送衣奉饭。在长达三年的囚禁中，也是他们师生教与学、相互切磋学问的日子。每次探讨学问，吴承仕回去都认真梳理，整理成文。章太炎出狱后，《蓟汉微言》也紧跟着问世。
章太炎不畏权势，敢于伸张正义，一生多蹇。先遭清政府通缉，后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幽禁三年。1927年后，他因批评蒋介石摧残救国运动等罪行，再遭当局两次通缉，不得已隐居三年。吴承仕不畏迫害，坚定站在老师一边，经常与章太炎通信，还在自己创办的《盍旦》杂志上，发表自己撰写的《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国路线》，文中说：“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经过坐牢三年，软禁一年，绝食七日种种艰苦，到现在仍保持不变。”文章还举章太炎曾致电当局，“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对此务宜坦怀”，来证明章太炎“救亡主张和对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枝节的，是必要的而非偶发的”。
此文的发表，消除了人们对章太炎冠以“复古”的偏见，为章太炎正名。这其间也是对章门弟子中钱玄同、周氏兄弟等人对章太炎误解的一种反驳吧。
前文曾提到，1932年章太炎北上北平讲学之事，据当年中国大学学生王西彦回忆，是“1931年，吴承仕先生邀请太炎先生来讲学”的。“老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即吴承仕）、玄同、逖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至此，为章太炎板书者，或曰半农、或曰玄同，此又曰吴承仕，足见史料的混乱。但章门弟子，尊师如事亲，在后来成为作家的王西彦的文中有清楚记叙，对章太炎，“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传为美谈”。
18
这年岁尾，12月13日，已在北京大学干得风生水起的胡适，在凛冽寒风中，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启程回秀丽的故乡绩溪。在他到北京大学赴任前的7月29日，曾回到绩溪上庄，与相别十年的母亲团聚。因当地的风俗，他未能与他14岁时母亲给他包办的媳妇江冬秀见面，却约定冬季归娶。
12月30日，“重洋学子已成名”，当上了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风云人物的儿子，再三思考后，认可了母亲为之包办的这桩婚姻大事，当着她的面举行了大婚，这使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感到十分的满足和欣慰。正是因胡适深知母亲博大的爱和她的痛苦不幸而最终有大幸的命运，才遵从母意，接受了这一婚姻。在母亲四十六年的生涯中，与丈夫共同生活不足六年四个月，与儿子共同生活不足十二年八个月，一生行事，大德大义。胡适正是在母亲的至情至爱的巨大母爱里成长起来的。在他留美时，家里经济困窘异常，母亲靠典当度日，但她还是借了八十块大洋，给儿子买下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胡适对母亲的敬畏与尊仰，是随着年龄而俱增的，翻胡适的《留学日记》，深挚思念母亲的文字让人感动。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胡适的本家叔叔，也是江冬秀的塾师做的媒人。而胡适母亲的姑姑又是江冬秀的舅母——算是亲上加亲的一门婚姻。
江冬秀父系母系，皆是书香门第，江冬秀的外祖父吕佩芳曾是个翰林。胡适考证，“江家考取高第的很多”。江冬秀大胡适一岁，故胡适一直以姐相称，订婚后的1911年，胡适曾写信给江冬秀，要求她多读，多上进，希望她“勿恤人言”，毅然放脚，“宜为一乡首倡”。1914年7月4日信：“前得家母来信知贤姐已肯将双脚放大，闻之甚喜……”
胡适母亲对这桩洋学生与村姑的婚姻也有担忧，曾多次致函给儿子：“人情变态，不可端倪，况在重洋异国。此后于社会交际上种种谨慎为妙，余如男女之际，尤当留心。”
为使母亲放心，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绝无背信弃义之心。如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的信：“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约，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不取。”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对婚约的严肃态度。
胡适在美康奈尔读书时，应学生会之邀，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彼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封建包办婚姻多有批评，认为中国式婚姻是“盲婚”。对此，演讲时胡适又一番妙论：“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
这不仅是胡适的机智幽默，也是他对自己婚姻的美妙憧憬。从中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胡适对婚约有什么缺憾或抗拒。不过有一次，他对婚约有过动摇。1917年胡适从美归国回家乡省亲，兴冲冲去看江冬秀，囿于乡俗，江冬秀不好与他相见。胡适在日记上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
事后胡适还作了两阕《如梦令》：
她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子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结婚后的1918年8月，江冬秀到北京，胡适与之再忆这桩旧事，又写《如梦令》：“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词写得妙趣横生，其闺房之乐绝非强装出来。后来，不识相的陈独秀，拍桌子骂胡适不敢反抗旧式婚姻，让他与江冬秀离婚，胡适以笑对之。
1918年5月，新婚五月的胡适在写给挚友胡近仁的信中说：
我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吾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接受这桩不和谐的婚姻，接受江冬秀，并非因为爱情，而更多的是对母亲至纯的孝道。而胡适对江冬秀人格的尊重，婚后共同生活超过三十年，一直紧紧牵住这根红线，表现了胡适的崇高人格：“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胡适的婚姻被列为民国史上七大奇事之一。一直以来，这桩“奇事”始终受到怀疑或否定。不少文字写过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之后，多次又向别的女性示爱。怀疑是正常的，胡适虽貌不如潘安，但才却似子建，却甘与一乡下小脚女人相守一生，似确悖常理。但猜度文字，多语焉不详，很无说服力。对胡适单相思的女性是真真切切有的，对胡适做出种种追求的女性也不乏其人。比如江冬秀就看到陈西滢（陈源）的妹妹喜欢胡适，曾大大方方地对胡适说：“我死之后，你可续娶这位陈小姐为妻。”
胡适应该感激江冬秀，这位太太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从不要胡适做官，一个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好女人。胡适的事业成功及名声显赫有江冬秀的心血和智慧。
周树人与胡适的婚姻一样，也是父母包办，不得不奉母之命与朱安结婚拜堂。但这桩婚姻对朱安来讲一辈子是有名无实。她只是周家的一个使女而已。后来一贯贯彻个性主义的周树人个性解放了，与许广平自由恋爱，但朱安呢？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的矛盾，造成了朱安这个可怜女人的悲剧。这个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周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