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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S.F.X.凡杜森教授是哲学博士、法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等等，他的头衔还有很多，能见到他是我的荣幸。那次会面是因为发生了一件诡异、危险的事情，事实上，他救了我的命，把我从死神的手中拽了回来，让我得以从骇人听闻的生死迷雾中脱困。因此，我有幸目睹了他那伟大的、敏锐的、冷静的头脑是如何思维，如何让他成为当今最杰出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不过，我是后来才知道凡杜森教授还有“思考机器”这个雅号的。
那天，在日耳曼酒店用过餐之后，我从兜里掏出一支雪茄点上，接着便去波士顿公共绿地散步。皓月当空，冷风刺骨，波士顿冬季的夜晚就是这样。八点钟之后，我沿着众多小道中的一条，慢慢地接近公共绿地中心的灯塔山，这时我突然感到胸部一阵剧痛，心脏剧烈地跳动，喉咙似乎被卡住了。我眼前开始模糊起来，冷汗涔涔，濒临死亡的痛苦吞噬着我的神经。我弯下身子，雪茄从手指间滑落，我死死抓住一个公共坐椅支撑着身体。附近没有人，我想大声地喊出来，然而眼前一黑，昏倒在地上。在最后失去意识前，我依稀记得有人朝我走过来，还听到有人急躁地喊道：“天啊！”接着我就不省人事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那是一个陌生的房间。我虚弱地打量了一下屋子，很快被一旁高高挂起的一组发光的物体吸引了，那些亮光的组合方式似乎很稚气，七八只挤在一起，发出耀眼的光。我过了一会儿才发现，那些明亮的光点其实是实验室里各种工具的金属零件。我浑身无力，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不时觉得自己心跳加速、耳鸣，后来我听见有人走过来了。那人弯下腰俯视着我的脸。
那是个男人，不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那黄色的头发异常浓密，高高的额头宽大无比，脸型窄小，已经爬满了皱纹，看上去脾气不怎么好——这不就是老顽童的面孔嘛——透过厚厚的镜片，我看到他总是斜视的眼睛像湖水一般蓝得清澈，薄薄的嘴唇紧闭成一条直线，像是医用的手术刀，不过嘴角处有些下垂。我开始还以为那是我的幻觉，是我紊乱的大脑想象出来的，不过慢慢地，我的视力恢复了，那只搭在我脉搏上的修长的手指也让我意识到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幻觉。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那人张开薄嘴唇问道，他似乎不愿意多说话，语气很生硬，还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声音也像粗锉刀一样刺耳得很。同时，他还斜眼盯着我的脸看，目光极具穿透力，看得我很不舒服。我想回答他的问话，可是舌头却不听使唤。他又凝视了片刻，然后那人——思考机器——转身离开了，留下一股糟糕的饭菜味道。接着我又昏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几个钟头——我又感觉到那只手搭在我的脉搏上了，思考机器又开始盯着我看了。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从床上坐起来，头脑已经清醒多了，心跳也正常了。随后我知道为什么凡杜森教授这位杰出的科学家被冠以思考机器的头衔了。我亲眼目睹了他是怎样通过缜密、可靠的逻辑思维，把那些支离破碎、毫无关联的线索串联起来解决难题的。
我记得当时来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我毫无生气、神志不清，根本没有什么意识，不过我也可能断断续续地向他说了一些事情。我还记得，我除了知道自己晕倒之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思考机器没有问我什么，反而告诉了我许多细节，还说了许多我的隐私，这些原本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换句话说，我陷入了一个玄妙的困境之中，而他却帮我解决了。他那瘦小、奇特的身躯坐在实验室中间的沙发上，头靠在沙发靠背上——噢，这个伟大的头脑！——眼睛望着天花板，十指轻触。他没有看我，一眼也没有，好像我的问题已经写在天花板上，问题解决之后，就会被擦掉似的。
“你以前出现过这种状况吗？”他突然问道。“从来没有。”我答道，“为什么这样问？”“你被人下毒了。”他说，“那是具有腐蚀性的毒剂，不是汞，就是氯化汞。你昏迷得很严重，不过你会好起来的……”“下毒！”我吓傻了，大喊起来，“是谁给我下的毒？为什么？”“是你给自己下的毒。”他急躁地说，“是因为你自己的粗心大意。十个人中有九个不会把毒药当糖豆，而你就是剩下的那个人。”“但是我不可能给自己下毒啊！”我反驳说，“为什么？我根本就没碰过毒药……我没动毒药很多年了。”“我知道。”他说，“大概一年前你碰过毒药，氯化汞是很危险的药剂。”他的话激怒了我，这个小个子家伙太目中无人了，这让我暴怒起来，恨不得扇他几巴掌。“如果我中毒了，”我怒气冲天地说，“那也不是我的过错，肯定是别人给我的，有人想……”
“就是你自己下的毒，”思考机器又不耐烦了，“你说起话来像个孩子。”“你怎么会知道是我自己下的毒？你怎么会知道我曾经接触过毒药？你又是怎么知道那是在一年前？”思考机器冷冷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又望着天花板了。
“我知道这些事情，”他说，“就像我知道你的姓名、住址和职业一样，因为我在你的口袋里发现了名片。而且我还知道你有吸烟的习惯，因为你身上带着几支雪茄。我知道你今年冬天第一次穿上你身上这件衣服。我知道几个月前你和妻子离婚了，房子归你，不过你的房子里在闹虫灾。我还知道一切事情。只要运用逻辑思维，要知道这些并不困难。”
我头晕目眩，一脸惊愕地望着他。
“但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我茫然问道。
“现在大多数的人都不愿动脑子，”科学家说，“除非把事情给他们写下来，放在他鼻子底下，他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恰巧是个医生，看到你晕倒在地，便走过去看看。我开始以为你是心脏病发作，不过你的脉象告诉我并非如此；而且你也不是中风，那样你就不应该晕倒了。没人向你开枪，你身上也没有伤口，因此我想到你是中毒了。我帮你诊断了一下，证实了我的假设，从症状看，你中的毒应该是汞的氯化物。我把你抱进一辆出租车，然后带你来到这里。因为你并没有死，所以我知道你的身体只吸收了极少量的毒素，这个剂量的毒素足以立即发作，却不会致命；这也说明没人企图毒杀你。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知道——请注意，我不是猜测，而是知道——你中毒的事件只是个偶然。那么，这种偶然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首先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些毒药是由口而入的。我查看了你的口袋，发现你放进嘴里的只有雪茄。雪茄上有毒吗？化验结果是雪茄上的确有毒，你携带的所有雪茄上都有毒。有人想杀你吗？没有，因为毒药的剂量不够。是不是想通过所有雪茄上带着的毒素剂量的总和来杀死你？有这种可能，当然，也可能不是。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突然斜着眼睛望着我，气势汹汹地。我点点头，想了想，把想要说的话吞了回去。
“或许你的口袋里装着氯化汞，不过我没发现，或许你的口袋里曾经装过那种东西吧。我又搜了搜你的外衣口袋，从中发现了雪茄，拿它们做了个化验。我发现你的口袋里曾经放过氯化汞粉末或者晶体，或许是因为当时装着氯化汞的包装破损了吧，极少量的毒素就留在你的口袋里了。”
“这样的话，所有的问题就都解释得通了，比如说，你的雪茄上为什么有毒药，你的口袋缝隙中为什么会有毒药，还有就是你为什么突然休克了。简单来讲，事情是这样的：你的口袋里曾经装过氯化汞。为什么装那种东西呢？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你是为了杀灭住处里的害虫；其次我还想到，如果你现在是租房住的，不管有没有结婚，杀灭害虫的事情都会交给房子的管理人员来做，而你亲自处理害虫的事，说明你是住在家里的。所以，我断定你在家里要做家务，而且如果你自己做家务，那就说明你肯定结婚了，你买毒药是为了消灭家里的害虫。”
“在这种推理下，我自然知道你已经结婚了，而且要做家务。接下来呢？你的衣服上有裁缝店的标签，标签上写着你的姓名和衣服的定制日期——十五个月前。这是件冬装，如果自从口袋里洒落了毒药以后，你曾经穿过它，那么你在那天晚上昏倒的事情早就发生了，然而它以前并没有发生，所以我断定你是去年早春时候买的毒药，那个季节正是害虫泛滥的时候，所以我就立即想到这件衣服一直放到今年冬天才穿。还有一个线索让我知道今年冬天你是第一次穿这件衣服，就是你的中毒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过，而且衣服上还残留着樟脑球的味道。你帽子里的系带皱巴巴的，你的怀表里面有张年轻女人的照片，而你上个月的账单显示，你现在流连于各个俱乐部，那么毫无疑问，你离婚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喊道。
“逻辑、逻辑、逻辑！”科学家急躁地说，“你是一名律师，你应该明白这里面的奥秘，你应当知道二加二等于四，这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始终如此。”
（张文广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