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弗伦奇探长
F.W.克劳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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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

英格兰的人应该还记得一九○九年秋天发生在西北高速列车上的惨案，当时这列车正从普雷斯顿开往卡莱尔。这起案子因为笼罩着浓重的神秘色彩而名噪一时。

最近，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得以了解这一惨剧的真相，遵从当事人的愿望，我将令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九○九年距今已经很久了，我首先对这件事做个回顾。

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四，晚上十点三十分，卧铺列车像往常一样离开尤斯顿车站开往爱丁堡、格拉斯哥以及更北方的城市。这是一辆重型列车，很受商人的欢迎，他们喜欢在伦敦结束白天的工作，在旅途中睡觉，抵达北方目的地后还能从容不迫地洗个澡，并在第二天上班前吃个早饭。出事的那天晚上没有什么异常，两个火车头牵引着八节卧车，两节头等车厢，两节三等车厢，两节货车。它们当中一半开往格拉斯哥，剩下的去爱丁堡。

因为下文故事的需要，有必要说明这列火车尾部的结构。火车尾部是去格拉斯哥的货车，车厢很长，有八个大轮子，是列矮而敦实的载重列车，警卫琼斯负责把守这节车厢。紧挨着货车的是一节三等车厢，之前是一节头等车厢，再接着是一节卧车，都标明开往同一城市。这些车厢都坐得很满，尤其是那个三等车厢。整列火车有走廊贯穿，因此列车员在整个旅程中可以、也确实往返穿梭了几次。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那节头等车厢，它被夹在前面的卧车和后面的三等车厢之间，货车就跟在这节三等车厢后面。这节头等车厢两端各有一个洗手间，并有六个小包厢。挨着三等车厢的最后两个包厢是吸烟车厢，之前是三个无烟车厢，紧挨着卧车的第一个包厢是女士专座。贯穿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走廊在列车行进方向的左手边。也就是说，那些小包厢与迎面而来的火车在相邻的一边。

列车离开尤斯顿站时，夜色漆黑，天空阴云密布，月亮也没了踪影。正如后来人们回忆的那样，干燥的天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然傍晚的时候看上去要下雨，但整晚滴雨未落。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大雨才倾盆而下。

侦探后来指出，在他们看来，再没哪个天气比那天更不利了。坚硬的地面上很难采集到夜里留下的脚印，即使留下了也都被后来的雨水冲刷掉了。

列车按时行进，依次经停拉格比、克鲁和普雷斯顿站。离开普雷斯顿后，警卫琼斯抽空要到前面与爱丁堡的收票员说句话。他离开后面的货车，沿着走廊经过与三等车厢的连接处。

在走廊的尽头，连接头等车厢的通道旁坐着一对夫妇。妻子怀里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她正努力让孩子安静下来。琼斯礼貌地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丈夫说他们的孩子病了，因为怕打扰其他乘客就出了包厢。

琼斯同情地看着他们，打开车厢间通道两头的两扇门，来到头等车厢。这些门都装了弹簧锁，门关上时锁得很牢固。

头等车厢的走廊空无一人。琼斯经过时，他注意到除了女士包厢外，每个包厢的帘子都放了下来。女士包厢里灯火通明，三位女士中两位在读书。

继续往前走，他发现头等车厢和卧车之间通道的两扇门也被锁上了。他打开门，走进通道，随手又把门锁上。在卧车的乘务员包厢，就在刚打开的那扇门里，两个列车乘务员正在聊天。一个在包厢里，另一个站在走廊里。站在走廊的那个往边上挪了挪，让琼斯过去。琼斯站在那儿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与收票员谈完事后，琼斯又返回货车车厢。这次，他看到了和刚才同样的情景——两个乘务员在卧车车厢的尾部，带孩子的夫妇在三等车厢的前端，头等车厢的走廊依然空荡荡的，而且车厢两端的门都是紧锁的。这些随意记下的细节日后都成了至关重要的证据，随着悲剧的展开，故事的神秘感也越来越浓……

当列车行进在威斯特摩兰高地郊外的沼泽地区时，突然开始刹车，这里离卡莱尔还有一小时行程。刹车的力度由轻到重。当时琼斯正在货车车厢尾部检查包裹运货单。他开始以为是临时停车信号，但这个地点太不寻常了。于是他起身沿车厢走到窗边，拉下左手边的窗帘往外看。

火车正好停在铁轨交会处。借着头等和三等车厢走廊上微弱的亮光能看到不远处的路基。就像我前面介绍的那样，那天夜里漆黑一片，除了这一点亮光之外看不见任何东西。铁路这一段正好向右转弯。琼斯觉得另一侧会看得更清楚，于是来到对面窗前沿着前行方向看去。

看不到信号灯，也看不到任何显示火车停车原因的迹象。但当琼斯的目光回到火车内部时，他发现头等车厢好像出了点儿问题。几个人斜靠在车厢尾部的窗边，努力地将身子探出去并向外挥手。他们的动作很夸张，好像情况严重而紧迫，要吸引人们注意。琼斯立刻穿过三等车厢来到现场，他看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奇怪场面。

走廊还是空的，但最后一个包厢的帘子——也就是他最先看到的那个——被拉起来了。透过玻璃琼斯看到这个包厢里有四个男人。其中面对面坐着的两个都将身子探出了窗外。另外两个在摸索走廊门的插销，好像在试着开门。琼斯抓住外面的把手，刚要帮忙把门打开，突然发现他们手指着隔壁的包厢，于是他来到第二个包厢门前。

这个包厢的帘子也已经被拉起来了，但门还关着。透过玻璃，琼斯发现面前一幕惨剧正在上演。

一位女士正在拼命地拽着通往走廊的门把手。她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惶恐，透着极度的恐惧和惊骇。她拼命拽门的同时还不停地向身后望，好像有可怕的鬼魅藏在身后的影子里。琼斯跑过去开门时，也朝女士身后看去，这一眼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

在包厢的另一头，朝着火车头方向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女人。她软软地躺在那里，头很不自然地向后仰在垫子上，一只手无力地垂在座椅边上。她看上去三十多岁，身穿棕红色皮外套，头戴丝绒帽。警卫几乎来不及瞟一眼这些细节，目光就聚焦在她的额头上。她左边眉毛上方有一个可怕的小洞，血从那里汩汩地流到外套上，最后在座位上汇成一片。显然，她已经死了。

但这不是全部。她对面的座位上躺着一个男人，琼斯判断他也已经死了。他应该是一直坐在角落的座位上，之后向前扑倒，前胸靠在那个女人的膝盖上，头垂向地面。他的身体不自然地扭曲着，歪歪扭扭像一堆不成形的东西裹在一件灰色起绒的粗呢大衣里。琼斯注意到他头下方有液体一闪一闪地落下，一片模糊恶心的污血很快就在下方的地板上汇聚起来。

琼斯猛烈地用身体撞门，但门纹丝不动。它顽固地立在那里，开了一英寸宽缝隙的门后仿佛有某种诡秘的东西在起作用，囚禁着那个用力叫门的女人和她可怕的同伴。

在她和琼斯努力开门的时候，火车停了下来。琼斯立刻想到可以从外面的门进入这个包厢。

他冲着那个被吓得近乎疯狂的女人大喊了几句，让她安静下来。然后他转身来到最后一个包厢，想穿过那里到铁路上，再从外面的门回到有尸体的包厢。

但他再次遇到了困难，因为那两个男人没能把门打开。他抓住门把手帮忙时，发现厢内两个人已经打开了外面的门，正要下到铁路上。

一个念头在琼斯脑海里闪了一下：这个时候对面会有一列火车过来。为了防止意外，他沿着走廊到了卧车车厢，从那里打开一扇门跳到铁轨上。他叫一个乘务员跟着他，让另外一个守在原地，不要让任何人通过。见到那两个从包厢跳下来的男人后，提醒他们要小心对面的火车。然后四人一起打开了惨剧发生的那个包厢外面的门。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把那个没有受伤的女士带出去，这样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门被尸体挡住了，这个包厢小得最多只能再进去一个人。琼斯打发列车乘务员到火车上找个医生，然后爬上火车。他在告诫那位女士闭上眼睛，然后把那个男人的尸体靠在角落的座位上。

那是一张看上去很硬朗的面庞，胡须刮得很干净，但整个面部依然很粗糙，鼻子和下巴都很大。右耳正下方有一个子弹穿过的孔。因为挨近头部的缘故，血如泉涌。依琼斯判断，这个男人已经死了。来不及考虑更多，琼斯先后抬起了两具尸体的脚，把他们都放在座位上。这样除了地面上那些污浊的血水外，门口算清理干净了。他用手绢盖住女尸的脸，把地毯的一头卷起来掩住了那些恶心的污迹。

“现在，夫人，请出来吧。”他边说边让女士背对着座位上那些恶心的东西，帮她打开门。门外的人扶她下到地面上。

这时乘务员已经在三等车厢找到了一名医生，经过简单的检查，他断定这两个人已经死了。包厢的帘子被放了下来，通往列车外部的门随即锁上了。琼斯叫那两个跳下车的旅客回到座位上，列车继续前进。

这时消防人员开始沿着火车检查，并通知火车司机还不能彻底解除刹车。后来发现头等车厢的紧急制动盘转动了，这说明这节车厢里曾经有人拉过火车的通信链。这样一来就使空气进入了火车管道，正是这些空气逐渐导致火车停车，并阻止刹车完全解除。进一步的调查显示，链子松动的部分在最后一个吸烟包厢里，说明警报一定是这里的四个男人拉响的。制动盘被回归原位，乘客们也都回到座位坐好。经过十五分钟的延迟后，火车重新启动。

到达卡莱尔之前，琼斯记下了头等和三等车厢里每一位乘客的姓名和地址，以及他们的车票号码。这些车厢，连同货车一起被彻底搜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人藏在座位下面、盥洗室里、行李后面或其他任何地方。

一个卧车车厢的乘务员从离开普雷斯顿到检查结束都守在这节车厢后面的走廊里，他肯定除了琼斯没有任何人经过那里。因此似乎没有必要记录卧车旅客的姓名，但他们的车票号码还是被记了下来。

到达卡莱尔以后，这桩案子被移交警署。头等车厢被撤到一边，门上了锁并贴上了封条。原本在这里的乘客被留下录口供，然后警署展开了更加细致详尽的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更多的真相显露出来。

警署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检查火车停车的周边地区，希望能在沿线发现陌生人的痕迹。他们猜测凶手作案后，在火车停车时下了车，然后穿过乡村，从小路逃掉了。

因此天一亮，一列专列载着侦探们来到了出事地点，他们对铁路以及两边很大一片区域进行了长时间彻底的搜查，但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没有找到陌生人可能落下的任何东西，也没看到一个脚印或任何印迹。我们前面介绍过天气对调查很不利。前段时间的干旱使地面变得坚硬，因此几乎不可能找到清晰的痕迹，就算留下点儿什么也被清晨的大雨冲刷得无影无踪了。

调查受阻后，调查人员把注意力转向附近的车站。距惨案发生地步行可至的车站只有两个，没看到过陌生人。事实上，自从出事的高速列车开过后，没有火车——无论是客车还是货车——在附近的任何一处停留过。也就是说，如果凶手离开了高速列车，那他不可能从铁路逃走。

调查人员接着把注意力转向了乡村公路和相邻的城镇，试图从那里发现线索——如果真有线索的话。但他们的努力又是徒劳。如果有凶手，如果他在火车停车时逃走了的话，那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其他方向的调查也没有什么进展。

死者身份已查明，是霍雷肖·卢埃林夫妇，来自哈利法克斯市布罗德路的戈登别墅。卢埃林先生是约克郡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合伙人，三十五岁左右，经常出入上流社会，有正当而丰厚的收入。他非常友善，虽然有时脾气有点儿暴躁。从所掌握的情况看，他没有任何仇人。公司出示了他的商务访问计划，周四在伦敦，周五在卡莱尔。出事的这次旅行正好在他的计划之中。

他的妻子是一个商人的女儿，二十七岁左右，是个漂亮的女人。他们结婚才一个多月，而且一周前刚度蜜月归来。还不清楚卢埃林夫人为什么要陪丈夫共赴这趟死亡之旅，但据了解她也没有任何仇人，因此作案动机不得而知。

取出的子弹证明这两桩谋杀用的是同一件武器——一把设计时尚的小口径左轮手枪。但世界上有成千上万这种左轮手枪，这一线索毫无价值。

和卢埃林夫妇同一包厢的那位女士——布莱尔·布斯小姐——说她是在尤斯顿上的车，坐在靠走廊的座位上。开车前几分钟卢埃林夫妇来到包厢，坐在面对面的两个角落里。除了刚刚离开尤斯顿时收票员来看过一眼外，整个行程中没有人进过包厢。他们三个人都没离开过，通往走廊的门也从未打开过。

卢埃林先生对他年轻的妻子非常关心，火车启动后他们还谈了一会儿话。在征得布莱尔·布斯小姐的同意后，卢埃林先生拉下了帘子，遮住了灯光，安静地迎接夜晚的来临。布莱尔·布斯小姐不时地打着盹，但每次醒来时都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被巨大的爆炸声突然惊醒。

她跳了起来，就在这时，什么东西从她膝盖附近的某处一闪，接着她听到了第二声巨响。她惊呆了，浑身颤抖着扯掉盖在灯上的遮板，发现通往走廊的门被打开了一英寸，一缕烟从那里飘进来。她闻到一股浓浓的火药味，转身时正好看到卢埃林先生重重地从妻子的膝盖边倒下。然后她看到了他妻子额头上的洞，知道他们都被枪击中了。

万分恐惧中，她拉起了走廊门上那个掩住了门把手的帘子，想冲出去求助，但根本打不开门。而且当她意识到自己正跟两具死尸关在一起时，恐惧有增无减。绝望中她拽了通信链，但火车看上去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继续与那扇门斗争，直到在她看来“几小时之后”警卫琼斯才出现。

她说帘子拉起来的时候走廊是空的，直到琼斯到来之前都没看到一个人。

最后一个包厢里的四个男人是一起的，他们要从伦敦到格拉斯哥去。刚开车时他们打了会儿牌，大约午夜的时候也拉下帘子挡住灯光，安静地入睡了。除了收票员之外，整个旅途中没人进入过这个包厢，但在离开普雷斯顿后门被打开过。因为被停车惊醒了，其中一个人吃了点儿水果，曾去洗手间洗了一下弄脏的手。打开门后，走廊里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异常现象。

过了一会儿，四个人都被这两声枪响吓着了。开始他们以为是大雾信号，但很快意识到自己离火车头很远，不可能听到信号。他们接着像布莱尔·布斯小姐一样，也打开灯，拉起帘子，努力想冲出包厢看个究竟。同样，他们发现门打不开，也同样，他们在走廊里没看到一个人影。他们确信一定发生了严重事故，于是拽了火车的通信链，同时放下了外面的窗户，用力挥手希望能引起注意。通信链松松的，很容易就垂了下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布莱尔·布斯小姐说她拉过链子，但人们却发现松的这头在最后一节包厢里。显然是布斯小姐先把它拉了下来，四个男人又拉了一次，这就使链子松驰的部分从一个包厢传到另一个包厢。

火车停车的时候，出事包厢前面的两个包厢都是空的。最后的无烟包厢里坐着两位绅士，女士包厢里坐着三位女士。所有这些人都听见了枪响，但因为火车的噪声太大，枪声显得很弱，所以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也没有人试图去搞清楚发生了什么。绅士们从离开普雷斯顿到紧急停车之前都没离开过包厢或拉过帘子，他们对这件事无法提供任何帮助。

最后一个包厢里是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她们在普雷斯顿上车。因为要在卡莱尔下车，所以没睡觉，也没有放下帘子，灯也亮着。其中两人在看书，另外一个坐在靠走廊的座位上，这个人肯定这段时间除了警卫没有任何人经过走廊。

她描述了警卫的活动——首先，朝火车头方向；其次，回到货车；第三次，在火车停下之前朝火车头方向奔跑——这与其他证据高度一致，非常可信。火车突然停车以及警卫的慌乱引起了她们的关注，三位女士立刻跑到走廊里，并在那里一直待到火车再次开动。三个人都确认期间没有人经过。

检查那扇神秘的门时发现，一小段为谋杀准备的木头楔子被敲进地板，门因此变得纹丝不动。很显然，这场谋杀是有预谋的，所有细节都经过精心谋划。对包厢的进一步搜查也没找到任何线索。

比较售出的和旅客手中的票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一张票没对上。一张从尤斯顿到格拉斯哥的票没有收回来。这个买票人或者根本没上车，或者已经在中间某站下车了。无论如何，没有人要求退票。

收票员曾经在火车驶离伦敦的时候查过票，虽然说得不太确定，但他记得有两个人曾坐在紧挨出事包厢的无烟车厢里。其中一位拿着一张去格拉斯哥的车票，另外一位拿着一张去中间一个车站的车票。他既想不起到底是哪个车站，也描述不出任何一个人的样子，当然，假如那里确实坐过两个人的话。

收票员的回忆后来被证实了，警方成功地追查到了其中的一位旅客——在克鲁下车的希尔医生。他提供了一些与那张丢失的去格拉斯哥的车票有关的情况。他在尤斯顿上车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在包厢里了。这人金黄头发，蓝眼睛，蓄着浓密的小胡子，穿着一件裁剪得体的深色衣服。他没有行李，只带了风衣和一本平装小说。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当这个陌生人得知医生住在克鲁时，他说自己也在那儿下车，并请医生推荐一个旅馆。然后这个人解释说他已经买好了票，本来打算去格拉斯哥，但后来决定中途下车，第二天到切斯特去看望一个朋友。他还问医生如果明天晚上继续坐车，车票能否再用；如果不能，他去哪儿能退票等。

火车到达克鲁时，这两个人都下了车。医生指给他去克鲁联合王国酒店的方向，但这位陌生人谢绝了，说他想去看一下行李。希尔医生离开站台时看到他向货车车厢走了过去。

随后侦探们对克鲁车站当时值班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没人记得在货车车厢看到过这样一个人，也没收到对行李的询问。但是，因为直到惨剧发生后很多天才发现这些情况，所以很难得到确切的答复。

克鲁和切斯特的所有旅馆都搜遍了，没发现这样一个人待过，更别提找到他的什么线索了。

这就是卢埃林夫妇被杀案延期的听证会中出示的主要事实。人们确信这起神秘案件很快就要水落石出了。但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新的线索出现，公众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其他方面了。

关于这个案子的讨论一度风起云涌。一些人说这是一起自杀案，认为卢埃林先生先杀了妻子，然后自杀；还有一些人说他们两个都死在卢埃林太太枪下。但这些观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

一些人马上反驳说，不仅手枪不见了，尸体上也没有变黑的火药。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情况下，这样的伤口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显然是他杀。

为了反驳这种观点，一些人继而指出布莱尔·布斯小姐就是凶手，但这一推断迅速被否定了。首先是缺乏作案动机——她出名的好人品和被证实的口供都与这一推断相悖。那把丢失的左轮手枪也对她有利。既然枪不在包厢里，也没藏在她身上，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她从窗户扔了出去，但是尸体的位置阻止了她到窗边去。而且她的衣服上没有一点儿污迹，所以很难相信她能挪得动污秽的尸体，单从体力上来讲也不可能。

最终证明她清白的证据是那扇被楔住的走廊门。显而易见她不可能从外面把门楔上，然后再进去。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谁楔上了门，谁就是开枪的人。门被打开了一英寸的小缝就是证据，因为很明显凶手是要通过那道缝射击。

尸检结果最后显示，如果卢埃林夫妇就坐在布莱尔·布斯小姐说的地方，子弹也是从她说的地方射出的话，那么子弹应该是从门缝的方向射入死者身体的。

但是布莱尔·布斯小姐的诋毁者不愿意认输。他们声称那些反驳的观点中，只有“门上的楔子”这一条有些说服力。他们继而抛出了一个更富想象力的猜测。他们说布莱尔·布斯小姐在列车到达普雷斯顿之前就离开了包厢，把门关上，然后从外面把门楔上。到车站之后，她穿过其他包厢，通过外面的门回到自己的包厢。

作为对这种观点的回应，人们指出，那个吃水果的绅士在普雷斯顿停车的时候还打开过包厢门，如果布莱尔·布斯小姐那会儿就待在楔上了的包厢里的话，她就不能再去楔上另一个包厢的门，而且卢埃林夫妇也会觉得楔门这件事很不可思议。因此很明显布莱尔·布斯小姐是无辜的，是其他的人楔上了这两道门，防止他在走廊里的活动被那些听到枪声的人打扰。

不得不承认的是，类似的辩论也曾针对最后包厢的四个男人，不过那个“门上的楔子”同样证明了他们的清白。

在这些观点遭到挫败后，人们放弃了努力。公众和每天的新闻里都没有就此事发表进一步的看法。随着沉默时间的拉长，即使对办案的人来说，这个案子也越来越难了。

每一个在现场的人都被新伦敦警署放在显微镜下审视过，但每个人又都被排除了嫌疑，最后几乎可以证明这根本不是谋杀案。警署署长和负责案子的警长的谈话对这起名噪一时的神秘案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是的，这是一个棘手的案子，”署长说，“我承认你的结论听上去很合理。但是让我们把它再从头梳理一遍，肯定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肯定的，先生。但是我已经回顾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都麻木了，每次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们试着再来一遍。来，现在开始。火车车厢里有一个凶手，我们确信有个凶手，对吗？”

“当然，先生。不在现场的左轮手枪，没有变黑的火药和门上的楔子都证明了这一点。”

“是这样。凶手在搜查的时候或者还在车厢，或者之前就离开了。我们依次来推导这两种可能。首先，关于搜查，你认为搜查得彻底吗？”

“绝对彻底，先生。我跟警卫和乘务员一起进入车厢。没有人能够逃过我们的眼睛。”

“很好。那么我们先来看那些在车厢里的人。共有六个包厢。第一个有四个男人，第二个里面是布莱尔·布斯小姐。你觉得他们都没有嫌疑？”

“的确，先生。楔上的门把他们排除在外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第三和第四个包厢是空的，第五个里面有两位绅士。他们没有嫌疑？”

“是的，先生。您知道他们的身份。戈登·麦克林先生是位很有名的工程师，赛拉斯·亨普希尔先生是阿伯丁大学教授。他们两个根本不可能是凶手。”

“但你也知道，警长，这样一起案子里所有人都有嫌疑。”

“我承认，先生，所以我对他们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结果证实了我的看法。”

“我也做了相应的调查，我认为你是对的。那就剩最后一个女士包厢了。那三位女士怎么样？”

“一样。她们也没什么嫌疑。母亲很老了，胆子又小，不会撒谎。我觉得她的女儿也一样。我做了同样的调查，没发现一点儿值得怀疑的迹象。”

“走廊和洗手间都是空的吗？”

“是的，先生。”

“那就是说，停车时在车厢里的人都明确被排除嫌疑了？”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人确实都不可能是凶手。”

“那么凶手当时一定已经离开车厢了？”

“他肯定离开了，这正是我们遇到困难的地方。”

“好的，继续往下想。这样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他是怎样离开车厢的呢？”

“是的，先生。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

署长陷入了沉思，顺手拿起一支烟点着了。他继续说道：“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没有通过车顶、地板或火车其他部分逃走。他肯定是走了一条最正常的路——门。这样的话，车厢两头各有一扇门，六个包厢两侧都各有一扇门。所以他是通过这十四扇门当中的一扇逃跑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警长？”

“当然，先生。”

“很好。先说两头的门。通道的门是锁上的吗？”

“是的，先生，车厢两端的门都是锁上的。但我觉得这没什么用，一把普通的车厢钥匙就能把它打开。凶手手里可能就有一把。”

“是。现在把我们的理由再重新回顾一遍，确定他没有逃到卧车车厢。”

“在火车停车之前，女士包厢里的宾特利小姐一直看着走廊，那两个卧车车厢乘务员都在车厢的尾部。火车停车以后，三位女士都在走廊里，一个乘务员守在卧车车厢的通道里。这些人都发誓从火车离开普雷斯顿到搜查车厢前这段时间内，除警卫之外没人经过。”

“这些乘务员怎么样？他们可靠吗？”

“威尔科克斯有十七年的工龄，杰弗里斯六年，他们为人口碑很好。当然，他们两个人也理所应当地受到怀疑。我进行了常规的调查，但没发现任何疑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看上去凶手确实没有逃向卧车车厢。”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您看，先生，我们对女士和乘务员分别提取了证词。这两拨人不可能联合起来骗我们。即使一方有可能，也不可能两方一起说谎。”

“是的，这听起来很合理。那么，另外一头……三等车厢那边怎么样呢？”

“在这头，”警长回答，“是史密斯夫妇和他们生病的孩子。他们在靠近通道的走廊里，如果有人经过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为那个孩子做了检查，他真的病了。这对父母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也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所以他们说除了警卫之外没人经过时，我相信了。当然，我并没有就此罢休。我检查了三等车厢里的每一个人，证实了两件事情：第一，搜查的时候，三等车厢里所有人都是从普雷斯顿上车的；第二，从普雷斯顿发车到紧急停车之间，除史密斯夫妇外没有人离开过包厢。这就证明在惨剧发生后确实没有人从头等厢逃往三等车厢。”

“警卫本身如何呢？”

“这个警卫人品也很好，他没有嫌疑，因为包括史密斯夫妇在内的好几个乘客看到他在刹车之后跑过三等车厢。”

“那么很明显，凶手一定是穿过了剩下那十二扇门中的一个。先从包厢这块说起。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六包厢都被占着，他不可能从那些包厢穿过。那就剩下第三和第四包厢外侧的门了。他有可能从这两扇门中的一扇逃走吗？”

警长摇了摇头。

“不可能，先生，”他回答说，“同样不可能。您可以回忆一下，从凶案发生后的几秒钟直到停车，最后一个包厢里四个人中的两个一直在向火车外面看。想要打开门站到火车外的脚踏板上而不被他们看到是不可能的。警卫琼斯也往货车厢外面看了，没看到任何人。停车后，刚才往外看的那两个人和其他人一起跳到了地上，他们都证明这些门从来没被打开过。”

“嗯，”署长沉思了一下，“听起来是这样。那就剩走廊一侧的门了。警卫到现场相对较早，凶手肯定在火车还高速行驶的时候就逃了出去。当警卫在走廊里对付门上那个楔子的时候，他可能攀在车厢外侧。火车一停，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对面包厢那一侧。这样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跳车逃走了。你认为这个推测怎么样，警长？”

“我们对车厢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搜查，先生。首先提出异议的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包厢的帘子升得太快了，凶手不可能顺利逃脱，但我发现也不完全是这样。在布莱尔·布斯小姐和那四位先生拉起帘子前，至少有十五秒钟的时间，这使凶手很容易拉下窗户，打开门跳出去，然后关上窗户和门，蹲在别人看不到的外侧脚踏板上。我估计警卫往货车车厢外面看时应该已经过去三十秒钟了。根据时间推断，他应该可以像您设想的那样逃走，但是另一件事又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当火车渐渐停下来，警卫跑着穿过三等车厢时，史密斯先生——就是那个生病孩子的父亲——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跟着警卫到头等厢去。但还没到门口，门就被关上了，门上的弹簧锁也马上锁上了。史密斯先生只好拉下走廊尽头的窗户往外看，他肯定头等厢的脚踏板上没有人。为了证实史密斯先生的话，在一个同样漆黑的夜里，我们开着同样一列车，用同样的方式点着灯驶过路线上同样的区域。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蹲在脚踏板上的话，从窗户能看得很清楚，看上去就是光亮区域里的一团黑影。所以我觉得应该相信他的说法。”

“是，这听起来很合理。当然，警卫自己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货车外面看时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发现在货车车厢也能看见蹲在那儿的人，原因相同——铁轨两边的路基是亮的。”

“那就是说警卫穿过三等车厢时凶手不可能已经出去了？”

“是的，因为在警卫到之前走廊的帘子已经被升起来了。”

署长眉头紧锁。

“真是莫名其妙。”他沉思着。一段时间，两人都沉默不语，然后他接着说道：“凶手有没有可能在开过枪后，立即藏到一个洗手间里，然后停车时趁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走廊门溜了出去，下到铁路线上逃跑了？”

“不可能，先生，我们也做了这样的调查。如果他藏进了一个洗手间，那么他就出不来了。如果他向三等车厢方向逃跑，史密斯先生会看到他，而且头等车厢的走廊从警卫过去到搜查之前都处在被监视状态下。我们已经证实，女士包厢里的乘客在警卫经过她们包厢后马上就到了走廊里，而且最后一个吸烟车厢里四位男士中的两位一直都在透过他们的门往外看，一直到那几位女士出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署长吸着烟陷入沉思，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

“你说过验尸官有些意见？”最后他说。

“是的，先生。他假设凶手开枪后立刻跑出了走廊一侧的一扇门——有可能是最后一扇——从那里爬到车厢外某个从窗户看不到的地方，等车停下时跳了下去。他设想了车顶、缓冲器或者下面的台阶。乍看上去这好像有可能，我试着做了一些试验，但没什么用。车顶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弯度非常大，没有平坦的天窗，而且门上方也没有把手。缓冲器同样不可能，从最后一扇门把手到车厢外的缓冲器之间有七英尺二英寸的距离。也就是说，人不可能从一头跳到另一头，他走过脚踏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下面的台阶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它是分开的，每个门下面只有一个短的台阶，不像脚踏板是一块连续的整板，没有扶手的话没人能走过下面的台阶到达缓冲器。最后，无法想象什么人明知只要碰到月台就会被扫下火车还硬要爬到那儿去。”

“那就是说，警长，你觉得凶手作案的时候在车厢，搜查的时候不在，可又不是停车的时候跑掉的？我觉得这不可能。”

“我知道，先生。非常抱歉，但这正是我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困难。”

署长拍了拍下属的肩膀。

“没关系，”他和蔼地说，“真的没事。你再试试，重新想想，我也再想想。明天你再来找我。”

这番谈话确实恰当地为这个案子作了总结，再也没有任何人带来任何灵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新的线索出现，人们的兴趣也逐渐开始减弱。最后，它在新伦敦警署年报中一长串破不了的案子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现在，我，一个毫无名气的医生，因为前面提到的机会了解到这桩神秘命案的谜底。案件本身和我没有联系，刚刚描述的细节都是从当时的官方报告中看到的。作为对我提供信息的补偿，我有幸看到了那些报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周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劳累了一天后非常疲惫地回到家里，刚刚点着一支烟，就接到一个紧急命令，要求赶到我行医地区附近村子的一家大旅馆里。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路口跟一辆汽车相撞，伤势很严重。我扫了他一眼就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事实上，他的生命大概就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很冷静地询问自己的情况。我按照行业惯例回答了他，并且询问他要不要找什么人来。他直视着我说道：“医生，我想讲一件事。如果我告诉了你，你能在我活着的时候替我保密，死后再通知当局和公众吗？”

“噢，当然可以，”我回答说，“但我是不是应该为你请个朋友或牧师来？”

“不，”他说，“我没有朋友，也不需要牧师。你看上去像个可靠的人，我宁愿告诉你。”

我鞠了一躬，把他放得尽量舒服些。然后，他就开始讲了，用一种缓慢的近乎耳语的声音。

“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得简要一点。你记得几年前有个霍雷肖·卢埃林夫妇被杀的案子吗？当时他们乘坐的是一列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案发地距卡莱尔南部约五十英里。”

我依稀记得这个案子。

“‘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报纸上这样说的，是吗？”我问。

“就是它，”他回答道，“他们从来没有破解这个谜团，也没抓到凶手。但是凶手现在就要为此得到报应了。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说话时的冷静和深思熟虑让我有点儿毛骨悚然。但想到他一边与死亡做斗争一边招供，不管我感觉如何，我的职责就是不失时机地倾听并记录下来。我坐了下来，用尽量轻柔的语气说道：“我会认真记下来你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在你希望的时间通知警方。”

他本来不安的眼神变得欣慰。

“谢谢你。我会尽快。我叫休伯特·布莱克，住在霍夫市韦斯特伯里花园二十四号。十年零两个月前我住在布拉德福德，在那里我结识了天底下最迷人的好姑娘——格拉迪丝·温特沃思小姐。我很穷，她很有钱。我对追求她一点儿没有信心，但是她鼓励了我，直到我勇往直前地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我，但要我答应她一个条件：我们的婚约需要保密一段时间。我是那么为她着迷，她提出的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高兴得都有些不理智了。”

“在此之前我见到过卢埃林，那时他非常友善，而且看上去好像很喜欢和我做朋友。一天我们一起遇到了格拉迪丝，我还向她介绍了卢埃林。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开始追求格拉迪丝了。”

“我们订婚后的一个星期，哈利法克斯有一个大型舞会。我本来会在那儿碰到格拉迪丝。但在最后一刻我收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必须要回去。回来之后我就收到格拉迪斯的一张言辞冷淡的小纸条，说她很抱歉，但我们的婚约是个错误，我必须知道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问了几个人，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给我点儿喝的吧，医生，我快不行了。”

我倒了点白兰地，端到他嘴边。

“现在好些了，”他气喘吁吁，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我发现卢埃林早就对格拉迪丝动心了。他知道我和她很要好，所以才来跟我套近乎。我真傻，如他所愿地介绍他们认识，同时也给了他见格拉迪丝的机会。他趁我上班的时候去找格拉迪丝。格拉迪丝知道他在追求自己，但不确定他是不是认真的。然后我求婚了，因为不确定更大的鱼会不会上钩，她觉得应该先抓住我。卢埃林很富有，你知道。她一直等到那个舞会才钓上了他，而我却走上了不归路。很有意思，是吧？”

我没有回答。这个人继续说：“是的，那件事之后我简直疯了。我失去了理智，去找卢埃林，但他竟当面嘲笑我。我恨不得把他的脑袋敲掉，但管家正好从旁边经过，所以我没办法冲上去杀了他。我没必要、也无法描述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但我真的疯了，我活着只是为了复仇。很快我就得手了。我一直跟着他们，直到找到机会杀死他们。我在那列火车上打中了他们。我先向格拉迪丝开了枪，当卢埃林被惊醒跳起来的时候，我又打中了他。”

这个男人停了一下。

“告诉我细节。”我说。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继续说，声音更虚弱了。

“我制订了在火车上除掉他们的计划，整个蜜月我都跟在他们后面，但一直没找到机会。直到那一次，那个环境太适合行动了。在尤斯顿我跟在他们后面，听到他买了去卡莱尔的票，于是我买了到格拉斯哥的票。我坐进了挨着他们的包厢，里面有一个特别爱说话的男人，我还得编造一通谎话好让他认为我要在克鲁下车。我确实下车了，但又上来了，并且坐在同样的包厢里，把帘子放了下来。没人知道我在那儿。我一直等着，直到火车到了高地顶部，我觉得在人烟稀少的乡下逃走更容易些。然后，时机到了，我用木楔将包厢门固定住，把他们都打死了。之后我逃离了火车，避开铁轨，穿过田野，直到上了一条公路。我整个白天都躲了起来，晚上天色黑了以后才继续赶路。第二天晚上我到了卡莱尔。在那儿我可以公开地坐火车。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怀疑。”

他停住了，非常疲惫的样子，好像可怕的死亡离他又近了一步。

“告诉我，”我说，“只一句话。你是怎么从火车上逃走的？”

他微弱地笑了笑。

“再给我点儿喝的，”他低声说。当我给他喝了第二杯白兰地之后，他虚弱地继续说了下去，有时停顿很长时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我事先就在外面做好了准备。如果我能在火车行驶中而警报还没响起的时候跑到外面的缓冲器上，我就安全了。没有人能从窗户看到我。而火车一停——我知道它很快就会停的——我就可以跳下车逃之夭夭了。问题就是怎么从走廊到缓冲器上。我是这样做的：

“我带了大约十六英尺长的很细的棕色丝带，以及同样长度的绳子。在克鲁站下车后，我走到车厢外的角落里假装点烟。在没有任何人看见的情况下，我把丝带的一端穿进缓冲器上方凸出来的把手里。然后我装作闲逛来到最近的一个门，随手放开了丝带，但却把两端都攥在手里。我假装拽了拽门，好像很难打开的样子，但实际上我把丝带穿进门外的把手，并把两头系在了一起。如果你当时跟着我就会明白，这样我就有了一条连接角落处和最近一扇门把手的丝带环。它跟车厢的颜色一样，几乎看不出来。然后我又回到了座位上。

“行动的时间到了，我先楔上了那两个车厢的门，然后打开了外面的窗户，抓住环形丝带的一端，把绳子的一端系在上面。我拉动丝带的一边，使绳子穿过角落里凸出来的把手重新回到窗口。丝的材质使它可以很容易滑动而不会在把手上留下痕迹。然后我把绳子的一端穿过门把手，拉紧后再把两端系在一起。这样我就有了一条从门延伸到缓冲器的绳环。

“我打开门，关上窗，把门用带来的一个小木块顶住。这样即便有风吹过，木块也可以防止它被关上。

“然后我开枪了。一看到他们两个都被击中，我就马上跑了出来。我踢掉木块，关上门，然后依靠绳环作扶手沿着脚踏板走到了缓冲器上。我切断了丝带和绳子，并把它们拽进口袋，这就抹去了所有痕迹。

“火车停下后我闪身跳到地面上。人们都从另一侧下的车，我一直沿着车厢爬，直到爬出他们的视线，然后攀上铁轨边的路基逃走了。”

这个人显然用尽了全身力气来讲述这个故事，因为当他终于说完的时候，他的眼睛闭上了。有几分钟，他陷入昏迷状态，很快就死掉了。

与警察交谈之后，我开始实现他的第二个愿望，也就是上面所讲述的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