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袁啸波

《孙子》即《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兵书。它的作者是春秋末期著名军事理论和军事活动家孙武。孙武，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前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公元前512年，孙武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吴王知其谋略过人，善于用兵，就命他为将。后来，孙武与伍子胥一起协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吴国成为当时强国之一，表现了卓越的军事组织才能。

《孙子》共十三篇，《形篇》以上四篇为阐说战争准备理论，《势篇》以下诸篇为论说战争实施理论，形成完整严密的战略思想体系，是一部战略理论奠基之作。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目的性特别强的社会活动，因而明确战略目标是其首要任务。孙武从历史和亲身的实践中看到战争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它在诸侯争霸中对社会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将会给人民带来不幸和灾难。所以他把安国保民作为唯一的战略目标，在书中屡次强调“自保而全胜”，提出重战、慎战，以确保“安国全军之道”，反对轻率用兵。

在重战、慎战思想基础上，进而阐说谋划战争全局的理论，即《计篇》中所说的“五事”（指“道、天、地、将、法”）、“七计”。换言之，政治、经济、外交、天候、地理等五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而对比敌我双方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等七方面的优劣是制定战略决策和判断胜负的依据。孙子对于战略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均有极其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为人们提供了统筹战争的理论武器。尤其强调以“道”为首的重视政治因素的观点，是我国古代兵家理论之特色。

孙子从保国安民总战略目标出发，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上的最佳选择。即不采用任何军事手段，而采取政治、外交、经济等方式使敌人屈服，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当然这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这就是中国古典的“威慑战略”。是孙子战略思想中一块瑰宝。

《孙子》作为一部兵书，揭示战争规律是题中之义。它总结出一套作战指挥原则，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致人而不致于人”（指战争不能被动地应付敌人，而要掌握主动权）；诡道制胜；因敌制胜；攻守兼用，因利制权；我专敌分，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等等，这些都是从哲理高度上概括出来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克敌制胜的诀窍，因此被后人广泛运用于其他领域。

《孙子》是一部杰出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一部包含深刻内涵的哲学著作，处处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不迷信鬼神，反对在军事行动之前占卦问卜，而主张对敌我双方的各种客观情况作系统、周密的考察和研究，然后确定相应的对策，所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在重视客观物质力量的同时，孙子也十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在《计篇》中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他认为在战争中可以通过“示弱”、“诱敌”、“扰敌”、“怒敌”、“离间”等等办法来造成敌人的失误，也可以用“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势利导”、“攻其所不守”等方式来形成自己的优势，促使敌我双方优劣势的转化，从而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孙子》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原始辩证法思想。孙子认识到矛盾现象在事物中的普遍存在，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诸如奇正、虚实、众寡、劳逸、饱饥、远近、进退、治乱、勇怯、攻守、专分、利害等等，书中随处可见。他很善于将这一对对矛盾概念运用于对战争的分析和战术方式的设计上。例如在分析军情时，他说：“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引文中凡涉及矛盾概念的字下加圆点，下同）、“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讲战术方法时他又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等，这些都是矛盾概念的巧妙运用。孙子不仅看到了战争中矛盾的普遍性，而且还认识到矛盾也是运动的，其内部对立的两方面可以相互转化，比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通过引导这些矛盾的对立面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化，就能够使自己一步步战胜敌人，走向胜利。此外，孙子看问题的方法也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他善于仔细分析各种现象，并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既能够迷惑敌人，又能不为敌人所设的假象所蒙蔽。再者，他并不把战争看作是孤立、静止的现象，而是将它放在诸多与之有联系的因素中去作系统、全面的认识。综上所述，孙子一书除了它的伟大军事价值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孙子》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都异常精辟而透彻，实用性又很强，因此，一直为历代军事家和思想家们所推崇并运用。在国外，《孙子》也受到普遍重视，享有“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美誉，先后被译成日、法、英、德、俄、捷克、意大利等十几种文字出版。在不少国家，《孙子》已成为军事院校的必修教材。现在，《孙子》的运用早已越出了军事领域，而在企业界、商业界、体育界等竞争领域备受重视，显示了它的广泛适用性和不朽生命力。

《孙子》成书于2500年前，其文字古朴简奥，颇难读懂，因而很早就有人为它作注。唐宋两代，注家蜂起，出现过许多单注或集注本。其中以魏武帝曹操、南朝梁代孟氏、唐代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代梅尧臣、王晳、何氏、张预等十家集注本对后世影响最大。

诸家在诠释文句的同时，还常常列举古代著名战例予以说明，有的还结合自己的用兵经验来发表独特的见解。虽然诸家解说时有相左，并不完全一致，但对于我们今天研读《孙子》都不无启发和帮助。《孙子》诸家集注的版本，早期流传有明本和清刻本，以谈恺本和孙星衍校刊本最著名。解放后发现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清代及近代诸家所未见。这个本子脱误较少，与谈、孙本对校，有两者俱误而宋本独善者，也有两本脱漏而宋本独全者，如《军争篇》“此治气者也”句下谈、孙本漏刻李筌、陈皞、杜佑、梅尧臣、何氏等家全部注文及张预部分注文达470多字。因此本书以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标点，其中个别明显讹、舛、衍、脱处，据明嘉靖谈恺刊本（简称“谈本”）、清孙星衍校刊本（简称“孙本”）以及有关资料订正，为读者提供一个文字可靠的本子。

本书十一家注家次序基本按时代排列，可是也有例外。如注家孟氏，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为南朝梁代人，书中却次于唐人陈皞之后；杜佑为杜牧祖父，又置于杜牧等四家之后。这种颠倒现象，清人孙星衍首先提出，并作校改。同时还指出杜佑从未注过《孙子》，其文是从《通典》中辑出。他认为十一家次序应为：曹操、孟氏、杜佑、李筌、杜牧、陈皞、贾林、梅圣俞、王晳、何延锡和张预。孙氏说法影响颇大，后世广为引用。但据近代学者考证，孙氏之说尚可商榷之处甚多。如据唐宋典籍关于李筌在唐玄宗天宝二年已撰书上献的史实记载，推算出李筌明显早于杜佑，因此，孙氏整理时将杜佑改置于李筌前，是铸成新错。又杜佑虽为杜牧之祖父，然而他本非注家，只是在《通典》内摘引《孙子》，略加训释，辑文非全注，疑原书辑者或从体例考虑，故将杜佑置于唐四注家之后，等等。因此，本次整理为审慎起见，对原书注家次序不作移改，以免产生新的错乱，有待于读者在了解宋本原貌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