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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鉴
曾国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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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状态主要反映在两只眼睛中，人的骨骼丰俊主要表现在一张面孔上，所以说“神骨”鉴乃识人的第一要诀。
一、识人观人，神骨为先
【原文】
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译文】
古语说：“去掉稻谷的外壳，就是没有内容的糠皮了，留下的只是稻谷中的精华——米。”这个精神留在人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话说：“山岳表面的流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但山岳却不会倒塌破碎，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岩石。”相当于支撑人体的骨骼。一身的精神都在人的两只眼睛里，一身的骨相都在人的面部上。像农民、工人、商人、军士等各类人员，既要看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作为以文为主的读书人，主要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骨骼丰俊与否。精神和骨骼就好像两扇大门，命运就像巍巍立于门外的大山，打开大门，山势自然尽收眼底。这两扇大门——精神和骨骼，是观人的第一要诀。
【解读】
文人先观神骨
本节开门见山地指出了“文人先观神骨”这一要点，由此可见“文人”乃是《冰鉴》的主要对象。
在古代社会人被分成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士被列为第一，这里的“士”是指读书人。在当时，读书人的地位很高，它代表着一种身份，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谋求荣华富贵的主要途径，因此读书人也逐渐被人们所尊敬。此外读书人通过对经、史、子、集的深入了解，从而掌握了历史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帮助他们走向仕途，升官发财，还可以帮助君主治理国家，帮助人民一起来打天下。这就是古代文人——士。
曾国藩二十七岁考中进士，三十七岁为正二品高官。他以文人、文臣、文官的身份带兵打仗，书生的特征十分显著。纵观他的一生，他是书不离手，无论军务再怎么繁忙，他都不会忘记读书。受他的影响，以他为旗帜的湘军、淮军及洋务集团，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书生出身，并兼有重要头衔。有学者曾经列出曾国藩军队主要成员为二百四十名，其中就有一百五十九人是书生，曾国藩多以这些书生为骨干，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读书人，才使曾国藩军队将太平天国镇压了下去。曾国藩曾说：“人之气色，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有读书可以变化气质。”这与“文人先观神骨”又联系到了一起。
读书读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胸中知识渊博，而且自身的气质和其他人也有所不同，就仿佛散发着光芒一样，这是神的表现。还有当人们历经各种风雨和挫折后，气质神态也有所不同，这也是一种神的表现。
在内为骨，外现为神
神并不是脱离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凭空存在，它是有所依附的，也就是说神为形之表，形与神相依赖，神是蕴涵在形之中的，形是神存在的基础。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但这里所指的“神”并不是随人的情绪变化而发生大的变化。人有美丑之分，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因为要辨别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单凭相貌外形是难以判断的，譬如王安石和文天祥。王安石是一个生活极其邋遢的人，衣服经常不洗，而且容貌也十分平庸；而文天祥则是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虽是状元出身，但是自身却不乏英雄气概。就是这样两个大相径庭的人，却是一样的流芳百世，令人敬仰。所以说，看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人的精神。
由此可知，神有一种穿透力，能透过人的外貌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气质是神的构成之一。
神藏于形之内
神藏于形之内，形则是指容貌，而眼睛则能表现出神的形态。人的眼睛里所表现出来的神就如同光与太阳一样。
我们都知道，人有千百种，譬如心怀邪念的小人、坑蒙拐骗的不义之人、文儒雅士、正人君子等。那么如何分辨这些人，就需要我们去观察人的神态。所谓心有所动，眼神会流露出变化。不管神是内在隐藏，还是外在显露，神的显示都会传递给人们一种信息，让人们通过这种神态而辨别人的品行。这正像文中所说，门一打开，山的幽深伏藏、奇伟雄姿就尽显眼前，而察神也就好比推开大门，门一开，就能看到这个人的心性、才干。
生活中人们常用“双目炯炯有神”来形容人的精力旺盛，机敏干练。从中可得出目与神之间的关系。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眼睛与肝和肾是相连的，一个人如果是肝有问题，那么就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出一些征兆。如果一个人身体健康，那么这个人的眼睛肯定是充满精神，这就表明他的肾气旺盛；反之，则是精神状态不好，整个人看起委靡不振。所以说人的喜怒哀乐都能从人的眼睛表现出来，甚至一个人的好与坏也能从眼睛洞察出来，因此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心灵是眼神之源。即使是转瞬即逝的眼神，也能表达出丰富的情感和意向。
神有余与神不足
神有余的表现是：目光晶莹，眉毛清秀，面容清澈如泉水，眼眸如秋水。放眼远眺时，好像秋天里的太阳照霜天；收目近看时，又好像春回大地，风轻拂鲜花一样。处理日常事务时，表现得果断坚毅，就好像猛虎进入森林；同众人相处的时候，内心平和，不为众人所湮没，就仿佛凤凰飞翔在雪原一样。
坐，稳如磐石；卧，静如栖凤；行，潇潇洒洒，平缓如江水缓缓而流；立，昂首挺胸，气势如孤峰树于平原。沉默静养，气定神闲，不轻言，性不妄躁，喜怒不动心，荣辱不变节。面对世事变幻，各种利色诱惑，而守贞如玉，心静如水。这样的人动如脱兔，静若处子，不为物所动，既博得众人的喜欢，又具有做大事的风范，可想而知前程自然远大。
神不足的表现：似醉非醉，头脑浑浊不清；面部整日阴云密布，经常忧心伤悲；似睡非睡，一睡就会被惊醒；不哭似哭，经常哭丧着一张脸；不嗔似嗔，本来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却看着很生气的样子；不喜似喜，本来没有什么喜事，却要装腔作势；不惊似惊，遇到事情就大惊小怪；不疑似疑，每天都疑神疑鬼，不相信别人；不畏似畏，本来是不可怕的事情，却让他胆小如鼠，充满恐惧；做事往往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事功前程自然可以想见。
这便是神有余和神不足的区别，能够清晰掌握这两者的神态，就能准确判断人的品行、能力。当然，察神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除了观察眼神的晶莹、浑浊之外，还要观察人的举止、言谈，才不会有偏差。
眼睛能传神
眼睛能够传神，是通过瞳孔的扩大和缩小、眼球的转动、眼皮的张合程度以及目光凝视来体现的。
一般常见的瞳孔语言表现为：当人在表示憎恨和反感的时候，瞳孔缩小，还流露出刺人的目光；如果一个人睁大眼睛，则表示具有同情心和心怀极大的兴趣，或者是赞同和好感；如果是恐慌或者激动的时候，瞳孔会扩大到平常的四倍。
眼球的转动还表示人正在进行着思维活动。两个人交谈的时候，人的眼球一般都比较稳定，很少转动，这就表明这个人在诚恳地听对方讲话。反之，目光游离闪烁，则表示这个人心中暗自盘算。
眼皮的张合程度一般表示人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人沮丧和悲伤，他的眼皮会耷拉着；如果一个人在与人交谈中，眼睛半闭半张，则表示这个人的轻狂和目中无人。
眼睛所运用的最重要技巧就是凝视。当同陌生人交流时，双方应尽量避免凝视；对敌人怒视、凝视则表现出人的威严；同朋友之间的凝视则体现出友好、关心等内容。
各种眼睛的神态
中国古代文人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多数都是从人的眼睛来突出人的美丽。比如《汉书·孝武李夫人传》中这样描写：“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曹植在《洛神赋》中说：“明眸善睐”；傅毅在《舞赋》中说：“目流睇而横波”；《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描写中说她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薛宝钗“眼如水杏”，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由此可见，杏仁眼、丹凤眼是中国传统认为的标准类型。这种眼睛灵动有神韵，所以一般形容美人的眼睛如秋水、秋波，炯炯有神、楚楚动人。
杏仁眼：这是轮廓完美的类型，它的线条轮廓清晰，内眼角朝下，眼睛两段的走向明显相反。
丹凤眼：这是最妩媚、最漂亮的形状。形状细长，眼裂向上、向外倾斜，外眼角上挑，多为单眼皮或内双。
深陷眼：这是因为眼睑过分深陷、眉弓特别突出而形成的，给人的感觉是棱角过于分明。
厚凸眼：这种眼睛类型是指眼睑肥厚，骨骼结构不够突出，外观有平坦浮肿的感觉。
下挂眼：这种眼睛的类型是眼睛内眼角高、外眼角低，让人觉得有些凄苦之相。
上斜眼：这种眼睛是指内眼角低、外眼角高，给人感觉比较小气。
小圆眼：这种眼睛又圆又小，一般这种眼型很少见。
神与骨骼的联系
此节中的“骨”并不是指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而是专指与“神”相配、能够传递信息的几块骨骼。为了能够使人们更好理解二者之间的联系，曾国藩用了两个比喻来解释：
稻谷的精华是米，米蕴藏在壳内，碾壳成糠，皮去掉了，精华还在，也能用。米没有随着糠而去，那么神于形也是如此不会随着形（外形）而消失，所以说：“脱谷为糠，其髓斯存”。
骨外面有皮和肉，就好比高山上土和沙一样，骨骼为人体的支撑支柱，骨与人体也就如同石与泥土。泥土会随风和水的冲击而脱落和流失，但是山石却依然矗立，由此可见它的雄壮。人的容貌也是如此，即使是受到了损伤，有了缺陷，骨子里的韵气也不会变化，仍然可以凭借骨来辨别人的显达，因此说：“山骞不崩，唯石为镇”。
由于人的相貌由骨肉内外相连而成，骨与骨相连，肉与肉连接，骨肉内外包合，便构成了人的外在容貌。骨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因而骨的优劣，则直接影响到人的体貌美丑。大脑是人的中枢神经，是人的指挥系统，头部骨骼的优劣又成为整体骨骼优劣的“首长”。在古代，医学上曾认为，头为群阴汇集之府，王行正宗之乡，头骨为整体骨骼的代表，面骨又是头骨的代表，因而面骨的优劣能鉴别头骨的好坏，进而可鉴全身的好坏。由此说：“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这也是此节的精髓所在。
江忠源身上的“神”
曾国藩鉴识人才时，经常将神骨联系在一起，考察一个人的品行和能力。识别江忠源就是典型的一例。
江忠源（1812—1854），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举人出身，是湘军中最早办团练的人，也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与他同样创建湘军的还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四个人。为了进京赶考，江忠源一直在家闭门读书，但对于外面公众的秘密活动，他也早就有觉察，当有个名叫雷再浩的率众起事时，他就立刻带着团练进行镇压。
1844年，江忠源去北京赶考，经郭嵩焘介绍，他第一次拜见了曾国藩。由于江忠源是个有侠义之气的人，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这正对曾国藩的品性。两人虽是刚见面，但交谈起来却十分投机，讲的都是一些市井琐事，似乎看起来并不是英雄豪杰所为，但却让他们时常发出笑声。这样的谈话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江忠源才告辞出来。
曾国藩出来，目送江忠源离去，当他走远时，便回头对郭嵩焘说：“京师没有这等人才啊。”接着又说：“这个人会立名天下，可惜也会因悲壮节烈而死。”突然听到曾国藩这么说，郭嵩焘觉得很惊讶，身边的人也有些糊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845年，即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曾国藩跟叔父提到了江忠源的事迹：那年八月初五日，湖南湘乡一个叫邓铁松的人跟江忠源一起回老家，令他没想到的是，六天后邓铁松却死在了路上。江忠源是个讲义气的人，于是便不辞辛苦，亲自将他的灵柩带回家。在此之前，湖南新化一个叫邹柳溪的人也不幸病死京城，也是江忠源处理后事，扶送灵柩南回。曾国藩对此说：“像这样具有侠义的人，能够不惜千里之苦，亲自护送朋友的灵柩回家，实在是难得！”
事实如此，曾国藩并没有夸张，江忠源的确有古侠士之风。韩愈曾作诗：“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可见，这种侠义行为，无论古今，都被人们传颂。
在江忠源的父亲七十大寿的时候，曾国藩虽然身为二品京官，但他依旧为他父亲作了一篇寿文。当咸丰皇帝下令求贤时，曾国藩也首先推荐了江忠源等五人。江忠源之所以被曾国藩看中，不是因为他们关系好，而是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江忠源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
那么曾国藩又是如何更加确信他是个人才呢？
原来，江忠源曾跟曾国藩说过，湖南新宁有青莲会匪，这是动乱的先兆。数年后，曾国藩再见到他时，就戏谑他说：“你不是说有青莲会匪吗？那么现在如何了？这么久我怎么还没发现有动静？”但令他想不到的是，江忠源回了新宁之后，招兵买马，提前做好准备，等到雷再浩一起事，他就立刻把他们镇压了，因这次的功劳之大便升为了知县。曾国藩知道后，才更加坚信江忠源果然是一个人才，勇于解救国难，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1851年1月，洪秀全在金田发动起义。1852年，江忠源便带兵进驻广西，隶属广西副都统（正二品）乌兰泰帐下。曾国藩知道后，就写信给他，说自己不支持他这么做，认为他孝道在身，能够更好的读书就可以，而至于带兵打仗则并不适合他。还动员他的朋友对他进行劝说，认为他在家“团练防守”是文人本分，而率兵去广西则是“大节已亏”，是不适合他本身的举动。曾国藩反对他从军，主要还是因为他远在北京，根本对太平军的声势不了解，以为他们不过是小股“乱匪”，所以坚持认为江忠源应该遵守古制，以在家守孝为要。
儒家提倡“百善孝为先”、“以孝道治天下”，凡是家里死了父母的，儿女必须回家守孝三年，做官的也不例外，称为“丁忧”，国家会保留他的官职。如果贪图权位，不肯“丁忧”回家乡，就会遭到弹劾，断定你不孝，并因此有大的罪名。在曾国藩看来，广西的“乱匪”并不可怕，而且现在天下还处于太平，所以他把遵守古制放在第一位。有人说曾国藩是“爱人以德”，既不愿意看到江忠源自败名德，也不愿意看到他以文员夺武弁之制，招惹是非。
但江忠源却没有听曾国藩的劝说。当他得知太平军从广西转战进入湖南，必须通过湘江这一消息的时候，他就决定在湘江上游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进行埋伏。因为蓑衣渡一带水路狭窄，河流湍急，两面都是高山密林，很适合打伏击。太平军由于过于疏忽，没有防备，结果吃了大亏，不仅损失了大量军械物资和一半战士，而且南王冯云山也牺牲在这里，成为太平军早期重大损失。
蓑衣渡这一仗的胜利使江忠源出了名，朝野皆知。第二年升为安徽巡抚（从二品），官阶跟曾国藩相当。从此，咸丰帝对他也是厚爱有加，并对他寄托了更大的希望，甚至这种信任一度超过了曾国藩。就连曾国藩自己也对江忠源很相信和佩服，还说他要练成万人，全部交给江忠源统带，甘愿做江忠源的后勤支持。那一段时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在长沙练兵，由于没有实权、没有经费，处处被动，最后被士兵追杀，不得不离开长沙，跑到衡阳去。
后来，曾国藩以创建水师最为得意，有了水师后，湘军夺得长江控制权，顺水而下，逐一攻陷武汉、九江、安庆、南京。水师可谓是曾国藩军事成功的重要保证，而建设水师的想法，最先也是由江忠源提出来的，从这就可以得出结论：江忠源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才，而非那种鲁莽、蠢笨呆滞的狷狂书生。
1854年，江忠源坚守庐州（当时为安徽省会），这时太平军将领翼王石达开带兵攻打庐州。最后，庐州被太平军包围，粮食和弹药缺乏，又不见营救。因为劳累，江忠源患病在身，绝望的他知道自己必败不可，便想自刎，但却被部下抱住，没有死成。后来一路奋战，身上受伤七处，最后他投进池塘，溺水而亡，年仅四十二岁。
由此可见江忠源的忠烈之气。而曾国藩能在一面之间，就断定江忠源“当悲壮节烈而死”，就是因为曾国藩“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他察看的正是江忠源的“神”——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二、精神清浊邪正之辨
【原文】
古者论神，有清浊之辨。清浊易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水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才而深思。一为败器，一为隐流，均之托迹二清，不可不辨。
【译文】
古人通过不断的研究和观察，把神区别为清与浊两种。清纯与浑浊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但邪与正却不容易区分，因为邪与正都是托身于清之中的。如果想区分一个人的奸邪或忠直，应在动与静的状态下对他进行观察。眼睛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安详沉稳而有光，宛如晶莹玉亮的明珠，含而不露；眼睛处于动态的时候，眼中光华生辉，精气闪动，犹如春水之荡清波。双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明清沉稳，如同旁边没有人一样；动态的时候，目光锋芒外露，好像蓄势待发的箭一样。这两种便属于精神澄明清澈的纯正状态。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就好比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就好像流水般游移不定。这两种眼神多是伪装假饰的神情，或是居心叵测的神态。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半睡半醒似的；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又像受惊吓的鹿惶恐不安。这两种目光多是聪明却不走正道的神态，或是心存深谋怕被别人发现的神情。前一组神情多是品德欠高尚、行为欠端正的表现，后一组神情多是奸心内萌、深藏不露的表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奸邪神情，由于二者都混迹在清莹之中，因此必须仔细区分。
【解读】
神清浊辨人清浊
俗话说水有清浊，同样人也有好坏之分。如愚蠢、聪明、忠诚、邪恶，这都是人的不同表现。在古代，圣贤之人常常就用“清”与“浊”来判断这个人的愚蠢、聪明、忠诚、邪恶。
通常，观察一个人，要先看他所呈现出的神态。如果神态清澈，表明这个人就是个聪明的人；神态浑浊，这个人就是比较愚笨；神态清澈纯正，这个人就是个忠正的人；神态游移不定，深藏不露，这个人就是个不走正道的奸诈之人。
譬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他所表现的神态清澈，给人一种精干的气质，因此他成为了历史上最有智谋的军师；张飞对士兵粗暴，神态显示出的是一种浑浊，因此他就比较愚笨，最后被手下人杀害；关羽给人一种忠肝义胆的气质，神态清澈纯正，所以后人总是把他当神来供奉；吕布是一个势利小人，神态总是游移不定，先后杀了他的两个义父，是个不走正路的奸诈小人。再如，一个少年的眼睛是明亮清澈的，老年人的目光则是浑浊昏暗的。但是，这不代表少年比老年人聪明。老年人的确是没有少年的机智灵敏，并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思维、记忆力以及办事的效率也逐渐减退，大大不如自己年轻的时候。从这一点上来看，就可以知道人的神态清浊变化一定与大脑的思维有联系。
所以说，人的清浊，只要仔细观察人神态的外在表现，诸如通过言语、行为，观察眼睛中所散发出的光芒，脸上所呈现的表情，就能辨别此人是清是浊。
神的邪正的分辨
神的清浊可以通过人的神态来辨别，但是神的邪正却不容易分辨。因为一般忠诚、奸诈的人都有着聪明的智慧，而他们的神态从表面上多表现的是清澈和纯正，神态的邪一般都会混藏在这纯正清澈之中，以此来蒙蔽人的双眼，让人分辨不出来。
元末明初，陈友谅带兵攻陷太平，攻占了长江上游后，就派人约张士诚（元末明初的义军领袖）一起进攻建康。于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便开始了大战。
当时有人劝朱元璋要亲自率领大军前去迎战。朱元璋便说：“敌人早已知道我率军出征，他们用一部分军队牵制着我，而大军已经顺流而下直奔建康，估计有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如果我的步兵和骑兵匆忙赶回来，再去作战，这是兵法最忌讳的。”
因此，朱元璋便召见康茂才（明朝开国大将），对他说：“如果敌方的两股势力合到了一起，那么对我方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先打败陈友谅，那么张士诚那边就会闻风丧胆了。你能迅速地把陈友谅的军队引到这里来吗？”康茂才回道：“我家有个守门的家仆，他曾服侍过陈友谅，如果要他去，一定能取得陈友谅的信任。”朱元璋听后，就让他马上下令让那个家仆前去送信。
守门的家仆接到康茂才的命令后，就划着小船来到陈友谅的军中，假装是康茂才的使者，告诉陈友谅在他进攻的时候，康茂才要他一定要做好内应。陈友谅果然相信，喜出望外，并问康茂才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位家仆回答：“他现在负责守卫江东桥。”陈友谅又问桥是什么样的，家仆又说：“是一座木桥。”陈友谅听后暗自开心，就热情款待了这位曾经的家仆，随后又将他送回。家仆临走的时候，陈友谅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我随后就到，到了后，我叫你‘老康’为信号。”
这位家仆回来后，就将陈友谅的情况告诉了康茂才。康茂才立刻转告了朱元璋。朱元璋知道后，高兴地说：“看来，陈友谅将要落入我的圈套之中了。”于是就命令人立刻拆掉木桥，换上铁石结构的桥，一夜就得竣工。同时命令冯胜、常遇春率领三万兵力埋伏在石灰山旁；徐达的军队等候在南门外；杨璟驻守在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水师驶出龙江关外。而朱元璋总领大军在卢龙山，命令旗手们把黄色旗帜隐伏在山的右边，把红色旗帜隐伏在山的左边，并告诫他们说：“如果敌人来了就举红旗，听到鼓声就举黄旗，这时候，全部埋伏的军队都要立即发起攻击。”
朱元璋将所有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妥当。当天，陈友谅果然率船队东下，到大胜港的时候，水路狭窄，又遇上杨璟阻击，立刻退出大江，乘船直冲向江东桥。到桥边的时候，却发现桥都是铁石筑成的，才感到疑惑。连呼“老康”，可根本没人答应。此刻，陈友谅才发觉其中有诈，于是马上分出水师千余人奔向龙江，派出万人兵力登岸修筑栅栏。这时正值酷暑，朱元璋也预感到一定要有大雨，就命令各路大军就地起炊吃饭。当时天空一点云都没有，但不一会忽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候只见红旗举起，众将士竞相冲向前去拔除栅栏，陈友谅指挥军队上来与他们争夺。争夺一阵后，大雨停了下来。朱元璋就命令击鼓，鼓声震天动地。这时候，黄旗举起，所有伏兵都发起攻击，等在南门外的徐达部也赶来参战，水陆并进，内外合击，最后歼灭了陈友谅的军队。朱元璋的大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太平。
从中可见，故事中的家仆就是个最阴险的小人，他表面看起来仁慈，还利用同陈友谅曾经主仆的情感，让陈友谅相信他是个忠实的仆人。但陈友谅却不知道人总是善于伪装的，最后轻信家仆的言语，中了朱元璋的圈套，落得了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
对此，曾国藩也指出，人的“清”又分邪和正两种。由于正和邪都蕴藏在清之中，并都以清的面目出现，要准确地分辨它们，是一个富于技巧的问题。况且大忠大奸的人一般都很有智慧，人也聪明，神的邪正都藏匿在清当中，它们的形相似，从而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让人不容易鉴别。为此《冰鉴》说：“均托迹于清，不可不辨。”
这也就是说，人的聪明智慧并不意味着人的品行高尚纯洁，这需要从“神”之邪正来区别。
一次，曹操派刺客去见刘备，刺客假装与刘备讨论讨伐魏国的策略，分析得十分巧妙。这个时候，诸葛亮进来，刺客便以上厕所为借口离开了。刘备则对诸葛亮说，此人非常聪明智慧，对他是十分器重。诸葛亮则观察到这个人见到他时，神情十分恐惧，视线也时而流露出反逆的状态，于是便推测这个人是刺客。刘备听后便派人去追，刺客早已跳墙逃走了。
可见，端庄厚重、品格高尚的人，神不仅清而正，而且是一清到底，绝无杂质。如果不是清澈到底，那在心性品格上多少有些不足，至少也会动摇不定。故事中的刺客表现出恐惧状态，所以被诸葛亮一眼识破。
然而，有些人并不是很容易被人识破，这些人一般都是城府较深、仪表不俗。比如，西汉末的王莽就比较善于伪装，他表面上总是给人一种朴素谦虚、轻财好施的印象，因此赢得了好名声。
王莽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同母亲相依为命。虽然生活并不艰苦，但在族人中经常受到冷落和排斥。王莽懂事后，就开始努力学习。逐渐以一个谦让恭俭、不贪享乐的进步青年形象出现在族人面前。他在穿戴上十分简朴，对母亲和亲长极其孝顺，而且同朝野的光明俊伟人士交往结纳，气度豪迈，深受人们的好评。
王莽的叔叔王凤（当时的大将军）生了病，王莽每天都陪伴着他，殷勤地服侍，甚至连汤药都由王莽亲自尝过后再给王凤喝，以防有人下毒。几个月下来，王凤的病痊愈了，但王莽却是蓬头垢面、满脸憔悴，这令王凤十分感动，说：“有子不如有王莽。”王凤临死的时候，托姐姐（当时已成为太后）和皇上提拔王莽，也由于大司空王商和当时的一些名人也对王莽的品德才行十分赞赏，因此最后王莽被封为新都侯。
王莽成为都侯后，依然保持着廉敬恭让的作风，在人前从不敢有丝毫马虎和得意，可是暗地里却有享乐的迹象。他曾经私下买了一个漂亮的奴婢，不巧被堂弟无意中撞见，于是他就对堂弟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看相的人都说这个女子能生佳儿，所以我主动帮朱将军买了回来。”后来就把那个奴婢送到了朱子元府上。
而王莽的族叔王根辅佐朝政数年后，由于身体不好，便向皇太后申请退隐。另一个大臣淳于长，先与许皇后的姐姐私通，又娶为妾，然后又同许皇后内外勾结，逐渐得到皇上汉成帝刘骜的宠信。王莽知道后，就对王根说：“淳于长想取代您，正在跟手下人商讨策略。”王根听后大为恼怒，便叫王莽向皇太后举报淳于长的阴谋。
原本太后对许皇后早就有偏见，这次正好乘机可以把淳于长打下台。因为这次告发大奸有功，王莽便代替王根成为了大司马，当时他只有三十八岁。此后，他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声誉。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生了病，其他大臣派夫人来探视。只见他府中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妆饰与一般仆妇没有大区别的妇人出来迎接她们。那些夫人们以前都听说过王莽家居生活比较简朴，都不曾相信，当那个妇人自称是王莽的妻子时，众夫人都十分震惊。
当王莽叛逆后，众人才知道以前王莽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但在当时许多人都被王莽的忠诚耿直迷惑住了，赞誉之辞盛若花海。
新升任司空的彭宣看到王莽之后，悄悄对大儿子说：“王莽神清而朗，气很足，但是神中带有邪狭的味道，专权后可能要坏事。我又不肯附庸他，这官不做也罢。”于是上书，称自己“昏乱遗忘，乞骸骨归乡里”。用鉴别人才的神来分析，“神清而朗”，指人聪明秀出，不会是一般的人；“神有邪狭之色”，说明为人不正，心中藏着奸诈意图。王莽可能也感觉到了彭宣看出一些什么，但抓不到把柄，只能恨恨地同意了，可没有赏赐养老金。彭宣回乡后数年就死了。
果然，正如彭宣所言，王莽称帝后，逼死儿子，毒杀汉平帝，做尽了各种坏事。从中得出，人的邪很难辨别，还因为奸邪的人一般都会用行动、言语来掩饰自己原本的面目和企图。如果不依靠神的邪正来鉴别人才，就会被人的言语、行动等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且人的判断力本身就太弱，这样就无法识别人。
如今，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人也屡见不鲜，当你得势的时候，他会极力讨好你、巴结你，显示出仗义之气，追随你，并信誓旦旦地说愿意为你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但在背地里却是窥视你、算计你，搜索和积累你的过失行为作为证据，有朝一日落井下石，并取代你的位置。
如果是公开、明显的对手，那你还可以防备他，但是像这种以你心腹、密友身份出现的小人，你就很难看清他内心的黑暗。所以说，我们要想辨别人的忠诚与邪恶，必须要认真观察。以下是区分神清浊的几个要点：
（一）辨别神清的足与不足
一个人如果表现为精神气爽、体清人妙，这是一种好的神态表现。因为神清而爽朗的，就像清澈澄明的水一样，这样的水是好水，而人也自然是聪明的。他懂得与人如何相处，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类型，这就是神清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神一般集中在人的眼睛里。在童年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是明亮清纯的。但当成长以后，走向社会中，经历了各种风雨以及受到各种人情世故的感染后，人的思想就会发生变化，智慧也就逐渐转向聪明。而眼睛是大脑猎取信息的主要工具，如果思维变化了，那么也必然在眼光中有所反映，比如恐惧的目光、哀伤的眼神等等。
神清也有很多层次：有神清而足的，有神清而不足的。
神清而足，一般是具有大智慧的人。这种神态一般就好像深潭蓄碧水，没有大风就不会起大浪，平常表现得平平淡淡，不快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还十分谦虚，而且深藏不露，从不与人斤斤计较。实际上，他们的生命力十分旺盛，精力也很充沛，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思想力和行动力去处理问题。这类人静的时候如同处子一样，动的时候好像挣脱奔跑的兔子。
神清而不足，这样的人一般智慧中等。神态清澈，人就聪明；神态不足，精力就不够充沛。行动力和意志力也比较弱，做事不能持之以恒，最终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
（二）神昏而浊
一个人的神态如果表现为昏暗，那么就好比浑浊的水一样，根本就无法说明这个人是聪明机智的。试想，如果一个人的大脑处于混沌的状态，那么他做起事情肯定是接连犯错。甚至会将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做得很糟糕。这样的状态倘若一直持续下去，人就会显得十分迟钝、呆滞，根本就无法做任何事情。
当然，并不是说这种神态混沌的人就无可救药。只要他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智慧，就能变得聪明起来。随着他智慧的加深，神态也会由浊变清了，此后对于事情也有了敏锐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同时，这种神清而不足的人，也会在别人的影响下和外界的刺激中增强自信心，使自己的意志和恒心得到磨炼，变得更加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由不足到充沛。
所以说，人的神态并不是先天就注定的，它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让神态发生变化。一个神清的人如果不坚持学习进步，那么大脑就会生锈，人也会由聪明变得与普通人一样；神清而足的，也会因为自己的懒惰，逐渐失去进取心和动力，最终只能做出一般的成就来，而无法实现远大的抱负。
（三）先清后浊
神清一般都是指人的天资聪慧。小孩子的神态一般都是清朗的。但是如果在后天的成长中，没有好的环境和好的教育方式，那么他们的聪明才智就无法得到锻炼和运用，因此故步自封。这样一来，他们的大脑无法得到进一步的锻炼，神也随之逐渐失去光泽而转为浊。这就好比一潭清澈的秋水，如果没有其他水的交流和补充，就会成为一潭死水，必定会浑浊腐臭。正所谓流水不腐，就是这个道理。
例如大文学家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所讲的那个小孩，原本是非常聪明的，天分也极高，神更是清朗的，从小就能够咏诗作赋，出口成章，可谓是不学而成才。但他的农民父亲却是个浑浊的人，竟然把儿子当做摇钱树，凭借儿子的一点聪明而到处卖弄来获取利益，不让儿子进一步学习，致使这个孩子天分得不到锻炼和启发，人也逐渐变得不再聪明，神也不再清，等到长大成人后，与普通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这便是先清后浊。
（四）先浊后清
人的天分是可以经过后天的努力而改变的。即使愚笨的人，也能够变得聪明起来。看过猩猩训练的人都知道，猩猩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智慧性动作。这是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的。比如，猩猩可以将立柜的抽屉一个个拉出，摆出楼梯状，再将凳子拿到柜顶上，最后取到屋顶上的香蕉。而其他的动物是很难完成这样的动作技巧。再比如，一个弱智的儿童经过专门的训练，他的大脑也会开发到和正常人一样的状态。
由此可见，天分不高的人，只要经过后天的刻苦努力和训练，同样可以做出惊人的成就来。这正所谓“笨鸟先飞”，因为人们能够首先认识到自己的笨，从而就会更加刻苦努力来以勤补拙，获得成功。这可以说是做事情的一种先见之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大智慧。所以说人的天分经过后天的训练，大脑得到了醒悟，人也就由原来的笨拙变为聪明。这就是先浊后清。
总之，如能掌握了以上的四种要点，就能够帮助我们辨别一个人的忠奸，这也是我们识别人才、选用人才的关键因素。
欲辨邪正，先观动静
文中讲到“欲辨邪正，先观动静”，这是说，要想分辨一个人的奸邪或忠直，首先要在动与静的状态对其进行观察。因为动与静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
而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最容易在运动中流露、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最能体现出它的本质。“静”是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它处于其先其后的两“动”之中，在由“动”到“静”再由“静”到“动”的变化中，它仍呈动态。所以通过“动”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通过“静”也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
所以说，要想识别出神的邪正就必须先观动、静，以下则是几点重要的入手之法：
（一）动态中考察神正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精神状态并不是一般人随便就能修养得到的，这必须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一个心怀奸诈、为人不忠的人，是无论如何都达不到浩然正气的境界。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人的动态中来考察神的邪正，因为事物的本质最容易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人的本质也是一样。
“动”，在这里指的是人的眼睛看人观物时候的状态。“动若水发”，是说人的眼睛在观察事物时目光所呈现的状态，犹如春水荡动清波，精光闪射，秀气横溢，闪发着美轮美奂的光彩。“动若赴的”，是指人在观看事物的时候，精光敏锐迅捷，就好像劲箭脱弦，飞射靶心。但又锋芒暗收，不存霸气，不怒而威，隐藏着王者的气度。
（二）静态中考察神正
“静”，是指目光暂时静止，没有看人观物时的状态。“静若含珠”，就是说眼睛很安静，没有观物的时候，就像镶嵌在眼帘中的明珠，灿烂光亮，晶莹生辉，美丽的光华深蕴在眼睛内，好像一泓秋水，暗蓄着流光溢彩的动向，含而不露，是一种神安详沉稳时的端庄状态，心底无私。“静若无人”，是指眼睛没有观物的时候，安详自然，文静得如处子，心无任何杂念，好像身边没有他人的存在、独处一样的自然平静。就像幽谷清泉，空谷悠兰，虽然寂然无声，却有着高洁的志向和恬然的乐趣。正如唐代韦应物的一句诗所言：“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种安静时如老僧入定、丝毫不为外物所动的最高境界。
（三）神正动静之别
有动必有静，静后必是动，它们是相互连贯的永恒状态。“澄清到底”，则是说人的清纯到底。这两种动静状态是神澄清到底、纯正无私的表现。忠直高尚的人，不管在人前人后，动静都是表里如一，始终保持着高尚纯洁的品格。仔细分辨，两者也有区别。
“静若含珠，动若水发”，这种状态比较平缓，好像轻盈的流水，这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相对应。而“静若无人，动若赴的”，这种状态变化反差较大，是比较激烈的反应，在紧要关头，会出现不冷静的状态，容易冲动，因而很难正确判断。作出决定，也犹豫不决，不能迅速行动，这样就会失去大好时机，而使事情走向失败。
这样看来，“静若含珠，动若水发”的境界，似乎高于“静若无人，动若赴的”的境界，因为前者属于大智大才的圣贤境界，后者则是属于有智有才的豪杰境界。这也是圣贤与豪杰的区别。
（四）静态中考察神邪
“静若萤光”，是指萤火虫的光在夏夜中比较微弱，而且闪烁不定，一明一灭，这就像人有性而无定力一样。“静若半睡”，是说人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样子，两眼半开半闭，开能看外面之物，闭则可以静心深思，既养神又思考问题。这种状态有着一举两得的功用，效率很高，很会使用时间。这种人很有野心，什么事情都想抓住，不能专一，是心怀奸诈的人。
（五）动态中考察神邪
“动若流水”，是指流水的特性就是漂流不定，在人的目光中，就是忽东忽西，闪闪烁烁，很有智慧，却不能恒守。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说明水的特征和智者是有联系的。这种目光反映出来的内心世界，就是在不停地寻找目标、窥探目标。“动若骇鹿”，眼睛运动时像惊鹿那样惶惶不安。本来半睡半醒似乎是在养神，却又怕错过外面的好东西，因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睁开一条缝，想看个究竟。因而称他们为“别才”，虽然有才智，却是不能始终如一、坚守正道，很容易见异思迁。这种人也是奸诈之人。
（六）动静中神邪之区分
“静若萤光，动若流水”的人，一定是善于虚伪装饰而奸心内萌之辈。“静若半睡，动若骇鹿，别才而深思”的人，很容易与端庄厚重之人混淆。这样的人做事独断、干练，这种人与刻意掩饰的人不同，他们能够沉得住气，不到时机成熟时不会行动，平常多表现一副君子正气的样子，其实有很大的欺骗性。如历史上的王莽、秦桧等人，他们具有聪明的才智，如果在本性没有显露的情况下就名声远扬四海，而中止了生命，也许会流芳百世。
我们可以将“静若萤光，动若流水”的人归为“败器”，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有才能但却心怀不正，称为“器”意味着有形可察；“静若半醒，动若骇鹿”的人则属于“隐流”，这种人深藏不露，奸心藏于心底，不张扬，所以成为“隐”，表示无迹可寻。由此看来，器为下，因为有迹可寻；隐为上，因为没有迹象可察，所以很难识别。
（七）邪托身清之中，不可不辨
由上可知，两种邪奸之状都藏于清中。“败器”托身在“静若含珠，动若水发”之中，“隐流”托身于“静若无人，动若赴的”之中，我们在识别这种状态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辨认。
贤忠的人，一般从不会在日常生活中显露其锋芒。他们都会有所收敛，如普通人一样，但是一旦行动起来，就像奔跑的兔子，动作迅速敏捷，一举而成。而大智大奸的人，奸心藏于心中，也知不外露锋芒，但是当他们获得名声后，总会担忧别人看穿他们的心思和伎俩，因此这样的人最终也会露出破绽。
再说王莽这个人，他在历史上有着不好的名声，但是他却是一个有才能和胆识的人。如果他不篡位，而是一如既往地勤恳处世，或许会同诸葛亮一样流芳百世，令人敬仰；或者他即使篡位后也依旧勤奋简朴，善待臣民，那么他也会像汉高祖刘邦一样被人们称赞为好皇帝。然而，他却在达到目的后，充分暴露了自己内心的本性，死于乱军之中。
还有一个比较精明的人，是在巴郡的任文公。他在王莽篡位后，知道天下将大乱，于是就让家人背着东西每天都绕着房屋跑个不停。有人看见了，觉得十分滑稽可笑。后来，各地发生了战乱，而任文公一家大小背着财物逃亡，在祸乱中得以生存。可见任文公是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他时刻准备着求生的机会，最终才免于灾难。
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有未卜先知的高明眼力，而更多的人只是在邪与正之间被蒙蔽着，分不清事实的真相，所以失败的人很多。现在知道了如何分别神的邪正，那么就会减少一些祸患的生成。最后我们将正邪总结归纳为：神清而定，神浊而浮。通过以下对比来对人进行鉴别，就不会有迷惑的事情了。
静若含珠——静若萤光
动若水发——动若流水
静若无人——静若半睡
动若赴的——动若骇鹿
静若含珠，动若水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都是神清而定的表现；而静若萤光，动若流水，静若半睡，动若骇鹿则是神浊而浮的表现。分清这几种表现就能正确地鉴人了。
动静结合鉴人
动静结合，是对事物准确评判的一种方法。曾国藩善于识人，他一般用“贤”来判断人的品行，这往往是静态判断，如“刘府高强，一生富足”；一些具体判断，如“气浊神枯，必是贫穷之汉”，则是动态判断；而“目国无神，纵鼻梁高而命亦促”，则是动静结合。
战国时期，平原君赵胜很会看相。他在渑池会上观察秦将白起的瞳仁和眼神，判断他的性格刚强但比较暴躁，“可也持久，难于争锋”，从而在制订战略决策上十分谨慎。
曾国藩在动静上鉴人更是一绝。淮军刚建立的时候，曾国藩成为封疆大吏，一次李鸿章向恩师曾国藩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在恩师的帐前效力。曾国藩刚回府邸，家人立刻迎了上来，低声告诉曾国藩，李鸿章推荐的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很长时间了。曾国藩挥挥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则悄悄走了过去。
大厅前的庭院里站了三个年轻人，显然是等待了很长时间，长衫已经汗湿了一片。曾国藩悄悄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停了下来，暗暗观察这几个人。只见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剩下的那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着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曾国藩又观察了一会儿，看云的年轻人仍旧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独自欣赏美景，而另外两个人已颇有微词了。
曾国藩继续观察了一会，便胸有成竹地悄悄回到房间里。很快，曾国藩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三个年轻人一起来到客厅里，曾国藩微笑着请他们坐下，和他们攀谈起来。渐渐地，曾国藩发现，不停打量自己客厅摆设的那个年轻人和自己谈话最投机，自己的喜好习惯他似乎都早已熟悉，两人相谈甚欢。
谈完话之后，三个年轻人纷纷起身告辞。曾国藩待他们离开之后，立刻吩咐手下对三个人安排职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并没有把和自己谈得最投机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而是让他做了个有名无权的虚职；很少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则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惊奇的是，那个仰头看云、偶尔顶撞曾国藩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他还再三叮嘱下属，这个年轻人要重点培养。而这个重点培养的年轻人就是日后立下了赫赫战功并官至台湾巡抚的淮军勇将刘铭传。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人眼神游动、分散、呆滞，都是不好的状态。在曾国藩看来，眼光要露出金光，这样的人神态才是正色。如那个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的年轻人则属于眼神游动；而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年轻人，则属于眼神呆滞的人；而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的人，却是神态正的人。曾国藩在接见下属的时候，总是注意观察人的眼睛。凡是神色安定，他都会认为这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对于那些眼神游移、分散的，他都认为不可委以重任。这也就是所谓的“邪正看鼻眼”。
切莫以形观人
一个人的天分高与不高，才思聪明或愚钝，并不能决定其会不会成大事。因为事实上，有许多看似不聪明的人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最终也一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说，鉴人者必须注意不能妄加评断人能力的大小，以及天分和才思的聪慧程度。
曾国藩七岁的时候，他父亲多次童试没有取得成功，最后愤而设立私塾，起名叫“利见斋”，从此曾国藩就开始随他读书，一直读了八年。当时由于曾国藩的父亲自信心连遭重创，因此内心难免有些自卑，自认天分有限，而总结出教书的秘诀就是不厌其烦，重复是记忆之母。每天曾国藩同他的父亲都同睡一床，同行一路，而且曾国藩的父亲常常不忘考查他的功课。还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弟子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在童年的时候并没表现出聪明，才思也不敏捷。有一天，曾国藩和妹妹一起随父亲外出，一路上学习作对联。父亲看到路边的景物，随口说出上联“狗尾草”，妹妹则立刻接口说出“凤冠花”，父亲点头说道：“也还工整。”但曾国藩却是答不上来。过了一座桥，父亲又开始说上联：“观风桥。”这时候，他和妹妹都没有对出最好的下联。一直过了三天，曾国藩跑去对父亲说：“那个下联可对‘听月楼’。”父亲一时被他的话语愣住了，不知他在说什么。后来才明白过来，于是点头赞许他的倔强。关于他的倔强可能是受他母亲的影响，他自己也讲道：“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十九岁的时候，同弟弟曾国潢去衡阳，拜汪觉庵为师。弟弟十分聪明伶俐，深得汪觉庵的欢心，经常受到夸奖，而曾国藩却沉默不善言谈，老师对他的功课常常用“也好”两字敷衍了事。有一次，曾国藩背书并不流利通畅，老师便训斥他说：“你将来要是能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从此，老师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曾国藩的脑海里。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曾国藩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去参加长沙童试。父亲的朋友欧阳凝祉出题面试。曾国藩一气呵成，欧阳看了他的文章便称赞道：“这是金华殿中人语气！”并表示愿为他说媒。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长沙的名门闺秀都看不上这个乡下人。而欧阳凝祉却觉得曾国藩还是有天分的人，或许属于大器晚成之人。于是便学着刘邦的丈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事实果然如此，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这时他才二十七岁。后来曾国藩回到家乡，去拜谢老师汪觉庵。想到老师曾经说的那句话，便带了一把雨伞，进门的时候便放在汪家的神龛旁。当与老师寒暄完后，起身告辞便走，但当他刚到槽门口，突然对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汪老师赶紧跑到屋中，把伞取了过来。曾国藩接过伞，没多说一句话，就走了。
随后，汪老师回到屋里，突然间想起当年那句话，一时间哭笑不得，半天的兴奋劲顿时跑得无影无踪。
由此可见，曾国藩其实也是属于天分奇高、大智若愚的人，只是在平常生活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老师汪觉庵因为看到曾国藩平时的沉默寡言，所表现出来的不聪明，便妄加评断曾国藩是个没出息的人。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一种偏见。而欧阳凝祉却没有凭借他人的评判为标准，在他看来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才学、藏而不露的人。同时也得出：言不妄发，性不妄躁，既是做人的标准，也是鉴人的标准。
对此，梁启超对于曾国藩的这种鲁钝倔强曾评议如下：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后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今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又由于曾国藩在文、武、经学方面的成就足以震古烁今，梁启超在给曾国藩写的挽联中讲道：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闲气独钟，四十年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大星忽陨，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联中把他的相才比作诸葛亮，将略比作唐代郭子仪，经术比作明朝王阳明，又称他“相业”、“将略”、“经术”在中国历史上无双。这种誉词虽过夸大，但足见曾国藩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
此外，彭玉麟送给曾国藩的挽联中，并没有把他看作神化了的圣人，而是言语十分质朴、亲切：为国家整顿乾坤，耗完心血，只手挽狂澜，经师人师，我待希文廿载；痛郯城睽违函文，永诀温颜，鞠躬真尽瘁，将业相业，公是武乡一流。
以上可见，神的偏邪与形的丑恶并不是相同的，有的人认为人只要是有着一副丑恶的样子，就断定不是好人。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表面意识。实际则不是这样，长相丑恶的人往往也有着善良、仁爱、忠诚的心灵。所以说，我们切莫“以行观人”，而是以神来观察人的本性，这种神来自于心灵的本性，是难以伪装骗人的，以它来判断人的品行，才是最可靠和正确的方法。
清浊之道，洁身自好
水有清浊之分，人也有清浊之分。但我们做人要有水一样的清白。曾国藩一生崇尚节俭，淡泊名利，不贪钱财。
曾国藩在生活中十分俭朴，每日吃饭仅食一品菜，如果家中不来客人，他是绝对不会独自增加一菜。因此人们都称他为“一品宰相”；在穿衣上，曾国藩即使做了总督，他也不买些绸缎衣服，彰显自己的身份，而是规定依旧由老太太和夫人去制作。而且还规定晚上，老太太、夫人、女儿都要绩麻纺纱；在居住上，曾国藩做了总督，弟弟做巡抚，客人、子孙也逐渐增多，原来的屋子自然就显得有些小，于是九弟便新建了一间屋子，并花费了三千银两。曾国藩知道后，非常不高兴，便写信斥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我这一生发誓不居住新屋子。”因此，他一生都没有踏入新屋一步，而在两江总督任所居住一生；在钱财上，曾国藩认为，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
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认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曾国藩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斤斤计较一些细小的事情，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代的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也要注定败亡的道理。
出于这种思考，曾国藩跳出了那个时代官宦人家以及一般人家富有之后都要买房置地的普遍行为，极力反对家中为他购买五马充私田之举。
不留钱财给后人，自古就有之。如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位居宰相，但他买地建宅的时候却一定要找穷困偏僻的地方，治家也不修建院墙和房屋。他说：“子孙如果贤德，会学我的俭朴；如果不贤，也会被人夺去田产。”还有晚清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说过相似的一段话，他说：“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能，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不孝，且长其恶。”
因此，曾国藩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还给他弟弟写信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可以避免别人抱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正是由于曾国藩一生的清廉和洁身自好，才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那些不能清白做人的人，最终只落得家破人亡、遗臭万年的下场。
当然，有时候这种清白处世也要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就像水一样，以不变应万变，以随意应高低之形势。这也正如杜甫所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就是告诫我们做人一定要本着“清”的原则，但在非原则上就要学会变通。而人就像水一样，至清则无鱼，至浊则发臭，而重要的是清浊并举。总之，一个成大事的人会像水一样的做人，既容清也容浊，既容失也容得，包容万物，才能清浊有道，洁身自好。
三、精神状态观人心灵
【原文】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译文】
考察人物的精神，那种故意振作、抖擞的状态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那种看起来似乎是故意振作、抖擞，却又可能是真的精神抖擞充沛状态，就很难识别了。精神不足，会在神故意振作之后中断，如同滴水一般，从滴水处中断；精神充足，如同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自然流蕴而不断竭。道家修身炼气所讲的“收拾入门”的说法，用在考察人物的精神上，就相当于是：在行动的时候，要看他潇洒豪放的气概有几分真，几分假，几分做作，几分自然；在静心安坐的时候，要考察他的细致周密、平心静气状态，静中是否有浮躁。小心谨慎的人，要从他力所不及、没有能力完成的事中去考察，表面上是小心之人，却处处表现得思考不周密细致，好像是由于疏忽造成的损失，这就是表面细心，实质上是粗心、心思欠周密的人。大胆豪放的人，要从他能完成的事中考察。表面上粗枝大叶的人，在行动中却处处留心细节，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放过，不草率行事，不轻举妄动，事情得以成功，实质上是他粗中有细、不轻率冒进的缘故。粗细两种表现实际上是从外部表现来考察人物的内心本性。如果内心本性外露得比较明显，就属于情态，情态是比较容易识别的。
【解读】
人的精神境界
精神境界，是指人在追求安身立命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人存在于境界之中，人的存在也是境界式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或者生命状态。当一个人的精神修养达到某个层次和水平的时候，他就会根据自己所具有的修养和水平来看这个世界，并判断事物的好坏。同时，他对外界的各种思想意识也会随着他的修养和层次的不同而出现变化，这也就是所说的精神境界影响着人的存在。
譬如说，三国英雄豪杰说战就战，说斩便斩，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超脱于一个精神境界，这种精神是脱俗的。再如《逍遥游》中的“游”就是一种精神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的境界。它体现着庄子为逃避物质世界的弱肉强食以及功名利禄，想进入纯然的精神世界，即追求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这一种境界庄子称为“逍遥”状态。庄子曾这样描述：“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山木》）
这便是庄子所追求的一种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境界。可以说这是一种向往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不想有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
曾国藩六十岁的时候，就觉得神不足，气血亏损过度。这与年龄渐大有关外，还与他常年操劳公务和不断学习有关。他在临终的时候，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知大限将至），凡遇应了结文件，久不能完；应收拾文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太过谦虚），德行一无所成，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郝。”
由此可见，人精神境界的不同，决定了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不同，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生方向和生命状态的不同。曾国藩一生历经挫折坎坷，他之所以能够被清朝所重用，就是因为他具有一种“慎独”的精神。也正是因为这种“慎独”的精神，使他一生如鱼得水，成就了辉煌的事业。
《礼记·中庸》中记载“慎独”：“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这种“慎独”其实就是一种对待生活的状态。“慎”就是指认真、谨慎地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独”是指人生活无拘无束，无任何人能支配和管理，一种理想、自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往往都会意志不坚定而容易犯错误。因此当我们处在“独”的生活条件时，我们才需要“慎”。这就是曾国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境界。
所以说，人的精神面貌在人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知道，人生难免都会遇到挫折和坎坷，只要你精神抖擞地去面对，就一定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同时也会使你精神百倍、信心十足地为之奋斗。反之，你疲惫不堪，精神沮丧，则就会失去大好时机，甚至会因此引发病患。而有时候，如果你能时刻充满精神，即使身患重病，也一样会让你战胜病魔，逃过一劫。这就是人的精神作用。
精神状态支配着你
所谓精神状态，是指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每个人所呈现的不同精神风貌。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精神状态中，生活中人们常用精神状态表述自己的心境，或者传递给外界感觉和信息。
通常，人们看一个人一生能取得多大的功名，都会看这个人的气质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气宇轩昂，自然是干大事的材料。反之，如果行为猥琐局促，绝不会有所成。其次，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还要看他的精神状态如何。如果精力旺盛，身体强健，则事业成功自然大有希望，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康熙等人以及一些开国之君，史书上都记载他们精力旺盛，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而反观那些亡国之君，大都精神衰颓，委靡不振。
俗话说，三分实力，七分士气。其中，这“士气”就是一种精神状态。在战场上，如果一个军队的士气旺盛，那么每个人都会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也会增强战士们的自信心和勇气，从而使战士们在战场上英勇抗敌，敌人闻风丧胆，失去锐气，最终取得胜利。这就是一种精神所爆发的力量。军队如此，人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处于精神委靡的状态中，那么他就会情绪低落，无法投入到工作中去，生活也过得不开心，徒增的只是更多的烦恼，甚至是一种无形的阻力。再如，在体育场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运动员在预备的时候，都是精神百倍的最终取得了好成绩。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精神力量是支配人内心的最重要的状态，只要拥有了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那么任何事情都会取得成功。
古往今来，有许多人都在精神力量的支持下探索着、奋斗着，不管是提出伟大思想的哲学家，还是发现自然奥秘的科学家，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对思想作出了同样的诠释：精神是一种力量，其力量并不是身的赐予，它来源于我们遇到的挫折与困苦，成长与感悟。
《列子·汤问》上有则寓言说，在北山有一位老人，因为家门前有两座大山挡住了前往的路途，于是便下定决心带领儿孙们挖山，挖出一条路。他们子子孙孙，锲而不舍，坚持挖，最终取得了成功。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愚公移山”。其实，依靠人力去挖两座大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愚公却有一种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正如他所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不会再增高了，凿去一点就少一点，终有一天会凿开的。”
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具有这种百折不挠和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任何困难都会被克服掉。反之就会一事无成。
在古代，许多大家都是因为这种精神而取得辉煌的成就。比如晋朝有个文学家左思，在小的时候曾经专攻书法，但是却没有取得成就，后来他又开始学习弹琴，但是成绩依然是不突出。因此，他的父亲对他失去了希望，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对朋友说：“左思的智力和才能还不如我呢。”这句话恰巧被左思听见了，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从此他立志一定要用功读书，用成就证明给父亲看，他是能行的，甚至会超过父亲。经过十年的不断努力，他终于写成了使“洛阳纸贵”的《三都赋》。
如今的我们，也有着伟大的理想，但是却往往见异思迁，看到一本好的小说，就梦想当作家；看到陈景润摘取数学王冠，就幻想当数学家；参加一次演唱会，又想当歌星。像这样既没有明确目标又没有水滴石穿的精神，是干不了大事业的。要知道水滴石穿的精神，就是贵在“恒”字，恒能让你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将那些看似不能成功的事情，奇迹般地取得成功。这正应验了古人所说的：“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的确如此，就连微不足道的水滴都能滴穿一块块顽石，如果我们也能像水滴那样目标专一，持之以恒，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古今中外所有成就事业的人，在前进的道路上，不都是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才“滴穿”一块块“顽石”，最终取得成功的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具有水滴石穿的精神，有明确的目标，才有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人的两种精神表现
人的精神从外在显露而言，可以分为两种表现：一是自然流露，二是勉强振作。所谓自然流露就是指对于所见的和所感受到的发自内心的流露，这种完全出自于内心的真情的表达，所显示的情态举止也是自然的，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现象。而所谓勉强振作是指假装振作。
其实，人的精神一旦振作起来，不论是真情流露还是故意造作出来的情态，当它显现的时候，都能看到它的振作，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神”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情况，这种状态是比较片面的，必须结合另一种状况，即精神断续时，才能真正发现神的真实状态。而这种断续的状态也能准确区分自然流露和勉强振作。
一个富有人生经验的人，他因为社会的阅历多了，见过的人也多，所以就比较容易看出人的情感是真实还是虚伪。虽然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有不同的表现，或许也可能给辨别神的真假带来困扰，但是只要看人的各种言语行为表现，就可以看出人的神态的真和假。譬如说，项羽第一次见到威猛雄武、统一中原的秦始皇的时候，就发出感慨：“彼可取而代之。”从中就可以看出这是项羽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朴实率真，又可称为大胆或者莽撞。而刘邦见到秦始皇的时候，则说：“大丈夫该当如此。”两个人对比而言，他们两人的话语和神情不一样，但从中却能真实表明他们的内心活动和个性，但唯一不同的是刘邦与项羽相比，言语上就比较含蓄婉转。
所以说，凡是内心出于真诚，都没有做作的状态，而神气所流露的时间也长久，所表现出来的“神”也自然有余，因此称做“续”。而如果一个人并不是发自内心，而出于一时的伪装，则所说出的话语往往底气不足，精神也显示得十分短暂，其中“神”所表现得也不足，因此称做“断”。
在唐朝时期，有许多奸臣，如杨国忠、李义府、李辅国、鱼朝恩、李林甫等。其中李林甫在这些奸臣中可算得上一个代表，虽然他没有像杨国忠那样恶贯满盈、专权扰乱朝政，但是他在欺骗和伪装上绝对是一个高手。
唐玄宗初年，李林甫依靠舅父的关系，巴结权贵当上了官。当时他的舅父姜胶是唐玄宗时期的秘书监，曾受封楚国公。他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父亲李思诲任杨府参军，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关系才使李林甫走进官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