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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遗著编为《李大钊文集》等。
李大钊【生平】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乐亭东南约18公里的大黑坨村。他的继祖父李如珍是一位读书人，而且有过九品的官衔。他曾经闯关东在长春万宝山等地经营过杂货铺，后来由于没有儿子，就过继了自己的侄子、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
李任荣也是当时大黑坨村甚至附近出名的聪明人，尤其是他的字写得特别好。但可惜的是他年纪轻轻就由于重肺病和在地震中连累带吓而过早去世了。李大钊是在父亲去世七个月后才降生的，家人为他取乳名憨头。
但更不幸的是，李大钊的母亲在他刚刚一岁半的时候，也由于丧夫后过于悲伤成疾而去世了。小小的他成了孤儿，只好跟着祖父李如珍生活。
李如珍忠厚耿直、知书明理的言传身教，对李大钊的性格有极大的影响。在祖父的精心培育下，李大钊刚刚3岁就开始读书识字，四五岁就已经能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经典。刚刚五六岁时，他就被村里人喻为过目不忘的“神童”了。
到了私塾的时候，第一位老师为憨头起了学名李耆年，字寿昌。三年后，先生就又高兴又带着惭愧的表情对李如珍说：“耆年这孩子进步太快了，我教不了他了，您另请高明吧！”
于是，李大钊又转入张家私塾和宋家书馆继续学业。有一次，当他听到老师讲起太平天国的故事时，他坚定地说：“我长大了也要学习洪秀全，推翻满清！”
李如珍平时管教李大钊甚严，不准他外出去看赌博，更不许他骂人、打架，否则就要他接受大热天上房顶举着沉重的木杈翻麻等处罚。如此严格的家教，对李大钊的成长影响很深。
1905年9月，李大钊升入了永平府学堂，永平府中学堂已经开始推新式教育，他也在这里开始接触西学，他学得很用心，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同时，他还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大大开阔了眼界。
就在他在永平学堂的这两年，中国也正处在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李大钊时时为了国家的前途而担忧。
1907年夏天，李大钊利用假期到天津求学，在天津的三所学校中选择了“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法政学堂。
时隔不久，李大钊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前一篇为国家面临的困境而忧；后一篇为人民大众痛苦的命运而哀。大胆地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对共和国的命运感到“隐忧”。
1912年，昌黎车站发生日本兵残忍杀害五名中国小商贩的事情，正在旅行的李大钊匆匆从五峰山赶到昌黎地藏寺，面对着五口冰冷的棺材，李大钊默默地流着眼泪，呆立良久，然后愤然回头而去。当天他就写了长信，要求当局严惩日本兵，又连夜撰写文章揭露日本兵的暴行：
“山盟海誓，与日寇不共戴天，就像那块碣石一样！”
1913年，李大钊为了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这年冬天东渡日本，这时，他依《方言》中“钊，远也，燕之北部曰钊”而改名为李大钊，字守常，以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青年李大钊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李大钊广泛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并结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等人。并于1914年8月认识了章士钊和陈独秀。本来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是一个孤傲、清高的人，没想到刚一见面，竟然发现陈独秀举止潇洒，落落大方，他真心对陈独秀产生了好感。
他们简单地谈过文字之间的一些事情之后，李大钊谦虚地问陈独秀：“仲甫（陈独秀的字）先生，您最近有何救国打算？”
陈独秀慷慨地说：“正如刚才我进门时听你说的，我应当做一位敢于向真理投降的勇士！我准备近日回国，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引导四万万同胞去战斗！”
李大钊马上激动地表示：“好！到时我一定到先生麾下听号令！”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秘密在留日中国学生间传开，各省积极分子立即行动，准备召开大会。李大钊积极联络，奔走呼号。2月11日下午，留日中国学生两千余人冒雨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举行全体大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讨论挽救的办法，最后通过了五条决议，并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发回国内后很快就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
李大钊书法同年冬天，袁世凯在日美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废除了共和体制，登基称帝。李大钊等在日本留学生中发起组织了秘密革命团体——“神州学会”，出版发行《神州学丛》，反对袁世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恢复帝制。
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蔡锷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李大钊闻后大受鼓舞，立即放弃学业考试回国，准备参加讨袁护国运动。但他刚刚回到上海，袁世凯就被迫取消了帝制。李大钊再次返回日本，他在送好友幼衡回国时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锦江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形势的变化为各党派重新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新上任的参议长汤华龙等准备在北京办一份报纸，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李大钊为报纸取名《晨钟》，寓意用早晨的钟声来唤醒沉睡的国民。
1917年4月4日，李大钊发表了《真理之权威》，他指出：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1918年，李大钊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和促进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时，原在一师教书的杨昌济已在北大教书，于是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了毛泽东。李大钊就安排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做了名助理员。
毛泽东早就读过李大钊的文章，他一直对这位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充满了崇敬，现在又能与李大钊亲近，在李大钊的热诚帮助下，青年毛泽东受益匪浅。当年10月，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使毛泽东得到了快速成长。
1919年，巴黎凡尔赛会议中，中国提出废除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正当要求遭到拒绝。消息传到国内，国人共愤，邓中夏等爱国学生纷纷来到李大钊家商议。邓中夏还没进屋就喊：“李先生，您知道吗？卖国政府已经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了！”
李大钊正在屋里来回踱步，脸上带着气愤难当的表情：“这群无耻的卖国贼，把国家的神圣领土化为他们的玩物，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他已经没有更合适的词来形容心中的气愤了。
“那李先生，我们该怎么办呢？”……
大家商议到天都快黑的时候，李大钊果断地在桌子上一拍：“直接行动！”然后他看着脸带疑惑的学生们说：“直接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反对代表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仅要组织学生，还要组织工人、商人……”
于是，5月4日这天，学生、群众齐聚天安门示威，随后游行到曾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放火烧了他的住宅。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陈独秀由于在“五四”运动中热情支持，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因而在6月11日被捕。
9月16日，经多方营救，陈独秀终于获释，李大钊写了一首诗：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1920年年初，考虑到陈独秀在北京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已经很不安全，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
2月初的一个清晨，陈独秀戴着一顶半旧的毡帽，身穿一件布满油渍、发着亮光的背心，纵身爬上了一辆马车，钻进车厢里。李大钊扮成乡下讨账的商人，挟着几本账簿，坐在车辕上，打了一个响鞭，马车出发了。
他们走过贴着通缉陈独秀的布告的朝阳门时，两名端着枪的警察把刺刀一举，喊道：“站住，干什么的？”
李大钊不慌不忙地说：“下乡讨账的。”
一个警察粗暴地用枪刺挑开帘子：“有没有藏着什么私货啊？！”
李大钊赶紧说：“不敢！只有我们东家在车厢里。”
警察看没什么油水可捞，不耐烦地一挥手：“快走！快走！”
李大钊一直把陈独秀送到天津港口，一路上他不让陈独秀开口，深恐露出南方人的口音。然后，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任务也提到了日程上来。
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于是，李大钊在10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2月，李大钊指导北京大学进步学生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此后两年，李大钊连续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释疑》、《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章，积极探索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法。他深刻地指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法、德……有异。”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过，由于北京大学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李大钊教务繁忙未能抽身南下，便选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出席了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列宁带病接见了中共代表。而就在这时，孙中山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给他们帮助，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不过他不同意建立苏维埃制度，也不同意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李大钊于这年8月赶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住处，同行的还有林伯渠。
来到门前，早已迎候多时的侍卫长面带微笑对李大钊说：“大总统有令，李先生不用通报，请！……”
交谈中，比孙中山小23岁的李大钊对历史、哲学以及对国际革命运动、世界思想潮流乃至民国政治建设、中国社会的症结等问题的见解，引起了孙中山极大的兴趣。他也有许多新的思想要对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讲解。他们一连说了好几小时，竟然忘记了吃饭。
1922年到1924年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1922年10月，李大钊派王尽美领导山海关铁路工厂大罢工，派何孟雄领导了京绥铁路大罢工，同期他还派张昆弟、史文彬到石家庄组织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开展工人运动。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了吴佩孚的残酷镇压，林祥谦和施洋壮烈牺牲。此后，人们对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产生了悲观畏难的情绪，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于12月20日发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指出：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李大钊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此后，李大钊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李大钊不仅积极向青年学生和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救国思想，而且对教育子女也特别重视。李大钊做父亲后，从祖父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对子女加以严格的教育。
一年冬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院子里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李大钊对他的女儿和儿子说：“雪下得多大啊，你们快拿着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要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孩子们的外祖母心疼小外孙：“天这么冷，你还叫孩子们去扫雪，要是冻病了可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身体经常活动，也会增强抵抗力。在家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说完，他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
李大钊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越扫越有劲。
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了。李大钊又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稍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
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
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会唱，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加深印象……
结果，没教几遍，孩子们都会唱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首珍贵的歌。
……
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
1925年5月，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天津大沽口，国民党被迫还击，击中了日本军舰。日本政府不但不对侵略行为认罪，还公然要求中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腐败的段祺瑞军阀政府竟然全部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
3月17日，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运动，北京群众包围了段政府，要求以强硬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但遭到段祺瑞政府的武力驱散。
当天夜里，李大钊召集了北京党组织的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战斗计划。
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学生总会等200多个团体、10万多群众齐集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通过了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等提案。会后，组织了2000多人的代表团赴段政府请愿。
李大钊在出席了北方区委会议之后也赶来参加请愿队伍，并亲自打着一面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队伍赶到铁狮子胡同军阀政府门前示威。游行队伍来到军阀政府门口，段祺瑞反动政府开枪扫射示威群众，并用大刀砍。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史家胡同小学学生周正铭等46人惨遭杀害，伤20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当即组织群众撤退，自己也负了伤。
面对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李大钊为了使革命群众减少损失，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示威群众疏散。当他看到几个受了重伤的青年倒在地上时，便一个个地把他们搀扶起来，组织力量把他们背走。直到绝大部分群众脱离险境，李大钊才随着群众朝胡同东口走去。兵警见到他，用枪口对着他的胸膛，厉声喝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做买卖的。”李大钊从容不迫地回答。
当时李大钊穿着长袍马褂，微胖的脸庞留着八字胡，并戴着一副眼镜，很像个商人的样子。兵警信以为真，便用力搡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做买卖到这儿来，找死呀！还不快走！”
李大钊机智地通过了敌人的检查。
“三一八”惨案是北方大革命风暴的高潮和转折点。4月，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从此，反动军阀开始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此后，《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而李大钊的革命活动，尤其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将李大钊视为北方的头号“赤敌”，并下令通缉他。
李大钊并没有被反动军阀吓倒，他依然坚持组织慰问伤员、抚恤、追悼死难者，并且发表了《土地与农民》，在文章中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中极重要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
“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李大钊还十分关注军队和军事工作，注重军事人才的培养，他先后选送50多名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他们中间许多人，如刘志丹、王一飞、李运昌、张宗逊等，后来都成长为人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
同时，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区委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办了投考黄埔军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又派王若飞、宣侠父等分别开办军事学校，使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另外，这一期间李大钊还频繁与冯玉祥接触，向这支封闭的旧军队注入新的革命思想，并且在军事上给以援助，使冯玉祥开始倾向于革命。成功地促成了9月17日的五原誓师，冯部宣誓进行国民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展。
不过，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北京的时候，李大钊不得不隐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里，其实距离张作霖当作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并不远。
李大钊就坚守在这里，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这里，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成为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情报的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奶书写，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但是时间久了，同在东交民巷的法国、日本使馆注意到了苏联使馆里的不同寻常，于是，他们告诉了张作霖的安国军总怀念部外交次长吴晋。
1927年3月的一天，张作霖获悉“俄使馆有情况”，立刻下令“京师警察厅”马上出动，当场拘捕了七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随后，党的六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
进入4月，由于被捕的个别党内高级干部的叛变，所有一切情况都被张作霖摸清楚了。
4月6日清明节，上午10时30分左右，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许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这种异常情况连过往行人都感觉到了异常。
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分多路直扑东交民巷，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
此后，李大钊被关在京师警察厅拘留所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逼他供出党的机密。李大钊坚贞不屈，不仅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他的“供词”却成了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宣言书。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并用竹签扎他的十指。十指连心啊，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手指骨都碎裂了。酷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敌人却没有得到一点东西，只得把他押回牢房。
在拘留所里，李大钊不放过一切斗争机会，他领导被捕的难友进行狱中斗争，向监狱的看守进行革命宣传。一个看守同情革命，李大钊争取了他，让他帮助传送消息。
一天傍晚，这个看守悄悄地塞给李大钊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党组织写来的。信里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他被捕后受了毒刑，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组织一支武装，化装潜入北京，打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营救他和同志们出狱。党组织来信征求他的意见。
李大钊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工人同他心连着心。但他毅然拿起笔，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光线，写了回信。信中写道：
“……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拘留所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这已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
当党组织把李大钊的意见转告给铁路工人的时候，工人们都为自己领袖的高尚品德而感动得落泪。
4月28日，敌人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的身体，但仍然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目光。他面对竖立在眼前的绞刑架，仍然那样平静、沉着。
法官心虚地问：“谁第一个上绞刑架？”
李大钊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缓步登上刑台。他面对十九位即将遇难的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
“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这种子需要用鲜血浇灌，他们会开出艳丽的花。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当刽子手把绞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李大钊慷慨激昂地高声说：
“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李大钊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李大钊，这位年仅38岁的革命先驱者，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杀害了。
【总结】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他因参加反日斗争而被当时就读的学校除名，但他毫不后悔。他认为，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自己的学业微不足道。他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李大钊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他身上体现出的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提倡。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正是李大钊同志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为阶级。这一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大钊同志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在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历经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如今，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面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永远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出不朽贡献的革命先烈。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凝练出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自古以来许多仁人志士为祖国的自由、独立、繁荣、富强做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铸就了伟大的民族之魂。我们爱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是要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的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