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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国（现山东省邹城市）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儒家的思想主义流派。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生平】
孟子生平事迹
孟子名轲，邹人，据说是鲁国孟孙氏的后裔。
孟子的事迹，史书上的记载很简短。据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曾受学于曾子。这个师承关系说明，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以后的儒家大师并不是偶然的。孟子的学说和子思的主张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后人将他们合在一起，称作思孟学派。孟子对孔子的学说研究很深，对孔子的为人非常尊崇，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孟子画像有孔子也”。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对此非常忧虑，他认为，杨朱、墨翟的学说如果不加制止，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用他自己的话说，民众就会被“邪说”所欺骗，仁义的道路就会被“邪说”所阻塞。他以“圣人之徒”自任，要捍卫“先圣之道”，要继承夏禹、周公、孔子的事业，把正人心、息邪说、反对不正当的行为和一切不合圣道的言论，作为自己的职责。因此，他学成之后，便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传布儒家学说。他先后到过齐、宋、滕、鲁、魏（梁）等许多国家，晚年做过齐国的卿相。当时，齐、魏是大国，对于战国形势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是他重点游说的对象。但是，“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所以，孟子的主张，包括一些光辉的思想，因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被见用。最后，孟子在七十多岁的时候，不得不怀着孔子晚年一样的心情，慨叹不为世用，离开齐国，回到老家，同他的徒弟万章等“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集中地记述了孟子的一些主要活动及其世界观和政治思想。其重要价值，就像《论语》对于孔子一样，是我们研究或认识孟子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材料。
孟子的思想，不为当世所重，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宋朝以后，他的著作《孟子》一书却被奉为经典，对于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总结孟子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历史，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遗产，都有必要。
人皆可为尧舜
孟子认为，“人皆可为尧舜”。这个命题是从他的“性善论”引出来的。
人性问题，战国中期在儒学内部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各派性说要旨，《孟子·告子上》篇和王充《论衡·本性》篇均有简述。大体说来，约有四派，有的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有的认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的认为“有性善，有性不善”，孟子的主张是“性善”。战国末期，荀子针对“性善论”又提出了“性恶论”。这样，便有五种说法，但是有影响的实为三家，即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论题本身都是先验的。离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地去谈人性，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沼。但这并不是说性善论或性恶论没有任何合理的东西，而可以简单地予以否定。至于它们哪些地方值得肯定，这需要把它放在各家的思想体系中去考察。
孟子的性善论是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发展而来的。孔子对于人性的善恶问题，谈得很不具体，所以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佳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孟子把孔子的人性论加以具体化，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的基础和出发点。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意思是说，人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这些善端，而且不管什么人本质上都一样。
孟子反复论证了“人之初，性本善”的道理。著名的论题有“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和“孩提之童，知爱其亲”等。同时也论证了“凡同类者，举相似也”的道理。他认为，圣人之体亦人之体，圣人与我同类，耳目口鼻之欲相同，心之悦义也是相同的。
亚圣殿既然人皆性善，那为什么社会现实中还存在着“好人”和“坏人”呢？这是孟子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们认识孟子的人性论时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孟子认为，人的不善，原因有二，一是失其本性，二是自暴自弃。为什么人会失其本性呢？孟子认为，这不是性本身的问题，而是受了社会环境影响不能尽其本性的缘故。他把人比作山木。他说，山上的树木本来是茂美的，但因为它接近都城，人们砍伐不休，牛羊践踏不止，于是长得不成样子，这能说这些树木本来是不美的吗？人也是这样，本有善性，但不断地被摧残，得不到发扬，最后变得同禽兽差不多，这能说人的本性原来就是这样吗？孟子还把人比作麦子。麦子种到地里，如果管理相同，土质相同，播种时间相同，收获就相同；如果收获有差别，或者是因为地有肥沃，或者是因为天候不等，或者是因为下的功夫不同，并不是麦子本身的缘故。孟子说，丰收之年，少年子弟大多懒惰，灾荒之年，少年子弟大多暴躁，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由于环境的不同，使他们的心情变坏了。孟子承认，人类社会中确有一些人，所处环境相同而善恶不同。他认为，这是因为为恶者自暴自弃，不学“好”的缘故。孟子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综上可知，孟子是把人之能否为善、保有本性，归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的，并不否认后天的社会影响。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还特别强调了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大概正是这个缘故，所以汉代人才编出了“孟母三迁”这类选择环境的故事。但是，孟子并没有由此向唯物论的方向发展，而是倒退了，企图用主观上的存心、养性、修身、寡欲等来抵制客观世界的影响，并说，只有君子才能这样做，才能存性，而小人是不能保有本性的。这样，他便不能不顺着唯心论的方向向下滑去。
荀况主张“性恶”，前提同孟子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强调“后天”的影响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因此，在人性问题上一定要说孟子比荀子如何如何的不好，似也不必。离开人的社会性，抽象地谈性善或性恶，都是不对的。性善论、性恶论都可以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对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人们心理影响大的是性善论，而不是性恶论。历史证明，性恶论易于导致专制统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性善论比性恶论更有利于被压迫者。因为性善论强调了人的本性都一样，所以很自然地就导出了两个结论：一是你是人，我也是人，都应得到人的待遇；二是只要肯“为”，“人皆可为尧舜”。虽然孟子所谓的“尧舜”，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但它在启迪、激励人们去斗争和进取方面的积极意义，是必须看到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常予肯定的历史评价，而性善论就具有这种思想的某些契机，所以应以同样的态度看待它，在历史上不只看到它消极的一面，而且也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
主张“民贵君轻”
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民的问题最重要，土谷之神的事情是第二位的，相比之下，君的问题不占重要的地位。这是孟子思想中辉煌的论题之一。它是性善论的必然的逻辑结论，是周代以来“敬天保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周代以来，统治者从社会现实中逐渐认识到人心向背对于国家是非常重要的，逐渐把天志和民意统一起来，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一类的命题。甚至把民放到神的上面，提出了“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等，要求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孟子进一步论证了天志和民意在君主废立问题上的一致性，指出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够做“天子”。“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否则，民是可以“出乎尔，反乎尔”，把自己的君主推翻掉的。孟子的这一思想，深刻地反映在他同邹穆公、魏惠王、齐宣王的一些谈话中。有一次，邹穆公对孟子说，在邹与鲁的一次冲突中，官吏死了三十三个，老百姓一个也不为国牺牲，杀了他们吧，又杀不了那么多，不杀吧，实在是可恨，你说怎么办？孟子回答得非常精彩。他说，灾荒之年，你的老百姓老弱者死于荒野，年壮者逃亡四方，而你的仓库里粮食装得满满的，财宝堆得多多的，你亏待了老百姓，所以今天老百姓就要对你进行报复了。孟子认为，君主如果暴虐老百姓，重则身死国灭，轻则身危国削。他的结论就是，得其民者，得天下，失其民者，失天下。
在民贵君轻思想的前提下，孟子对君臣关系和国君进贤用人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君臣关系上，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说，杀死商纣王这样的国君，等于杀死一个独夫，不算什么“弑君”。在谈到国君用人的时候，孟子指出必须重视广大民众的意见，他对齐宣王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孟子从理论和行动上开辟了“谏君”之先河，指出国君也会有错误。对于国君的错误，贵戚之卿应该是“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就把国君赶下台；异姓之卿谏君之过，如果“反复之而不听”，就弃官不做。孟子的进谏、纳谏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有益的影响。历史上凡有作为的君主，大都注意纳谏，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忧国忧民的名臣，大都敢于“谏君”。若述其源，都可从《孟子》一书中找到。
主张“政以得民”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行仁政”。这一主张是从孔子的“仁”发展来的，也是社会现实的反应。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意思是，人的本性是好的，应该把人当人看。可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怎样的呢？统治者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又是怎样呢？孟子给予了切合实际的、深刻的揭露。他认为：“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他曾当着齐宣王的面揭露说，现在给老百姓的田产，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子，好年成终身劳苦不得温饱，灾荒之年只有死路一条。老百姓保命都唯恐不及，哪有时间去讲究礼义呢？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现象到处存在。他对魏惠王说，你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壮马，可是老百姓面黄肌瘦，横尸荒郊，这同野兽吃人还有什么两样！路上躺着饿死的人孟子墓体，国王不仅不知道救济，反说与己无关，把责任推给年岁，这简直等于是杀了人把责任推给了兵器！他告诫魏惠王说：“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意思是说，如果王不诿过于年景，而自己把责任承担起来，天下老百姓就会到你这里来为你出力了。
孟子的揭露，反映了社会现实，无疑是为被统治阶级说了几句话，但他最重要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着想的。孟子认为，这样下去，对于统治者本身是非常危险的。他告诫说，夏、商、周三代所以得天下就是由于行仁，最后失掉天下就是由于不仁。所有国家的兴衰存亡都离不开这个道理。天子不仁，不能保住天下；诸侯不仁，不能保住国家。桀、纣所以失掉了天下，归根结底就是由于失掉了民心。
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得到天下，巩固自己的地位，办法是在于得民；得民的关键是在于得民心。要得民心，就得行仁政，老百姓希望得到的你给他；不希望要的，你就不要强加于他。
孟子所说的“仁政”的具体内容，可以归纳许多条，但最重要的是制恒产、薄赋敛、省刑罚三点。
孟子认为，老百姓没有固定的财产，就不会有安定的心情，因此聪明的君主给予人民的产业，必须是上能养父母，下能养妻子，好年景吃得饱，坏年景也不至于死亡。制产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制。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欲行井田制，有其复古的一面，但不应忽视他为民“制产”的一面。孟子说的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古制是否如此，是个尚需探讨的问题，但无疑这里面存在着孟子的理想成分。孟子为井田制绘制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白发老人）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孟子所希望的前景。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天下就“可坐而定”了。孟子恢复井田制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并没有为当时的诸侯所接受，但它对以后中国历史上各色各样的限田、均田之制以及抑制兼并之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同班田制禄、制民以产紧密相连的就是薄赋敛、深耕易耨、勿夺民时。孟子认为，聪明的君主应该是“取于民有制”，而不应毫无限制地搜刮民财。春秋以来，赋税倍千古者有之，数倍于古者亦有之。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三代的税额都是十分之一，而到了孟子的时代，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认为，这三种税，征一种就够了；如果征两种，人民就有饿死的；如果征三种，就会出现父子离散。孟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助而不税”。如果这样，天下农民都会高兴在你的统治下耕种田地。对于商旅，孟子的主张是，市场上给商人以地方存放货物，却不征收货物税；所设关卡的目的只是稽查一下，而不收税。这样做了，天下商旅就会来归。孟子进一步指出，对农民，在给了百亩之田之后，还必须勿夺民时。如果夺其时，随便征徭役，人民不得耕耨，就仍然避免不了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他的理想化了的结论是：“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很密的网）不入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的主张，意在薄赋得民。但他的主张是脱离现实的。当时是列国纷争，用度浩繁，谁也不会采用他这“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主张。
孟子的省刑罚，也是针对时弊而发的。他认为，代替刑罚的好办法是“教民”，使“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只要人民远耻近义，社会就会安定下来。
对于孟子的仁政学说，我们肯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但是，必须看到，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实质是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提供的一种理论；虽然这种理论显得“迂阔”不切实际，往往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但孟子讲“仁政”这一套内容，仍然有其确定的阶级内容。由孟子的“仁政”学说，使我们联想到，在现实中那种不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只顾眼前利益，不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而要求什么眼前的“仁政”，主张吃光分光的思想，是错误的。对于“仁政”在现实中的理解和运用，应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重点应当放在长远的“大仁政”上。当前的大仁政是搞四化建设。但小仁政、大仁政二者要兼顾，只顾小仁政或只顾大仁政，都是施仁政的偏向和极端。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说过，“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句话，我们常常把它视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义语。
孟子所说的“天”及其天命观是什么样子呢？综观《孟子》全书，孟子论“天”，有两种含义。一是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把天看作是有意志的，诸如“诚者，天之道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等等，都是这个意思。二是把天看作自然，诸如“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淳然兴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形色，天性也”，等等，就是这个意思。
天命观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个发展过程。殷时，人们是绝对相信天命的；西周时，人们在社会的变革中，逐步认识到天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提出了“天畏棐（非）忱（诚），民情大可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把天与人统一起来。“天人合一”论，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它是不正确的，它较之荀子的“明天人之分”、“人定胜天”的思想是落后的，但它同过去那种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相比，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孟子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天命思想，在天人合一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着力论证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道理，指出“天不言”，而是用现象来表示自己的意愿。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就是民的意志。如前所述，他甚至认为像坐天下这样的大事，虽有天意，但也不是决定于天，而是决定于民。
孟子塑像但是，不管怎么说，孟子思想中有意志的“天”还是存在的。特别当他潦倒的时候，便想起了“天”，如离开齐国时满脸忧郁之色，慨然而叹：“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有意志的“天”既然存在，就应“事天”。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谓“尽心”，就是扩充自己的本心；所谓“知性”，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孟子认为，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认识了“天”；保持人的本心，发展、扩充人的本性，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可以看出，孟子即使在承认“天”的意志的时候，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仍旧重视人的主观作用，较之以前，大大缩小了上帝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反复阐释“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所在。在这一点上，孟子比前人的进步，又是必须肯定的。
孟子认为，世上存在着命运。他的定义是“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是说，意外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命运决定的。这当然是典型的宿命论。但孟子主张在命运的面前，不应被动，所以他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他认为，有些东西，如果去求就能得到，不求就会失掉，那么就应该积极去求，而不应等待命运的安排。他提倡“修身以俟命”。修身的方法是“养心”，“寡欲”，“善养浩然之气”。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尚需进一步探讨，但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是清楚的。他所说的“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他最后落脚到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是可悲的。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为历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孟子学说中由于为天保留了神圣的地位，因而使他的一些光辉思想又蒙上了“天”的帷幕。对于这些思想，我们主要是吸取其精神，为我所用。比如他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强调一个人要想获得某种成功，必须经风雨，见世面，这是很有见地的见解，但硬是同天意联系起来是不足取的。孟子所说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原意出自天命论，但我们如果从重视客观自然规律的角度去运用它，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其语言也是非常精辟的，不失为高度的、生动的概括。
心之官则思
从思想体系来说，孟子承认天命，倡导先验论，同时又过分夸大主观的作用，因此他是一位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初步的辩证法思想。
孟子认为，人的身体，有重要的部分，有不重要的部分，“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所谓大者就是心灵，所谓小者就是体肤。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就是孟子的认识论。意思是说，耳目这些器官不会思考，容易被外物所蒙蔽；心会思考（古人不知思维的器官是大脑，以为是心），思考就能认识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不思考就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来目。孟子提出了“心之官则思”，认识到思维的重要，所以毛泽东同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说：“孟子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但是，孟子只看到感性认识不足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感性认识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认识到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关系，没有把二者统一起来。亦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
孟子强调主观的作用，但也看到自然界是有规律可循的，并初步认识到违反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不行的。他曾谈到，千年以后的冬至之日可以推算出来；水往低处流，是水的本性。他认为，应该顺乎自然，“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不能“揠苗助长”。有趣的“揠苗助长”的故事，已为人所共知。这个故事说，有一宋人嫌自己的禾苗长得太慢，一棵一棵地拔了一下，然后回到家中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去一看，禾苗全都枯死了。孟子深刻地指出，天下类似揠苗者的人是很多的，他们不仅无益于事，而且把事情彻底破坏了。这个故事，直到今天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孟子很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他认为树木如果天天被砍伐，就不可能长得好；有些生物虽然很容易生长，但如果暴晒它一天，再狠狠地冻它十天，它是不会活下来的。孟子在谈到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时说，舜居深山，那么舜同深山野人就会差不多；楚人的孩子要学齐国话，如果一个齐人教他，许多楚人在他的周围哇哩哇啦地乱叫，即使每天揍他一顿，他也是学不会齐语的。道理说得非常深刻。
孟子思想中有不少形而上学的东西，诸如“五百年必有千者兴”等，但也有一些合乎辩证法的东西。他强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做事情应该预先有所准备；办事情应该专心致志，坚持到底。他曾说，即使像下棋这样的小事，如果不专心致志，也是学不会的。做事就像挖井一样，“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废井也”。孟子认识到，看问题应该注意条件。他说：“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意思是说，如果不视基地高低，那么放下一寸大小的木块，可以比最高的大楼还高。他还说过，最好品种的五谷，如果不成熟，连稗子也不如。这些论述都含有辩证法的因素。
孟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有保守的一面，但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用的思想遗产和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的精神，批判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
【总结】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儒家人物自然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对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过贡献，产生过深远影响。
孟子，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多的国度里，到处都在学习他的思想。全世界也只有几个哲学家有过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孟子，是我国伟大的先贤，他的思想值得我们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