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战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
第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高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全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一致要求对日作战。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宣言。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对日抗战。经国共两党协议，西北主力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赴抗日前线作战。
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共两党合作宣言，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了。
刘伯承雨中阅兵
1937年9月6日，八路军第129师在陕西三原石桥镇举行改编和出征誓师大会。
部队正在向会场前进。
突然，下雨了。
担任大会总指挥、第386旅旅长陈赓和参谋处长李达商量，打算请示师长，天晴了再开会。
这时刘伯承等骑着马来了，军装已被淋湿。
陈赓正要提出“雨越下越大，是否……”
刘伯承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军人嘛，就是要风雨无阻，决定了的就不能随便改。”
雨越下越大。刘伯承立在检阅台上，无遮无盖，任凭风吹雨打。一位参谋找来雨衣给刘伯承披上。刘伯承说：“你知道为将者应当‘冬不衣裘，夏不张盖’吗？”参谋赶紧将雨衣收起来了。
阅兵仪式开始了。刘伯承和张浩、宋任穷乘马绕场一周。干部战士看到他们全身湿透，两腿紧夹马身，腰板挺直，右手标准地行着举手礼，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不禁产生由衷的敬意。
叶挺钱俊瑞联句
叶挺受任新四军军长，率将士在东南作战，一日路过皖南还岭，见山峰雄峙，悬崖峭壁，诗兴勃发，即口占两句：“雾里旌旗云里山，凭崖立马君试看。”时钱俊瑞以书生从戎，即续成一绝：“层峰直上三千尺，出峡蛟龙瞬息还。”
江渭清向张治中借大洋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
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六国饭店（今北京饭店旧楼）大厅站着谈天。忽然张治中叫道“这不是江渭清吗？”毛泽东颇为惊奇地问：“你怎么认识他啊？”张治中向着走到毛泽东身边的江渭清说：“这个人可厉害哪！我可是领教过啦。”毛泽东颇感兴趣：“他一个小兵，你堂堂的一省之主席，他能厉害得过你嘛！”
张治中朝江渭清笑了笑，说：“主席，您听我从头道来。那是抗战初期，我在湖南当省长，当时我立了一条规矩，每逢星期一、三、五，我接见有关来访人员，每人限谈30分钟。有一天，江副团长驾到，拐弯抹角谈了30分钟，走了。我就知道副团长还得来，无事不登三宝殿嘛。果然，只隔一天，他又来了。这回门卫拦住了他，可他老兄在门道里就朝我的办公室大声喊道：“好、好，你不让我进去没关系，请转告张主席，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可我们新四军没饭吃，士兵都有怨气，说‘老子没饭吃，上山打游击！’我一听话语不对，赶快跑出来说：‘江副团长，我们合作很诚恳嘛，你怎么说要上山打游击啊？’你猜他怎么说：‘民以食为天呀，我们没有饭吃，怎么抗日啊？’我赶紧说：‘咱们想想办法嘛。’他立刻道谢：‘那我就代表将士们先谢谢张主席的大力帮助罗！’你瞧江渭清多会说话，一下子就把我将在那里了。结果，从我那里整整借走了2000块光洋。”
毛泽东听得开怀大笑“有这么回事吗？该是张先生杜撰的笑话吧？”
江渭清说：“是有这么回事，主席。我也是被逼无奈，才想出向张主席求救的最后一招的。当时我们新四军一支队一团的确遇到了粮食供给难题，团党委作出决定，我们五个常委每人回家去借500担稻子的钱。我说：‘我15岁还是个娃娃就离家出走了，没办法回家去借钱。’我们傅秋涛团长说：‘没办法借到钱，你就想招数借500担稻子嘛！’我犯了愁，有什么法子呢？想来想去，就带上个副官和一个秘书跑到长沙，写个呈子递交张主席，借到了钱。回到部队上，傅团长问我：‘500担稻子怎么样啦？’我一拍胸脯：‘你们统统不要再借了，我一个人弄来了4000担稻子的钱！’当时是5角钱买一担稻子。”
“哎呀！”张治中突然醒悟过来，“好你江渭清，你提了我的大头！”
“那也是你先提出来的呀，”江渭清笑道，“我那时并没有说张主席必须借给我多少钱呀！”
毛泽东说：“好啦，江渭清借张治中大洋2000元整，从现在起，江渭清连本带利开始偿还。中证人毛泽东。”
“哪里哪里，能为新四军解决燃眉之急，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实事。”张治中笑着说。
三个人又是一阵大笑。
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
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洛川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改革政治机构；
抗日的外交政策；
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改良人民生活；
抗日的教育政策；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还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用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生活的方法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
此后，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平型关痛创敌人。平型关歼灭战是中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次大捷。儿童放哨查路条。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创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
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各部，也创建了苏南、皖东、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
在广东，有东江抗日根据地和琼崖抗日根据地。
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民主政权。
当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边区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已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中共中央在那里发出号召，指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平型关大战是肯定的
林彪叛国，折戟沉沙。
在批林时，有人以批判林彪不执行毛泽东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由，写出《功罪千秋的平型关大战》，否定平型关大战，并要求发表在《红旗》杂志。
聂荣臻坚决反对，他重申平型关大战是中华民族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历史作用是重大的，明确提出不能因为林彪变坏了，就否定平型关大战，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建议《红旗》不要发表它，以免造成混乱；这时，毛泽东也不同意这样做。
对历史要实事求是。聂荣臻后来写回忆录，还说平型关大战的作战方案，是当时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所制定的，经他本人同意的。
新四军镇江城下初捷
1938年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队来到江南地区。当时，江南民众目睹日寇猖獗和国民党军节节溃败，对这支装备简陋的小部队能否打胜仗，持怀疑和观望态度。有些绅士说：“你们明知山有虎，何必偏向虎山行呢？”有个国民党将领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军队有优良纪律，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是好的，如到东线去打仗，那只有请听下回分解好了！”
粟裕经过侦察，决定在镇江到句容间的卫岗（今韦岗），截击日军车队，打一个伏击战。
伏击战打得很漂亮，经过一个小时激战，击毙日军少佐土井等几十人，击毁敌车四辆……取得了新四军在江南首战胜利，更在民众中树立了新四军声威。
粟裕有诗《卫岗初胜》为证：
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
卫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
陈毅喜闻首战告捷，在宿营地又看到数百名民众前来围观战利品，当即口占：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八路军一个连打退日军两千人进攻
白儿岭战役。
1938年2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部和警卫团在敌人间隙里撤退，原打算先渡过汾河，进入西部吕梁山脉，不料汾河上的桥全部被敌炸毁，无法渡河，又因为汉奸告密，日军突然向他猛扑，他的警卫团已经顶不住了，就在这时，八路军一个连奉命前来掩护。由此终于脱了险，再一次返回河西，经延安到大后方去了。
这一次战斗就叫掩护卫立煌之战。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六八五团二营十一连一个连的兵力，抵住敌人两千余人的进攻，不叫他们前进一步。激战是在白儿岭发生，所以又叫白儿岭掩护战。
当时白儿岭整个阵地，都处在敌人大炮飞机猛烈轰击下，工事几乎都轰平了。卫立煌用望远镜看到这种壮烈的场面，就问我们的指挥员：“前面是几个团？”答：“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然而十一连又回来了，不但打退了敌人，而且还牵回来敌人好几匹洋马，背回一大驮大米、罐头，自己仅伤亡20余名。这使他非常惊奇，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
战斗结束后，卫立煌盛情约见团长杨得志，向他表示感谢。杨得志谦虚地说，这是友军应该做的事。他还告诉卫说，这次战役是朱总司令亲自指挥的。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指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说：“中国既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毛泽东还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充分发挥其抗日的自觉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七律重读《论持久战》
叶剑英
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
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费方筹。
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钧看不休。
毛泽东《论持久战》对国民党将领的影响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傅作义自己学习《论持久战》，还组织部队学习；《论持久战》还医治了国民党军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速胜论的顽症。
冯玉祥极力赞许，还指示武汉的三户印刷厂翻印。
白崇禧对《论持久战》战略战术见解“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法宝。他还将此书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以军事委员会名义，通令全军将书中的思想作为抗日战争军事战略的指导思想。白还把《论持久战》主要内容向蒋介石作了转述，蒋十分赞赏，指示将此书发给每个军官人手一册。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斗争求团结”方针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
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出了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在日本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的军队，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坚持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全会还作出决定，撤销王明任书记的长江局，设立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和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
这次全会作出的政治决议中，确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增强了党的团结。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出现了大发展的格局。
陈毅笑谈三盘全输棋
陈毅有一次听大家称赞黄桥战役。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我们新四军打黄桥战役，各方面都部署完毕后，我听说司令部驻地附近，有位老人善于下棋，便前往拜访，和老人下棋。三盘棋，我两胜并一和，获得大胜。黄桥战役打完后，我又去和老人下棋，不想我三盘全输了。我向老人请教其中原委。老人说，上次你们要打大仗，司令员的锐气不可挫；现在你们胜仗而归了，尽管你的棋艺确实不错，但我要尽力设法赢你，免得你骄傲自满，过于乐观。听罢老人这番话，我深受教益。从此，我每和老友相见，除了谈胜利外，一定还要共话艰难史。
他说做指挥员，要胜不骄，败不馁。
叶剑英开导佛道门
1939年4月，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一天，他到祝圣寺同僧侣交谈。暮笳主持对叶说：“将军，我们已联络了三百多名僧尼，正在筹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请将军指导。”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地仔细询问了筹备情况，说：“南岳山上，佛教弟子很多，还有一部分道教弟子。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和尚、尼姑、道士共同抗日，我建议，你们的协会名称最好能改两个字。”
暮笳主持问：“改哪两个字？”
叶剑英说：“改一个‘教’字，一个‘国’字，将‘佛教救国协会’改为‘佛道救难协会’。这样，既符合教义，又将道教包括进去了，团结的人就更广泛。这只是我的建议，供你们参考。”
暮笳听了，十分赞同。
后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时，叶剑英还应邀作了《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演说，希望佛道门弟子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普渡众生，用实际行动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演说结束时，还说了一句高尔基的名言：“站在革命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
佛道门听了顿觉大悟，参禅多年，才悟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道理。
当时周恩来也应祝圣寺请求，写了一幅“上马杀贼，下马念经”题词，勉励抗日救亡。
刘伯承运用四川谚语“黑猫白猫”
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四川人，自幼生长在农村，熟悉民间的俚语方言。
当他们在一二九师任职时，为了阐述一些重要道理，常引用一些俚语方言，如“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抓不着”来说明为什么要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用“蚊子叮菩萨”、“狗带沙锅乱碰”来说明打仗如不注意了解敌情就会盲目行动用“船桅杆锯作栓马桩”来形容对干部的使用不当，等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刘伯承师长特别注意激励部队在实践中发挥创造性，常说“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意思是在作战中，不管你采取什么战术，只要能打胜仗，消灭敌人，就是好的。
邓小平也爱借用这句谚语，后来又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刘伯承倡导官兵称呼一律平等
1940年8月，刘伯承突然把师部机关人员找到办公室。
人到齐后，刘伯承说：“我今天要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们的马夫、伙夫……应该取个什么名，这是我们家庭的一件大事啊。”又说：“我们的军队和旧军队不一样，旧军队靠打骂、压迫，是雇佣关系；我们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员。今后，伙夫就叫炊事员，马夫就叫饲养员，挑夫就叫运输员，还有卫兵叫警卫员，号兵叫司号员，勤务兵叫公务员，卫生兵叫卫生员，理发师傅叫理发员，兵是战斗员，官是指挥员。大家都是革命队伍的成员，还是这些称呼好。我们人民军队是礼义之师、文明之师，称呼应该文明。”
大家听着，越听越觉得有理。
这些称呼，很快由一二九师传遍八路军和所有解放区，并且一直延用到今天。
七绝赠友人
朱德
北华恢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
洋铁桶制作大提琴
陕甘宁边区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有丰富的文化生活。
冼星海是1938年底来到延安的。
他在鲁艺主持音乐系。留守兵团尽力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拨给他一个比较安静的窑洞。所谓特殊，也只是为便于夜间工作，每天多发给一支蜡烛而已。
当时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乐器很少，只有一把小提琴、两把二胡、两把板胡和几支笛子、打击乐器。冼星海建议，洋油桶可以制作大提琴。
因陋就简，大提琴制成了。后来就是在这支仅十几人的小乐队伴奏下，第一次演出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1939年到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他们把军队集结在以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西南和西北，准备进攻解放区。
他们派军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还在咸阳到榆林的公路和陇海线，设置特务机关，截留去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
1939年，他们先后在山东、湖南平江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方通讯处；侵占陕甘宁淳化等五座县城；在晋西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
1940年，进攻太行区的八路军。
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阴谋，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时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执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决自卫原则，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收复了失地。
在此期间，即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向全国人民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全部见解，彻底批判了国民党的荒谬论调，所谓“一次革命论”，妄说一切革命已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叫嚣“取消”共产党的荒谬论调。
重建新四军军部
1940年8月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动了历时三个半月，遍及华北各省的“百团大战”。
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
可是，就在此后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除一千多人突围外，多数人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严厉驳斥了蒋介石关于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揭露了蒋、日相互勾结破坏抗战的罪行，并要求严惩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同时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周恩来在重庆指示《新华日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投降阴谋。
全国人民纷纷斥责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
新四军在斗争中更有了迅速发展，由原来九万人发展到十三万人，还巩固和建立了苏中、苏北、苏南、淮北、淮南、鄂豫皖、皖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组织《新华日报》编委卖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
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写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反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可是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文扣压，禁止刊登。
当天（1月17日）晚上，国民党新闻检查所长带领军警赶到《新华日报》编辑部，要审查第二天报纸版面。周恩来立即说：“这次我们必须跟顽固派斗智抗检，寸步不让！”接着就愤然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报社就此排好了两种内容不同的版面，打了两份不同的大样：一种是特意留出地位准备刊载抗议题词；一种是专为对付检查而安排的。当检查所正在得意洋洋审查后一种报纸大样时，那周恩来亲笔题词已进排字间制成木板，拼版付印了；报纸印好后，即在包装上巧妙伪装，分发给报童送往重庆广大读者了。国民党当局看到这天报纸后，又怕又恨，派出大批打手上街围攻报童，没收报纸。
周恩来得悉后，对熊瑾玎、吴克坚、于刚等人说，“特务横行不法，破坏报纸发行工作，怎么办呢？我看，首先你们作为编委的就应该带头去街头卖报，接替我们报童的工作。”于是《新华日报》编委和编辑们自行到热闹地区去卖报，很快就卖完了报纸。
彭枫发稿
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有三宝，骑兵团、拂晓剧团和《拂晓报》。
他工作忙，但也常过问《拂晓报》。
那时师部只有师长处有台干电池收音机，由记者每日晚上去他那里抄收新闻稿供《拂晓报》用。记者抄收时，他就坐在旁边看书，共用一盏油灯；每当记录完一页后，便随手拿去，边看边改正文字上的差错。那时抄改的是重庆电台的口语广播，常因干扰或电力不足听不清，由此常发生错漏。他在看记录稿时，便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丰富知识进行推敲，尽可能把遗漏补上，还经常要看记者写好的稿子，帮助修改，直至纠正错别字和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
有次记者编稿时将“骗”简写为“驴”，有人提出批评，他明知错了，偏说这样写也可以。彭雪枫知道了，问：“小鬼，听人说你将老乡的驴揍了一顿，为啥？”他申辩：“没有这事，你听谁说的？”彭说：“不是你自己说的‘欺驴’嘛！”
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1940年后的两年，是抗日根据地非常困难的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国民党也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包围。在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犯和封锁下，解放区遭到极大的困难。从1941年到1942年，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下降到了五千万，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少到三十多万人。解放区军民缺衣、缺油，也缺少用纸。
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困难，进一步实行了政治、经济上巩固解放区的政策。
解放区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了“三三制”原则，这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并尽量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它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一个法宝。
1942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规定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在党的号召下，各解放区广泛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
张闻天杨家沟调查地主百年账
1941年夏，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翌年1月，张闻天带领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一年后才返回延安。
在米脂县杨家沟村，张闻天和刘英、马洪调查全国罕见的上百家马姓大中小地主聚集在一个村庄的情况，他们的子女，有国民党、共产党；在外做官、经商、当教授，等等。最大一家殷实的地主马维新比较开明，把他家一百年的典地买地账、地租账、商业账、高利贷账全拿出来供研究，一次就堆满半间房，还换了若干次。这些账本记得很细，从1840年起共一百年，一天不拉，甚至连买一块烧饼，买一根针都记上了。张闻天从贫雇农到大地主，无不一一调查谈话，自己参加统计；马洪打算盘，张闻天则使用计算尺。他说，从前他是学工的，这把计算尺很有用，随身带了几十年。他们把这些账本前后翻阅计算了几个月，得到了宝贵的材料。事后张闻天风趣地说，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想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账本子”啊！
经过三四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完成一份学术价值很高的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三位一体的联合剥削，而以集中土地为根本目的的、典型的中国封建剥削调查报告——《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在战争中壮大的敌后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积极建设、巩固和扩大解放区，领导解放区军民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
1941年夏秋，晋察冀边区军民痛创冈村宁次（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率领的主力十三万人；
1942年5月，冀中平原的八路军，打死敌人八千多人；
共产党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在保卫解放区的斗争中，民兵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还实行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强化了武装斗争，而整风运动，更使党在整顿中更为坚强，解放区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从而在1943年开始逐步发展、前进。
罗荣桓创导“敌进我进”战术
1942年秋，盘踞山东的日军，推行“蚕食”根据地战术，由点及线，由线及面，向根据地进犯。
在山东指挥八路军的罗荣桓，创造性地提出“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
开始，不少人深感惊讶，因为红军时代的“敌进我退”深入人心，以致机要科在看到罗荣桓给中央军委写的请示报告电稿，首次出现的“敌进我进”，竟以为是笔误，拿着原稿去找罗荣桓。
罗荣桓说：“这个字不仅没有写错，而且是对上加对。”他解释此句，“不这样就不能粉碎敌人的‘蚕食’，只有派部队打到敌人的后方，打到敌人的心脏，到敌人的后院去放火，才能迫使这些乌龟壳里的敌人回去救火，这就叫做‘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
中央军委很赞赏“翻边战术”，并加以推广。不久，日军的“蚕食”战术就被根据地军民粉碎了。
吃蝗虫，渡蝗灾
1943年夏天，日本侵略军对冀南大扫荡时，该地又出现了一场蝗灾。
蝗灾蔓延二十天，把庄稼，以致树叶、青草几乎吃光了。
当时，驻地八路军在冀南四分区胥光义副政委带领下，努力灭蝗，生产自救。他们把树皮、草根等凡是可充饥的尽量留给民众，自己就把打死的蝗虫收集起来，下锅炒着吃，以蝗代粮。胥光义也以身作则，就连他那已怀孕的妻子吃的同样是蝗虫。
以蝗充饥，以身作则，就这样战胜了蝗灾。
毛泽民倡议开官营当铺
国共合作期间毛泽民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担任省民政厅厅长。不久，发现当时全城有八九家当铺。不少劳动人民因为挣不到饭钱，只好把自己脚上穿的靴子，身上穿的旧衣服，甚至赖以为生的工具拿到当铺，当上个块儿八角好吃一顿饭。当时的当铺规定，值一元的物品只能当二角，每月利息为百分之十，当一天就收一月利息，当三十一天就收两月利息，当满三月不赎即为“死当”，当主再无赎取权利，物品可由当铺标价拍卖。
毛泽民对这种高利剥削行为深恶痛绝，本想取缔当铺行业，但考虑到劳动者一时确有困难，于是责成省银行在南大街闹市地区开设官营“公济当”，每月利息为百分之三，按日计算，永不“死当”，原当主如确无钱赎买，只收百分之一的保管费。
“公济当”开设后，那些高利剥削的私营当铺只得关门停业。
林伯渠说：缺点是没有打招呼
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任主席。
当时边区政府有个秘书病逝。边区政府指定总务科干部廖德震料理后事，在收殓时廖把死者的一支钢笔拿来自己用了，被人发现后，由黄亚光主持召开总支部大会对廖进行批评。林伯渠、谢觉哉都参加了，很多人发言批评廖是品质问题，提议要开除他的党籍。这种意见一时占了上风。
这时，林伯渠说：“廖德震同志将死者的钢笔取下来使用是可以的，缺点是没有向组织打招呼。对一个同志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长征时，廖德震同志冲锋陷阵，作战非常勇敢，几次爬城，被敌人打下来，又重新爬上去和敌人搏斗。他私自留下死者的东西是个缺点。我们应当批评帮助他。”他这么一说，气氛就缓和了，后来甚至连处分也没有。
三年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历时三年。
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的倾向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以及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
反对主观主义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求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和党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和团结，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的呼声。反对党八股就是要求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整风运动。他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整风运动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通过整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七大”首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历时五十天。
“七大”是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召开的。
“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全会在毛泽东领导下，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内容是对党成立一直到抗战爆发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对王明的“左”倾路线进行总结，对于这个“左”倾的错误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结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七大”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大会主要报告还有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发言。
大会后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我们现在常说的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这次大会进一步形成和充实了。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在我党历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战斗集体。
“七大”后不到三个月，中国人民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绝咏七大
陈毅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万镊”误作“万毅”
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几天后，山东滨海军区万毅司令员和政委梁兴初在一家农院树阴下正准备吃午饭，才见到刊登新当选中央委员和侯补委员名单的那份《大众日报》。梁兴初津津有味地、逐个地念着名字。当念到候补委员时，其中有一个是“万镊”。他情不自禁地大声说：“老万，你看中央委员会还有姓万的，你好好干，也是大有希望的。”万毅觉得这不过是兴之所至，并不在意。
不料过后不久，《大众日报》刊了“更正启事”，说那个“万镊”是“万毅”之误，并向万毅同志致敬。原来那时候，报社收到新华社的电讯稿，从电报数码翻译为汉字，容易产生差错；后来组织上也正式传达了万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事，终于证实。
“毛泽东思想”最先使用者
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文章首次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内称：“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1945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前夕，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毛泽东谈喊“万岁”
中共七大以后，开始喊“毛主席万岁”。
“主席，为什么叫你万岁！”古远兴（毛泽东警卫员）问。
“吹牛皮”。
“那……”
“万岁是一种称呼，喊就喊那种称呼。有几个喊万岁的，不多，一个国家里。”毛泽东解释道。
1959年，毛泽东参观韶山学校。这时，有很多的学生迎向毛泽东，大家激动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毛泽东大声地致意：“同学们好！”“老师们好！”并不失幽默地说：“不要喊万岁，人哪能活一万年呢？假如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到今天不死，会老成什么怪物？世界是你们的，希望和前途属于你们。”
1971年，美国记者来华访问，当时，毛泽东在和他谈话时，就指出喊“万岁”的有三种人：“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就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
彭德怀和“毛主席万岁”
彭德怀在20世纪50年代曾几次谈到“万岁”、“毛主席万岁”。
据彭德怀当时的秘书郑文翰回忆：
1956年2月11日，彭德怀参观成都武侯祠，当走到鹦鹉笼前时，调养的女孩子让鸟喊了几声：毛主席万岁！彭勉强一笑。
1959年1月30日，彭德怀在解放军后勤学院第四期毕业学员大会上讲话，内称：马克思如果活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岁了，可是他的思想方法永远年轻。再过几百年、几千年，只要人类不消灭，它仍是年轻的。但是他这个躯壳是不存在了，躯壳却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可他的精神，他的事业，他对问题的看法、思想方法，可以是“万岁”。
同年5月，彭德怀出访东欧，在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与当地党政领导人等见面。当大家欢呼“毛主席万岁”时，他说，歌唱“毛泽东万岁”，毛泽东同志并不喜欢。毛泽东同志是马恩列斯的学生，他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解决了如何建党、建军和夺取政权的问题。他叫我们不要以人命名地名，不要搞个人崇拜。
《国际歌》声除误会
1945年8月，八路军李运昌部奉朱德总司令命令挺进东北。
8月29日，来到绥中的东路军指挥员曾克林的部队，在公路上排成四列纵队，准备欢迎苏联红军。
那是一个特别好的天气，云淡风清。9点多钟，苏联红军由一个上校和一个少校率领，约有六七十人，乘坐五辆汽车，每人三套武器，还有电台和炮。
我军临时抽调了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吹起了欢迎号表示欢迎。不料，苏军一见面就全部架上武器，他们误认我们是伪军，将我欢迎部队包围起来，并要缴我军的械，后经翻译解释，特别是部队唱起《国际歌》之后，才解除误会。
苏军收起武器后，双方互相握手、拥抱。
这是中苏军队会师序曲。
双方会师后，合力攻克了拒绝投降的山海关守敌。
毛泽东不同意称“毛泽东主义”
1948年8月，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给周恩来电报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这样说是否妥当，请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周恩来把电报转毛泽东阅示。
毛泽东读了电报，给吴玉章写了亲笔信：
吴玉章同志：
未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是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