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八七会议”号召秋收起义
为了拯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由瞿秋白主持，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议确定了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决定以革命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四省为中心，发动秋收起义。
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瞿秋白、李维汉等为领导的临时政治局。
同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我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二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它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9月，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三湾整编，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奠定新型的人民军队打下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带领这支军队，向井冈山挺进，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在此期间，还有吴焕先等领导的黄麻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桑植起义，刘志丹领导的渭华起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和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
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七绝纪念“八一”
朱德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八一军旗的来由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起义部队仍然举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帜。这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提出：要正式亮出工农武装的旗帜。
红军指挥员何长工、师参谋长钟文璋和参谋处长陈明义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模仿苏联红军军旗的式样，设计出红底、正中有一颗白星，星里有镰刀、斧头的军旗，旗边有一条白布带，上面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30年、1933年曾两次对这面军旗作过改动，但图案变动不大。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单独的军旗。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9月以后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仍没有自己的军旗。战士冲锋时，只是高举没有图案的红旗。
1949年春，由周恩来主持，各野战军送来许多设计方案，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指示军旗上要有“八一”两字和五角星。初夏，毛泽东批准了军旗的最后审定样式。
刘伯承说：这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
南昌起义后，刘伯承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参观莫斯科革命博物馆，里面有宣扬彼得大帝的。有个雕塑，一个中国人蹲着，趾高气扬的俄国人一只手揪着他的发辫，一只脚踩在他的背上。刘伯承看了很气愤，向教官提出，这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教官却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从此，刘伯承埋头读书，很少外出参观。
又有一次，刘伯承和同学去看电影《红色银花》，电影里描写中国人的愚昧落后，衣衫褴褛，跪在地上欢迎入侵新疆的俄国人。他当场严肃地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苏联教官又一次批评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时闹得很不愉快。
从此以后，凡是组织看电影或其他活动，刘伯承都不去，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书。
井冈山的道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他决定在那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队伍和在湘南起义的农民军，来到井冈山砻市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军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真正彻底革命的人民军队。
井冈山根据地，从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革命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是一条向农村进军，积蓄革命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在全国范围里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
谁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
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有人认为是毛泽东提出的，也有说是朱德最早提出来的。
据回忆，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在1928年5月，宛希先说，朱德军长有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朱德自己从来不谈他的贡献，他只是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朱德从早年驻军云南边疆时起，就做过游击战的实验。平定地方匪乱的战场就是他的大实验室。那些土匪熟悉当地地形。开始，你打他，他就跑；你一走，他又来。朱德后来用这样的办法对付他们：你来了，我就退；你退了，我就追；你停下，我就打……试验之后，果然见效。以后经过无数次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战术。
所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说是朱德最早提出来的，似乎言之有据，比较可信。当然，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看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自然也有朱德的一份。
红色根据地蓬勃发展
从1927年到1930年的三四年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蓬勃发展。
主要的就有：1930年由赣南、闽西两个根据地扩大、连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大、也是最为巩固的一个根据地。
1928年平江起义所成立的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他们到达井冈山后，又建立了湘赣根据地。
1927年底，在江西东北的农民起义，后来建立了红十军，开辟了闽浙赣根据地。
1928年，湘鄂西农民起义，后来建立了红二军和红六军，开辟了湘鄂边和洪湖两个根据地。
1927年到1929年，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河南商城，安徽六安等地农民先后起义，建立了红一军，后来开辟了鄂豫皖根据地。
1929年，在广西左右江的士兵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开辟了左右江根据地。
此外，陕西、广东、四川、江苏、河北等省，也都有共产党人发动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据统计，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到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三百多个县发动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十五个根据地，全国红军发展到十万多人。
从旧报纸里找到朱德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十分关注南昌起义的队伍。但是敌人封锁严密，任何报纸不准进入封锁区。毛泽东在交给部队作战任务时，每次都附加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收集一些可以收集到的报纸。他具有惊人的分析判断能力，可以从敌人夸大不知几十倍的报道中，分析研究出准确消息和情况，并可以从不为人注意的只言片句中，判断出全国革命的形势与动态。
有一次，部队打下水口镇，毛泽东就是从镇政府的废纸堆中找到一张揉皱了的旧报纸，并从中判断出，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由朱德、陈毅率领，到了广东汕头一带。于是，毛泽东立刻派何长工前去广东与朱德联系。
所以毛泽东后来谈到朱德时，很风趣地说：“最初我是从废纸堆里找到了他。”
彭德怀说：我只是六亿人民之一
湖南平江县第一中学的校址在天岳书院，那里是彭德怀1928年举行平江起义的地方。1957年学校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要布置一间平江起义纪念室，特地写信给彭德怀，要求他提供当时作为总指挥领导起义的资料。
彭德怀看到来信后，对秘书说：“我有什么好写的。那次起义，是党领导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要写就写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事迹，才是永远的纪念，永远的学习。”秘书说：“你是主要领导人，有责任介绍情况啊！”彭德怀想了一下，提笔就给学校写了复信：
平江第一初中同志：
十月十日来信收到。平江人民是英勇的光荣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同志英勇地光荣地牺牲了，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我和其他同志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平江的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在平江人民英勇奋斗直接配合下所促成的。我只是六亿人民之一，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祝你们好并致同志的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张际春说：你来当部长，我来当公务员
三十年代初，张际春出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
当时讲官兵一致、经济民主，但也有人误解为绝对平等。
有一次，张际春的公务员（即警卫员）向他发牢骚。
公务员说：“都是讲官兵一律平等，我看就不平等。”
张际春问：“怎么啦，你说哪些地方不平等？”
“平等，平等为什么打土豪杀了猪，猪肝炒了要给主任吃。”
“每只猪只有一副肝，我们那么多人，每人吃不到一块。主任年纪大了，工作又辛苦，就炒给主任吃嘛！”
“那马夫年纪更大，每天半夜里还要起来，喂草料，不是更辛苦？”
“马夫是辛苦，李主任要想全军的工作，写东西也要到半夜才睡呀！你说马夫辛苦，那就让主任和他对换吧，让马夫去当主任，让主任去喂马。”
公务员忙说：“那可不行。”
张际春说：“这样吧，我们两个对换，你来当部长，我当公务员。”
他的话说得公务员笑了：“我怎么能当部长。猪肝还是给主任吃吧。”
这就是张际春的思想工作。
刘志丹挑水
1932年的一天，刘志丹带着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来到陕甘交界的一个村庄。
那时很讲绝对民主。
无论是领导人员还是战士都讲平等。
他们轮流做勤务。
这天该轮到刘志丹挑水做饭。有个战士见他要去挑水，过来抢扁担。刘志丹说：“咱们红军有纪律，官兵讲平等，遇事讲民主，站岗放哨，烧水做饭，轮到谁就是谁，不准替换。你替我去深沟里挑回水，士兵委员会开个会，又得罚我挑三天水了！”说着就要下坡了。
那个战士追上来，诚恳地说“老刘，队伍一分开，你肩头的担子比谁都沉啊！明早就要打旬邑，今晚你有多少事情要做呀！还是我去担吧！”
刘志丹只好说“既然你要去，就另借一担桶，咱一道走，路上还能拉拉话。”
那个战士很快找来一担桶，和刘志丹一块儿去了。
中国革命三大法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它也使土地革命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主体内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从事农业，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贫瘠的土地。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霸占了大量的肥沃的土地。
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广大农民最根本的要求，是中国革命最迫切的问题。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里，就着手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与此同时，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土地革命，此后土地革命随着中共“六大”所作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陆续传达到各个根据地，更加轰轰烈烈、方兴未艾。
1930年，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这条路线深得农民拥护。
人们积极投入土地革命运动。
土地革命使根据地农民分到了田地和粮食。
农民翻身解放，欢天喜地。他们努力生产，热烈地参加红军和赤卫队。
土地革命的推行，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不尽的源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十年内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还把它和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它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共“六大”：在两个高潮间的低潮中召开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六大”召开前两个月，虽然已结束了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但党内思想混乱需要得到统一认识。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它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的统一，进行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权。
“六大”提出要发动群众，要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
但它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城市工作是党的重点。一些领导人头脑又过热。1930年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六大”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中召开的。会议开始时，全体代表起立，向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被杀害的几十万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他们中有中共早期优秀的人物，如张太雷、向警予、罗亦农、赵世炎、林育南、陈延年、陈乔年、熊雄、陈铁军和周文雍等等。
斯大林用曲线浪花表示革命高低潮
李立三在张太雷牺牲后，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他贯彻执行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不承认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当时已是低潮的态势。
“六大”期间，斯大林曾用了一天半时间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李立三在斯大林面前争辩说，当时中国并不是低潮，因为全国各地还不断地发生工人农民的起义斗争。斯大林用铅笔在纸上划了表示高潮和低潮的曲线，然后在曲线的最低点又划了几个波浪，说低潮时也会发生几个浪花嘛！
斯大林说服了李立三。
火牛阵为什么不灵
1930年红军在撤出长沙后，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又第二次攻打长沙。
林彪被委任为攻城司令官。
守敌修建了三道防御工事，第一道是巨型鹿砦，第二道是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压电网，还有星罗棋布的碉堡群。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
几次攻城失败，林彪决定用史书上有过记载的“火牛计”。他说：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向前狂奔，在敌营中横冲直撞，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当晚，在战士冲破了第一、二道防线后，林彪下令点火。将早就准备好了的几百条牛，立即在牛尾上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燃，驱使牛群向电网冲去。不料牛群不胜其痛，乱冲乱闯，四散逃奔，一些牛被敌人机枪打死，有些受惊回跑，反而伤害了自己的战士。
火牛阵失败，气得林彪大骂何键：“狗东西，送他牛肉他不要！”命令部队将死牛全部拖回来，红军官兵吃了一个星期的牛肉。事情过后林彪向毛泽东请教，火牛阵为什么不灵。毛泽东向他传授火牛阵的关键是要用木棍把两头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并在外沿用枷子从两侧夹住，这样牛无法转弯，只能低着头并列地向前冲。而我们没有用这一招，牛一条条散兵游勇式地乱闯，所以不能达到预想的作用。林彪这才省悟。
李天柱巧语提王震
1930年，王震灵活运用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取得一仗又一仗的胜利。
当时新任湘东特委书记石青积极推行李立三的全国总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冒险计划，提出所谓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因为王震反对，他就以中央代表名义，提议撤他的职。
石青刚愎自用，其他人多不做声。这时，湘东南行委特派员李天柱站起来说：“王震没有执行行委的决议，我同意给予处分。但王震同志十四岁便加入工人阶级队伍，是坚定的工人阶级分子，并任过粤汉铁路的工人纠察队队长，指挥作战很有经验。我看，可撤销他的南路行委书记和师政治部主任之职，改任独立师师委书记，并仍兼着他的第三团政治委员职务。”
李天柱的折衷方案被通过。
事后李天柱对王震说，如果硬顶，反而糟糕。要想取之，必先予之。我提你上去，除了你胜任外，还因为你是个响当当的工人阶级，用你这块金字招牌压他石青，他如不同意你当师委书记，我就给他戴上一顶反对工人阶级的帽子，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时期，是非常强调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人阶级成份的。
李立三说：“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
李立三是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他是能认真作自我批评的典范。
1945年11月，辽宁部队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请李隆郅同志作报告。
只见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接过话筒就讲开了。当他讲到李立三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就提高了嗓门说：李立三先后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当时，毛泽东等同志对这个命令的下达和执行提出不同意见，“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听，反而指责这些意见是右倾，对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后来，在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这时，报告人突然大声问听众：“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
“不认识。”大家喊道。
报告人用手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李立三。”
古田会议
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强化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为了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和纠正红军第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根据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所审定、委托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精神，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
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除了打仗，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要任务，因此它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
为此，红军作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他必须肃清一切旧军队的残余影响。
这个决议，在红四军和其他各路红军中都先后实行了，它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四个月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毛泽东陈毅引用《庄子》答问
1929年春于都会议后，陈毅、谭震林和江华（即黄春圃）陪毛泽东在河边散步。
毛泽东突然停下脚步，问：“你们说，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
三个人面面相觑，一时谁也答不上来。他们跟不上毛泽东的思维。
毛泽东说：“我说鱼要睡觉。作为高等脊椎动物，鱼有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和抑制两种状态，这就是它的醒和睡。”
这时陈毅突然冒出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是引用庄子的话。
毛泽东也立即用庄子的话作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两人说罢，大笑不止。
抓反动资本家的标准
红军攻占赣州城。
毛泽东召集连以上政治委员去开会。
杨成武也去了。
毛泽东一见面就问：“成武啊！听说你们抓了不少资本家？”
“抓不少，三百多。”
“你们了解清楚了吗？”
“听不懂他们讲话。”
“你们抓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戴礼帽的、戴眼镜的、穿旗袍的、拿拐棍和穿皮鞋的？”
“是呀，没错。抓的全是这些人。”
“你这个团政委，你又不懂这里的话，又不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就违犯政策。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记一辈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讲了资本家的标准，讲了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的区别，讲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然后说：“你们现在就回去，回去赶快放人，给他们赔礼道歉。说清我们不懂话，没做调查研究，承认错误……”
杨成武回去赶紧纠正错误，经过调查研究，全城真正的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只有四个……
中华苏维埃发布《对日抗战宣言》
中华民族危机在加剧。
日本军国主义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将魔爪伸进了我国东北，20世纪初，又步步进逼，妄图吞并东北、内蒙，以至整个中国。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翌日占领沈阳，此后四个多月时间里，侵占了整个东北。
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
1932年1月，日本又挑起“一·二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日本能在上海驻军，而中国军队却不可以在上海周围设防。蒋介石还将敢于抗日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日本步步紧逼。
东西南北中，从城市到乡镇，全国各地到处听到的是抗日救亡的呼声。
1932年4月，就在日本炮制“满洲国”傀儡登场的第二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布了《对日抗战宣言》。
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他号召在东北组织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东北辽阔的原野上，抗日武装斗争风起云涌。
中共中央还先后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和赵一曼等赴东北，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武装斗争。
1934年，由杨靖宇等领导的抗日联军，自建立后蓬勃发展，至1937年春，已成为一支拥有四万五千余人的队伍。
在此期间国统区的上海，也成立了宋庆龄、蔡元培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由于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抗日政策，也引起部分军队官兵的愤懑。1931年12月，在江西内战前线，就暴发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领导的宁都起义。起义获得了成功。但在1933年先后建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人民政府），他们的抗日正义行为，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破坏而失败了。
王稼祥招待王震
苏区生活是艰苦的。
1931年11月的一个深夜。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正在工作，前来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湘赣苏区独立师的王震来访。
王稼祥问王震吃饭了没有，王震说没吃。王稼祥叫勤务员拿了一包稻草包着蒸好的米饭给他。
王震问王稼祥：“您吃了？”
王稼祥说：“我吃了，你快趁热吃！”
四十年以后。1970年夏的一个夜晚，在江西东乡的红星垦殖场普通院落里，被下放到这里的农垦部部长王震，正在和老场长唐继章聊天。
王震说：“老唐呀，听说你是1931年初入伍的老同志，那时你在哪个苏区呀？”
唐继章说：“中央苏区。”
“那时我在湘赣苏区！”
“我给王稼祥同志当勤务兵，你们湘赣苏区有个王代表还在稼祥同志那里吃了顿晚饭哩！”
“哦？什么饭？什么包的？”
“糯米饭。稻草包的。”
“嘿！”王震抓住唐继章的手，“老唐，那个王代表就是我呀！”
两人都很激动。
“王部长，那时一个稻草包三两，每人每顿配给一包，你吃了王稼祥那一包，他自己就空着肚子了！”
“是呀，我后来才知道中央苏区的规定。”
赵一曼遗书
1932年初，赵一曼到哈尔滨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满洲总工会工作，她曾写有诗一首——《滨江书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徐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后来赵一曼在东北人民革命军担任团政委。1935年11月不幸因伤重被俘，在医院监视治疗时，她的高尚人格，感动了看守警察董宪勋和见习护士韩勇义，他们甘冒生命危险，陪伴她一起逃跑，不幸在中途被捉。
赵一曼在就义前，匆匆给五年来未曾见面的儿子写了一封信：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条绳子绑来个总参谋长
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来到黑龙江省宁安县花脸沟。他说自己是个贩卖人参的商人，其实是来做自发抗日武装自卫军、救国军工作的。
一天，他在当地的一个农户家被几个自卫军士兵搜获，他们说他是日本探子，非要把他就地枪决。
周保中开始作解释，解释无用，于是干脆承认自己是日本探子，但他提出：“我有要紧的事见你们长官。”
士兵用一根草绳把他捆上，送去见排长，排长送连部，连长又让送营部；营部又把他送往旅部。他仍被视作日本探子，被绳子捆得紧紧的。旅部又把他押送到左路总指挥部，经过反复审讯，认为他不是日本探子，是救国会派来的，留在宣传部工作。不久，王德林救国军聘任他为总参议。当自卫军和救国军成立联合军总司令时，被委任为总参谋长。
他指挥军队在白山黑水屡败日军，因而军中流传有“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了个诸葛亮，救国军一条绳子绑来个总参谋长。”
“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苏区
1933年初，由王明、博古把持的临时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王明等是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仰仗共产国际代表的力量而上台的。他们推行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令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使党和革命力量完全暴露；他们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炮制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反革命组织”。
本来，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完全可以胜利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但是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后，和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排挤毛泽东，迫使他离开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而他们所奉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处处被动，处处挨打。这样，奋战经年，仍没有能够打退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采取战略大转移，走上了长征漫漫路。
王震拯救小AB团分子
30年代初期，在苏区出现了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致使肃反扩大化，风风雨雨，炮制了很多冤案。
1933年春，中共湘赣省委会议就湘赣苏区保卫局长谭牛山抓了六百余名AB团可疑分子的事情进行争论。谭牛山坚持己见，他说，这些人全都是有确凿证据而关押的。
王震问：“全都有确凿证据？！中门外大庙里关押的红军学校青年队的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谭牛山说：“那都是小AB团分子。”
王震批斥：前两天的晚饭后，我在河边溜达，碰见一个小鬼挑水，他个子矮，桶底总磕地面。我要帮，没想到，吓坏了他。远处急忙跑来另一个小鬼：‘哎！哎！首长，你千万别近他，他是个小AB团，免得打你个大AB团！’原来这另个小鬼是监工看守。我问挑水小鬼名字，他死不肯说，看守小鬼也不知。我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挑水的小鬼刚到红校时，他的排长叮咛他，‘不要问别人名字，你的名字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有人苦打乱招，把你咬成AB团。’结果，有人说，连他名字都没有人知道，审查审查再说，还是被打成了AB团。我了解了一下，大庙里关的红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这类的莫须有的罪名。
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张启龙同意王震意见，还补充说，这不仅在红校，在省工人纠察大队更突出。纠察大队成立时，挑选的是政治上可靠、出身很好的战士，可没有过多久，基本上都成了AB团。后来又挑选了一批，大部分又被捕捉。
主管纠察大队的省总工会主席刘士杰跳出来说：“我的纠察大队捕杀每一个AB团分子，可都有三人以上口供认定的！”
王震盯着他说：“问题恰恰就出在你所说的口供上。你那口供从哪来的？我们到纠察大队调查过，什么酷刑都用了！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作风！如果你刘士杰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也有办法让你自己供认是AB团！”
刘士杰无话可说。
省委书记王首道也同意立即释放这些同志。
钱瑛凭脑子记忆工作
钱瑛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她办事严肃、谨慎，效率极高。
据早年在川鄂湘边工作的马识途回忆，钱瑛听取下级汇报有个习惯：把眼睛眯起来，专心一意听你讲，她不记笔记，也不插一句话，除非是有些情况她要你再详细补充，要形象和数字，以致一些我们认为毫不重要的细节，抓住问个没完。汇报听完了，她也不马上分析或回答问题，叫你放开来休息两天，她再来谈。
钱瑛有非常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她不准接头人员用文字记录在各种时间使用的通讯地址和联络口号，而要他们下功夫背熟。她领导过很多地区，要牢记那么多的人和事、地址和口号，但却从来不作文字记录，全凭脑子记，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她说：“就看你认真不认真。”
红军长征一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八万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项英、陈毅等率领红军一万六千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路漫漫。红军在前进。
敌人在江西、湖南沿途设置封锁线。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操纵，经过苦战，红军虽然冲过了敌人的四道严密的封锁线，人员却折损过半，只剩下三万余人。
他们还按既定方针，向湘西进发。
蒋介石又在通往湘西沿途处处设防，前进只能自投罗网。这时，毛泽东向中央军委提出，立即停止走湘西，而改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他的意见得到了大部分成员赞同。
红军迅速转入贵州，一举攻占黎平。接着强渡天险乌江，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他们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会议后，在行军途中，常委作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在他领导下，红军继续长征。
胡耀邦、萧华等差点被枪毙
第五次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期，国民党的一颗炸弹落到了瑞金红军驻地附近。由于炸弹没有爆炸，红军兵工厂想把弹头取下来加以研究。
为了保证安全，李德作了个硬性规定：任何人不准靠近炸弹，违者一律枪毙。
刘英、胡耀邦和萧华三个年轻人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不顾李德的禁令，悄悄地来到炸弹落下的地方，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有神奇威力的铁家伙。哪知被看守的卫兵发现了。不容分说，枪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正当他们被押着走向刑场时，在迎面的半山坡上碰见了博古。他问刘英：“这是到哪里去呀？”
刘英说：“犯了纪律，要被枪毙了。”
博古知道了原委后，笑着说：“算了算了，还是小孩子嘛，枪毙什么呀。”
见总书记发话，负责执行枪决的人也就大事化无了。
七绝遵义会议
朱德
群龙得首向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任弼时提拔炊事员当训练科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弼时在湖南大庸丁家溶召开会议，公开批判了夏曦的“左”倾机会主义和肃反扩大化。
他开始解救那些受陷害的干部。
一天，他和贺龙到红二军团看望战士，正好几百个敌兵在偷袭我们的一个制高点；敌兵逼近了，而那两个机枪手却不善于打枪，发的子弹却都从敌人的头顶上飞过去了；尔后又突然卡了壳，不响了。
情况十万火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上山送饭的炊事员，扔下挑担，跑到机枪手处，一下子就排除了故障；端起机枪打出去，敌人顿时就倒下一片。我军乘势反冲锋，又消灭了许多敌人。
任弼时和贺龙都目睹了。
战斗结束后，任弼时找到炊事员，了解情况。
炊事员说：“我叫余家海。早年在苏联学习过。打机枪、开坦克，我都会。”
任弼时说：“原来你是个行家哩，可是为什么去当炊事员呢？”
余家海说：“我也说不清。”
回到军团部，贺龙对任弼时说：“这个余家海，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工人。从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先是分配在红三军当干部，后来忽然有人说他是‘改组派分子’，被莫名其妙整了好几天，又撤职去当了炊事员，还差点掉了脑袋哩！”又说，“像这样的同志，多得很。”
任弼时听了，很气愤。他和贺龙简单商量，立即把余家海找到军部。
他当面宣布：“余家海同志，军团部决定，任命你为训练科科长。”
余家海满眼热泪，敬了一个军礼，回答：“是。”
任弼时在他走后，对贺龙说：“我的意见，凡是这样的同志，统统解放出来，根据各人特长，委以重任。”
“我完全同意。”贺龙说。
各路红军胜利会师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采取了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胁昆明。5月初，巧渡金沙江，从而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且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接着又渡过大渡河，占领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与4月离开川陕根据地、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反对北上抗日，在遭到驳斥后，他又率军南下，并下密令，妄图以武力解决。在这紧急关头，前敌总指挥参谋长叶剑英得悉张国焘的反党阴谋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党中央当即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地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过雪山、草原，翻过岷山，攻克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又翻过六盘山，到达陕西北部的吴起镇（今吴旗）。
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翌年6月，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的红军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那时，经过党中央严肃斗争，南下失败的张国焘，被迫取消他非法另立的“中央”；由于党中央再三督促，由于被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和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等组成）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坚决斗争；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抵制。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
是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红军终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任务。
长征的胜利标志着革命的转危为安。长征的结束，中国革命的新格局就形成了。
军委嘉奖夺取泸定河战士每人一套列宁装
红军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夺取泸定桥。
桥长100多米，宽3米，由13根铁索组成，异常险要。红军到达时，桥上的木板已事先被防守此桥的敌人拆除。
5月29日下午4时，夺桥战斗开始，全团的军号同时吹响，轻重武器一齐开火，22名突击队员冒着敌人火力，攀援着悬空的铁索链，冲向对岸，后续跟进的战士一面铺桥，一面前进。当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点起大火，但他们勇往直前，占领了大桥。
当天傍晚，林彪带着一军团主力赶到泸定桥，马上致电军委，报告了攻占泸定桥的消息；不久便收到军委的嘉奖令，林彪向夺桥勇士颁发了军委授予的奖旗、每人一套列宁装，并代表军团发给每人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只搪瓷碗、一只搪瓷缸，还加上一双筷子。
小红军向徐特立换鞋
长征二万五千里，徐特立和林伯渠、谢觉哉等，年纪都已在五十上下。为了照顾他们，分别发了一匹马；但他们都曾说过，上山不骑马，下山不能骑，平地不用骑。所以一路上很少骑马。他们的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拄着根棍子，走在队伍中。
其中徐特立每到驻地，还常常替马夫喂马。这年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徐特立仍去喂马。有个宣传队的小红军以为他是老马夫，说自己领到的一双鞋太大了，穿了像条船，要和他换鞋，他欣然换了。
第二天，小红军才知道他就是曾是毛主席老师的徐特立，跟着宣传队长前来道谢。徐特立哈哈笑着，爱抚地摸着小红军的头，连连夸奖他很聪明。
从旧报纸中找到陕北
1935年9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那里有一家小小的邮政代办所。
毛泽东从代办所取得了所有的报纸，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翻阅报纸。据当时《晋阳日报》称，陕北有红军五万余人。《大公报》称，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甚于陕南；还称陕北红军完全占领有五县城，为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边一度为红军所占。毛泽东仔细读报，把有用的消息勾下来。正在这时，聂荣臻派通讯员也送来一张《山西日报》，内称阎锡山正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叶剑英也搞到一张报纸，报道“国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新闻。叶剑英立即对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他们的力量还不小呢。我们去他们那儿，你看怎么样？”贾拓夫是陕北神木人，他了解陕北，说：“陕北确实是和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又有刘志丹的根据地，我们应该把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叶剑英立即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后赶往毛泽东处。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通过分析报纸透露的消息，就在翌日上午，召开了中央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到陕北去。
徐海东借出五千块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陕北与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会师。
一天，中央红军负责后勤的杨至诚找到徐海东，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毛泽东亲笔写的纸条，要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块钱，以便解决中央红军的吃饭、穿衣问题。
徐海东心里很是不安，埋怨自己没有想到应该拨款送去。
杨至诚以为他犯难，便说道：“你们转战也一年多了，一定也是困难的，要是……”
徐海东忙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有钱。说实话，我们有7000块钱。”说着，叫人把经理部长找来。经理部长查国轮刚进门，徐海东就说：“那7000块钱留下2000元，拿出5000元，送给党中央。”
查部长一时竟说不出话。长征一路，他每天扳着指头算计钱，但他很快明白军团长的讲大局、顾大体，只说了一句：“我这就去办。”
5000块钱，真似雪中送炭。
多年后，毛泽东还记着此事，感慨地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块钱啊！”
李先念批评郑维山
1935年秋，红军西征军在河西走廊作战。李先念是红三十军政委。
有一次在四十里铺的防御战中，敌人包围了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防守的一个土围子；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一个连全部战死。八十八师师政委郑维山闻讯，命令二六五团反击，将敌反包围。因围子内敌我短兵相接，难以发挥火力，他命令手枪队加入战斗，并对他们说：“冲不上去，一个不要回来；冲上去，一个不要留！”
手枪队有一百多人，每人一把大刀，一支驳壳枪，打仗很是勇猛，一声令下，冲上去了，协同二六三团将突入围子的一千多名敌人全部干净、彻底消灭，其中用大刀砍死的竟达七百多人。
事后，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说郑维山下令杀俘，违犯政策；郑解释无用，双方发生口角。李先念知道后，作了调查，然后找他们谈话。他批评李天焕缺乏调查，草率下结论；也对郑维山说：“你虽没有直接下令杀俘虏，但是告诉手枪队‘上去一个不要留’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们要以准确的语言传达给部队，否则，就会出乱子，就可能事与愿违。”
李先念的话说得好，使郑维山听了心服口服。
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
1935年，日本调集军队源源不断入关，威胁平津。
国民党当局派何应钦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答应撤退河北的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
日本蚕食中国，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变为其殖民地。
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2月9日，北平学生首先起来，示威游行。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他们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广州、西安、成都等城市先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民族危机深化和抗日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和红军要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要成为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的坚强的台柱子。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还组织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
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争取、帮助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内部加剧了分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去西安调停，经过努力和斗争，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标志着十年内战格局的基本结束。
哨兵说：副主任也不行
1936年，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当时部队整顿，左权参谋长非常重视军队纪律，如规定军纪不整齐不能出营房门。
有天黎明前，邓小平出去解手，披了件衣服，没有戴帽子，哨兵见他这副模样，不许出房门。邓小平说：我是副主任！哨兵说：副主任也不行！他只得退回去，穿戴整齐，方得通过。
第二天，邓小平把连长叫来，连长很害怕，以为是哨兵昨晚闯了祸，心想，这回准得挨顿批评。谁知邓小平对他的战士认真执行纪律，却表扬了一通。
他就是谭余保
红军长征后，谭余保坚持在湘赣苏区对敌斗争。
1938年1月，谭余保下山代表新四军赴茶陵和当地国民党县政府谈判。
他和警卫员搭乘一辆运兵车；在车上谭余保和那位带队的北方口音排长聊天。那位排长说，家乡已经沦陷，他们有心抗日，可是蒋委员长只是一味叫他们后撤、再后撤。他们现在把希望全寄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了。
谭余保听了，对党中央关于民族矛盾上升的指示精神更有深化；也感到即使在反动军队里，也不乏正义之士。
车到茶陵城，天色已晚，运兵车还要继续前行，一路上他们已混得很熟，排长在与他握手道别时，忽然问道：“有个谭余保死了没死？”谭余保咯咯笑了起来。警卫员说：“他就是谭余保。”
排长惊怔了，全车的士兵也目瞪口呆，突然他跪下来，双手作揖：“对不起，我们剿了你三年，以后若再碰到这样的事，我誓不与你们为敌！”
谭余保赶紧扶他起来，也双手抱拳作揖：“请放心，我们不会记仇，我们会一致抗日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