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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锤子话风云
盛巽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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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天地开新篇
五四运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但是这次革命只打倒了皇帝取消了帝制，却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历史列车要前进，这个重担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肩上。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大舞台，五四爱国运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天津、上海、南京、济南、广州等地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一个月后，上海、北京、唐山等地工人大罢工，声援学生运动，直接参加了斗争。
他们高高举起反帝的旗帜，成为运动的主力。
五四运动提倡要科学和民主。
五四运动反对迷信和专制。
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创办。
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走进了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和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出版了。
毛泽东为办好《湘江评论》呕心沥血，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据当时住在毛泽东隔壁的同事周世钊追忆：他很忙，白天除教课外，时间都花在推动学生运动的活动上面。他要到很多学校去联系，要和很多来访问者交谈，还要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议，所以为刊物写文章常在夜晚。他要写的文章既多，要谈的问题又复杂，每每写到午夜以后还没有睡。我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子里灯光荧荧，知道他正在振笔挥写。有几次他睡得太晚了，早晨没有醒来，等到第一堂课铃声响后，才起床穿衣，来不及洗脸吃饭，就急忙拿着教本、粉笔到教室授课。我们劝他晚上应该早点休息，他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紧迫，不得不多写一点，少睡几点钟没关系来回答。
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他既是主编、编辑，又管校对、发行，还亲自执笔写文章。《湘江评论》的文章几乎都是他一手写作的，有时，还要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迎合时代潮流，人们争相阅读，第一期原来只印了两千份，当天就卖完了，后来又加印了两千份，不到三天又都卖完了。于是从第二期起，就印行五千份。这在当时所发行的报刊中，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觉悟社：用数字代替姓名
1919年，天津成立觉悟社，这是一个进步青年的团体。
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建议：“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事业，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用各人的真名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难免不受鹰犬注意。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
邓文淑（邓颖超）和郭隆真等用白纸条写好五十个号码，卷成小纸卷，放在一个铜盘里。
大家去取纸卷。
邓文淑抽到1号，代号“逸豪”，周恩来抽到5号，代号“伍豪”，郭隆真抽到13号，代号“石珊”，马骏抽到29号，代号“念九”……
周恩来说：“名字本来就是符号，不必看重。重要的是看我们大家今后的实际行动。”
会上决定出版《觉悟》杂志，杂志上发表文章，一律用数字代号。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
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诞生
1920年，陈望道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是在家乡浙江义乌西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靠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从日文版、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转译的。
《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文字也非常精练优美，要译为中文谈何容易。陈望道字斟句酌，细作推敲。诸如全文第一句话，就是难点。一次次尝试，都被推翻重做，最后才改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后来，罗章龙打算从德文原版《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第一句话就成了拦路虎。他推敲了很久，仍然不得要领，因为“幽灵”和“徘徊”在中文里都是贬义词，最后只得仍采用陈望道的译文。
陈望道花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功力，将《共产党宣言》译为中文，这是该书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同年5月，陈望道将译稿带到上海，由陈独秀、李汉俊用英、日、俄三种文字版本进行校订。8月，陈独秀将《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推出，一销而空。9月重版。
1920年夏，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在北京、武昌、济南、广州、长沙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都分别出版了自己的刊物，用通俗的文字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了它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也在干部上和组织上给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由于所在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大会最后一天，迁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只游船上进行。
大会确定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奋斗，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决定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设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卖豆腐
据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去法国留学，缺少学费。一天，他们在商讨勤工俭学时，邓小平说做豆腐是个冷门，没准会好卖。周恩来赞同地说：“好！咱们试试做吧！”说定之后，就和同学开起了“中华豆腐坊”。大家轮流摇起豆腐磨，你说一个笑话，他哼一支小曲，非常乐观。周恩来吟起唐人豆腐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小平接着和吟下句：“煮月铛中滚雪花。”大家听了拍手叫好，在愉快中忘记了疲劳。
豆腐制出后，推销又是个难题，法国人不了解豆腐的吃法和特点，周恩来和邓小平又到餐馆帮厨做起炒豆腐、虎皮豆腐等豆腐菜，一面炒菜，一面向食客介绍豆腐的风味和营养价值。经过介绍和品尝，吃过的客人啧啧称好，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巴黎，到餐馆就餐的人络绎不绝，“中华豆腐”名扬巴黎，豆腐供不应求，由此餐馆只能采取限量供应，卖完为止。就这样，周恩来、邓小平等靠做豆腐、卖豆腐解决了勤工俭学的学费。
李达去延安只要一碗饭吃
李达，后来由于一些原因离开了党，但他一直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
1939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托李达的学生、历史学家吕振羽看望并征求李达的意见：是否愿去延安。他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就愿意去。”由于周恩来出国治病，吕振羽便将此话告诉了中共南方局另一位负责人博古。博古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李达便没有去延安。周恩来回来后，得知这一情况，很生气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意思就是无条件去延安嘛！”李达最终没有去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惋惜。
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
七绝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董必武
群英结党救中华，
脱颖人来换彩霞。
星火燎原谁料得？
卅年成就浩无涯。
邓恩铭的“男儿立志出乡关”诗
邓恩铭是出席中共一大所有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惟一的少数民族成员。
他是水族。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荔波县水浦乡的一个水族农民家庭。
邓恩铭在县城桂花书院小学读书。1917年毕业那年，随婶母赴山东，投奔当时做了县官的二叔。临行前夕慨然落笔，改写了当时激励有志青年的那首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处处是青山。
中共“二大”首次喊出“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有邓中夏等十二人。
毛泽东也是代表，可是他没有出席。
原来是他到了上海，没有找到会址，错过了。
大会通过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决定出版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由蔡和森任主编。
大会第一次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
现在，这个口号还在继续呼喊，而且遍及中华大地，响彻云天。
方志敏借做礼拜读马克思
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的优秀工作者。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他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1年，方志敏在九江南伟烈大学求学。这是一所美国办的教会学校。学校不准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入门》。
方志敏和他的同学成立了“读书会”。可是很难在学校里读自己要读的书。当时学校里基督教的祷告仪式很频繁，学生每天早晨都要集中到教堂做一次“小礼拜”，星期四下午和星期日上午又要做一次“大礼拜”。方志敏他们明明知道参加这些活动是徒然浪费时间，但学校制度规定甚严，每次做礼拜，学监要到宿舍查察；而那些洋牧师在礼拜堂上闭目作冗长讲道时，学生们实在是难受极了。方志敏就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每次去做“礼拜”，他和他的同学就各挟一本自己爱读的书去，当别人跟着牧师喃喃诵经的时候，也正是他们聚精会神读书的良好时机。
就是这样，他们读了很多书。
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成立了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后迁北京，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都有分部。
在党的“二大”前后，中国工人运动席卷全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人运动高潮。
据统计，仅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罢工斗争达到一百八十多次。
其中著名的，还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都在各地从事工人运动。
诗歌
如今世界太不平
邓中夏
如今世界太不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了十月
的风，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为接近工人改换名字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他派刚从法国归来的李立三到安源煤矿。
当时李立三本叫李隆郅，毛泽东认为此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他改；李立三到安源后，即把名字改为李能至，后又改为李立三，便于工人认识和记忆。
何长工原来叫何坤，马日事变后，何坤等人要到武汉警卫团去。毛泽东说，你们要改名字，尤其何坤，反动派对你已经了解，列为“大暴徒”之一。当时，蔡协民说他不改了，协民就是农民协会的意思，他舍不得改，何坤要改就往“工”上改，我们来个工农联盟嘛！毛泽东听了后，笑了笑说：那好嘛！何坤同志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
从此，他一直采用何长工这个名字。“长工”这个名字易记又易懂，以至毛泽东后来派他上井冈山做王佐工作时，也说及“你先去做‘长工’，你的工作就是要他请我们的人上山，请得越多越好。”
中共“三大”讨论同孙中山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广州是孙中山的大本营，因此大会不再像过去在上海那样需要秘密召开，而是公开地召开大会。
大会集中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大会正确评估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立场，决定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三大”结束后，共产党就投入到建立统一战线和帮助国民党改组、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的工作。
孙中山由此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
1923年11月，孙中山组成了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吸收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委员。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这就是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此外，董必武、陈潭秋、李立三、项英、何叔衡、夏曦、宣中华、侯绍裘、恽代英等人，都分别是各省党部负责人，周恩来、李富春等是旅欧支部执行部负责人。
同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等任教官。
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开创了首次国共合作。十四年后，抗日军兴，中国共产党为拯救民族危亡与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中国共产党又多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议。
恽代英高度近视被捕
恽代英高度近视，所戴眼镜有一千度。写字的时候几乎胸口顶住桌子，头和笔杆差不多挨着了，但是他能写得非常快，一呵成章。
1930年春，他因批评和抵制“左”倾盲动主义，当面批评李立三错误主张，被撤销职务，调到工人集中的上海沪东区任行委书记。
同年5月，恽代英着短衣，工人打扮，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韬明路（现通北路）附近老怡和纱厂（现上海第五毛纺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然遇到抄靶子（搜查行人），他因为高度近视，又没有戴眼镜，待发现巡捕时，已躲避不及了。巡捕见他穿短衣，却带有眼镜、水笔，又从身上搜得一包传单，遂起疑心，把他逮捕，后来押送南京监狱。
恽代英在狱中坚贞不屈，面对旧壁题诗一首：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后来陈赓被捕，也被关押在这所牢房，他读了此诗，遂步韵题壁：
沙场驰骋南北游，横枪跃马几度秋，
为扫人间忧患事，小住南牢试作囚。
恽代英囚诗被人们反复传抄，争相吟诵。十多年后，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时，也多次将它抄赠给身边工作人员。
中共“四大”提出工农联盟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工农运动有了迅速发展。
1924年7月，由共产党人倡议，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它共办了六届，其中第一、五届所长是彭湃，第三届所长是阮啸仙，毛泽东是第六届所长。
农讲所的学员，从这里奔赴各地农村，发动和开展农民运动。
就在农讲所创办的同月，中国工人在广州沙面租界举行了政治大罢工，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取得胜利。
在这种形势下，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大”主要功绩有二点：一是提出了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
“四大”结束后不久，孙中山就在北京逝世了。中国共产党对他有很高评价，称他是本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三位伟人之一。
“四大”以后的两三年，被历史记载为风起云涌的大动荡、大改组时代。五卅运动，省港罢工，两次东征，统一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席卷长江，以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夏明翰用稻草比喻团结
夏明翰在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任教务主任时，常为前来读书的学员补课。
有一次，有位泥水工人病了，夏明翰前去他家讲《劳工神圣》一课，在讲到“工人农民联合起来，砸碎旧世界”时，那位工人有些茫然：“我们何时打得赢？”夏明翰顺手从床垫处抽出一根稻草递给他，他一下就扯断了；又抽出一把稻草，那工人再也扯不断了。
夏明翰说：“这就叫团结就是力量。”
泥水工人很快就明白了：团结一条心，就能打得赢。
七绝
题广州农讲所旧址
谢觉哉
宏开讲舍古无伦，
崛起农民第一功。
合抱英雄树双峙，
年年花发照天红。
谭震林的名字由来
1926年10月，谭震林在湖南攸县加入共产党。当时他在一家刻字店当工人。
那时的共产党人多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出现的，如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谭震林所接触的有一位姓余名来，是攸县共产党负责人之一。当时谭震林还是叫谭喜起，小名喜仔。
余来在介绍谭震林入党宣誓后，谭震林说：“这名字不好，我要改个名。”
余来问他，叫什么好。谭震林说：“叫谭虎行不行？要像猛虎一样对待敌人。”
余来说：“这个名字太露，也太多了，龙了虎了的到处都有。虎啸生风撼山林，叫谭震林好不好。”
“好，我就叫谭震林好了！”
中共“五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
中共“五大”是在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的。
会议的时间介于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武汉政府发动“七·一五”宁汉合流反革命政变之间。
在北方，军阀张作霖飞扬跋扈，逮捕、杀害了李大钊。
中华大地豺狼狂吠，天空乌云滚滚。
中共“五大”上很多共产党人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能有效地防备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叛变。
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
在“五大”前夕，毛泽东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驳斥了一切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典文献。
“五大”选举了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未得到纠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谭震林要县长做“孝子”
1927年1月，谭震林任湖南攸县总工会干事。时值春荒，而湖南军阀何键的士兵，却来攸县套购粮食，要贩卖出省。
谭震林组织民众阻止，那些士兵恼羞成怒，竟开枪打死了两个工人。
民众沸腾了，当场缴了士兵的枪，并把他们扣押；提出要求：不许运粮、严惩凶手。
攸县县长只好出来谈判。
谭震林代表农工要求：一、粮食一粒也不能拉走；二、惩办凶手；三、安葬被打死的两个工人，给予家属抚恤。
县长怕得罪何键又害怕民众，不敢答应又不敢不答应。
谭震林和工会其他人员商量。他说：“要县长惩治凶手，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这个胆量。如果我们坚持，他只好丢官不做。所以，我看这次要逼他退到按我们的办法干。实在不行，他就给我们被打死的弟兄当孝子吧！”
他的话得到赞同。
县长承诺攸县的粮食，一斤也不得运出境，对死难的家属给予抚恤，对死者隆重安葬；解除来攸县押送粮食的士兵武装，押送出县境。而在出殡的这天，县长只得乖乖地穿素白衣服为被打死的工人做孝子。
工会让县长当孝子，谭震林对此也很得意。半个世纪后，他在谈起这段往事时，仍掩饰不住痛快淋漓的情绪，说：“你县长怎么了，就是当一回孝子嘛！当孝子应该嘛！人是在你管辖的地界里被打死的嘛！”
把天花娘娘打得粉身碎骨
1927年6月，方志敏在江西南昌的农民自卫军中队部视察得知，有些自卫队员夜间闹肚子痛不能入睡，有的睡着了也被梦魇惊醒。他们说，这是因为队部驻扎在天花宫，亵渎了天花娘娘，以致娘娘动怒显灵惩罚，要求另迁驻地。
方志敏听了对大队长淦克鹤说：“一具泥塑木雕的偶像，怎么把我们的武装战士吓成这个样子？完全是心理作用嘛！好好同他们解释一下。”
淦克鹤说，“讲破了嘴皮也没有用，晚上还是不敢睡觉。”
方志敏说：“要拿出具体事实才能叫他们信服，单讲大道理是不够的。”
当天下午，淦克鹤在队员列队前，拿支梭镖朝着偶像刺去，天花娘娘应声而倒，泥金剥落，泥塑木雕原形毕露；接着又朝前加一猛斧，木雕立即四分五裂。第二天，他到中队部对大家说：“昨夜我们都睡得平安无事，一觉到天亮，不知怎的，娘娘没有显灵，为报粉身碎骨之仇。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
这一问，问得人人都答不出话来。正好这时贵溪农民把张天师押到南昌，关押在省农协。过去传说他是个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大法师”，但被抓后，也不见得有所施展。队员们都亲眼见了，等于上了一堂破除迷信的教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