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幽灵（中译本序）

一

有一句法国谚语：“猫喜欢吃鱼却不想弄湿爪子。”收到《雨鼓》这部小说的时候，这应该也是我的心情。书是好书，但真的要动手去译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书的作者是2005年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伊斯梅尔卡达莱。1936年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山城吉诺卡斯特的他1990年才移居法国，所以1969年底出版的《雨鼓》是他用母语创作的。小说编了一个如假包换的15世纪奥斯曼帝国入侵阿尔巴尼亚城邦的故事：苏丹的大军在图尔桑帕夏的率领下远征阿尔巴尼亚，兵临城下，一攻一防，数月的对峙。我是女人，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打仗的故事，阿尔巴尼亚离我很远，奥斯曼帝国对我而言就更陌生。卡达莱复调的叙事天才吸引了我，但在这个围城的故事里，陷在等待和绝望之中的是两军对垒的将士，也是被各种查遍字典不见的从土耳其语变身法语的专有或普通词汇层层围困的我。

二

冬天一过，当苏丹的使者再次离去，我们终于明白：战争在所难免。使者千方百计对我们施压，想让我们同意做苏丹的附庸。他们先是花言巧语，许诺让我们参与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随后又诬蔑我们是法兰克人的走卒，换言之，是投靠欧洲的叛徒。最后，不出所料，他们的把戏以威胁收场。“你们以为你们的城池都是铜墙铁壁，”他们对我们说，“就算它们的确如此，我们也会在你们周围筑起另一层铜墙铁壁，那就是饥饿和干渴。”

战争开始了：信仰基督教的阿尔巴尼亚城邦守卫军把家人送到山里去躲避战乱。“跟他们掏心掏肺地道完别后，我们回到了要塞。在高高的塔楼上，我们一直目送他们走到十字高地，之后，又看到他们出现在陡坡上，最后消失在风峡口。之后，我们关上重重的城门，整座堡垒沉寂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们把第二道城门也一一放下，缩在堡垒里，任由寂静淹没我们。”一片孤城万仞山，留下来的，都是铁了心誓和要塞共存亡的死士。城外，是新月旗和像大章鱼一样伸展着触须把阿尔巴尼亚人的要塞慢慢缠住不放的苏丹大军一长溜一长溜的白色营帐。

力量悬殊的较量，围城旷日持久，强攻、炮轰、断水、断粮、瘟疫、挖地道……阿尔巴尼亚人以寡敌众，用山民特殊的坚韧和彪悍挡住了苏丹军队一次次猛烈的进攻……

三

“我每次写一本书，都感觉是在将匕首刺向专制。”卡达莱如是说。的确，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看得出来，1969年的《雨鼓》是借奥斯曼帝国的镰月弯刀来暗喻苏联在布拉格之春后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1968年初杜布切克提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让苏联老大哥很不爽，政治民主化运动显然是对苏联专制集权统治的公然挑衅。就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阿尔巴尼亚退出了在1961年加入的华沙条约组织，与苏联彻底决裂。就像作者自己说的，对15世纪这场战争的描绘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反历史的作品，它刺中的是20世纪依然飘着血腥味的并不那么遥远的现实。

伊斯梅尔卡达莱最初给这本书取的名字是《雨鼓》（Duallet e shiut），但阿尔巴尼亚的出版商建议改一个更英勇无畏、更斗志昂扬的名字——《堡垒》（kshtjella），为了凸显阿尔巴尼亚山民在面对奥斯曼帝国大军压境时抵死反抗的决心。1971年当这本书被译成法语时，译者Jusuf Vrioni坚持把书名又改回成《雨鼓》（Les Tambours de la pluie），卡达莱当时还觉得“仿佛天意”。英译本则选了一个折中的书名《围城》（The Siege），貌似不偏不倚，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十面埋伏，也是阿尔巴利亚城邦的众志成城。《雨鼓》是通过法语流传到世界各地的第三本卡达莱的长篇小说，前两本是《亡军的将领》和《石头城纪事》。

卡达莱是历史专业出身，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的小说常常散发出一种野史和民间传说的讽喻意味，仿佛那才是被正史篡改、遗忘、湮灭的真相。正如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约翰凯里所说：“卡达莱是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历史、民俗学、政治学等各领域都留下印记的作家。他描绘了一种完整的文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石头城纪事》《谁带回了多伦蒂诺》《错宴》《梦幻宫殿》《亡军的将领》和《破碎的四月》都是虚构，又都仿佛是历史，仿佛是现实，仿佛是我们无力摆脱的宿命和魔咒。虽然卡达莱1990年就去国别乡到了法国，题材也纵横捭阖，从苏丹的奥斯曼帝国到法老时代的埃及王国，但他的关注点似乎一直都是集权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卡达莱如是说。抵抗命运，也抵抗遗忘。那只高高飞翔的“山鹰”似乎一直未曾离去，它在故乡的土地山川上盘旋，“啄食记忆的腐尸”。

总是同一座石头城：“平川、大路、三圣山、无名的一片片雾气，就连高山本身，从此都沉没在黑暗中，都像史前的庞大动物一样，开始搔自己的身躯，笨拙地打鼻息（我们真难以相信是走向一座高山，因为山的轮廓十分模糊，让人以为前面是一片夜色，只不过更为幽暗一点儿罢了）。”

总是同样的故事：“贪婪，接着是战争，是侵略，然后战争结束，‘但颂扬它的歌谣却世代流传，像云、像鸟、像幽灵’。有一天新的战争会再次爆发，因为世界就是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类是记不住教训的物种。”

总是同样一批徘徊在绝望边缘的人：“世界如此的沉闷，不值得让你由于想到会失去它而折磨自己。……他打开大门，走了进去，毫不留恋背后的世界。明天……他用手擦去了窗户上的雾气，可所见到的事物并没有更加清晰：一切都已扭曲，一切都在闪烁。那一刻，他发现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们都陷落在和梦境一样寂寞残酷的现实里，而我们都舍不得放弃“樱桃的滋味”，或许一颗桑葚就可以拯救我们，就像伊朗导演阿巴斯在1997年拍的那部电影一样。

四

记得去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个公祭日，早上长长的警报仿佛把历史又生生撕裂开来，天蓝得让人感觉活着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记得那天下午约了画家吴湘云和上海的编辑林岚去升州路118号的“观筑”看“民国风尚——民国服饰资料展”。我和吴湘云约了先去附近的净觉寺看看，每次从地铁一号线三山街站出来，抬眼就看见净觉寺一面爬了常青藤蔓的白墙黑瓦，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不知内里风光。

问了几个人，拐了两个弯，才找到牌坊一样的寺门，进去了才知道是一个清真寺。明洪武年间敕建，后被焚毁，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准备六下西洋前奏请明宣宗重建，弘治五年（1492年）重修。我冷不丁想起手上正在翻译的《雨鼓》，那个15世纪奥斯曼帝国围攻阿尔巴尼亚城邦的故事。在这座东方同样充满记忆的石头城里，忽然有一种被历史包围的要窒息、要哭出来的感觉。

寺里清幽，鲜有游人，两个展厅冷冷清清，一边展的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另一边是“伊斯兰教在南京的传承与发展”。一只猫在椅子上睡觉，晒着太阳。路边的银杏树金黄金黄的，映着蓝天格外纯净高远。院落里有像“齐英萃”、“蝴蝶厅”这样江南文人喜欢的厅堂，也有刻着“近主阶梯”、“归原途径”字样的石头拱门，应该也是教人“向善”、“迷途知返”的意思吧。礼拜大殿、望月楼、南北讲堂、碑亭……和平时看到的建筑一样又不一样，仿佛自己走错了地方。

从寺里出来，再走到热闹的街市，竟然有点隔世的恍惚。我们在路边摊买了几块热乎乎的下塘烧饼，和林岚会合后就去了“观筑”。碰到黄梵和几个女诗人已经坐在主人陈卫新的楼上喝茶，于是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喝茶吃烧饼。“民国服饰资料展”也是一个老照片展，没有时间细看，印象中照片上的人都是当时流行的穿着打扮，女的温婉，男的儒雅，不管是旗袍还是学生服，不管是西装还是长衫。最难得的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照片上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安静祥和，仿佛不知道灾难正在临近或已然降临……

五

“在我眼里，卡达莱一直是个分裂的形象，仿佛有好几个卡达莱：生活在地拉那的卡达莱；歌颂恩淮尔·霍查的卡达莱；写出《亡军的将领》的卡达莱；发布政治避难声明的卡达莱；定居巴黎的卡达莱；获得曼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卡达莱……他们有时相似，有时又反差极大，甚至相互矛盾，相互抵触。因此，在阿尔巴尼亚，在欧美，围绕着他，始终有种种截然相左的看法。指责和赞誉几乎同时响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高兴《卡达莱与〈梦幻宫殿〉》）

《雨鼓》里听到在科索沃战役中穆拉德汗苏丹遇刺真相的史官，《H档案》里那两个定居纽约却漂洋过海到阿尔巴尼亚寻找荷马史诗的自称“民俗学家”的爱尔兰人，《错宴》里那位在街头说唱的瞎子维希普……这应该都是小说家卡达莱表演的变脸。他戴上面具走进历史，走进坟墓，带回了杜伦迪娜，带回了被埋葬的真相的影子。

以《玩笑》（1967）开场的昆德拉选择了以《庆祝无意义》（2013）收官。卡达莱满腔《青春的热忱》（1954）在漫长凉薄的岁月里渐渐凝固成了《四月冷花》（2000）……

2015年7月和园

冬天一过，当苏丹的使者再次离去，我们终于明白：战争在所难免。使者千方百计对我们施压，想让我们同意做苏丹的gwaswales，也就是拉丁人所谓的附庸。他们先是花言巧语，许诺让我们参与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随后又诬蔑我们是法兰克人的走卒，换言之，是投靠欧洲的叛徒。最后，不出所料，他们的把戏以威胁收场。

“你们以为你们的城池都是铜墙铁壁，”他们对我们说，“就算它们的确如你们所愿，我们也会在你们周围筑起另一层铜墙铁壁，那就是饥饿和干渴。每到收获打麦时节，我们就一定会出现，你们会看见繁星缀满天际，如谷种撒遍田野，弯月高悬夜空，如镰刀横挎腰间。”

然后他们走了。整个三月份，他们的信差像风一样穿梭往来送信给苏丹在巴尔干的gwaswales，命令他们要么说服我们，要么背弃我们。不出我们所料，他们不得不采取了第二种态度。

孤立无援，我们知道他们迟早都会到来。我们曾经迎战过各种敌人的进攻，但这跟迎战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的热血无时无刻不在沸腾，但我们也能想象我们的殿下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的忧虑。国内，比如海边的一个个要塞，都接到命令重修塔楼，尤其要注意收集武器和粮草。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会从哪一边来犯。不过到了六月初，就有消息传来，说他们已经朝艾格纳提亚的旧路进发。换言之，也就是朝我们这个方向直奔而来。

一周后，我们的要塞所承担的命运就是抵御他们的首次入侵。为此，斯库台大教堂派人给我们送来了圣母像。一百年前，圣母像曾经赐予杜雷斯的抵抗者力量驱逐了诺曼人。我们都对显灵的圣母院铭感于心，对即将到来的战事感到更加平静、更加坚强。

他们的军队慢慢地挺进。六月中旬，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境。两天后，乔治·卡斯特里奥蒂在穆萨卡公爵的陪同下，最后一次视察了要塞并向将士们致意。下达了最后的指令后，他在星期日下午离开了要塞，同行的有他的随行人员和军官的妻小，这样便于让他们到山里躲避战乱。

我们陪着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然后，跟他们掏心掏肺地道完别后，我们回到了要塞。在高高的塔楼上，我们一直目送他们走到十字高地，之后，又看到他们出现在陡坡上，最后消失在风隘口。于是，我们关上重重的城门。整座堡垒沉寂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们把第二道城门也一一放下，缩在堡垒里，任由寂静淹没我们。

6月18日清晨，黎明时分，我们听到警钟响起。东塔楼的哨兵报告远处出现了一片黄云。那是他们的战马扬起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