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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
印度哲学是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世界主要传统哲学之一。印度古代通常把哲学称作“见”，哲学学说或哲学体系又称为“探究的学问”。印度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哲学（约前3000~750）、中世纪哲学（750~18世纪）、近代哲学（约18世纪~1947）、现代哲学（1947年以后）四个时期。
印度在原始公社末期的《梨俱吠陀》时代中就已出现世界观的萌芽，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开始形成系统的哲学。最早的哲学著作《奥义书》中已经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公元前10~前6世纪，印度奴隶制国家形成之后，婆罗门教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潮与唯物主义或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沙门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把唯物论的著作加以销毁或者用法律的手段加以制裁。在中世纪，宗教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哲学囊括在印度教神学体系之内。印度传统地把这个时期中承认吠陀权威的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吠檀多派、弥曼差派等六派哲学称为正统派，把否定吠陀权威的顺世派、佛教、耆那教等称为非正统派。这种分法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掩饰了哲学斗争的真实情况。如果按照这些学派对于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以及它们的社会作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属于唯心主义的有吠檀多派、瑜伽派、大乘佛教中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属于唯物主义或者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有顺世派、数论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耆那教和佛教中的毗婆娑部、经量部等。12~13世纪，伊斯兰教成为占统治的思想体系之后，伊斯兰教内部也展开了正统的经院派与苏非派或清净派之间的斗争。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印度教中很多启蒙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对印度教的正统派哲学进行了批判，力图对世界做出唯物主义和合乎科学的说明；在伊斯兰教中也有不少思想家以理性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精神对《古兰经》及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新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印度后，印度的进步哲学家和思想家同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种种意识形态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在印度哲学史上，宗教唯心主义经常处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唯物主义的传统自古到今一直没有中断。顺世论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战斗的无神论在世界哲学史中是罕见的。印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对立，但有时也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例如最早的数论是具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倾向的学说。但在中世纪转变成为唯心论的哲学，沦为印度教神学的婢女。即使属于正统派哲学的很多派别也常常摆脱婆罗门教的束缚，寻求宗教信仰、神的创世等等的外部根据，承认物质是自然界的基础，世界上的各种现象都是从物质演化出来的，并把理性思维、逻辑论证、语言的连贯等等放在突出的地位。印度的唯物主义常常是在各种自然科学中，特别是医学、天文学、数学中酝酿而成的，一般反映了各个时代进步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虽然印度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宗教有着共同的本质，起着同样的消极作用，但是宗教是以崇拜祈祷方式亲证神，而哲学则以思维、逻辑论证的形式证明最高的存在，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出，有时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哲学，也是世界几大类型的传统哲学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和、和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曲折地反映中国历史上的和生产斗争。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它的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
始于夏代止于秦代以前的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最盛，出现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哲学家，他们主要以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为研究讨论的重点。先秦哲学中提出了天人、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有无、常变、心物、名实等重要哲学范畴，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
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崇尚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哲学思想几无发展。汉初记取秦亡教训，缓和矛盾，休养生息，黄老之学盛极一时。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后谶纬之学兴起，同时出现了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思想。东汉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社会危机频仍，哲学思想呈现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以及古今、人性等问题展开。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失败后，经长期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全国不久，又出现南北朝分裂的混战局面。近400年的社会动荡中，儒学的统治地位被打破，新的富于思辨性的玄学应运而生；佛教在中国逐渐传播，道教体系逐步建立；上述变化使得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极为活跃，提出了有无、名教与自然、言意、形神等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
隋唐两代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统治者采取了儒、释、道兼宗的政策，提供了三教互相批判又互相吸收的条件。佛教哲学关于心性、理事问题的讨论；韩愈的道统说；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科学、艺术得到高度发展，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领域也有表现。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以理学为特征，理学兴起于北宋，发展于南宋，元、明、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清代中叶逐渐衰落。理学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吸收道家和佛教思想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围绕理气、道器、心性、知行、两一、古今等问题展开，承上启下，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时期。
中国近代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展开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酝酿准备时期，以龚自珍、魏源、洪秀全、郑观应等人的哲学为代表。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标志着资产阶级哲学的形成，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把资产阶级哲学进一步推向前进。20世纪初，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逐渐传播，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它的形成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为正确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还受到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出现了“新理学”、“新唯实论”等哲学体系。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中国哲学在封建时代就有比较充分的发展，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哲学相比，属于少数达到较高水平的哲学形态之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主要同经学相结合，而不是同神学相结合。中国封建时代，宗教神学虽比较活跃，但未能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哲学一直以儒学为正统，儒学虽因袭了传统的天命观念，但着眼于现实社会，不注重彼岸世界；强调道德教育而非宗教说教。中国传统哲学与伦理学联系密切，本体论、认识论同道德论相互渗透，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有机性与连续性。中国哲学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许多哲学家运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他们的辩证思想，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等。他们把宇宙的演化视为一系列生成、转化的过程，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如：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等。
伊斯兰哲学
伊斯兰哲学是阐述伊斯兰教义及有关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学说或世界观体系。阿拉伯语也称哲学为“伊勒姆·希克迈”（智慧之学）。它是以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为前提，以安拉创世说为中心，在探讨教义问题的基础上，融汇穆斯林各民族多样性的文化，吸收古希腊等外来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成果，借助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证，运用与教义学不同的哲学概念术语、范畴命题、论证方法，说明造物主与被造物、理性与启示、知识与信仰、人与现实世界等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宗教哲学及自然哲学思想。它是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国家各族人民和学者，在长期的社会斗争、宗教论争和生活实践中，在伊斯兰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共同创造的、独特发展的哲学形态。伊斯兰哲学是伊斯兰文化的精华，也是世界哲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哲学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必然产物。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了伊斯兰教，是由多神信仰向唯一神信仰的思想升华。穆罕默德的后继者率穆斯林军先后向外扩张，到8世纪中期，形成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伊斯兰教发展为多民族信仰的世界性宗教。帝国政治的统一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全面确立，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陆交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科学事业日益活跃，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化学等学科取得了重大成就。帝国实行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赞助翻译和介绍外国的科学和哲学著作。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813~833在位）在首都巴格达创立“智慧馆”，对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进行了有组织和大规模的翻译和注释。10世纪时，柏拉图的《国家篇》《蒂迈欧篇》《智者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普罗提诺的《九章集》，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阐述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的主要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神学》和《原因篇》等已被译为阿拉伯文并加以注释。同时波斯、印度的古典学术著作也被译成阿拉伯文。这些著作的流传，开阔了阿拉伯思想家的思维，希腊哲学的唯理论、逻辑思维和演绎法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促进了阿拉伯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发展，出现了大批哲学家和哲学派别。在哈里发帝国内，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古兰经》和圣训被遵奉为神圣的经典及社会生活的准则。在伊斯兰教初期，由于政治和宗教斗争的需要，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宗教派别，对《古兰经》和教义进行了种种解释，展开了辩论，提出了与信仰有关的哲学问题，称为“凯拉姆”。后在希腊哲学和其他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不少教义学家、经注学家和学者对伊斯兰教义作了种种烦琐的哲学论证，使哲学开始从教义学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伊斯兰教经院哲学。
伊斯兰哲学对伊斯兰文化的各学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伊斯兰哲学的发展可分为中世纪时期和近现代时期两大历史阶段。
中世纪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哲学，是伊斯兰哲学的主干，各民族的哲学家人才辈出，学派林立，著述宏富，诸家争鸣，哲学思想丰富多彩。它由经院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和自然哲学3部分所组成。经院哲学以伊斯兰教欧莱玛（即宗教学者）阶层为主体，在探讨基本信仰和教义（即凯拉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不同哲学流派，主要有穆尔太齐赖派和艾什尔里派。神秘主义哲学是以经训的某些内容为依据，在新柏拉图主义和其他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影响下，以著名的苏菲为主体形成的神秘主义派别。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安拉与人的关系问题，安拉与自然界的统一问题，人与安拉的合一问题，人的本原及灵魂如何复归安拉的问题。从9世纪中叶起，逐渐形成了神爱论、神智论、人主合一论、泛神论和真主之光照理论。此外，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的宗教哲学思想也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思想。自然哲学以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为代表，分东方和西方两大支系。东方支系以巴格达为中心，西方支系以科尔多瓦为中心。他们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精通各门自然科学，谙熟伊斯兰教义，多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注重研究自然科学和逻辑学，推崇自然哲学，强调理性的作用。在不违背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力图使哲学脱离宗教教义学，变为理性的知识体系，具有明显的世俗倾向。另外，10世纪由巴士拉政治上倾向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世俗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诚兄弟社”，阐发了自然哲学思想。他们提出伊斯兰教已被愚昧和无知所污染，陷入迷误，须用哲学和科学知识加以洗涤和医治。他们主张研究和汲取对人类有益的一切宗教、哲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建立包罗人类一切学问和智慧的哲学，以启迪人们的理智。
1798年法国殖民者占领埃及后、伊斯兰世界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伊斯兰教随之进入近代历史时期。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渗透，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生活出现了世俗化和西方化的倾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出现了伊斯兰教复兴和改革的运动，形成了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诸多思想派别和社会运动。伊斯兰复古主义以瓦哈比派为代表，坚持“认主独一论”，提出“恢复正教”，“回到《古兰经》去”的口号，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早期原教旨精神和质朴风尚，严格遵从经、训教导，清除一切外来及异端思想影响，否认人与真主之间存在“中介”，改革陈规陋习，纯洁宗教，净化社会，抵制外来侵略。泛伊斯兰主义认为应抵制西方殖民主义及物质文明对伊斯兰世界的威胁。在政治上，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拥戴一个共同的哈里发，建立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大帝国。在宗教上，既要坚持伊斯兰原教旨，又要对宗教和社会进行改革，主张学习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发展宗教和现代教育，用理智巩固信仰，改变伊斯兰国家的落后状态。伊斯兰现代主义主张变革传统宗教和社会制度，伊斯兰教应适应时代发展需要。20世纪初，伊斯兰教哲学家伊克巴尔吸取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成果，对伊斯兰教的形式主义和定命论进行了批判。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穆斯林学者将如何振兴民族经济，发展现代科学和教育，全面复兴伊斯兰教文化，以应付现代各种思潮的挑战，作为研究探讨的主要课题。有的调和现代科学和宗教，认为宗教和现代科学没有矛盾，提出发展现代教育和科学文化是强国之策。有的主张摆脱伊斯兰社会危机的出路，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恢复伊斯兰教的传统，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和政教合一制度。有的则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作为民族复兴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手段。
日本哲学
日本哲学是在日本特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着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日本适应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先进国家的哲学思想：最初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佛教，后来是西方近代、现代的各种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同日本原有的神道思想相结合，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变化，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开始时，佛教的教义成为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继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道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最后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使理性进一步脱离信仰而自立，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日本哲学的发展一般可分为平安时代以前的哲学、镰仓时代至明治维新的哲学、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哲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哲学四个阶段。
5世纪前后，汉字和儒家思想传入日本。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朝鲜传入日本。它们对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哲学思想，最初出现在据传是圣德太子于6世纪末、7世纪初写成的《维摩经义疏》等著作中。7世纪初，圣德太子为了给革新政制准备思想条件，派遣留学生到中国（隋朝）学习，直接引入了儒学和佛教思想。他颁布的《17条宪法》的思想基础就是儒学和佛教教义。儒学对于当时的日本起了很大的作用。7世纪下半叶，日本政府把儒学看作是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而加以庇护。
佛教经朝鲜传到日本以后，起初并非一种以教义为核心的宗教，而只是对佛像和佛经等的信仰和崇拜。贵族们曾经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日本政府当时认为佛能镇护国家、保护王室，因而在8世纪初发布“僧尼令”，把佛教变成国教。9世纪初，名僧最澄和空海来中国（唐朝）留学，回日本后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日本确立和传播大乘佛教。日本的佛教哲学，也是建立在所谓“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和“一念三千”等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的。天台、真言两宗除被赋予“镇护国家”的任务外，在当时日本人的生活中还作为世界观来看待。
进入镰仓时代，由于平安朝的贵族势力衰退，封建关系在地方上逐渐发展，形成了武士阶级。到13世纪，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生活困苦，产生了简化宗教仪式的要求。过去主要以贵族为对象的日本佛教，这时兴起了面向民众的思想，于是出现了净土宗、禅宗、真宗、日莲宗、时宗等派别。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日本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佛教教义为特征，实际上是宗教迷信，还谈不上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后来在佛教禅宗与中国宋明理学结合的时候才开始出现。
17世纪，德川幕府巩固了封建制度以后，儒学取代佛教而成为维护幕府统治的思想主流，作为支配士（武士）、农、工、商这四民的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日本的儒学体系主要分为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朱子学是官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还出现了复古神道和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
朱子学派在同佛教和神道教斗争中，曾经用理性主义去批判非理性主义。在这一学派内部，也存在过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的矛盾。到17世纪，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和商人的抬头，朱子学便开始逐渐丧失影响，代之而起的是古学派。古学派的哲学家排斥汉唐以后的儒学。这派学者以民间异端思想家的姿态出现，代表非当权派，名义上提倡复古，实际上是对日本朱子学派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此外，还出现了朱子学派的另一个反对派——阳明学派。阳明学派各自信仰王阳明的学说，其中有的人在方法论上具有一些辩证法因素。阳明学在中国一般说来是起了消极的作用，但是，日本的阳明学派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17世纪，德川幕府前期，与尊王论相关联，出现了复古神道。这种神道反对以往神道依附于佛教或儒教，反对用儒、佛思想解释日本的古典和神道。他们依据《古事记》等日本古籍所记载的神话，提倡“日本精神”哲学，鼓吹“皇国之道”，宣扬“皇国精神”。他们声称，日本的神道才是“真实之道”，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这种神道理论在德川幕府末期成了尊王思想的一大支柱，对明治维新时王政复古有很大的影响。明治维新（1868）以后，作为国家神道的神社神道，基本上继承了复古神道的理论，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这个时期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且为军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对外侵略所利用。17~18世纪，还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从18世纪20年代前后起，西方的书籍开始流入日本，许多日本学者研究兰学，即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方学术的学问，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引起了世界观方面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具有批判精神、自我意识或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不属于任何传统学派的思想家，如安藤昌益、富永仲基、三浦梅园、皆川淇园、司马江汉、山片蟠桃、镰田柳泓等。在整个德川时代260多年间，只有安藤昌益彻底地批判、否定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站在劳动农民的立场上提出了无统治无剥削的绝对平等的社会观；富永仲基认识到思想的基础是物质，并且把这种认识运用到他的历史方法中；三浦梅园富于独创精神，建立了“条理学”；皆川淇园根据他对《周易》的“开物成务”的理解，创立了“开物学”，并且完成了日本最初的范畴论；司马江汉是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先进的市民思想家，具有自然科学物理学的自然哲学见解，提倡地动说；山片蟠桃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成为日本实学的先驱；镰田柳泓知识渊博，不仅批判儒学、神道和佛教，而且在说明知识和感官的关系方面接近了唯物主义。此外，在18世纪上半叶，随着商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心学，它的代表人物是石田梅岩、手岛堵庵、中泽道二等。他们都是工商业者的思想家，认为“节约”、“正直”、“勤勉”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美德，是在封建制度下士、农、工、商四民通有的心。他们的思想尚未达到否定封建制度，但已含有人间平等的思想。上述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吸收了西方的哲学。在介绍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始终贯串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明治时代初期一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介绍的是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西周移植了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英国哲学家密尔的功利主义；福泽谕吉传播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中江兆民输入了法国机械唯物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主思想。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随着天皇专制主义的确立，开始介绍德国哲学，同时出现了一些唯心主义者，如西村茂树、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等。在明治三十年（1897）前后，唯物主义阵营出现了幸德秋水、片山潜和茗利彦，他们继承了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理论。在明治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中叶，德国哲学继续被大量地移植到日本，在思想界逐渐占了上风，成为日本讲坛哲学的主流。初时介绍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后来陆续引进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存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扩大，日本的哲学陷于越来越法西斯化的境地。鼓吹所谓“日本精神”的日本主义十分猖獗，法西斯思想、非理性主义横行一时。不久，出现了所谓“世界史哲学”，亦称“世界史派”，代表人物是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等，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根据，把侵略行径美化为“世界史的当为”。直接充当军部喉舌的所谓“皇道哲学”更加疯狂，它散布“绝对服从天皇”的伦理，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毒害日本人民，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主思潮的高涨中，过去被镇压、禁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复兴时期，而曾经喧嚣一时的日本主义、“皇道哲学”和“世界史哲学”迅速销声匿迹。松村一人、古在由重、森宏一、山田坂仁等进步哲学家，一面努力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一面积极批判西田、田边的哲学和存在主义等唯心主义流派。东京大学教授出隆以及西田的学生、著名哲学家柳田谦十郎等，从唯心主义阵营转入唯物主义阵营，在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这个时期，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期刊等大量出版。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被介绍到日本。在日本有不少地方建立起唯物论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阶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场关于“主体性”的争论。梅本克己等企图用西田、田边的哲学和存在主义去“填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隙”，遭到了松村一人等的批判。从60年代末起，围绕“实践唯物论”问题，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进行了另一场争论。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论”，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人表示反对。这次讨论，同民主德国的哲学家在60年代进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表述方法和体系的争论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学者，如武谷三男、坂田昌一等取得了新的成果。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之间展开过争论。另一方面，欧、美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于战后对日本的哲学界特别是大学讲坛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中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哲学思潮，在日本都有传播人、阐述者或追随者。
朝鲜哲学
大概在公元4世纪左右，中国的佛教思想慢慢的流传到了朝鲜，当时朝鲜还处于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鼎立的时代，高句丽是最早接受佛教思想的国家。
在372年的时候，但是在位的秦朝皇帝苻坚派遣了僧人顺道出使高句丽，并带去了部分的佛像和经文。两年后，另外的一位得道高僧阿道也不远万里的来到了高句丽，高句丽的国王为顺道和阿道分别修建了肖门寺和伊弗兰寺，积极支持他们广传佛法，这样，佛教思想慢慢的在朝鲜生根发芽并流传开来。二十年之后，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一名叫做昙始的和尚满载着几十部佛经和律文，来到了高句丽传播佛教。顺道、阿道和昙始为佛教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384，也就是东晋的时候，一位名叫摩罗难陀的印度得道高僧，来到了朝鲜半岛的另外一个小国家百济国进行佛法传扬。过了一年，百济国的在汉山州创建佛寺，积极支持佛教的传播。
在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佛教思想的传播异常曲折。大概在5世纪中叶，一些高句丽的佛教徒把佛教带到了新罗，但是遭到了新罗百姓的强烈抵制。因为在新罗百姓的心里，他们自己本土的民族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佛教思想在慢慢的在民间传播开来。
但是在新罗的统治阶层中，部分贵族顽固不化，牢牢的守着他们的民族神不肯撒手，但是，一些开明的贵族却看到了佛教对百姓的教化，百姓对佛教的爱戴和拥护，于是积极的支持国王把佛教定格为国家的宗教。
527年，新罗国的国王法兴王积极推崇佛教，但是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强烈反对，一位叫做异次顿开明的大臣，自请斩首来积极支持国王广传佛教。528年，也就是异次顿为了佛教而殉教后的第二年，法兴王顶住各种压力，正式宣布佛教为新罗国的正式宗教。
在6世纪的时候，佛教已经在朝鲜半岛兴盛起来，三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派使者来中国或印度广求佛法。
金刚山是朝鲜佛教的一块圣地。金刚山这个词来自于佛教用语，金刚是梵语翻译过来的，象征了菩萨在朝鲜民众的心目中的牢固地位，以及菩萨的不朽而坚韧不变的心，一般认为金刚山是法气菩萨和他的12000个眷属生活的地方。
转眼间，历史跳跃到了14世纪，就在佛教在朝鲜大肆传播的过程中，儒学思想也悄悄的流传到了朝鲜，具体是如何传播的，史书没有记载，但是从“四七论辩”的激烈程度上足可以看出儒学在朝鲜的流传和发展。
“四七论辩”经历了整整一百多年，几代的哲学家为此而争论不休。如此规模的辩论，历史罕见，那么“四七论辩”究竟是什么，他们到底在争辩什么呢？
“四七论辩”中的“四”就是儒家所说能“四端”，也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好的东西；“七”就是儒家所说的“七情”，也就是一般人表现出来的诸种情感，它们是世俗之人都具有，而又无法避免的。不管是“四端”还是“七情”，引起那些哲学家和儒士们争论不休的人性的本质以及与善恶之间的渊源关系。
事实上，关于这场百年大辩论，可以从朝鲜哲学家那里说起。
在14世纪的时候，权近是朝鲜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朱子学派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学图说》中，对“四端”和“七情”做了这样的论述：“‘四端’完全就是善的，因为它们是人的本性的出发点；但是‘七情’呢，是从人的心里表现出来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恶。”权近认为，人的“四端”来自于“理”，也就是说来自于宇宙的本质、规律，“七情”则是由“气”而来，也就是说是来自于构成世界的物质性的基本元素。如果“七情”能够合乎人性所追溯的法则，那当然就是非常好的，与人的道德本性是符合的，但是情感表现出来以后，如果与道德本性不相符合，那自然就是不好的。
权近关于“四端”和“七情”的论述还只是个“引子”，真正导致这场辩论如此规模浩大的，应该是数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李退溪。
李退溪根据《朱子语类》，认为尽管“四端”和“七情”虽然都要经过“理”和“气”的相互作用而生成，但是他们毕竟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还是有所侧重的，像“仁、义、礼、智”这些关于人的道德品性方面的东西，主要体现了宇宙的正道和自然的规律，必然要以“理”为主，“气”不过是起辅助作用而已；而人性的“七情”，是人的各种情感情感，与“天理”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只能是以“气”为主要元素，而“理”也就起不到主要的作用。
后来，儒学家李珥的学生宋时烈认为，朱熹所提产的思想是完全的真确的，也就是说最“四端”和“七情”的形成是有“理”和“气”所共同决定的，这种思想最终被统治者所采用。朝鲜哲学史上的“四七论辩”才渐渐的平息下去。
朱子学派儒士以及哲学家无休止的争论，让人觉得那些“空洞的理论”与现实生活太过遥远，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朝鲜半岛上反对朱子学的声音逐渐的明朗起来了。
随着人们对朱子学的逐渐厌弃，“实学”开始在士大夫中兴盛了起来。他们大力倡导科学技术，通过社会改革来促进民族发展。尽管有时候他们也探讨一些抽象的哲学问题，但是他们强调事实经验，更强调实用价值。
在这群实学家里面，有许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们通晓天文、地理、数学、音乐、医学、军事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由于他们极力推崇自然科学，因此，事实上实学家们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在“理”和“气”的关系上，自然而然的认为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由“气”而产生的，而“理”也就是事物的“道理”，“规律”，是在事物内部蕴含的东西。实学家不仅承认自然是物质性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他们也非常的注重实干，在他们所思考的都和实际生活有关问题。比如说，他们极力建议改良工业和农业，主张大刀阔斧地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进行改革。
19世纪60年代，朝鲜社会浮现出了一种宗教性的思想，即东学。朝鲜人崔济愚在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之后，柔和了一部分儒学的内容，结合本民族自身的思想特点，创立了书与朝鲜民族的一种宗教哲学。由于东学是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而言的。朝鲜人又把它称为“东道教”、“天道教”。
东学所宣扬的思想，像宗教思想，又有些哲学的味道，因为在东学的教义中被没有一个神，统领东学思想的“气”，而这种“气”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的高贵和低贱的分别，但是，他们却有教主。
所以东学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体系，同时他也是一个组织，即“东学党”。尽管东学创立不久，但是它所传扬的思想，很受朝鲜人欢迎，迅速的传播开来，但是，尽管如此，东学党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直到后来，东学党演变为反政府的农民起义之后，才声势浩大的上演了历史的一幕。
俄罗斯哲学
在10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民族，多信奉多神教，他们觉得处处都有神灵，各种自然现象度认为是神灵在显灵，虔诚的受到顶礼膜拜。俄罗斯人所供奉的神包括：天上的火神斯瓦罗格、地上的火神斯瓦罗日奇、太阳神达日博格、风神斯特里博格、生命始祖罗德等等。他们为神建造了庙宇，以方便人们祈祷和祭祀。
后来，基督教传到了君士坦丁堡，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分裂，实际上传过去的是后来的基督教东派，他们做礼拜的时候没有严格的限制，教众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来祈祷。俄罗斯人使用的是斯拉夫语，所以，他们所使用的《圣经》是有两个俄罗斯青年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由于语言的便利，所以基督教在斯拉夫民族中传播的非常的迅速。
俄罗斯人逐渐的接受基督教，并不代表他们由此而放弃了对多神教诸神的膜拜，多神教在一定程度上牢牢的控制着俄罗斯人的大脑，俄罗斯人受洗很随便，没有一个具体的流程。俄罗斯人完全接受基督教是个相当艰难的过程，期间经历了与多神教的斗争和妥协，后来逐渐形成了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基督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东正教。难怪在东正教的宗教仪式上，处处显露着多神教的印记。
东正教的教义中，着重强调要道成肉身，他们认为人要是想要得救，就要报有必死之心，将必死之心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神秘的联合在一起，转变成属于神灵的不死生命。东正教的神学教义中，几乎不涉及人性中败坏的内容，因此对赎罪理论也很漠视。东正教教义中对原罪论也有他们自己独到的认识，他们觉得每一个人因为亚当而犯了罪，因此获得自我的拯救既要靠自己保持一颗善心，也要靠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每一个人流的，只要愿意接受信仰以及受洗归入教会，都会得到上帝特殊的惠顾。除此之外，东正教对圣母也是非常尊敬。“三位一体的理论”确立后，童贞女玛利亚就成了东正教徒可靠的“中保”思想的对象。就宗教形态来说，东正教是维系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纽带。
后来，俄罗斯民众的思想不仅仅受宗教的束缚，后来逐渐出现了“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以及“西方主义”。俄罗斯的思想包括了太多复杂的内涵，就其内容而言，是在俄罗斯本土的斯拉夫民族的文化之上广泛的吸收了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欧洲文明、以及远东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拉夫主义”代表着俄罗斯19世纪中叶宗教哲学中的思潮，其中包括了俄罗斯的历史和一部分哲学，在哲学范畴之内，信仰绝对不是理性的直觉和超越感觉的感知，而是把人类理智的各种成分包括意志、感性以及悟性联合在一起的本物质本原，只有信仰啊能够克服课题狭隘的局限。其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在于使俄罗斯强盛，从而能够实现“救世使命”。恰达耶夫的历史传统思想强烈反对把过去的东西过于理想化，反对浪漫的复古主义。他觉得不应该永远活在回忆中，而应该到现实中去寻找俄国的未来。
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一批流亡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曾经出版了《走向东方、预感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从而迅速的掀起了一股“欧亚主义运动”的风。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又重新回复了往日的生机，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国，民粹主义开始活跃起来，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民粹主义理论在俄罗斯已经风靡一时。
俄国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理想化了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民粹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共产主义天性，它们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理想不约而同的，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完全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和那些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拥有优先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优越天赋。
民粹主义着对俄罗斯传统的村舍制度抱有极度的幻想，他们把农民的生活加以美化，对城市里的生活给予深恶痛绝的批判，他们觉得那是罪恶的根源，他们号召民众到农村去，到没有任何一点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村去寻找共产的幸福。
19世纪50、60年代，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学理论对俄罗斯的影响非常巨大。黑格尔的美学理论把美当作是人的理念的感性的表现，他认为美就是思维理念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到达自然状态的产物，而艺术美则是理念发展到精神状态下的产物，所以黑格尔认为艺术美比自然美要高雅。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解决了美学最基础的问题——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美就是生活的”的著名论题，他认为美丽不是主观的也不是自生的，更不是一种绝对的思想来体现最终形式，美就是变现客观的现实，如果美不反映客观的现实，那么就是去了本身的意义。车尔尼雪夫斯强调美就是“应当如此的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美学遵循的是现实主义，认为文学和艺术更加应该反映现实的生活，而且，他认为艺术放映现实生活也不是它本省存在的最高使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充当民众生活的“教导员”的责任。
古希腊哲学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5世纪出现在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小亚细亚西部、意大利南部的哲学学说。亦称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最初发生和发展的阶段。
古希腊哲学是在东方、埃及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公元前6世纪，东方伊奥尼亚地方的一些哲学家开始注意到物理世界的起源与本性，这些哲学家被称为伊奥尼亚学派。他们反对过去流传的种种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他们最早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家。最早的有米利都学派、后有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和原子论者，一般称之为自然哲学家或宇宙论者。
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古希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由于民主政治的需要，出现了一批以教授演说的论辩术为业的思想家，被称为“智者”。他们讨论的中心不再是自然界宇宙生成等问题，而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方面来，“人”成为研究的中心。智者的著名代表是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在他们看来，自然哲学时期的各派学说都失之独断，他们一般不相信有真正的存在和客观的真理。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一切都同样的真，是非善恶都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他的思想是相对主义的。高尔吉亚认为一切都同样的假，他的思想是怀疑论。
苏格拉底和智者一样，也是研究人的哲学家，他同样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同样反对未经批评的独断，但他与智者相反，主张有客观真理，主张认识是可能的。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就是从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寻求道德的普遍定义，而寻求定义的方法就是论辩诘难。他的论辩诘难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最早来源。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系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有大量著作流传至今的人，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创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他们的体系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是最早的，也是少有的。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他的理念主要来源于爱利亚学派的不变的本质和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以及毕达哥拉斯派的数的概念；他关于感官事物变动不居以及感官事物的真理只是相对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柏拉图综合了这两方面的思想，又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和价值。柏拉图把理念看成在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在个别之外，这使他在本体论上初步具有分裂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普遍与个别的思想成分。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他批评了他的老师。他把理念称为“形式”，把物质称为“质料”，认为事物是由形式和质料组合而成的；因此，形式并不是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它只在具体事物之中，和质料相互结合而存在。亚里士多德要在理念和感官事物、普遍与个别之间建立起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关键在他看来就是有目的的发展，发展就是由潜能到现实。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想使辩证法特别是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化。
亚里士多德还是第一个要将哲学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哲学家。他分别地研究了数学、政治学、天文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他是这些学科最早的建立者，是古代希腊最博学的学者。
公元前332年亚里士多德死后约800年内，希腊文化逐渐与罗马文化相结合。纯粹的希腊哲学渐成过去。这800年的前期，主要哲学流派有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论。除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唯物主义外，他们都集中于伦理问题的讨论。这个时期中对于某些具体科学的兴趣也出自伦理行为的需要。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以小苏格拉底派为其前驱，怀疑论则源于智者的思想。
大约从公元前100年起，罗马哲学由伦理的兴趣转向了宗教，新毕达哥拉斯派和新柏拉图派都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哲学，而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学”则更是一种十足的宗教哲学。这个时期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是以新柏拉图派为代表的，它实际上是将斯多阿主义、伊壁鸠鲁及怀疑论的学说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容相结合的大杂烩。它的主要特点是发挥柏拉图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思想。普罗提诺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神秘的“上帝”。它是绝对的、超存在的神，由它流出万物。正是这种神秘主义哲学为当时新兴的基督教提供了理论基础。罗马后期的哲学逐渐沦为宗教神学的工具。从此古希腊罗马哲学向中世纪哲学过渡。
中世纪哲学
中世纪哲学指的是欧洲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期间的哲学。
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封建统治者，教会支配了中世纪的世俗权力和精神生活。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它不过是使信仰有可能得到理性解释的工具。中世纪的科学也和哲学一样屈服于宗教的支配之下。中世纪人们所注意的中心不是世俗生活而是脱离世俗的天国。中世纪的主要哲学问题是神与人、天国与世俗的关系问题。
中世纪哲学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同基督教合流的产物，而在各个发展阶段中，这些成分所占的比重又各不相同。
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在时间上属于古代，但就其思想意识形态来说，则属于中世纪，它是基督教哲学的最初形态。奥古斯丁运用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确立了基督教哲学，他的先提出信仰第一，然后理解的原则，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奠定了基础。奥古斯丁以后的中世纪哲学分为三个时期。
5~11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早期。这时，人们对于古代哲学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片断和新柏拉图主义外，所知甚少。在这个时期的哲学中，新柏拉图主义比基督教的成分更占优势。主要代表人物是波爱修和爱留根纳。波爱修是连接古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桥梁，他对古代的波菲利关于普遍与个别所提的问题做了自己的回答。他重视多样性的个别事物的真实性，是中世纪唯名论的先驱。爱留根纳是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主张“否定的神学”，与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观相左。爱留根纳认为统一的普遍的整体是最真实的，等而下之，愈是多样性的东西则愈不全面，因而也愈不真实。不过他认为多样性和最高统一体（上帝）之间有桥梁可通，这就是“理念”。爱留根纳的这种思想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是中世纪实在论的先驱。
11~14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第二期，即经院哲学的全盛期。在此期间，基督教势力强大，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著作经阿拉伯哲学家的媒介在西欧广泛传播，这样，经院哲学就成了基督教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而且不仅有了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还添加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因素，这后一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逐步增长。经院哲学的特征是奉基督教教义为无上权威，但要用理性去加以解释，解释的方法又极其烦琐抽象。经院哲学集中于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这是由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重普遍概念与重个别事物的思想分歧发展而来的。实在论以安瑟尔谟为代表，此派受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主张只有普遍是实在的，普遍先于个别而独存；唯名论以罗瑟林为代表，此派受亚里士多德以个别事物为第一实体的思想影响，主张只有个别的东西有实在性，个别先于普遍，普遍不过是名称。实在论适合于所谓普遍的教会实在而个别的教会是从属的，基督教的普遍教义实在而个别人的信仰是从属的，原罪实在而个别人的罪恶是从属的，天堂实在而世俗是影子，圣餐仪式中的面包和酒是基督教的肉和血而非象征性等说教。唯名论则反是。因此，正统的教会人士都崇奉实在论而轻视唯名论。12~13世纪，唯名论已不盛行，与唯名论有联系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也几乎成了异端，正统派的权威是实在论者、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不过，由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泛神论思想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相抵触，教会早已视之为异端，加上到了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量从阿拉伯文以至希腊原文译成拉丁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大为增长，教会逐渐转而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与教义相合的方面。于是被基督教教义改造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成了官方哲学。托马斯·阿奎那是这种官方哲学的最高权威。他明确主张哲学服务于神学，反对阿拉伯先进哲学家提出的“二重真理”说，他区分理性和信仰，但又力图调和二者，他认为启示高于理性，哲学是以理性解释上帝，不能与宗教信仰相矛盾。关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托马斯采取温和的实在论的立场。
14世纪初至15世纪中叶，是中世纪哲学的末期。由于罗马教会的衰微，自然科学的发展，加之亚里士多德哲学中重经验事实的本来面目逐步被认识，人们厌弃教会曲解了亚里士多德，于是正统的经院哲学日趋没落，哲学愈益脱离神学。在这个时期以前，12世纪的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鲁士德已提出了反对正统经院哲学的思想。他崇敬亚里士多德，甚至具有比亚里士多德更多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提倡“二重真理”说，否认真主干预世界，主张自然事物受因果必然性支配。13世纪，伊本·鲁士德的学说盛行，形成了所谓“阿维洛伊主义”的思潮，其最大代表是在巴黎大学任教的西格尔。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唯名沦和渊源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异端思想也重新盛行。个人自由的思想抬头。这个时期的唯名论代表人物是罗吉尔·培根、约翰·邓·司各特、奥康的威廉，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艾克哈特。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以及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发明，也由于中世纪哲学内部的原因，如经院哲学脱离实际的烦琐的推演方法，理性与信仰之逐渐分离，唯名论之重视个别，神秘主义之主张个人直接与上帝相通，等等，经院哲学便日趋崩溃，西方哲学史由中世纪哲学转入近代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哲学亦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由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期，即15~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从空幻的彼岸世界回到了现实的此岸，从清净的僧院走到了纷扰的尘世，从而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追求知识，渴望个人自由，要求个性解放，反对教会的桎梏，要求发挥人的主体性，这就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精神面貌。自然和人成了当时思想界所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而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反封建、反神学的新文化运动，表现为对古代文化和各种哲学流派的研究和利用。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柏拉图派的普莱索、贝沙里杨、费奇诺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彭波那齐等。
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库萨的尼古拉、特勒肖和布鲁诺。这些自然哲学家在15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唯物主义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反对经院哲学的推演方法，用辩证的思想反对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方法。不过，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毕竟还刚刚开始，对自然的研究往往与魔术、炼金术、占星术纠缠在一起，新科学尚未完全获得独立的地位，因此，与这种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自然哲学，还有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
17~18世纪末，是近代哲学的第二期。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现实世界成了可以由人类把握的对象或客体，哲学的兴趣集中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特别是二者的统一上，主体性原则成了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
真正的近代哲学是从17世纪开始的。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近代自然科学日益脱离神学而繁荣昌盛。公元1600年前后的100年左右，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许多科学上的伟人。17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这时，科学的标准建立于自然本身，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的演绎法成为科学的方法。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从前被认为是由神灵统治的世界，现在则被认为是由因果必然性支配的世界。机械的宇宙观一时占了统治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下半叶康德的时代。
近代科学的方法肇始于伽利略，他同时也为近代哲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伽利略的方法的特点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进行归纳和数学的演绎。他与法兰西斯·培根都很重视归纳法，但培根轻视演绎法，而伽利略则归纳法与演绎法同时并举。归纳法与数学演绎法两种科学方法上的分歧，在哲学认识论上表现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经验论认为哲学的研究方法只是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知识只限于感官经验中的东西。经验论者都轻视或否认超经验的玄学问题。唯理论则依据数学演绎法，认为思维独立于感官经验，思维可以把握超经验的东西。唯理论者注重玄学问题的研究。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从两个相反的角度去求得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经验论者重感觉中个别的东西，重多样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唯理论者重思想中普遍的概念，重统一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实在论。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是培根、霍布士、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
17~18世纪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包含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宗教的斗争，但只是到18世纪的法国哲学，才出现公开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拉美特里公然宣布，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真理；狄德罗至死拒绝承认有上帝。法国哲学不是一些纯粹理论性的东西，而是同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它的特点之一。18世纪法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是当时法国哲学的最高成就，其思想来源，一是笛卡尔的唯物主义思想成分，一是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法国唯物主义者明确主张，只有物质实体，思维不过是物质的属性，他把精神实体统一于物质实体，这在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上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
自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近代哲学进入第三期。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辩证法和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在各方面的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自己的最高阶段。上一个时期中盛行的伽利略的数学方法和牛顿的形而上学方法被代之以发展、进化的观点。这个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运用辩证法总结了前人的思想特别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创立了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他们看到，自文艺复兴以后，人权固然由神权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但17世纪和18世纪机械论的宇宙观，又把人的精神和主体性束缚于自然界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之下，个人的自由意志被抹杀了，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没有得到统一。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置身学院，在抽象的哲学范围内，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起身再一次为维护人类精神的能动性、独立自主性、主体性而斗争。他们给哲学规定的任务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他们一致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性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占中心地位，所不同者只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被把握的程度如何，以及如何加以规定和说明。他们都承认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真理是多样性的统一以至对立面的统一，统一性更根本，所不同者只是这种最高统一体能否由思想认识来把握，以及对这种统一体作何理解。他们都认为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企图在肯定思想概念更根本的基础上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所不同者只是结合的方式与程度如何。
现当代西方哲学
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大工业生产更加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面对社会上新的矛盾和自然科学上新的发现，人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和新的哲学概括。到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已失去光辉，黑格尔学派已经解体。但是黑格尔以后的各种哲学派别都同黑格尔哲学以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有各式各样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基本思想，在以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产生了其他各种哲学派别，它们或则发展了黑格尔哲学，或则批评甚至反对黑格尔哲学（我们把这些流派姑且称为“现当代西方哲学”）。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出现了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支派如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用主义、历史社会学派、日常语言哲学等，以及科学哲学；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现象学、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西方现当代哲学虽然派别林立，但大体上可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关注科学，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研究哲学，甚至把科学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其中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人文主义思潮关注人的问题，其中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英美哲学界近半个世纪，但在欧洲大陆却相对来讲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形而上学和思辨的传统在那里仍然有强大的势力。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形而上和思辨的哲学兴趣，特别是对现象学的兴趣逐渐威胁着英美的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主要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现代主义，但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很严格的，往往是重叠的。
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1）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一心关注自然、关注外部的物理世界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而是（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专心致志于语言问题、符号意义问题和交往问题。（2）现当代哲学中，无论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都从不同角度批判传统哲学那种崇尚超感性的抽象概念王国的旧形而上学，强调现实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3）现当代哲学家不再像传统哲学家那样崇奉确定的、普遍有效的准则或规范，认为一切都可以发生变化，甚至逻辑规则也可以有不同的约定。科学的趋向和形而上学的趋向两者各自做不同的追求，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相轻，多元主义和分歧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