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

当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本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1]

阴历十月的韶山冲，从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小路上走来了一个挑书箱的少年，这就是刚被井湾里私塾先生赶出来的“反叛”学生，13岁的毛泽东。原来这天上午，毛泽东背着老师偷偷地读《水浒全传》。正当他被梁山好汉深深吸引住的时候，先生突然夺走了他的书，鼓起眼睛训斥他：“你这是反叛，我不敢教你了。收拾你的书箱回去！”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8岁开始的5年私塾学习，回到了，上屋场。他第一次失学了。[2]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白天，他要和家人、雇工一起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晚上，还要帮父亲看帐、记帐。尽管常常累得筋疲力尽，仍还是坚持学习、读书，常常在小油灯下熬至深夜。这一期间，毛泽东博览群书，只要是韶山冲里能借到的书，他必借来看，甚至连庙里和尚的经书也津津有味把卷夜读，《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这些古典小说更是百读不厌。毛泽东后来回忆起那些读书生活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3]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还要知道得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相互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4]

据金仲及主编《毛泽东传》说，毛泽东读了《水浒传》等后，“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西行漫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5]

据萧三回忆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些小说里的故事、人物，毛泽东都记得非常的熟。放牛或农作完了的时候。他和小朋友切磋书中的故事——武松打大虫演得很像。看的人都喊‘再做一回’！那些读物后来对他的影响也很大。”[6]

[附注]“武松打大虫”，见《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

武松，行者武松，梁山正将之一，步军头领。排行座次第十四。

毛泽东在1936年在延安对斯诺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7]

[附注]“替天行道”，见《水浒传》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殷脏，一同替天行道。’”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