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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四川总督汉军旗人赵尔丰先生，是有名的赵屠户，也是有名的经营西康的边务大臣。因为有名，所以他的个性就很强，并深深自信“我的本事太大，你们都不及我！”又因为从做道台起，所驾驭的全是什么都不行而只知畏威的猓猡蛮子等。所以除他自己以及身边一小部份人，认为是神明华胄外，其他的全不在他先生的眼内，纵然挤得进他的尊眼，也不过比西康的蛮子，建昌的猓猡高一篾片而已。
何况乎四川人又确乎有川蛮子之称，言其只能服从强力也；有川猴子之称，言其具有小聪明而无毅力也；有川耗子之称，言其目光短浅而又胆小善溜也；这在赵季鹤——他的号，并且有一段逸话，说他在西康曾获得一块白石头，深黑的石纹长就季鹤二字，而鹤字草写，俨然如一单脚白鹤。
因此，他在公事上画的行，便也画成了一头单脚白鹤。——不仅耳熟，就眼中所看见的承平之世的四川人，也真个驯得像绵羊，忠诚得像狗，劳苦得像牛，奔波得像马，吃了冤屈毫不出声又像兔；遇事退缩生怕惹到烦恼又像龟，任凭宰杀并不躲避逃亡又像鸡鸭，歌功颂德辞美文丽则像画眉，像黄莺，像百灵子。他对四川人是这样的认识了，所以在他哥尔巽做了四川总督之后，他做梦也想弟兄再来一次承继，——光绪三十二年他哥哥尔巽来任四川总督之时，他恰以藩司护院，两弟兄已办了一次交代，当时颇传为美谈。—— 一则在川边劳苦了几年，又已六十几岁了，很想到荣乐的成都来，养尊处优的享享福。或许是他的运动罢，在前任总督锡良调任之后，果就迁任他来接事，大可谓为天从人愿了。
虽然已经知道铁路国有政策施行之后，四川绅士们联合在反对，他却并不把这事变放在心上。他既把四川人像那样的认识了，又因在边区几年，内地的变化情形，已是不能侵入他那化石的脑际，而加以独行独断的习惯，早俨然养成了一种海外天子的气概。
所以当他在关外未起身时，他的军师傅华封，因连连接到成都交好的信函，述说内地争路情形，以及当时的绅情民气，以及大家的愿欲，请他就近探听一下新总督的意思是怎么样的。他对傅军师的答复则是：“四川的绅士吗？我在四川几十年，那儿瞧见一个像绅士的人！这样的人，敢于出头鸠众，反对朝廷，这全是王采臣沽名钓誉，不识大体，纵容出来的。你们四川人生成下贱，到底是边省，沾染了不少的夷风，所以也养成了一种畏威而不怀德的劣性。至于说到民气，可更令人发笑了！我根本就不懂什么东西叫做民气，这不过是康梁等叛逆从日本翻译出来，以骗下民的一个新名词。
日本是文明之邦，富强之国，或者有所谓民气。我们中国，可不要这些新东西。岂但这些有害无益的新东西不可要，即新兵制度也要不得，这可要怪袁张二公之作俑，主张什么征兵洋操，据我看来，新兵就不可靠，而可靠的还是我们带惯的巡防营。
这些枝节话且不说了，四川的事，我想，既是被王采臣弄坏，则此去，只有采诸葛公在刘璋昏庸之后，治蜀以严的办法。四川人的性格，那儿及得湖南人，这次铁路收归国有，湖南人着余抚一镇压，早已烟消火灭，我不信四川人竟会闹得成事。并且铁路收归国有，既系朝廷政策，凡属明白事体的子民，就该仰体圣意，恭谨遵行。岂有鸠众反对，一再要朝廷收回成命的道理？
我们身任封疆大臣，只有公忠体国，子抚下民，凡有不安本分，迹近叛逆者，倒不管他是什么人，在籍京官也好，议绅学绅也好，总给他个依律严惩，决不姑宽！”傅华封的头脑，也与他差不多的，自然不能改善他的意思。同时他最相信的一侄，——四少爷—— 一子，——九少爷——又是一般当少爷的畴范中的人物：不知稼穑艰难，不知人生疾苦，不知世界有多大，甚至不知米是否自蒲包而出，炭是否挖出来便是那样红而炽热，他们除了同少奶奶睡觉，除了闹小旦，除了玩扳指，闻鼻烟，以及拖长声气唤“来”外，只知道“咱们赵家，咱们川边，咱们四川。”
两位宝贝每每于他叔父谈言之后，老是“达达，您老人家瞧得真明白！咱们是旗人，咱们只知道北京的主子同摄政王爷，反对主子同摄政王爷的，咱们就砍他的脑袋！四川人总没有蛮子浑罢，蛮子还惧怯咱们赵家哩！成都绅士，谁有势力，谁在鸠众，就先砍谁！砍他百十个，自然就平静了，主子同摄政王爷一高兴，达达，您老人家的太子太保稳稳的拿定了。”人只要有自满之心，加之到了暮年，却也奇怪，愈能入耳的，反是那些愈远于情理的浑小子的话。因此，浑小子的话遂得在他们叔父的信念上，重加了一层色彩。行将统治四川，临御二百余年以来未有如此之巨变的主要人物，以及其左右，乃是这么样的。
成都方面的官场，虽然有一般受了护督院王人文的影响，对于争路的绅民，充分的表示同情，充分的不以盛宣怀之蔑视内阁，蔑视四省谘议局，蔑视四省封疆大吏，不顾民情，而毅然独断为不然；但是也有和四川绅士向来疏远，而只知按照承平时节做官的惯例的；也有不知今世为何世，老相信官是高于一切，官民相争，惟有官占最后胜利，而自始就不满于护督院之柔懦，就痛恨议绅学绅粮绅们之目无君上的；还有一些，则是全无定见，总是随着上司鼻孔出气，恶上司之所恶，好上司之所好，而只知因缘为利，却又小有才能，颇善在浑水之中捞摸鱼虾，即在平静时节，尚要兴风作浪的。
当赵尔丰徐徐入关，徐徐进省，沿途与去迎接的人员们一接谈，于成都官场情形，已自了然：王人文不必说了，那是祸首，署藩司尹良，是个无是无非的好好先生，署法司周善培，向与川绅接近，虽然颇有干才，却是王人文一流的人，提学使刘嘉琛，盐运使刘嘉绅，是两个庸人，将军玉昆太油滑，也是向绅民讨好的一个人，副都统奎焕，说不上，新兵统制朱庆澜，标统叶荃，向不问事，只知练兵，巡警道徐樾，是个老实人，劝业道胡嗣芬，也接近绅士。倒是提督田振邦，颇有忠义之气，督辕民政科参事候补道饶凤藻，松潘镇总兵调充全省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徵葵，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候补道王棪，和其他几个候补人员，倒颇有作为，有见识，向就厌恶绅士横行的干员。
他到任之后，孰应该倚畀，孰应该罢斥，孰应该揭参疏远，早就同四少爷九少爷商量得有个底稿的了，而官场中似乎还不知道。
争路的绅士们哩，倒十九都明白赵尔丰是个不易与的，并且刚愎任性，厌恶绅民，有他哥哥的脾气，而无他哥哥的手腕。
要望他无改于王人文之道，仍做到官绅一致，名义上争路权，救中国，反对盛宣怀，反对端方，口口声声要朝廷收回成命；而其实则是漫天叫价，一方面希望路款有着，一方面不要缴帐查款。如其赵尔丰不来，大约这生意必可做成，何也？民众已经激动，男女老幼，无知无愚，皆已同一口吻，同一愿欲。大部份官吏，也着用民气、清议、公道、正谊等等，将其挟制住了。动辄来一个七千万人民的大帽子，后面还隐约着许多骇人武器，而若干省份，又在虽然失败而到底是革命暴动之后，朝廷终不敢悍然不顾，诚心惹一个大乱子来的。无如一甑饭正上气时，偏来了个赵尔丰，既无望其加柴添炭，继王人文之绪，且恐他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当头一瓢冷水。不惟生意不成，不免还有意想不到的大祸哩。
一大伙人则是这么在寻思：“赵屠户未必敢把我们怎么样！一、现在是预备立宪时期，资政院谘议局俱已成立了，可见国家大事，人民应该参议，断不能再像专制时代，独断独行的了；二、我们所争的是公，是在道理中的，是为大家的生死存亡，是为的人民国家；三、我们只是据理力争，只是反对卖国奸贼，举动都很文明，既没有谋反叛逆的心思，也没有图谋不轨的行迹。即令赵屠户凶横，也断不能违背圣意，不要人民与闻政事，不许人民救省救国，而诬陷善良，横加压制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官吏，总不能如此野蛮？何况现在民气已张，即在朝廷，已不能像从前之压迫，一省的总督，怎能大过朝廷？我们且不管他像不像王护院那样和易听话，我们仍旧在文明范围之内据理力争，誓不达到收回成命的目的，不甘罢休。”
另一小部份聪明人，却很明白这事快要闹僵了，历来走着顺风路，调子未免打得太高，不曾留出转环的余地。如今哩，戏文唱了一半，锣鼓敲得喧天震地，生旦净末丑俱已上了台。台下看客都正听得看得眉飞色舞，忘乎其形，无数的手全拍着巴掌。如其锣鼓一停，唱戏的全溜了，请想戏台下的走动是如何的？一定怒声如潮，大骂你把我们的感情激动了而不给我们一个究竟！这比如男女调情，正在大动之际，而一个自动的无理由的不干了，本来是爱，但立刻便可引出天大的恨来，非把你撕成片片，是不能息怒的。
那吗，台下看客，便有本事一涌上台，不问情由，把你这般唱戏的打成肉泥！那怕平时把你捧得如天神，此刻打死了你，还要骂你骗了他，耽搁了他正经事哩！况乎，台下看客又不是什么受过教育，彬彬讲礼的君子们，——就是君子们，只要愿意挤到台下来，而能眉飞色舞，也一样会失却他的雅度，他的涵容，他的宽恕的。——而是头脑简单，感情不容易激发，而一激发便不容易遏制的野人们。然则戏不可停，仍一直唱到底吗？
但是天气已大变了，黑云如墨，低压檐角，凝风不动，电走金蛇，显见一个霹雳下来，台上唱戏同打乐器的人未有不震死的。即不震死，也会颠下台去，跌个不亦乐乎。上下夹攻之势，危殆如此，然则赶快在戏文之中，插入一篇讲演，数说天变之可畏，人非大舜，断不能办到迅雷风烈弗迷，戏文诚哉好看，而雷雨打来，大家都有不好，不如及早散场，各自回去，免得打湿衣裳，而受灾害。但是，台下的人断断乎不会听你的话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触电这回事，并且不愿去看天色，他们要的还是戏文。然则台上的人先商量一下，拿一两个人在台口敷衍看众，其余的趁隙便溜。虽然也是一法，不过既无商量之余暇，而且谁该溜，又谁该留在台口牺牲呢？大家都想溜，大家只好都不溜。不惟不溜，并且想出了一种自行催眠的方法：绝眼不看天上，凝精聚神，拼命唱，拼命做，唱工做得比以前还好，还多花样，博得台下掌声不断，热而且闹当中，只等大雷打下来。不幸而死，是有命焉，怪只怪自己为什么要上台唱戏。
幸而不死，则戏文唱不到底，看众也莫我如何。况乎，还有几希之望：第一、雷未必打得下来，打下来了，未必就是把人震死的霹雳，纵会震得死人，未必全台都死，我或者可以幸免。第二、雷而无神则已，若雷有神，则必横览台下之人，如此其众，灵威显赫之余，所损必多，纵令雷神厌我烦嚣，必欲示儆，说不定存心仁慈，生恐贻害无辜，而竟罢休了。这样，岂不大善！岂不大善！
但是，在闰六月十二日铁路总公司开四川全省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时，赵制台率领全城文武官员按时而至，——这算他到任之后，第一次与四川绅民公开之会晤，同时也是末一次。——据说，他本不要来的，是两位少爷怂恿他说：“借此看看四川绅士，到底是怎样一个态度儿。好哩，咱们的办法又不同，不好哩，不好到怎么样，咱们也好定一个办法。单凭大家口里说，是不够的。”那时，会长是华阳翰林颜楷号雍耆的，副会长是南充贡生张澜号表方的二人，以及股东代表度支部主事邓孝可，民政部主事胡嵘，举人江三乘，叶茂林，王铭新，彭兰棻，一干较有名望的绅士，俱公服迎到大门外。他那沉毅威严的脸色，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丝毫。到开会后，一些特选的股东，便登台说明路之所以必争，以及邮传部擅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宜昌总理李稷勋交去的帐款为不当。结论仍是反对卖国贼盛宣怀，反对卖路贼李稷勋，势非达到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不甘罢休。当场请求总督再行代奏，而赵尔丰竟毫不通融的当场拒绝了。虽然话说得委婉，而到底表示了他绝不是王人文第二。
如此，雷是要打下来的了。聪明人在这一时之后，便已感觉得希望实在太少。为今之计，只有自行催眠，把运命委诸造化，而挣扎着将戏文拼命演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