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第三

魏源对清军将领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强调指出“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有了智勇双全的将领，“就能一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把整个部队带动起来。他反对那些趾高气扬、庸碌无能和浮滑取巧的纨袴子弟充当统兵将领，主张从部队中考核选拔那些技精胆壮、奉公守法、善于管理部队和懂得用兵韬略的人，分别担任初级、中级和高级指挥官，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自吴淞设防以来，老将陈化成在西炮台边的帐篷里住了两年，风雨寒暑，与士兵同甘共苦。1841年，台风夹带暴雨，水势蔓溢，部将们劝他移帐于干燥高处，他摇摇头说道：“大帐一移，三军担忧，且我就高燥，而士卒湫隘，于心何安？”到了严冬，他踏雪巡视营伍，命给衣单的士兵发给棉衣。他从不接受任何贿赂，民谣有“官兵都吸民膏髓，陈公但饮吴淞水”之句。他时常激励将士：“武官临阵，斯为奉职，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

1841年2月24日，英军司令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关天培放弃虎门各炮台。关天培不予理睬。25日，英军占领未加设防的下横档岛，安设炮兵阵地。26日，英军向虎门横档一线清军发动猛攻。关天培在靖远炮台指挥清军作战，顽强抵抗达一个半小时。手下兵士伤亡惨重，他也身负重伤。在战斗最危急时，他命仆人孙长庆将印信送回省城。孙长庆徘徊不忍去，关天培拔刀逐之，并说：“吾上不能报天恩，下不能养老母，死有余恨。汝归告妻子，但能孝事吾亲，吾目才瞑。”孙长庆抱印离去，至半山，回首见敌炮已击中关天培。当日，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失守。

曾国藩根据行之多年、成效颇著的经验对湘军军制的首要原则做出概括说：“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至于此中原因，曾、左二人都曾做过解释。曾国藩称：“事权宜专。”“近年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才，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又说：“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左宗棠则称“军事以号令为重，令进则进，令止则止……所谓军法者，明其与寻常法律不同耳。自统领以至营、哨节节相制，然后驱之出生入死之地而不摇。”

曾国藩“痛恨军营习气”，他认为“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这是他日后纠集死党为之己用的思想：“鄙意欲练乡勇万人，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以训练之勤”，“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这就是日后湘军在晚清时不可忽视的力量源泉思想。

关于湘军的训练之法，曾国藩有完备的理论系统，曰：“训有二，出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严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百人如一人。”

关于湘军的治军之道，曾国藩创造了“以礼治军”的办法。他认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用礼治军，使军营风气蒸蒸日上。“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争相传诵。每营门夜局，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塾也。”曾国藩曾骄傲地赞叹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讲求学术。”

太平军的康天福和钱贵成一起驻守虞城。当时，钱贵成见太平军大势已去，打算归顺朝廷，出卖虞城，以为进身之功。他秘密地同城外的清军约定：“我在夜半放火烧城门，你们乘乱杀进城来。”等到夜半，哨兵见城门处有火情，马上报告康天福，康天福认定出了内奸，没有去救火并命人不断地往火堆上添加柴草，使火势越烧越旺。而城外清军看到熊熊大伙，根本无法进城，虞城因此得以保全。

曾国藩在总结几年来的作战情况时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与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这说明了晚清军队的战斗力已是畏首畏尾，不堪一击了。

咸丰八年七月，李元度率七百人防守玉山，被两万太平军围住。太平军久攻不下，遂掘地道攻之。有一老兵报李元度：“贼今穴地，用钲铙掩锄镬声耳！”李元度苦思破敌之术，第二天他令士兵沿城根每隔两丈掘洞，令洞体超出城根外。不到半日，洞成，李元度派人把守之。事情发展，果如元度所料：“（地道）斜穿及洞，众跃起，立毙二贼”。旋又自洞穿处向地道灌水，于是，地道破。太平军攻城计穷，而湘军援兵已在途中，太平军只好撤围。

1855年12月12日，张宗禹带领将士们在邓州唐坡同僧格林沁部展开大战。临战之前，任化邦（所部蓝旗）对张宗禹黄旗挫衂之余。“恐难当大敌，愿以蓝旗冲锋，黄旗接对，可乎？”张宗禹斩钉截铁地答道：“不能冲锋，焉能接对，今日吾不与胡虏俱生矣！”他激励将士，一战破敌。

1855年3月7日，林凤祥在指挥作战时负重伤，东连镇为僧格林沁攻破，林凤祥在地窖被擒。5月31日，李开芳于山东茌平冯官屯兵败被擒，北伐军全军覆没。在敌酋僧格林沁面前，林凤祥慷慨陈词，“余奉命讨胡，功败垂成，恨不能捣穴犁巢，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倒悬之苦，妖奴，汝快砍吾首去，毋污我！”3月15日，林凤祥在北京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僧格林沁逮捕了张乐行，僧格林沁诘问：“何故反？”张乐行答道：“行不好反，官反之耳！”4月5日，张乐行与儿子张喜，义子王宛儿在亳州义门集周家营惨受酷刑而死。临刑时，他大骂叛徒，不许儿子喊痛。

1859年6月20日，由侵华海军司令贺布率领的英法联军舰队驶抵大沽口外。该舰队以护送公使进京换约为借口，决定再次进犯大沽，打开白河大门。这时，大沽炮台的守军荫蔽而又严密地监视着敌舰的动向，“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用炮帘遮挡”，使侵略军摸不清大沽的设防底细。

1859年9月18日，英法联军四千人向张家湾清军阵地发起进攻。僧格林沁挥军抵抗，予敌以杀伤。正当他分拨马队准备迎击敌军时，突遭联军射来的数百枚火箭袭击，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整个阵势顿形混乱，官兵纷纷溃退，僧军退守八里桥一线。清廷在当日的谕令中指出：“该夷火器猛烈，总须以奇兵抄袭，挫其前锋。”但刚愎自用的僧格林沁没有遵谕办理，仍然只用正兵，不出奇兵。9月21日，当英法联军五六千人分东、西、南三路向八里桥进攻时，僧格林沁令步队隐避在战壕内，令手持冷兵器的马队向联军的宽正面实施反冲击。结果，遭到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射击和炮兵霰弹的轰击，造成大量伤亡。不久，由胜保部据守的八里桥被南路法军攻占。正率部与西路英军激战的僧格林沁听说英军一部企图抄袭其后路时，甚为恐慌，便“自乘驴车，撒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向北京撤退。而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已先行溃退。英法联占领八里桥附近几个村庄后，便停止进攻。

1876年7月28日至11月6日，由老湘军统领、前敌指挥刘锦棠所部25营和乌鲁木齐都统金顺所部19营，先后攻克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收复除俄占伊犁以外的北疆地区。1877年4月14日至18日，由刘锦棠部、广东陆路提督张曜部和记名提督徐占彪部共40余营，分兵3路，攻克达坂、吐鲁番、托克逊3城，打开进攻南疆门户。1877年9月27日至1878年1月2日，以刘锦棠率马步32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16营为后队，先后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南疆8城，控制全部南疆地区。

左宗棠制订的“缓进急战”收复北疆，战役结束后，因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清军利用这一时机，一面继续肃清残敌，一面就地整训部队，征集粮秣，建立采粮和转运机构，为下一战役做好准备。1877年4月，正当麦收季节来临之际，便不失时机地发起打开南疆门户的战役，不到半个月，便顺利完成任务。此役结束后，左宗棠考虑到天山南路粮食甚缺，吐鲁番地区存粮又少，需从哈密、巴里坤粮局转运屯集。因此，决定等粮食采运充足之后再进攻南疆之敌。收复南疆战役发起后，清军不怕疲劳，连续行军作战，横扫敌巢，追歼逃敌，仅用3个多月间，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南疆8城。

越南北圻之山西、北宁，同为战略要点，彼此互为犄角。1883年12月法军进攻山西前夕，山西守将刘永福函请北宁清军会同越南义军乘机进攻河内，或向新河、嘉林方向佯动，牵制敌人。但是，北宁守军持观望态度，既不增援山西，也不乘隙向河内方向出击，牵制敌人，致使法军得以集中6000兵力专攻山西，守军虽英勇抗击，终因孤军作战，难于击退拥有优势兵力火力的敌军的进攻。山西失守以后，北宁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于1884年3月被法军攻陷。

1884年6月，张之洞由海路抵达广州。早在1883年，张之洞上奏称：“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他请朝廷早下抗法决心，并提出了具体的方针，诸如“务持久”、“防津”、“防烟台”、“防粤”、“防江南闽浙”、“备军火”、“速文报”等。为了加强广东防务，他积极地筹划战守之备，并劝谕地方绅民举办团练；又与广东巡抚倪文蔚、在粤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人巡阅各海口。

刘锦棠虽已是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然而对升官晋爵不感兴趣。伊犁收复以后，刘锦棠多次以祖母老病和自己患脚疾为由，申请开缺回乡。但是，当他听说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袭击谅山，威胁广西、云南的消息后，“不禁积愤填胸”，1884年8月21日，刘锦棠上了一道《请率师与法夷决战折》，“请旨率师东下，与之决战，以纡积愤”，并且表示，“臣之脚疾虽迄未痊，而当国家有急，当奋不顾身。”在奏折中，他对敌我力量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只要坚决抵抗，无论陆战、海战，都有把握取得胜利，要求准其自募6000人东下赴越，抗击法寇。然而清廷已经决定妥协，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9月13日，刘锦棠又上奏请战，再次要求奔赴抗法前线，并且说明这样做只是为了报效国家，而并非邀功请赏。清廷又未准允。

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慈禧以奕訢“不欲轻言战”、“委靡因循”为由，发布上谕，开去他的一切差使：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则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甚严……奕訢着加恩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居家养疾。

中法战争中台湾的淡水一役，淡水守将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判断法军难于突破港口的障碍物，必会由北岸海滩登陆，夺占淡水街。据此，他将守军9营在北岸的丛林和高地设伏，待机歼敌。1884年10月8日，由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指挥的七艘汉舰的舰炮向北岸海滩及守军营地猛烈轰击，掩护陆战队600人分三路登岸。孙开华待敌接近丛林时，立即率部从正面阻击，并命令伏兵章高元、林朝祜部从右翼侧击，爱国艺人张李成率领的民兵从后抄袭，围歼登陆之敌。法军突遭袭击，纷纷向海边逃窜。总计法军被歼100余人，攻占淡水的计划落空。

左宝贵“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乃遵照伊斯兰教礼节，先期沐浴，身着御赐衣冠、黄马褂、珊瑚顶，登陴督战，往来指挥。部下劝他将头上翎顶摘下来，以免暴露自己，他坚定地回答：“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他亲自指挥一门重炮向敌人还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左宝贵腿上中一弹，据一位亲历这场战斗的哨官回忆：“他很敏捷地用一块布将伤口裹好以后，站起来继续鼓舞士兵作战。”他亲量大炮准星，手燃大炮，左右轰击，先后“手发榴弹巨炮三十六弹”。营官杨建春（左宝贵的表弟）见城上危险，欲挽他下城稍避，遭拒绝。这时，颈部又被流弹击中，他强忍剧痛，决心临阵死节。突然一颗炮弹又击穿宝贵的胁下，血流如注，“受伤堕地，犹能言，下城始殒。”为了反抗侵略，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57岁。

1885年2月，法军不费吹灰之力，直逼镇南关。守卫镇南关的主将杨玉科，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对将士们说：“吾百战余生，今得其所矣！”言罢带领将士开关同法军展开了激战，不幸中炮身亡，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献出了宝贵生命。

1885年3月21日，冯子材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前哨据点文渊，重创敌军后主动撤回。清军主动出击，迫使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做出错误决定，不等援军到齐，就发起进攻。23日，法军向清军阵地发起进攻，冯子材、王孝祺率部英勇抗击，阻止了正面敌人的进攻。下午4时，苏元春、陈嘉等部赶来增援，与敌激战。时王德榜部由油隘出击法军右翼，牵制了敌近千名预备队的机动，并一度切断敌军的运输线。入夜，清军调整部署，增强了长墙和东、西岭的防御力量。24日，法军分3路再次发动进攻。上午11时，当中路法军接近长墙时，冯子材率领两个儿子及所部将士跃出长墙，冲入敌阵。不久，从扣波赶来的5营萃军突然出现在法军侧后，予敌以意想不到的打击。经过殊死搏斗，中路法军后撤。傍晚，王德榜部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正在东岭激战的陈嘉、蒋宗汉部夺回了全部敌占堡垒；王孝祺部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法军3面被围，死伤甚众，狼狈逃回文渊。

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见长，刘永福曾对法军宣言：“永福岂畏尔哉！尔占水，我占山。我有无穷之饷源，尔无久支之兵费。尔纵设立码头，我必频年兴兵，杀尔人，焚尔居，扰尔商政，使尔不得安枕。虽有红江之利，尔法国岂得及享哉？”可惜他在实战中并没有这样做。尤其是怀德、丹凤、山西等地，紧靠红河利于法军炮艇活动，黑旗军单纯采取固守城池的阵地战法，自难抵挡优势敌人的强攻。此外，山西一役，屯驻北宁的万余清军见危不救，给刘永福的心头留下难解之恨。

1885年3月底，冯子材、王德榜等在镇南关大败法军，黑旗军亦取得临洮大捷，形势对中国非常有利。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无视这一胜利，竟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款》。对此，左宗棠内心非常悲愤，不能自己。这年9月5日，遂病死福州。在临终时口授的遗折中，他这样表述：“惟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暝目。”

正当冯子材等乘胜追歼侵越法军时，清廷电令乘胜即收，并于1885年4月7日宣布停战撤军。对此，张之洞上奏朝廷称：“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两天后，再次奏请朝廷延缓撤兵时间，以攻克河内。然而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仍令前线将士如期停战撤回，致使中法战争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北洋舰队组建后，日本海军上校、“浪速”号驱逐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应邀参观大清帝国的海军。东乡登上“镇远”号巡洋舰后，看到水兵把洗过的衣服晒在舰炮的炮管上；当他下船后，发现自己的白手套都脏了。于是，东乡在回国后的报告中说：“清朝海军虽然吨位多，但不堪一击！”果不出其然，1894年甲午战争中，堂堂北洋舰队，被总吨位仅有6.13万吨的日本海军一举击溃。

甲午战争前，中国位列世界第7大海军强国，“北洋水师”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日本海军则极为勉强地屈居第12位。中国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4亿人口，而日本仅有37万平方公里国土和4千万人口……

清朝爱国将领刘步蟾亲蔼李鸿章，请求继续加紧扩建海军以巩固海防。李鸿章不以为然，刘步蟾则进一步慷慨直言：“相公居其位，安得为是言！且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引得四座悚然，而李鸿章他竟被这一片赤诚坦荡之情感动。

臧纡青，道光时举人，在做幕僚时，他向奕经提出抗英军务方略：“将军眼前应首先做好两件事，一是立即上奏朝廷，把正在东河戴罪治水的林则徐招到浙江帮办军务，切莫让朝廷派出像琦善这种人来浙江，以免影响浙东军营官兵的士气；二是应上奏朝廷，把在浙东之役中严重失职的余步云按军法处置，革职斩首，以振军威。同时请求把福建官军并入浙江军营。”

王韬所著《火器说略》，使丁日昌对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写信向李鸿章推荐王韬，同时建议设立“夹板火轮船厂”，用机器生产近代轮船和枪炮。恰在这时，容闳提出了要在中国发展“制器之器”的主张，丁日昌立即深表赞同，说：制造之理是一脉相通的，“一有制器之器，即可由一器而生众器，如父之生子，子之生孙”。

1885年二月初，冯子材得知法军将再攻镇南关，遂先发制人，袭击法军前方阵地而大胜。二月初七，法军倾巢而出，直扑镇南关，激战一日夜不息。次日中午，法军以火炮击破守军壁垒。七十高龄的冯子材率二子相荣、相华，奋不顾身，短衫草鞋，持矛冲入敌阵，全军为之感动，拼死苦战。法军死伤过半，不能支持，一败而溃，冯军乘胜而进，收复谅山。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海战”。11月21日至24日，日军在旅顺滥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全城仅36人逃生。

1894年8月初，清政府派出的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升阿四支援军一万多人抵达平壤后，李鸿章电告卫汝贵：“必须先据形势，坚扎营垒，勿为所乘。”8月15日，光绪帝指示李鸿章一面布置后路，一面令平壤清军实行攻势作战。李鸿章坚持只守不攻的方针，奏称：“目前只能坚守平壤，扼据形胜。”8月下旬，成欢之战的败将叶志超率部绕道来到平壤，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一军皆惊”。9月12日，日军一万余人分四路进攻平壤，各路兵力多者五千人，少者两千人。平壤清军如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先攻其一路，予以歼灭性打击，再转攻他路，则有可能击退进攻之敌，守住平壤。但李鸿章却指示：“如平壤被围，只有令中和各队乘夜拔回，以顾根本，勿致两失。”于是，叶志超尽撤城外之兵，龟缩于城内，“束手以待敌人之进攻”。结果，平壤城被日军攻占，清军向鸭绿江败退。对于清军应否主动出击问题，日本军界人士也认为，如果清军“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

1894年10月，日军进攻旅顺时，鉴于其正面炮台林立，设防坚固，不易攻取，便从10月24日起于其后方的花园口，用30余艘运输船分批输送第2军登陆。李鸿章得此消息后，既不派海军舰艇袭击正在航渡、换乘之日军，也不派陆军前往攻击已经登陆和登陆而立足未稳之敌，致使两万多日军顺利登陆后，先占金州，继占大连，最后攻占旅顺。当日军2万多人进攻威海基地时，故伎重演，于1895年1月20日，在基地后方设防薄弱的荣成湾登陆成功，尔后兵分两路进攻威海南帮、北帮炮台，使北洋舰队和刘公岛陷入水陆重围，导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在日军登陆时，李鸿章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对此，连日方也承认：“如丁提督亲率舰队而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1894年，中日海战爆发。李鸿章督师芦台。孙中山托人将自己的万言书递给李鸿章，并请转达求见之事。李鸿章知道后说：“现在正在打仗，等打完后再说吧。”

1894年10月11日，日军对台南的门户嘉义发起猛攻。徐骧和刘永福在城外兵营中，埋下大量地雷，然后弃营进城。敌人不知是计，进占兵营，半夜地雷爆炸，炸死700多人，日本吓得丢掉枪炮，仓皇逃命。途中，又遭义军伏击，死伤很多。第二天，日军集中炮火狂轰嘉义城，一小时发炮达180多发。轰坍城墙后，义军与窜进城中的敌人浴血巷战。日军近卫师团师团长在这次战役中重伤毙命。

1895年1月中旬，日军开始进犯辽阳。辽阳东南吉洞峪练总徐珍在当地组织了抗日乡团，扼守在吉洞峪南部要地韩家岭、宋家岭，狙击敌人，保卫辽阳。1月17日，日军再犯韩家岭，乡团奋力还击，击毙敌人数十人。1月28日，敌人进攻犁宝沟岭口，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乡勇们晚上点燃火把，白天在岭上擦满旗帜，出没往来，虚实兼用，日军畏缩观望，此后一个多月，敌人没敢再来侵犯。

同治十年，法国侵略者吞并越南，进攻中国驻军，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双方互有胜负。八月，法军骚扰台湾，进犯基隆，二十三日在福建沿海挑起马尾海战，在一小时内击毁福建水师舰船十一艘，将法国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全部摧毁。清廷忍无可忍，被迫对法正式宣战。

光绪元年，日舰袭击朝鲜江华岛，强迫朝鲜与之签定《江华条约》；光绪七年，朝鲜宫廷内讧，杀伤日侨，日趁机派重兵入朝；中国官员马建忠等处置迅速，使日方无由妄动，遂迫朝鲜订《济物浦条约》，以赔款、开埠了结。光绪十年，日本支持朝鲜亲日派政变，袁世凯应变有方，击退日军，平息叛乱。

1900年6月中旬，聂士成回师天津，英勇抗击八国联军，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军。7月9日，聂士成在天津城南八里台被联军包围，聂及手下与联军恶战四小时之久，聂身受七伤，“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最后悲壮殉国。所部作战官兵“几无一生者，唯见尸身仆于血泊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先遣队登岸，见僧格林沁军正修筑工事，问：“此何军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英军再问：“欲战乎？”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矣。”又问：“听说僧王爷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这套由僧格林沁预先安排的回答，骗过了英军。遂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