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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的实质：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教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君主和各级官员体现的行政权力统治天下，君师合一，管治和教化百姓。”
道光时期，胥役众多。1827年直隶一省裁汰吏役23900人，道光帝说：“直隶如此，他省谅亦不免。”1837年段光清说，知县下乡验尸，带着仵作、刑书、门印、签押、小使、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前往，多达一百多人。
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2日，英军舰船驶入沈家们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自以为是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但随后夷船越来越多，张朝发也按捺不住了，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为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1841年秋，英军从宁波城掳走一批妇女，全部卖到澳门作了妓女。此后，英军又攻陷镇江，极尽报复之能事，造成“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之惨状。
1843年3月，国库出现了925.2万余两的巨额亏空。清廷震怒，下令稽查。库丁监守自盗的行径自此暴露。然而，暴露的原因不是被查，竟是分赃不均。1842年11月，负责进库过秤报数的库丁张诚保，在匆忙之间，把第二秤报成了第三秤，没被发觉，于是开始大胆做手脚：把第七秤报成第十秤，再次蒙混过关。多出的银子被库丁瓜分。此举被人察觉，那人敲诈不成，竟一怒上告，导致东窗事发。
道光帝下旨彻查银库亏空。于是处分了自嘉庆五年以来历任的管库、查库官员，分别罚赔银两。已经死去者，由儿孙减半交纳。这其中甚至有慈禧的曾祖吉郎阿，他曾是管库司员之一。由于人早已作古，罚银由慈禧的祖父刑部郎中减半赔了两万余两，赔偿时又因拖延，被革职并加罚了百分之六十，后释放官复原职，继续赔款，一共赔了七、八年才了结。对于此次库管渎职，道光帝大发雷霆，骂其“丧心昧良，行同背国盗贼”。
1849年，张集馨出任贵州布政使。临行请训。道光说：“用人不能预存成见。登科及第者不外乎满、汉、科甲、捐班而已，哪里没有人才？然而，我最不放心的仍是捐班。他们从不喜读书，逐本求利，‘廉’字对于他们，很是难说。我既说捐的官不好，为何有允许这样做呢？……无奈经费无从筹措啊，大臣们既然提出了这方法，我只有准奏了。一旦出尔反尔，不是骗人吗？”
道光帝晚年，以奕詝长且贤，奕訢明而敏。一次，道光与诸皇子围猎南苑，奕訢擒获最多，而奕詝却未发一矢，道光问之，答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大悦，道：“此真帝王之言。”遂密定储于奕詝，即咸丰帝。
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上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咸丰帝荒于女色，后宫姘妃多人。圆明园穷极奢丽，又有所谓“四春”者，皆苏、扬美女。旦旦戕伐，身体久虚，遇坛庙大祀，常因腿软恐登降失仪，遣奕訢恭代。加以军务棘手，外患交乘，遂患吐血之症。
咸丰十一年，皇帝驾崩，遗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同治。慈禧暗中勾结恭亲王，密谋发动政变。肃顺的幕府王恺运闻到政变气味，赶紧致书曾国藩，希望他以柱国重臣的身份，带兵到北京“入觐”，支持恭亲王配合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幼帝同治，同时“声明祖制”，妇人不得干政，以粉碎慈禧垂帘听政的的阴谋。但曾国藩一生谨慎，担心自己“功名太盛”，生怕惹上“权臣干政”的嫌疑，因此未采纳王恺运的意见。果然，两个月后，慈禧发动政变成功，肃顺等人全部被杀，王恺运不禁“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咸丰帝去世后，母凭子贵，叶赫那拉氏贵妃成为皇太后，并垂帘听政。叶赫那拉家族也随之崛起：胞弟桂祥被封为三等奉恩公，享有公爵的尊荣及待遇；在此之前，慈禧的妹妹做了咸丰七弟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同治皇帝死后，按照慈禧的旨意，由奕譞的长子载恬继承大统。这样一来，慈禧依靠一条剪不断的婚姻红线，以伯母、姨母、太后的身份继续临朝。
慈禧太后准备策立德宗时，召见群臣于养心殿，大臣们对立德宗一事均不敢持异议。唯有文祥力陈国家多难，不该废长立幼。慈禧佯装没有听到，众大臣叩首而退。
胡雪岩自幼家境贫寒。在钱铺做杂役的时候，由于办事勤快，机灵善变，太平军进攻杭州时，候补道王某将十万两白银托付他保管。胡雪岩立刻用这些银子买谷二十万石，储藏在衢州府。1862年，太平军率部逼近衢州，左宗棠率湘军来援。到衢州后，军粮不济。胡雪岩拿出所有的二十万石谷接济。左宗棠深为赞赏，提胡雪岩为左军粮台。清军攻陷杭州后，将领们掠夺来的数百万两银子都存放在胡处，胡以此作资本，在各市镇设立商号，获利丰厚。没几年，家资逾千万，富甲天下。
孙家鼐去张尚书家赴宴，同席的林侍郎问：“皇上学识如何？”孙家鼐说：“天资聪颖，好学不倦。”话音未落，翁常熟到。主人邀翁常熟上座，既入座，有人又以林侍郎的问题问常熟。常熟沉吟半晌，说：“皇上驽钝，久学无进步。”孙家鼐说：“是这样。”又说：“我从来不喜欢对人说起皇上的事，承林公相问，不得不答，实在是说了谎话啊。”德宗为慈禧所忌讳，常熟所言，不无深意。孙家鼐随风转舵，足够机警。
清同治四年（1865年），被誉为西方铁路之父的铁道专家麦克唐纳·斯蒂芬生出现在金碧辉煌的琉璃瓦的大屋下，向同治小皇帝，实际是向龙椅之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建议了一个发展中国铁路计划的神话：“以扬子流域的华中商业中心——汉口为出发点，修筑一条东通上海，西至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的铁路干线。”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谬，于是特地在宣武门外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试验一列火车。当这个“怪物”汽笛一鸣，钢轮铁轨隆隆摩擦，声震京华。立在一旁的大臣禁不住大声疾呼，火车会震动先帝陵寝，于庙堂不利。当下“龙颜”大怒，命步军统领衙门，收了“怪龙”。斯蒂芬生非常失望地离开了中国，临走时不禁哀叹：“中国铁路时代尚未到来。”
同治帝与阿鲁特氏成婚后，感情甚笃。然而慈禧却要求其疏远阿鲁特皇后，而接近自己中意的慧妃。同治无法从命，也不便与皇后接近。为了免受慈禧责难，于是独居乾清宫。心情压抑时，竟在太监引诱下，私自出宫寻欢作乐。天长日久，染上了淫毒。太医知其病情，不敢言，反而请命慈禧。慈禧传旨说：“恐怕是天花！”于是，以痘药治之。同治暴怒，骂道：“我患的不是天花，为什么要当天花治？”太医答：“这是太后的命令。”同治帝默然，含恨而死。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曾国藩居官治军尤重整饬吏治、端正人心，曾作文劝戒州县：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节俭以养廉。江南任内，在江西、江苏、安徽等省实行减赋、缓征、免征；从太平天国手中重新占领安庆、芜湖、南京等地后，即筹复书院、课试士子，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清政府在要不要出兵收复新疆这个问题上一时举棋不定。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放弃”论者打着加强“海防”的旗号，公开提出停兵撤饷，哲罢西征，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对此，左宗棠据理力争，一方面他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一面又陈明利害，认为若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马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清廷终于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3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使沦陷多年的新疆重归版图，困难之多是显而易见的。但左宗棠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途，“朔雪炎风，何容措意”，“风尘浩荡，马首欲西，生出玉关，亦是幸事”。
1874年，日本借“琉求事件”发动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战争，迫使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50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
1875年，华北旱情严重，山西更是大旱。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致信各省陈述灾民流离失所的惨状，请求各省施以援手。各处官吏纷纷劝捐助赈。不久，款项源源而至。为了防止一些官员乘机中饱私囊，李鸿藻推荐了善于理财的阎敬铭督办赈灾事宜。阎敬铭受命后，微服私访，结果在吉州石门地方发现朝廷所拨的京米堆积如山。问过百姓才知道是官员囤积居奇，牟取暴利。阎传唤州牧段某，问赈灾如何，段说米少。阎立即指某处屯米无数，段见事情败露，无言以对。阎致信曾国荃，立即奏劾革职。慈禧看到奏折后大怒，认为情重法轻，不足以示警，于是下旨就地正法。此后，放赈比较公平，各官员均有所收敛。
1876年春，随着陕甘总督府的3声炮响，左宗棠率领6万情绪高昂的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开赴新疆。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
1877年10月16日，清朝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受邀到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参观刚发明不久的电话。电话安置在相距约十丈的楼上和楼下的两间屋内。厂主请公使和他的随从张德彝亲自尝试打电话。张去楼下，郭嵩焘在楼上对着话筒问（张）：“你听闻乎？”曰：“听闻。”“你知觉乎？”曰：“知觉。”“请数数目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郭嵩焘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187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山西巡抚曾国荃的信中说：“节近春分，天高若秋。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而曾国荃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二十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这就是“丁戊奇荒”。
1880年，曾纪泽出使俄国，为争回伊犁与俄方展开交涉。谈判开始，俄方代表格尔斯连骗带吓，宣称对原条约“现在只候执行，无可商议”。曾纪泽熟悉国际惯例，当即指出：“凡各国定约必俟两国批准，方能俟行。如所定之约，有难行之处，例可再议。”驳得有理有据，格尔斯只好坐下来谈判。在谈判中。格尔斯竟说中国各处加强防范，致使俄国“亦动巨款以防中国”。针对他的无理言辞，曾纪泽不慌不忙地说道：“中国将来亦可说中国曾花多少钱多少兵防俄国，俄能赔偿中国兵费吗？”针对俄、英之间的矛盾，曾纪泽又轻点一句：“两国皆不可说此等话，以免有伤两国和好。且致各国闻之生心。”此话正说到了格尔斯的心里，使他的气焰顿减。
肃亲王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时，勤于政事。当时，赌风甚嚣尘上，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卒皆乐此不疲。善耆曾亲自督警，四处搜索。载振、载搏等日日混迹赌场中，善耆大怒，探明赌窟所在后，趁夜深人静，率巡警径直抓捕。到赌窟后，只见男女老幼，接踵相连，王公卿相，夫人小姐，优伶娼妓，一应俱全。众人见善耆到了，个个面如死灰，抱头鼠窜。更有两名无赖洋人，举枪对峙，善耆富腕力，举手执之，命巡警将其押送本国使馆法办。一时间，善耆被呼为“拿赌大王”。
1881年初，御史邓庆麟上奏，说京城缉捕不力，抢劫案件频发：去年8月，东四牌楼北花户王泰被杀；居住在朝阳门外的罗荣晋家被抢，主人被刺身亡。一直没有破案。朝廷立即责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及五城御史逐案严拿，务必擒获破案。数月后，凶犯仍然逍遥法外。随后，前门外明火抢劫的案件又接连发生。12月，孝陵中祭祀的镀金银盘也失踪了16件。朝廷震怒，将守陵官员、役夫等押解到刑部严加审讯，同时又不得不另拨了同等规格的镀金银盘祭祀。整个同治年间，京城大案、要案，各种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能够破获的少之有少。
1884年，一位京官在奏疏里直陈当时农村情状：“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毙……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三十人。而世风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粮食收取租谷，甚为不易……贫瘠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肯受。”
1887年8月15日，清代第三任驻日公使徐承祖致函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内云：“昨准总理衙门来文拟借贵国足利学校所藏《皇侃论语义疏》一书照钞发刻，以广流传。当派随员姚文栋前赴该学校商借，据该学校干事委员面称，需请橡木县（引者注：即枥木县，“枥”为“橡”之日本国字）之命方可借出等语。本大臣并闻该学校尚有宋刻及古写各种旧书，兹将书名另单开明附上，即祈贵大臣转知橡木县知事转饬该学校委员将单开各书借送敝署一，容俟择要钞出即当归缴无误。”
1888年8月24日，天坛祈年殿遭雷击起火。这次天灾把皇上祈谷祷天的殿阁烧得片瓦无存。虽然火灾因雷电而起，掌管祭祀礼仪的衙门太常市的官员们仍降二级留任，奉祀刘世印降一级调任，罚俸一年，工部重修被损毁的建筑。
1889年5月，坐落在石碑胡同的神机营兵工厂发生爆炸。厂房全部坍塌，右侧相邻尼姑庵禅房的尺椽被炸飞，周围民房被震塌、烧毁者不计其数。爆炸中，人员死伤无数，人的残肢断臂随处可见。这一天亦正是护国寺庙市，市面上的琉璃器物全被震碎。由于发生爆炸时，兵工厂的工人正在外面吃饭，因此多数人幸免于难。事故发生后，步军统领只向上报告死亡6人，倒塌房屋及被殃及的无辜百姓只字未提。朝廷下令调查，最后只草草处分了厂管带、帮操、营总等官。
日军攻陷旅顺后，对无辜平民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惨案。旅顺大屠杀的惨状，使支持日本侵略的美国也感到非常震惊，美国报纸说日本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美国记者克列尔曼1894年11月24日自旅顺寄回美国的消息说：“旅顺全境人民尽为日人残杀，连日屠杀手无军器及非抗敌之居民多至无数，残体死尸堆在街头，我目下执笔书此，仍闻枪弹之声。”
光绪帝读书极多，退朝以后，手不释卷。然而，当甲午战争清军战败后，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让光绪帝极为愤怒，认为所读儒家经典都是无用之物，一把火将其烧掉。随后他大肆购进西方书籍，下定决心变法。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事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局、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1895年4月15日，《马关条约》的内容通过铺设未久的军用电线传到北京——割让台湾、辽东半岛和二亿两白银的赔偿。大清国与外国打交道以来最屈辱最惨烈的退让，让国人为之愤慨。几个小时后，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康有为率领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草定了一份长达18000字的奏章，由梁启超足足花了36个小时才抄写完毕，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作为清廷头等钦差周游欧美，目的在于提高关税，以缓解清廷经济危机。他于6月23日到英国，7月14日乘船赴美，历时三星期。
1898年10月，义和拳众在赵三多和闫书勤率领下，在山东冠县蒋庄竖起“助清灭洋”的旗帜，攻打红桃园天主教堂。从此以后，直隶、山东等地的义和拳逐渐改称义和团，纷纷展开反对教会的斗争。
1900年6月16日，面对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慈禧急命驻山海关的马玉崑部“星夜迅速赴京，无片刻延误”，同时要求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但又说：“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惶西逃，途中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9月9日，慈禧太后抵达太原，毓贤率领文武官员带着仪仗銮舆出城二十里迎接。当年嘉庆皇帝准备巡幸五台山时，山西巡抚准备了精美的仪仗銮舆，后来嘉庆皇帝取消行程，这批仪仗也就被封入太原府库，此后历任山西巡抚到任后均加上封条，一百年后，撕去层层封条取出仪仗，竟然灿烂如新。光绪皇帝在太原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亲自回北京与各国公使谈判，仍被慈禧驳回。
慈禧太后在太原对毓贤说：现在山西没有洋人，这是你的功劳。但是，在八国联军惩办罪魁的要求下，这样的功劳同时成为毓贤被发配新疆的理由。就在毓贤行抵兰州的时候，慈禧太后下旨将他就地正法，随行的小妾也被迫令自尽。谕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错谬凶残，著传旨即行正法。执迷不悔的毓贤临死前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斡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他却并没有认识到，他狭隘的政治理念和疯狂举动在带来深重灾难、破坏清政府国际形象的同时，只会将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以及整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带入更加闭关锁国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将巨额赔款分摊给了各省。为筹集赔款，各省官员都伤透脑筋。两湖总督张之洞的解决之道与京城宫里的太后和皇帝一样：摊派。在张之洞辖内的两湖地区，凡发行彩票，知府必须买500张，知府只有再令每县必买50张。知县接着将彩票逐街逐户“挨售”，哪一户不买就会被“关入衙门”。史书记载：一人因家境稍丰，被摊派到两张彩票，而他只愿买一张，结果被抓到知府里。知府大人对此案判决如下：买两张，再罚两张。
1901年2月，赵起龙等十多支抗俄武装首领联合发布讨伐俄檄文，愤怒声讨沙俄侵略者扰害中原，占领东北，荼毒生灵的种种罪行，表示决与“俄贼决一死战，复我国土，拯我人民”，“扫尽根株，永示国威，而张天讨”。
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震怒，迅即将其缉捕。时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于是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于公堂之上。
1903年侵占我国东北的沙俄军队违约拒不撤兵，并且提出了无礼的要求。这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爱国人士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北京、武昌等地学生纷纷罢课示威；留日学生尤为激昂，于4月29日召开拒俄大会，大会发起组织“拒俄义勇军”，提出了“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的口号，要求前赴前线，与俄军血战，同时致电上海各爱国团体，并派人到南洋各地联络。中国教育会和各地工商学界也积极响应，“拒俄”运动迅速展开。
1903年发表的《皇帝灵》一文指出：“凡我国人所到之处就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号。”“谁都知道，当年我们的祖先被强令剃发的惨状，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出奴隶之籍，脱牛马之缰，以雪祖先之遗恨。”
1903年，清廷派代表团赴日参加第五次劝业博览会。代表团共24人，由当年新设立的商务部的尚书——贝子载振及户部右侍郎那桐带队。此次参观学习，对于了解邻国的工商业状况可谓良机。代表团抵日后，游遍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奈良等城。所到之处，旅居的华侨无不热情洋溢，有的在商店门上悬挂大清龙旗，有的则着盛宴来迎接来自祖国的高级官员。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贝勒一行人行色匆匆，沉湎于歌寮妓馆，大开洋荤，却无暇考察商务。四名歌舞伎把贝子一行从奈良送到神户，到了神户，贝子又大集声伎，踏入温柔乡中，歌舞升平，乐不思蜀。载振、那桐等人在奈良、名古屋两地采购了大量美术品，对书却毫无兴趣。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申报》刊登了一则报道：“兹闻邹容于昨日黎明四点钟时，病死狱中。由某君派人收殓，髀骨肉尽，空存皮肉。”据说，邹容死状甚惨，不忍目睹，人皆疑为医师受贿害之。
清初只有江南省，后来分拆为江苏、安徽两省。1905年，朝廷再次下旨，以长江为界，北为江淮省，南是江苏省。清朝规定，官员不能在本省为官，一省之利益全靠同乡的京官维护。此圣旨一下，朝野哗然，江苏籍的官员、文士纷纷聚议。以翰林学士恽毓鼎为首的江苏籍京官更是联名上书，力陈此议不可行。时值光绪末年，言路大开，反对声一起，朝廷果然收回成命，分省一事作罢，仅在江北加设了提督一职。
1905年4月，北洋六镇编练组建完成。这支七万人的新式陆军队伍，兵员充足，装备精良，在当时雄冠各省。北洋六镇有如此规模，除却袁世凯的才略，更多依仗的是朝廷的倾囊支持：庚子赔款后，清廷本来经费困窘，为了供应北洋练兵，则强行摊派，严旨催缴。1902年，全国各省筹银三百八十万两。1905年，各省再筹措九百一十万两，全力供给北洋六镇。其时朝廷对袁氏的恩遇之隆，令人侧目。袁世凯曾不无感慨说：“总之，政府不能主持，无论何事皆不能办也。”
1905年，美国禁止华工入境。不久，南美国家墨西哥也由议院提出禁止华工入境。驻美公使伍廷芳博士得知后，先是在美国国会痛斥其违背耶稣，违背华盛顿的平等民主意愿，继而又亲自乘船前往墨西哥城，与其谈判。面对墨西哥外交部的强硬态度，伍廷芳非常愤怒，拍案说：“下旗！回国！电中国政府，派兵船来，再和你们周旋！”墨西哥政府当即被镇住，随后请美国国务卿从中调停，废除了禁止华工入境的提案。
1905年6月，新编陆军开始实行改服制，但是清政府只允许军队易服而不许剪辫。开始时一些官兵只是将发辫剪去一束，以便于戴军帽。到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练兵处只得下令禁止军队剪辫，命官兵将发辫盘于帽内。虽然下了禁剪辫令，但军中剪辫风仍不减。不久，剪辫风气又从新军扩展到学堂，百姓对剪辫者已见怪不怪，而校方对此亦不强行干预。1907年5月6日，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违者予以严惩。令下，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些行动，剪辫之风稍杀。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后，大清国朝野上下一片沸腾，不少朝臣都主张“开国会”，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也都要求“新政”、“立宪”，社会舆论高涨。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于当年秋决定派五大臣到国外考察宪政。五大臣先后考察了英、德、缎、日、法、比、奥、俄、意、荷、瑞等十几个国家，其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使他们印象深刻，为之赞叹不已。回国后，他们呈递了《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细陈了立宪之利、不立宪之弊。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仿行立宪上谕。
1906年元月6日，詹天佑在丰台抡锤打下全线第一颗道钉，为全路奠基。京张铁路中南口至居庸关段是最复杂、最艰险的路段，该处有崇山峻岭，地势大起大落。詹天佑多次修改原设计方案，最后决定在山腰处将铁轨依次而上，以达青龙桥。而八达岭隧道的开通，令洋人惊叹不已。1909年9月，京张铁路全线竣工。
1906年，日本政府修改留学生条例，将清朝留学生和韩国留学生等同看待。条例颁布后，留日中国学生群情激昂，停课，退学，纷纷回国。陈天华尤为愤慨，跳海自尽。
晚清时，社会动荡。官员按惯例向皇帝呈报社情时，往往报喜不报忧：有事则尽量隐瞒，说“平安无事”；难事隐瞒则大事化小，或说英勇作战，终因敌众我寡，先走一步，虽战败，但屡败屡战，顽强不屈云云。1850年，广西爆发数十股起义。巡抚郑祖琛最初瞒报，最后因无法隐瞒，呈报朝廷。咸丰皇帝刚刚登基，闻讯大怒，立即将其革职，随后四易主帅，然而太平军迅速北上的势头不减。由于朝廷严厉，官员撤不胜撤，走掉的官员甚至连奏折也不送，望风而逃。
清末，卖官鬻爵之风盛行。由此产生的候补官员多如牛毛。由于候补者太多，能够得到官缺者不啻凤毛麟角。湖北候补道员恭钊，每次乔迁新居，就叫仆人预先刨去屋中一块砖。恭钊进屋后，便会频频问道：“此缺为何不补？”仆人回答道：“马上就补。”于是再把原来的砖砌上。如此做法，只图吉兆而已。
柯可在《中国》中对一所监狱描述道：“这是一些没有外墙的小院落，囚室像动物园里圈动物的牢笼。……双层门一打开，屋内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经被老鼠吃掉。尸体周围及上面是一堆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
清末，户部管理银库的官吏监守自盗，库兵皆用肛门夹带银子出库，放后放在更衣处，等到洒扫的日子，装辛水桶的夹层中带出。一次，水桶夹层脱落，银子散出，恰被户部尚书祁世长看见，祁正准备升堂问罪，边上有人问：“尔将兴大狱乎？尔不顾身家性命乎？”祁闻此言，只得含糊了事。
张之洞督鄂时，日相伊藤博文将来游黄鹤楼。张对江夏县令交代道：“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总以豪侈为主。”伊藤来后，仅居两日就离去，临行前叹曰：“金钱可惜！”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同盟会组织武昌新军起义，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统年号。随之，湖南等13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不久，各省代表到南京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议改用公历纪元。本年为辛亥年，史称这年的鼎革之变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268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
“辛亥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那一夜之除夕爆竹般的枪声”之后，武昌城里第一桩时兴的就是“同胞”两字。无论男女、父兄、叔伯、姐弟乃至师生等等，见面“总一例是以‘同胞’相称”。然而，就在如许“同胞”中，却有不少是前一天早晨还挤在大清制台衙门口“看革命党被杀头（彭楚藩等三烈士就义）”，且“拍掌称快”之辈。某国文教员，头天还在讲堂上詈骂革命党该杀，并出了个“仿讨武兆檄讨革命党檄”的题目叫学生作文，隔天即已站在操场上神气活现地“统带”起学生军。面对肩背子弹袋、手持比自个身高还长的步枪的学生，他喊道：“同胞！你拿不动步枪，背马枪。”
清朝后期，中国的洋人已经很多了，西菜馆如雨后春笋，在上海、北京、南京、济南、天津、广州日益增多，连中国人的口味都变了。气得抱残守缺的清朝官员大骂为“夷夏之变”。
上海开埠初期，中外客商多用轿子代步。到1905年，公共租界发照的轿子仍有733乘，1911年就仅剩下199乘；20世纪初，公共租界的有照独轮车达7200辆之多；黄包车是近代上海最流行的人力载客工具，20世纪30年代最高峰时达到31000余辆。
英国海员阿伦在《旅顺落难记》中写到日本兵在船坞背后一个池塘边枪杀中国人的情形，“只见那池塘岸边，充满了日本兵，赶着一群逃难人逼向塘里去，弄得逃难人挤了一池，只见水里攒头搅动，忽沉忽没，那日本人远的放洋枪打，近的拿洋枪上的刀来刺。那水里断头的、穿胸的、破腹的，搅做一团。池塘里的水，搅的通红一片。只见日本兵在岸上狂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
19世纪末，外国教会势力已遍布各地。据统计，全国共有传教士3200余人，大小教堂1万多所。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胡作非为，欺压百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种种灾难。面对瓜分大祸和宗教势力横行，中国民众奋起反抗，最后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从1840年到1905年，清廷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700多个，割让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
清光绪帝受制于慈禧太后，郁郁不得志。慈禧太后招抚义和团打击洋人，光绪滴不赞同却不敢言，而且朝廷大臣们都听命于太后，即使说了也没有用。后来八国联军入京，光绪帝就想获得各省督抚的帮助。当时勤王之师，陕西督抚最先。此人为先朝旧臣，被光绪帝器重。一天召他晋见，光绪帝刚想说话，慈禧太后来了。光绪帝脸色大变，此人也汗流浃背，胡乱说了两句就退出去了。光绪无奈，看三国时说：“我还不如汉献帝呢！”
荒灾之年，朝廷粥场施赈，身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大学士、管理工部尚书事务的祁寯藻有《打粥妇》诗，描写了一个19岁的少妇，怀抱奄奄一息的6个月大的婴儿，打粥以延性命的惨状：长椿寺前打粥妇，儿生六月娘十九。官家施粥但计口，有口不论年长幼。儿食娘乳娘食粥，一日两盂免枵腹。朝风餐，夕露宿。儿在变，儿亡独，儿病断乳娘泪续。儿且勿死，为娘今日趁一粥，掩怀拭泪不敢哭。
钟云肪目睹清朝末年世道昏暗，民生艰难，撰春联曰：“谋生好梦鸡常破；索债人多犬不闲。”
1911年10月4日，清廷谕令内阁：典礼院会同礼部各衙门创作、呈览的“国乐”，“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著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国乐”名为《巩金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语言有点晦涩，意思却很美满：承蒙上天庇佑，当保牢疆土。老百姓们都欢欣鼓舞，庆幸生于清平盛世，真是幸福吉祥，心情舒畅。大清帝国有上苍保佑，会像苍天一样不会塌下，像大海一样不会枯干。但6天后，武昌起义爆发，清廷灭亡。
《南京条约》赔款的2100万银元，折合白银1512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40%。《马关条约》中答应赔偿2亿两，是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5倍。《辛丑条约》中赔偿4.5亿两，分39年偿清，本息合计达9.8亿两。
1912年1月6日，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进宫面见太后和小皇帝溥仪，并递上了一份密折。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胡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