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那些事儿
异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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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第一

英国人马戛尔尼准确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开始主持虎门销烟：他派人在广州东南虎门珠江口的高处，挖开了两口大池，长宽都在十五丈，灌入海水，撒进食盐，把收缴来的二百余斤鸦片切碎抛入，再投入生石灰，利用生石灰和盐的化学反应销毁鸦片。经过烧煮的鸦片，被腐蚀分解成渣滓，随着潮水被冲入大海。一连二十余日，所有的鸦片全部被当众销毁。

林则徐虎门销烟，英人不服，与清朝在广东开战，不胜而北击福建，又败，再北击渤海湾天津。渤海湾是清朝内海，完全可以水陆夹击痛歼英军，而道光帝吝惜银两，不愿再与英军开战，致使英军得地得款。大清赔列强的银两越多，人家来打大清的军队也越多。英法德日美俄，个个狼吞虎咽。几十年后，清朝就亡了。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道光帝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亲信主和派的谗言，改变了抗英态度，决定惩治林则徐。9月17日，道光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林则徐虽然身处不利的境地，但仍然坚持抗英斗争。他还上书给道光帝，阐述了抗英的必要性。同时还建议朝廷制造坚实精致的船炮，坚决抵抗侵略者。他言辞恳切地指出：“即以船炮而言，本为海防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能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昏庸的道光帝竟把这些卓越见解斥责为“无理，可恶！”10月3日，以“误国误民，办理不善”的莫须有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英军进攻广州途中，焚烧房屋，奸污妇女，抢夺耕牛，挖掘坟墓，激起了当地乡民的强烈愤慨，三元里人民奋起反抗，给入侵的英军以迎头痛击。

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紧随英国之后，在1844年强迫中国订立中美《望厦条约》，使美国殖民者取得与英国殖民者同样的特权。

道光病重时，将奕詝、奕訢一起召到榻前，以便决定究竟由谁来继承皇位。两位王子事先都向各自的师傅讨教对策。奕訢的师傅旬秉恬教奕訢说：“上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很会揣摩皇帝的心理，他献计道：“阿哥如条陈政，知识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奕詝如法炮制，道光果然大悦，说皇四子仁孝，于是把奕詝定为皇太子。

1849年，道光病逝，奕詝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咸丰元年，并加封奕訢为恭亲王。他之所以在奕訢的亲王爵上加一个“恭”字，目的显然是希望这位很受父皇喜欢的弟弟，对自己也能恭谨服从。当然，咸丰对奕訢还是另眼看待的，1852年，恭亲王分府时，就把当时京城内最好的一座宅第赐给了他。

广东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创立“拜上帝会”，组织起义力量，于道光三十年（1851）十二月十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焚抢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据英国《泰晤士报》称：“据估计，被掠夺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英镑。在场的每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后，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为了拿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拿镶有珠玉的饰品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器，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咸丰十年冬，英、美租界先后划定，英租界占地四百八十九亩，美租界占地一百三十一亩。次年五月划定的法租界后来居上，占地达四百九十三亩光绪二十一年，德国借口干涉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开辟了占地一千余亩的租界。光绪二十四年，日本又距《马关条约》强占了一千六百余亩的租界。

1860年10月18日，接到命令的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点燃了罪恶之火。一个曾参与英军罪恶活动的牧师在追忆中写道：“焚烧的命令发布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林里蜿蜒曲折升腾起来。顷刻间，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了一缕缕的浓烟密雾。不久，这缕缕的烟，聚成一团团的烟，又集合成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向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天蔽日。”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30多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在“求强”的口号下集中兴办军事工业；其后重心转向“求富”，着力于民用企业的兴建。

洋务派兴建军事工业，以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其后有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南京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同治五年，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证据，同治六年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以及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由于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转而兴办民用企业，以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为发端，其后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光绪五年相继开办的开平矿物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等。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逃亡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因又惊又气，忧患不已，于1861年8月病死。

咸丰死后，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即位，上层统治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以载垣、端华、肃顺为代表的8位顾命大臣，坚决反对太后垂帘听政，双方剑拔弩张，气氛极度紧张。当时醇郡王奕譞在热河，由于和小皇帝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使得他果断地站在太后一边，并积极采取行动。他与在京师的恭亲王奕訢联络，在热河与北京之间，悄悄地进行着周密的政变筹划。其后，他亲自带兵在半壁店拿下了肃顺，把他解京弃市。关于奕譞的这段经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有生动的回忆：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

1861年11月2日，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便联手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次日即在密云抓住头号政敌肃顺。肃顺非杀不可，但用什么罪名杀，颇费周章；高层们密商三日，想出这么几条：一，矫传遗诏，自封顾命大臣——这条已被史料证伪；二，擅坐御座——这条无法证实，也不可证伪；三，“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这是唯一一条可以落实的罪名。

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这对坚持洋务运动的奕訢来说刺激很大。他总结过去：自自强新政以来，虽“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他忧患未来：“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为此，他呼吁全国应“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

中法战争爆发，奕訢对慈禧太后说：“法人吞越，显背公法，专尚诈谋。朝廷不得已而用兵，非徒保护属邦，实以遏绝外侮。此举成败利钝，关系非轻。……臣等惟有秉承庙算，殚竭血诚冀伐狡谋而维全局。”

1865年，在慈禧的暗中支持下，忽有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参劾恭亲王奕訢。慈禧召集查办，随即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诏：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

1865年（同治四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企图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仍还任两江总督。

1873年，同治帝下旨重修圆明园。第二年，工程全面铺开，内外重臣普遍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举，恭亲王奕訢也屡屡谏阻重修圆明园。同治帝大怒，以奕訢“召对失仪”、“无人臣礼”为由，下旨降奕訢为郡王，并撤去一切职务。翌日，慈禧出面，“加恩赏还”奕訢亲王世袭罔替。此后，奕訢对慈禧更加俯首帖耳。

1876年（光绪二年）6月，朝廷决定为两宫皇太后册封徽号。按惯例，册封大典由大学士捧上册宝。此次，两位太后同时册封，用人必然要比以往多，于是礼部上奏，要求派大学士16名。这一奏折闹出了笑话。大学士为辅臣首列，是正一品官。其地位崇高，因而朝廷授受历来审慎。按例大学士只有4名，加上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合计是6人。礼部是掌管礼仪的衙门，奏折中凭空多出了10名大学士，此等疏忽，尤为不该。当时翁同龢为光绪帝的老师，在日记上写了三个字：“可笑也。”

光绪皇帝载恬4岁即位，此时朝政大权被慈禧太后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光绪18岁时，慈禧为他筹办婚事。选后活动在太和殿进行，经过多次筛选的5名秀女依次排列：第一位是叶赫那拉氏——慈禧胞弟桂祥之女，其次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最后是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照规定，选中妃子授予荷包，选中皇后则授予如意。慈禧将如意递给光绪，假意让他自己挑选皇后。光绪感到有些为难，不敢擅自做主，慈禧却仍故作姿态，坚持让他自己选定。光绪这才慢慢走到德馨的长女面前，正要把如意递到她的手里，这时慈禧却大叫一声：“皇上！”并暗示他将如意交给站在第一位的秀女。光绪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到桂祥之女面前，把如意授给了她。慈禧看到光绪中意的是德馨的女儿，想到她们一旦被选为妃嫔，也会有夺宠之忧，便不容光绪再选，匆匆命公主把两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

1888年12月15日深夜，紫禁城内贞度门失火。东邻的昭德门、太和门及附近的皮库、毡库、茶库等仓库化为灰烬。大火烧起来后，王公大臣及各部尚书、侍郎、各旗副都统、各衙门司员警卫兵等7000余人，用了两天时间，才将其扑灭。火灾过后，光绪帝接连颁布圣谕，奖励救火者。得到奖赏的贵族、官员有156人。其他兵丁、杂役等各赏银2两，受伤者赏银10两。十余处水会赏银万两。肇事者则处死、降级或罚俸不等。翌年正月，光绪帝大婚，此时距离大火发生日仅40余天。婚期在即，被烧毁的建筑无法立即修复，于是搭了几座与原建筑同样的彩棚，作应急之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但清朝没有国旗，而只有象征皇权的黄龙旗。1889年5月，一个叫张荫桓的大臣要出使国外，请求朝廷定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国旗，于是，龙旗就成为了清朝的国旗。

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德宗（载恬）皇帝举行大婚盛典，各国国家元首和驻北京使节纷纷致贺。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送来的贺礼是一座供玩赏的自鸣时辰钟，钟上用汉字镌刻着一幅贺联：“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贺者无心，受者有意。慈禧一见“日月同明”的镌字后，立马脸就拉长了。当即指示大太监李莲英将英国时辰钟搬出大殿，匿迹避忌。德宗皇帝知道后，觉得英国女王的贺联，并非有意嘲弄朝廷。弃之不展，有碍中英外交关系。但在慈禧的怒颜威慑下，未敢进言缓颊。

慈禧太后忙做60大寿，翁同和等大臣上奏要求，能不能寿诞从简，节约宫中开支以补充前线的军费，慈禧听后不悦道：“谁要是令我一时不快乐，我就要他一生都不快乐。”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由于内忧外困，光绪帝颁布圣谕，传达慈禧的旨意，意思是不要大肆庆祝，也不用进献贺礼。而实际上，庆贺的规模非但没有明显的缩减，就连日程安排、进贡的礼品等，也一件都不少。由于臣属们实在“心意诚恳”，慈禧于是特令大臣王公将贺寿贡品于9月25日前呈进，蒙古王公则于9月26日呈进。搜刮得盆满钵满的慈禧，发表懿旨说：“该王公大臣等仍循旧例呈进贡物，系属出于至诚，若仍不允准，无以申臣下将敬之忱，转若近于矫情，均著加恩赏收。”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主张，没有得到理睬，遂赴檀香山联系革命分子于十月间创建了兴中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二十五日，日军攻破旅顺，对旅顺进行骇人听闻、惨无人寰的屠杀。在四天的时间里，中国约有两万平民惨死于日军的刀枪下。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白银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国民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仅纳人口税，各项机器，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

李鸿章在马关与日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时，如此与对方谈判：

李：“昨日我派经方至贵大臣面谈各节，一一回告。贵大臣丝毫不放松，不肯稍让。”

伊藤：“已让到尽头，万不能改。”

李：“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藤：“屡次言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两件皆不能稍减，不能稍改。”

……

李：“台湾已是口中之物，贵国何必急急？”

伊藤：“口中之物，尚未下咽，饥甚！”

郑孝胥听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1896年，梁启超写道：“……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项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到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的访问。在欢迎会上，按照国际惯例，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李鸿章临时编制了一首七绝诗。以充国歌，其词曰：“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后来人们称它为《李中堂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戮，很多与变法有关联的人遭到株连。慈禧为了废黜甚至加害光绪，先是颁布诏书说皇帝得了重病，要求各地推荐名医诊治。然而此举却弄巧成拙，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外国驻京公使也非常关注此事，他们一再通过总理衙门交涉，要求为光绪帝诊病。最后，慈禧被迫同意法国医生前往瀛台，结果证明皇帝并没有患重病，借病废帝的企图不攻自破。

1900年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举旗进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临走时还忘不了处置珍妃。命李莲英指挥崔玉贵、王德环将珍妃推入井内，光绪见此情景，心如刀绞，赶忙跪在慈禧面前，请求饶恕珍妃，慈禧厉声斥责光绪，转身命令手下人快执行。珍妃喝令太监不准靠近，径自走到一口八角琉璃井边，自己纵身跳入。崔玉贵马上向井内投了两块大石头。珍妃就这样被残害了，时年仅25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据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记录说：“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由此而死之人，究有若干，实永远不能调查。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然重大无疑。”

逃出京城后的慈禧一行，睡土炕，吃粗粮，时而一日三餐、住宿都无法保证，要向百姓乞求玉米充饥，咀嚼秫秸杆解渴。然而，此行人一到太原即忘记伤痛，故态复发：享用祖宗当年巡幸时的行宫，着令各省解送钱粮，继续挥霍。各省接到命令，立即开始筹措银粮，先后解送太原的银两达500万之多。行至西安后，愈发铺张。翌年折返京城，开始大修道路，建华丽行宫、驿站、公馆不计其数。而各省孝敬慈禧的私财，从金银到珍奇宝物用3000辆大车还装载不完。

1901年，慈禧一行回到京城。慈禧发布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卒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中靖难，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

1902年慈禧太后发布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人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1903年，俄国公使夫人向慈禧赠送沙皇照片。德龄在她的回忆录中记道：“我们忙着准备一切，等候渤兰康太太光临。大约在十一点钟光景，她来了，先由我妹妹在会客厅接见她，然后引她进仁寿殿见太后。太后登了宝座，皇帝坐在太后左边，我站在太后右边做翻译。太后穿着黄缎绣袍，上面绣着彩凤和‘寿’字，还镶着金边，满身挂着鸡蛋般大的珍珠，手上戴着许多金镯、金戒指和金护指。我妹妹领着渤兰康夫人进殿，夫人就向太后行礼，太后也与她握握手，夫人呈上沙皇全家的相片。太后讲了一篇措辞极美的欢迎辞，并谢了沙皇帝后的盛意。我都替她翻成了法语，因为大使夫人不懂英语。太后又命皇帝与夫人相见，于是皇帝与她握握手，并问俄皇帝后安好。于是太后走下宝座，带大使夫人到她的宫中，在那里她们谈了约有十分钟。太后又命我引夫人见皇后。”

1903年1月18日，清政府特别为克林德碑举行落成典礼，并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对此，一位在场的美国人有如下记述：北京的各国公使馆中的外交使节还有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参加了落成仪式。到场的还有很多代表中国官员，有的代表当地政府，有的来自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外务部。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不管他是否喜欢这样做，醇亲王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大清帝国亲王的非凡气度。醇亲王双手托着一个中国古代祭祀时用的三角酒杯，那桐把酒从一个造型独特精美的大酒杯中倒进醇亲王手中的酒杯。醇亲王似乎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还听说了另外一件事：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建造这个石拱门，不是为了纪念克林德，而是为了纪念杀死克林德的人。

光绪三十年，德国皇储来华，时光绪帝已被软禁，接见他的自然是慈禧太后了，所以不但拍下了接见的场面，而且让他在京城内外到处照相，据说，慈禧还以帝王出巡的仪式将自己的照片赠送给德国皇后，算是代表自己去德国游历。这可谓是中国统治者对西方科研成果独出心裁的运用。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日，兴中会、华兴会及其他革命士人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政府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考察归国后，奏报清廷称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一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9年为立宪的预备期。

庚子赔款后，清廷实行“新政”，在大办新式学堂的同时，遣出大批的留学生。留学人中，以赴日者最多：1901年为280人，1905年增加到800人，1906年则激增到23000人。其中官费留学者最多。之所以派大批人员赴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有这样的解释：“同文、同种、费省”。

1906年7月13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时至今日，惟有及时……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从此“立宪”口号开始成为当时中国的官方话语。

光绪末年，善耆觊觎奕譞的位置，蠢蠢欲动。善耆本人轻佻，威仪不足，经常亲执鼓板和下人杂坐弹唱，然其财力雄厚，与之争风者，一时无二。袁树勋曾被提为顺天府尹，奕譞向其借银50万两，不得，于是对任命一事抑而不发。袁随后被提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前拜谒慈禧太后。慈禧问起顺天府的事，袁说：“……旅居数月，尚未接到任命。”慈禧愕然，方知是奕譞从中作梗。

孝钦（慈禧）病危，张之洞请定大计，孝钦颔之。翼日，出奕劻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续及之洞入内，谕以立今上为穆宗（同治）嗣。今上，醇亲王载沣子也，生四年矣，视德宗（光绪）嗣位时龄尤弱。国难方殷，连三世临以幼主。世续、之洞恐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词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孝钦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而无所憾也。”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

自从珍妃死后，光绪就如同呆傻一般，经常望着珍妃用过的旧物出神，而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从前那种急躁的性情完全消失了。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载恬在西苑瀛台涵元殿去世，慈禧太后比他晚死1天。按照清朝旧制，皇帝即位后便着手营建“寿域”，慈禧太后的“万年吉地”前后修建十余年，所以在其死后次年便顺理成章地入土为安。光绪皇帝虽然在位时间长达34年，但因为一直受到太后的挟制，所以生前从来无人过问他的修陵大事。

1908年11月14日，慈禧任命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规定：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15日，慈禧病势转危，自知回天无术，应该全面交权了。于是，她又颁布一道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1908年末，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慈禧的灵柩停在皇极殿，光绪的灵柩停在乾清宫。按照礼仪，群臣应哭灵三天。然而，大臣中除了孙家鼐伏地痛哭外，余者皆无戚容。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遗命3岁的溥仪即皇帝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则成了清朝继慈禧之后的又一位皇太后。按照慈禧遗命，监国摄政王载沣须在太后面前称臣，代行国政时遇有大事也要向她请示。但隆裕对此并不满足，总觉得摄政王监国之制与她的想象相差太远，于是便迁怒于载沣，常常与他为难。宣统二年七月十三日，毓朗、徐世昌被载沣任命为军机大臣。可几天以后，隆裕却不说明任何理由，硬要载沣撤掉这两个人。起初载沣还婉言相劝，想把时间拖延一下再说。然而隆裕并不肯罢休。弄得一向软弱的载沣也不免生起气来，说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两位军机大臣才未被撤职。

慈禧死后，载沣正式开始行使监国摄政王的职权。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于十月二十七日以宣统帝溥仪的名义颁布诏书：本月二十二日，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慈禧）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庶几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

载沣在新旧党争中，当然是同情其兄长光绪皇帝的。现在，他已经掌握了大权，正是除掉袁世凯的绝好时机。当时的王公大臣中，主张杀袁和保袁者都是大有人在的。载沣的表现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他担心袁世凯手握重兵，杀袁恐怕激起兵变，形势难以驾驭。而此时的袁世凯，幸喜自己以前的深谋远虑没有白费，于是想方设法寻求逃生之路。他在年轻时曾因骑马摔下伤了脚，走起路来有点高低不平，于是便以“足疾”为由主动请求辞职，以图暂时隐退保全。载沣答应了他的请辞，于1909年1月2日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一道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加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意。

1909年（宣统元年）2月6日，清廷颁布诏谕，禁止蓄养买卖奴婢，此次废奴诏谕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自此，历经2000余年的奴婢制度告终。

1909年，摄政王载沣罢了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职务，令其回乡养“足疾”。载沣原意是要杀死袁世凯，因张之洞等力保，袁才逃过一劫。

1910年9月，新刑律草案编制完成。杨度到资政院作报告，三个小时的滔滔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1910年的冬天，在资政院的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等分别提出剪辫易服的议案，最后经资政院议决通过，从立法上确保人民的剪辫自由。剪辫议案的提出和议决，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南起广东北至黑龙江的剪辫运动。

1911年（宣统三年）8月19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面对眼前的严峻形势，载沣被迫以皇帝名义下“罪已诏”，试图通过自我责斥摆脱危机的局面。诏书中明显吐露出他对大清王朝可能就此不保的极度忧虑，并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说自己的才干不足，“用人无方，施治寡术”；二是说受小人蒙蔽，官绅只顾谋私，自己对这些“不知”、“不觉”。诏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倘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华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彷徨，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

1911年9月26日，清廷批准了袁世凯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皇族无一人参与。这时的载沣也已精疲力竭。10月16日，他向隆裕太后面奏请求退位：“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宣统三年（1912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此间，袁世凯与孙中山秘密协商，孙中山许袁世凯继任大总统。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结束了清朝封建专制的统治。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清廷的名义，颁布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其文曰：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患痰症医治无效，在紫禁城长春宫去世，享年仅46岁。据说她在弥留之际，对侍于病榻前的小皇帝垂泣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吾别汝之期至矣。”说完便离开了人世。隆裕六脉既绝，清室便以逊帝溥仪的名义颁布哀旨：朕以冲龄，钦奉皇祖妣孝钦显皇后懿旨，承继皇考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皇考德宗景皇帝之祧……兼祧皇妣大行皇太后，……自去岁冬令以来，渐致违和。屡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安痊。不意服药罔效，遽于正月十七日丑时，仙驭升遐，……谨遵遗制，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日，稍申哀悃。

1917年6月16日溥仪身穿朝服，登上养心殿宝座。张勋首先跪下磕头，口称“臣张勋跪请圣安”；溥仪赐坐，张勋再次磕头谢恩，然后就坐了下来。关于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溥仪后来回忆道：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象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他说：“皇上真是天掸聪明！”我说：“我差的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1921年，溥仪所在深宫安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装好后，电话局送来了电话本。16岁的溥仪开始兴致勃勃地给人打电话，先是让全聚德送鸭子来，又学京腔打给杨小楼，随后又拨通了留洋博士胡适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于是溥仪请他来宫里走走。没两天，小太监递进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二人开始了第一次宫廷会晤。胡的到来，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不该去觐见废帝。胡适则说，他并不是去见一位前朝的皇帝，而只是去见一个可怜的少年。事实上，接到溥仪的电话，胡适亦激动不已。从紫禁城养心殿回来，就连夜给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有一席位。”

1922年，溥仪刚满16岁，将届“大婚”之年。他虽早已宣告退位，但仍留在紫禁城内，过着皇帝生活，照例要选后选妃。按照清朝制度，皇帝挑选后妃必须从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这时，文绣12岁，家世和年龄都合乎条件，于是被选中，居婉容之下称妃。1922年，溥仪结婚，文绣被娶进宫内。

1923年7月16日，随着逊清皇帝溥仪的一声令下，在宫中当差的近千名太监，一天之内都被驱逐出了紫禁城。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时间溥仪受到了新闻媒体的普遍赞誉：宣统皇帝的这种行动，受到本地新闻界和一般老百姓的欢迎，人们把宣统作为今天少数进步的满族王公之一向他欢呼，如果他早出生三四十年，也许不会有中华民国。

1931年旧历9月13日，淑妃文绣与末代皇帝溥仪协议离婚。当时报载：“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文绣离婚后终身未嫁，过了20多年平民生活，1950年因病去世。后来溥仪感叹万分：“现在想起，文绣早日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生活的起点。”

英国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定《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岛，又通过《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定《马关条约》割占了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约6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以后在中俄《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强行割占中国西北边疆8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中俄《伊犁条约》中又强占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晚清70年的时间里，沙俄竟割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争夺在华铁路修筑权，到宣统三年（1911），中国共建造铁路9600多公里，其中有9000公里是由外国人修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