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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经济的两极对立
核心议题：国家经济的根本是农业，还是商业？这是《盐铁论》所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1.1：超越农业特色的国家管理
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
历史上的中国，国家经济具有着明显的农业特色。
但是，单一的农业经济不足以涵盖全部，尤其是从国家政务管理的角度上来看，商品经济的氛围反而更为浓厚。
在生产技术的机械化实现之前，对于小农经济来说，国家对民众的管理最适宜采用无为而治，但是自然而然的商业流通会形成一个个的枢纽城市，在这种人多地薄、商人及工匠云集的大埠，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显然已经落伍。国家必须要在当地建立起更为先进的管理制度，以区别于旧有的农业经济。
繁荣的大都市是一个国家的活力之所在，传说中的圣人舜，正是以制陶器为契因，建立起了人口密集的繁华城市而最终获得了权力。城市的力量远比孤零零的小农作业更具有发展前景，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任何时代的国家管理者都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衰，管理思想的商业性强化，是必然的趋势。
战争的需求是刺激国家行为趋向于商品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尤其是在汉武帝时代所爆发的对抗漠中北亚移民的族群战争中，使得国家面临着必须掌控全部战争资源的迫切要求。
小农经济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尤其是在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的前提下，情况更是如此。
实际上，汉武帝前期的无为而治，为战争爆发时的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在战争资源的匮乏上。尽管汉武帝所管理的是当时地球上规模最庞大的帝国，但由于管理技术的落后，所需要的战争资源未得到有效的管理，直到汉武帝断然实施了盐铁及酒类的专卖，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争的压力。这就使得国家体验到了商品经济管理所带来的优势，合适的管理技术被发明并进一步采用，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中国国土之庞大，在客观上也要求于更为成熟的管理技术，做为国家的管理者需要对全部的国家资源了熟于心，除了户口与土地之外，还需要调动适用的资源以支持国家的工程建设，包括了宫殿、水利、城市围墙、交通驿路等公众建筑，都不是小农经济时代的生产技术所能够完成的，技术的进步首先需要一个成熟的商业市场，分散的小农作业2000年以来从未满足于这种需求。
城市的发展，战争的需求，大规模的国家管理及公共工程建设，所有的这些强势力量都将将国家的管理导向更符合现代理念的模式，而这，必然会对农耕作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1.2：两极的思维与文化
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
农民与商人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们生存的方式不一样，由此产生的生存哲学也必然有着天壤之别。
对于农民来说，生活的模式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起五更，睡半夜，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三年，可以积攒下一年的粮食，辛苦劳作九年，可以积攒下三年的粮食，一亩地打多少粮食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绝不存在着丝毫的侥幸成份。
所以农业思维是线性式的，确定的。
而对于商人来说，一切都是充满了变数的，同一件货在南方卖出高价，在北方却可能赔出血本，在早晨能够赚钱，到了晚上就没有了利润，遇到识货的行家最多只能收回成本，遇到不懂行的却有可能赚上一笔，所以商业思维是非线性的，是不确定的。
此外，农业思维的财富是以实物为衡量的，三百斤稻谷就是三百斤稻谷，绝不会变成四百斤。
但是以商业思维看来，三百斤稻谷如果换二十口肥猪，赶到另一个地方卖掉之后，就有可能再购回五百斤稻谷。所以农业思维以产出为最终目的，而商业思维却是以交换为最终目的。
就这样，商业行为所形成的思维与农耕行为所行成的思维构成了传统经济的两极，一端是线性的、确定的农业思维，另一端是非线性的，不确定的商业思维。
无论治国者的考量偏向任何一端，都会引发民众的趋之若鹜。
在商人的儿子桑弘羊介入国家管理之前，此前的中国治国始终是沿习着周王朝时代以来的农业思维，用法律的形式压制商人，并动用舆论宣传工具对商人的商品交换行为进行贬斥，商人的趋利行为被视为不道德的，民众的任何效仿都会因此而付出代价。
但是，当汉武帝为了解决针对于匈奴人的战争经费，而采取措施将盐、铁及酒类等物资进行国家专营之后，情况就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国家自己俨然成为了传统道德最不耻的商人。
而这，至少在公元前100年前后，引发了民众思想的混乱——从当时的道德规范来看，商业行为是可耻的，而国家自己却成为了最大的商人，国家的这种做法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于是争端由此而起。
1.3：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
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盐铁论》这部书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在管理上应该不应该有着商业性行为，如果有，会有什么影响及后果。
西汉王朝时代的商业行为，无非不过是国家垄断采盐业和冶铁业，以及对酒类等奢侈品的垄断专营而已，此外，为了稳定物价，西汉王朝还设立了平准和均输制度。平准制度是指由国家设立库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货物进行买卖，当价格过底的时候就买入，旨在托市，当货物的价格过高的时候就卖出，以稳定物价。而均输则是为了弥补国家运输上的差价，避免出现运费比货物本身还昂贵的情形出现，允许地方官员在当地进行采购的政策。
这些问题在今天似乎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但恰恰因为不再成为了问题，所以国家的商业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反而为我们所忽视。
至少在汉武帝时代，国家的商业主义行为对当时的国人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此之前，以宗社为经济单元的小农社会结构在管理上遵循儒学的教义，教导乡民憨厚寡言，逆来顺受，勤于务耕，不做非非之想，视以攫取利润为目标的商业行为为可耻之行，乡村生活数百年一成不变，至少在管理上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在此之前，国家配合乡村的这种农业思维的教育模式，对商人的趋利行为进行打压，在法律上制裁商人的牟利之举。
但是忽然之间，国家自己介入了商业行为本身，成为了最大的商人，宗社族长对乡民的教育霎时间失去了道德依据。
于是民间大兴逐利之风，农耕作业一来过于劳累，二来获利有限，已经不再是民众职业的首选，即使有人关注农耕，那也不是为了最终的收获，而是将农产品视为可交换的产品而已。
商业思维是不确定的，交易的时候靠的是双方的谈判水平与能力，谈判能力高的，获利就高，谈判能力低的，获利自然也低。于是原本淳朴的乡人风气开始变得精明起来，从此“民风狡诈”，从此“人心不古”，这引发了民间卫道士们的强烈不满，当人们思前想后，寻找民风渐渐失去控制的因由的时候，西汉政府的逐利行为很快成为了众矢之的。
于是就有呼声四起，要求西汉政府放弃逐利行为，放弃对盐铁及酒类的专营，放弃平准和均输的财政政策，总之就是不要与民争利，让历史回复到此前的农业经济既定的轨道上去。
然而历史无法倒退。
对任何政府而言，无论是出自于对国家政务管理的需要，是出自于对战争资源管理的需要，还是出自于对大型的公共工程的建设的需要，国家都有必要开辟财源，优化资源，商业性的逐利行为无论遭遇到多少反对意见，都不可能收回。
这就是《盐铁论》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家经济的根本，是农业，还是商业？
没有了农业，国家的经济也就没有了基础，失去了商业，国家的经济也就失去了发展，而我们最理性的选择是，于是传统经济的两极对立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唯此，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经济稳定而长远。
（2）贸易战争的残酷法则
核心议题：经济的主体是百姓，还是政府？这是《盐铁论》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2.1：经济的道德管理
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筰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无益于用。是以褐夫匹妇，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
百姓先于国家而存在，对于国家的需求仅限于法律上的仲裁力量。也就是说，对于民众而言，国家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百姓遇到不平的事情的时候，希望有一种权威性的力量为其主持公义。
即使是到了2000年后的今天，这种将国家功能局限于守夜人角色的观点仍然大行其道，而且这一观点是据有着无可辨驳的道德立场。
这一道德立场就是基于质朴的传统农业观点，出自于对消费主义的质疑，儒家学者对商品经济发展的终极提出疑问：
消费主义时代带来的是铺张浪费，与人类欲望的无可遏止的扩张，带来的是社会产品分配的两极分化，尽管资本的力量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但是财富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效应是非常惊人的。从农耕经济的角度来看，个体农耕户明显缺乏与豪族相抗争的力量，土地被兼并是必然的结果。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小本经营的商贩也没有能力与大商家展开竞争，大商家可以以低廉的价格拖跨小商家，而后独占市场上的垄断利润，再收回此前的成本。
经济的发展有其特定的规律，没有人能够与规律与对抗，为了保持小农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儒家学者开出了道德的药方。
在儒家学者看来，欲望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罪恶之源，正如同笼子中的猛虎，一旦放出来势必对社会造成强大的伤害，避免规律的伤害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放出笼中之虎，不要让欲望主导了我们的行为。
因此，儒家学者希望，国家对社会上的商业性行为要进行严格的控制，杜绝奢侈的习风，工匠不得制造与农耕作业无关的产品，妇女不穿丝织的衣服，不佩带贵重的饰品，以避免误入欲望的陷阱，为人类带来深重的心灵之恸。
除此之外，这一观点进一步要求于国家的管理者禁绝任何商业性质的政策及政务处理方式，简单说来就是不要与民争利，坚持民众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的观点。
让国家走开，由任民众自行其是。这一观点延续了2000多年，并在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能够成为主流的经济学表述，是因为这一观点确有其合理之处。
要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一个永恒的矛盾，那就是人类的欲望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是不可再生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就此而言，消费主义者企图通过扩张人类的心理欲望而让人体验到幸福的主张，无疑是走错了路。
这就是道德对经济的管理，但同时也是一种短缺管理，其对贫困的主张势必为这一观点带来负面的效果。
2.2：财富时代的来临
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
如果坚持认为民众才是国家经济的唯一主体，那么对经济发展的道德约束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一旦我们转换视角，从国家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经济的发展，那就意味着一个财富时代的来临。
民众的视线是有限的，而国家的视角却是全局的。
从民众的角度上来看，财富的概念就是家里米缸的概念，米缸里充足，心里就塌实，米缸里的空空如也，百姓家无隔夜粮，心里就栖惶无地。
百姓家里的米缸虽然空了，但百姓的门外还有一棵树，这棵树对于百姓而言一钱不值，因为百姓不可能靠啃树皮填饱肚子，但是，如果这棵树运到千里之外，却能够换得十几缸上等白米，这却是百姓所不知道的事情了。
有的地方树木茂盛，有的地方却急缺木材，山上的石头一钱不值，但运到建筑工地上就价格不菲，水边的渔夫嫌螺肉膻腥，弃之不顾，但北地的富家却宁愿以千金换取螺肉而不可得。
同样的货物，在不同的地方价格不同，在不同的时间价格不同，对不同的人来说也同样是价格不同。空间上的价格不同，时间上的价格不同，与心理空间上的价格不同，就构成了商品交易的全部基础，也是财富形成的全部依据。
如果视国家为经济的主体，那么，将南方的木材运往北方，将北方的野味运往南方，国家的资源总数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财富的数目却呈几何级数上升。
所以任何人也不可能将国家排斥在经济的主体之外。
尽管国家内部的商品流通同样可以赋予国民来完成，但当面临着国家与国家的贸易战争的时候，民众的主体功能就迅速的削弱，而国家的主体功能却无可辨驳的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2.3：贸易战争的法则
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贸易战争，所遵循的正是典型的农业法则。
粮食是战争状态之下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而奢侈品则是受到战争观念所排斥的。贸易战的重要法则就是以价格昂贵的奢侈品交换对手的战略物资。
用丝绸换取对手的粮食，用珠宝换取对手的战马，用精巧的器玩换取对手黑黝黝的矿石，这是早在2000年前时，就由《盐铁论》提供的贸易战争的基本法则。
传统中的社会财富分为两个大类：实和虚。
实：是指与百姓相关的民生用品、农业产品及重要战略物资。
虚：是指奢侈品等工商业产品。
春秋时代的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之下，以渤海之地的奢侈消费品交换邻国的土特产品，终成霸业。而同一时代的另一个国家纪国，却因为购进大量的奢侈消费品，售出了国内的粮食，结果在这起不见硝烟的贸易战中败下阵来，被敌国所吞灭。
贸易战争的法则是简单的，但这法则之所以成其为法则，恰恰是因为其规律与人性背道而驰的结果。
就人的本性而言，一边是华丽的丝绸、眩目的珠宝，精美的器玩，另一边则是糙米、驽马及沉重的铁石，二者之间的选择几乎是不存在悬念的。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要让他控制自己的内心欲望，在华丽的奢侈品前丝毫也不动心，这种要求明显是违反人性的，也是缺乏依据的。所以，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强制性干预，或者是国家对百姓与邻国的贸易不做引导的话，贸易的结果势必会出现农产品外流，工商业产品流入；粮食与战略物资外流，华而不实的奢侈消费品流入；实物外流，虚物流入的最终结果。
民众在交易中无疑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只是限于个体的交易而言。
对于民众来说，农产品的价格缺乏弹性，利润是有限的，而如果将农产品售出，购入华美的奢侈消费品，就有望博得厚利。
这种零散的民众理性交易行为汇聚起来，最后形成的却是一个国家的非理性行为，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必须要由国家的强制性力量规范国际贸易，这样就必须要对民众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本能进行约束，严格限制粮食及战略物资的流出，同样也要严格限制工商业产品的流入。相反，国家要大力支持那些用工商业产品从邻国换回农产品、换回铁器及原料、换回马、牛等运输工具的商人，并对那些将自己本国的粮食、铁器及牛马换回珠玩的交易行为进行限制或严惩。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国家的利益与商人的利益在这里构成了强烈的冲突。
而国家的利益之所以与商人的利益构成冲突，又是因为贸易战争的法则与商业法则构成冲突。
从商业的法则来说，粮食、铁器及牛马等物品的利润是极低的，粮食在对方国家的利润如果是百分之十的话，运往自己的国家同样也是如此，而如果把本国的粮食运往敌国，换取对方的奢侈消费品的话，利润能够一下子上升到百分之千甚至百分之万，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商人天然的成为了国家的敌人，而无法胜任贸易战争的主体这一职责。
因此，国家必须深入的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推行与商业法则针锋相对的贸易战争法则，这在客观上就必然的形成了针对于商人的钳制行为。
国家利益的本身要求于国家必须要具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功能，但这一功能对于国内的商业行为是压仰的，所以，国家与民众双方构成了经济主体的本身，如果国家强势，则国内的商业行为必然会遭受到压抑，相反，如果一任商业行为自行其是，又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何在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的繁荣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就是执政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3）富饶的贫困与贫困的富饶
核心议题：如何评价货物流通？是损害了经济发展还是推进了经济发展？
3.1：农业经济的贫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
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各自有着各自的财富计算方法。
农业经济是一种原始的经济行为，但也是最重要的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是排斥金钱的，其对财富的衡量是以谷物及物产的多少来计算的。
一个农民如果家中的米囤中存有足够全家人三年吃的粮食，有几匹粗布，不至于没有衣服穿，再养几只家禽家畜，栽种几棵果树，那么这些财富足够农家过上十几年的安稳日子，即使是遇到灾荒之年，也能够安之若素。
如果没有官吏的夺多，这户农家的生活堪称富足生活的样板，是千百万农家竞相效仿的榜样与目标。
但这个结论，却是建立一个危险的前提之下的，这个前提就是典型的农业思维，是以线性的、确定的思维得到的这一观点，但如果我们采用商业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结论就会有所不同。
将实物换算为金钱，对于农家的小康生活来说，意味着一个沉重的打击。
满囤的谷物，屋角的粗布，几只鸡鸭，两株果树，所有的这些实物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不成功的小商人一天的营业额，这种计算方法，彻底否定了这户农家的生存价值，得出来的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
更难以接受的是交换行为的本身，农产品的利润是如此的低微，那怕只是为了换取针头线脑，农家也需要用实实在在的白米来交换，那沉惦惦的米囤就好似一座冰山，实不堪三番五次的挖取，眨眼工夫就见了底。几年的生活保障就这样化为乌有，换回来的，却只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农业的贫困，这种贫困正是建立在富饶的观点之上，其本质是商品经济对农业经济的强力冲击，势必对国家的基础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害。
3.2：商品经济的贫困
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泪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
如果说，农业经济的贫困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失落的话，那么，商品经济的贫困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绝望。
相比于乡村，城市的富足是有目共睹的，宽阔的道路，往来的人群，华丽的衣衫，美妙的音乐，生活于城市中的人见多识广，脑子灵活，乡下人在城市前面临着一种举足无措的局促，商业文明的快节奏对乡下人来说是无法适应的。
城市居民的财富不是以米囤来计算的，没有哪个城市居民会将足够几年吃的粮食囤积在家中，城市里也没有足够的空间种树养植，尺土寸金，在城市里财富的范畴要广泛得多，所以财富只能以货币的方式来计算。
但是，货币只是社会财富的计算方法而已，货币的本身并非是财富，举凡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城市居民，都会陷入到富饶的贫困中来。
以货币为财富，是城市居民最容易犯的错误，居乡求土，居市求财，城市居民不可能聚敛土地或粮食，只能是用尽心机聚敛金钱，家中的金钱越多，心理安全感就越强，钱多了就是富人，赢得人人的尊敬，钱少了就是穷人，难免寒酸三分，所以城市居民，于日常起居之间，想尽方法求财求利，已成本能。
但是货币本身并非是财富，不管家中聚敛多少金钱，一旦遭遇时局变化，这些钱既不能吃也不能穿，而实物的价格却在快速的增长，城市居民手中的金钱眨眼间就一钱不值了，无论有多少金钱，都买不来足够的安全感。
于是我们发现了城乡两极的不同矛盾，乡下的居民有着实物的富饶，却承受着金钱上的贫困，而城市的居民恰恰相反，他们有着金钱上的富饶，却陷入了实物的贫困。前者我们称之为贫困的富饶，后者就是富饶的贫困。
当乡下的居民因为陷入了贫困的富饶而备感失落的时候，城市的居民却因为陷入了富饶的贫困而极度恐慌。
治国者在这里就得到了一个经济学上的命题：金钱与实物的结合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对接点，这个对接点就在对如何处理城乡货物流通这个关键性命题上。
3.3：奢侈的解决方案
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流通的价值就在这里显示了出来。
越是偏远的乡下，当地的货物就必须要实现流通，只有更多的实物流向城市，才能够让城市的居民稳定下来。同样的，只有更多的货币流入乡下，才能够解决乡下银根不足所造成的贫困。
商人趋利而来，天生有着流通的本能，但商人只为自己负责，自由市场所带来的社会性的糜费，其后果是很难预料的。这样一来，一要流通，二要防止社会性的奢侈浪费，而简朴的社会风气自然会对消费造成冲击，其结果是抑制了流通。
国家的治理者在这个两难问题上走入了绝境。
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公共工程建设。
大型的，豪华的，纪念碑式的工程建设对于社会流通来说具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来工程的建设能够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促进银根的流动，二来许多技巧也只能在公共工程上找到用武之地，如果失去了公共工程，也就失去了技术的发展。
率先提出这个解决方案的是春秋时代的管仲，后期的圣人孔子为其奢侈的政务开端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引导国家富强起来并让自己也成为大富豪的人，他所修建的三归台富丽堂皇，比之于王宫有过而无不及。对此，管仲解释说：如果不兴建宫室，那么木材的流通就没有理由进行，如果不追求豪华的饮食，山林中的禽兽就没有流通的必要了，如果工商业不兴旺发达，农业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如果不追求华丽的衣服，那么善于绣工的技巧也就失去了市场。
相比之于，同样是春秋时代的楚国宰相孙叔敖则是以俭朴而著称，孙叔敖的妻子不穿华丽的衣服，家里的马匹不喂精料，其人去世之后，连葬礼都与平民百姓毫无差别，对此，孔子审慎的提出批评意见说：为政者不可以太俭朴，大人物如果过于俭朴的话，就有可能成为卑鄙的小人。
俭朴与卑鄙小人之间并没有直线联系，但如果为政者一味的追求俭朴的名声，却以国家产业流通不畅为代价，这种俭朴，当然要受到孔子反对的了。
3.4：增长的极限
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患僭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罽橘柚，患无狭庐糠糟也。
俭朴与奢侈，同样是道德规范的两个极端，极端的思维从来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新的困境的开端。
公共工程的建设不是为了奢侈的目的，奢侈只是推动流通的手段，为政者在这一点的把握上一定要千谨万慎，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为奢侈而奢侈，专一追求奢侈而导致资源枯遏的后果。
合抱之木，生长的周期一般都在几百年，一旦伐下，就再也不会生长出来。现代的农学专家会告诉我们，山林资源的消费同样是不可逆转的，针叶林被伐光，再生长出来的是阔叶林，阔叶林再遭伐光，生长出来的只是没有价值的灌木丛，灌木再被伐光，山林就沦为了荒原，荒原而后，就是不可逆转的土壤沙漠化。
山泽资源也好，奇珍异兽也好，所有的自然资源一旦被消耗，就再也不会恢复原来的状态，现今时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与2000多年前的儒家信徒走到了一起，他们所共同关注的是人类的千秋百年的未来命运，把现有的一切资源都视为已有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我们正在消费的是日后子孙的衣食。
面对着国家富饶的资源财富不去开发，替子孙后代守护基业，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但是这种高尚同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春秋时代的纪国就是这样落入了道德的陷阱，当纪国的国民坚守农业法则，杜绝货物流通而守护资源的时候，强大的邻国却在消耗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强大了起来，吞并了纪国之后并纪国的资源进行了掠夺性开采，很显然，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千秋功业的道德之前，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要解决。
任何时候问题都是两难的，是进亦忧退亦忧，完美的解决方案根本就不曾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唯其是在长远的利益与短期的生存之间选择一个必要的让步，任何选择都意味着牺牲，只有深思熟虑的智慧才能够让我们寻找到那个最合理的中界点。
（4）原始社会的货币战争
核心议题：货币是如何产生的，它的社会效应是什么？
4.1：笨人也要吃饭
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
贫富不均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在历史上，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在同一件事情上之所以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因为双方对造成贫富不均的解释不同。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学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是因为社会上的商品化程度不够，因为货物流通不畅，所以有的地方富裕，有的地方贫穷，因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以国家的力量介入到经济发展中来，进一步推动商品化的发展。
而儒家学者却信守传统的保守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正是因为商品化潮流的冲击，而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国家性的商业行为本身，都是进一步的强化了贫富不均，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观点，恰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种观点沿着历史向前行进，让我们一睹经济学的形成之艰难。
最早的商品交易是简单的以货易货，这也是儒家学者最推祟的自然模式。初民时代的以货易货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所有的交易都是围绕着与生存与生产而进行的，交易的模式无非不过是两条鱼换一只陶罐，两条狗换一只羊罢了，交换行为带来的是初民的生活方便，并不存在着其它情况。
但是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换行为很快就发生了，于是社会财富迅速向熟悉商业法则的人手中集中，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开始出现，公平的诉求，也从此成为了民意的最主要内容。
民意的表达最终形成了国家的干预力量，在这一点上，儒家学者与法家学者走到了一起，双方都认为应该以暴力的形式对民间的豪强进行打压，而在此后，儒家和法家就分道扬镳了。
儒家学者认为：压制豪强出现的方法莫过于最大程度的压抑人类心里的欲望，对社会实行高度专业化的管理，官员不允许种庄稼，打猎的人只允许猎取野兽，不允许捕鱼，捕鱼的人不允许出售野味和农作物，这种短缺经济的管理目的只有一个——让愚笨的人也能够赚到和聪明的人相等的收入，而这世上愚笨的人远多于聪明的人，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满足，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公平实现了。
但是，这种社会公平却是以经济停滞为代价所换来的，尤其是处于国际关系之中，这种公平就意味着亡国的危险。所以最终，商品经济迟早会决堤而出，将理想国彻底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4.2：私人铸币的后果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
冲跨了原始社会理想国的商品大潮，始自于货币的出现，比较早的货币是龟壳，后来改用了贝壳，夏王朝时代用黑色的贝壳做为货币，而周朝则选用了紫色的贝壳做货币，无论是黑色的贝壳还是紫色的贝壳，都是比较稀缺，不太容易找到的，这是货币的稀缺性规律在起作用的原因。
货币除了稀缺性之外，还必须要有稳定性的特定，无论是黑色的贝壳，还是紫色的贝壳，都满足不了货币的这个特点。可以想象夏商周王朝时代的有钱人走路时手捂胸口，小心翼翼的样子，一旦不小心被石头绊上一跤，怀里的贝壳就都摔成了碎末，有钱人就立即变成了穷光蛋。
于是铜钱与刀币就出现了，这些金钱之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摔不碎也砸不烂，从此消费者就安下心来，再也不用担心只是摔一跤就摔光了全部的家当。
但是铸币行业兴起，这一行业游离于国家的政务管理之外，说到事情的原因，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故事：在西汉文帝时代，因为有术士对文帝的宠臣邓通进行了相面，言说邓通之相，注定要饿死，文帝出于对宠臣的爱护，于是把四川的铜矿山赏给了他，让邓通自己去铸币，就这样，西汉时代的铸币产业落入了邓通的手中，由于他得到了皇帝本人的支持，很轻易的击败了其它的铸币商人，垄断了天下的铸币业。
同一时期，煮盐业也落入了吴王刘濞之手，天下的百姓使用的是邓通铸造的铜钱，吃的是吴王刘濞煮出来的私盐，于是无为而治的皇家权力失去了神圣的光芒，豪强之士，一半归附了邓通，另一半归附了吴王刘濞。
于是吴王刘濞就有了夺取皇家权力的野心，并掀起了七国叛乱，但这场叛乱很快就平息了下去，吴王被杀，而铸币业大富豪邓通则被囚禁在一间屋子里，屋子里堆满了钱币，却没有一点食物，邓通就是这样活活饿死在小山一样的钱币之中，以他的死印证了术士的预言，也印证了物本经济的万古不灭之传统。
从此而后，铸币业就由国家收回，私人铸币的时代从此永久性的成为了历史。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更加趋于严重。
4.3：决不轻言放弃
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
事实上，民间对于政府取缔民间铸币业是充满了困惑的，如前所述，铸币业富豪邓通并没有因为暴富而横行不法，相反，他严格遵守暴力法则，在官府的逼迫下活活饿死，并没有丝毫拒斥的企图。至少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百姓看不出官方有什么理由禁止私人铸币。
严格说来，民间铸币产业也同样是泥砂俱下，鱼龙混杂，一些不法铸币商故意将铜钱刀币铸得比正常钱币更薄，这样同等份量的金属，铸出来的钱币就比竞争对手更多一些。这应该成为官方对私营铸币业加强管理的一个重要理由。
但是百姓也是有着足够理智的，不法铸币者的铸造出来的伪劣钱币，在交易中往往会遭到拒绝，进而被淘汰，最终的结果是不法铸币贩子为了他们的短期经营付出代价，被逐出货币市场。
但是官方希望以权力的法则取代市场性行为，促动这一行为的深层次心理，仍然是官方的利益驱动。
从此铸币产业成为民间禁地，国家的货币由官方统一铸造，统一发行并使用。
不法铸币者在这个全新制度面前重新获得了活力。在此前，民间铸币者相互激烈的竞争，偷工减料的铸币者自然而然的会被逐出市场，但现在情形不同了，相比于个体的铸币商而言，显然人们更相信官方的权威，于是不法铸币者趁私铸钱币，不唯是百姓难辨真假，连官方也难以分辨。
厚利之下，不法铸币者趋之若鹜，官方的强力打击也难免百密一疏，唯一有效的法子，只能是被动的废除旧币，重铸新币。这种政策带来的是官方权威的丧失，而且凭空增加了市场的交易成本。
伪币铸造者带来的麻烦只是一个方面，更让百姓无法忍受的，是官吏与商人的勾结。
铸币官吏发现了他们的机会，于是他们有意将钱币铸造得薄厚不一，并强迫百姓接受质量低劣的薄币，于是一个怪异的钱币交易市场就出现了，在这个市场上，不法商人用厚币换得数量更多的薄币，再将这些薄币拿到铸币官吏那里，由官吏再强迫百姓接受。
就这样，官吏每发放十缗薄币，就可以由商人用一缗厚币从黑市上换回来，再由官方以十缗的价格强迫发行下去，如此一进一出，官吏与商人获利何止十倍百倍，凭空暴富。而百姓却深受其苦。
官方伪币的出现，彻底扰乱了市场交易，这时候市场的交易双方争论的并不是货物质量的优劣，而是钱币质量的优劣，买家坚持支付，卖方却决不肯收取，即使是收取也要薄币按薄币的价格，厚币按厚币的价格。然而买家的薄币却是官方以厚币的价格强制推行的，如果按卖方的要求，损失自然难免，可如果按买方的要求，损失就会转嫁到卖方的头上，卖方当然不肯同意。
市场交易就这样遭受到了官方铸币的阻遏，于是民间非议四起，要求官方不要对民间铸币业进行限制，同时放弃官方对煮盐业的垄断。
我们知道，在国家安全这道生死线前，任何形式上的让步都不会出现。
西汉帝国已不同于春秋时代的情形，尤其是国家仍然处于与匈奴人的长期战争之中，无论是粮食、冶铁业、铸币业及煮盐业，在这些涉及至关紧要的民生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政府只能寻求更为完善的管理措施，而不是因为问题的出现就轻言放弃。
于是桑弘羊以政府发言人的身份解释说：国家对货币的控制是必要的，只有国家对货币进行坚决的控制，奸诈虚伪的行为才会消除，奸诈虚伪的行为消除了，老百姓就不再会有觊觎之心，不再生出不轨之念，只能是规规矩矩的回到田地里去干农活。所以，由国家来铸造钱币，老百姓就会恢复淳朴的本色，社会风气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由国家来发行钱币，老百姓就不会再生出疑惑，对国家及自己的未来前途也就恢复了信心。
桑弘羊的解释，为此后的历朝历代官方所沿用，直到高精度的货币铸造技术出现，提高了伪币铸造的成本，这种解释才不会再有人提起。
（5）垄断阴影下的心理贫困
核心议题：垄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遏止垄断。
5.1：自由经济下的垄断形成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
一旦商品交换走出以生存为目的的时代，自由经济就会兴起。
自由经济时代的商品交换是以牟利为根本目的，贪欲之心永无止境，无论商人在这个过程中聚敛了多少财富，都不会得到满足。于是财富从大多数人手中迅速的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贸易经济的马太效应出现：让富有的更富有，让贫穷的更贫穷。
自由贸易之所以会导致以马太效应为表征的贫富不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的意志在起到作用。
资本能够带来超额的剩余价值，这是经济时代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盐铁论》的内容里，对于资本的作用也有着异常精彩的现实分析。
在公元前81年2月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断然否决了自由主义学派要求废除国家干预政策的主张，并分析说：利润最高的社会财富，大多都藏在深山大泽，远非是普通百姓所能问津的，那能认为只要废除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市场配置就能够实现社会公平的想法，是极其天真的。
普通的百姓没有足够的能力开发藏在深山大泽中的自然资源，只有拥有原始资本的豪族势力才有可能从事这一社会工程，有了资本就可以雇用劳动力，以少量的金钱驱使这些人进入危险的地带，替豪族将自然财富开发出来，由此就实现了豪族的资本增值，而垄断了市场的豪族势必追求超额的利润，无休无止的盘剥带来的是百姓更加贫穷。
桑弘羊举例说：在早期国家没有对盐业进行垄断的时候，普通的百姓根本不可能从煮盐业中获得利益，因为天下的煮盐行业全被诸候吴王刘濞所垄断了，一方面，刘濞拥有百姓所无法比拟的强大资本，另一方面，他对于竞争者采取暴力攻击甚至杀害的方法，轻而易举的独占了市场。
当资本的积累完成之后，吴王刘濞终于流露出了他对于政治的野心。既然他富可敌国，就象征性的减免了辖区内百姓的税赋，并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当赢得了民心之后，他就企图夺取最高权力，终于掀起了叛乱。
在吴王刘濞这里，是最典型的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所以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更严重，战争中千百万百姓流离失所，蹈死无地，垄断对社会与民众所造成的伤害，就是这样的让人触目惊心。
当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地方势力却于其中发现了他们的机会。
因此，当国家宣布对盐铁等重要物资进行国家专营的时候，就立即引起了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地方豪强势力希望政府能够放弃对盐铁行业的行政把持，恢复到此前的“无为而治”的状态，这样自己也就有了机会从经济的角度着手，进而问鼎权力。
5.2：垄断阴影下的心理贫困
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当国家的行政力量介入到经济发展中来的时候，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民众的心理贫困。
所谓的心理贫困，是对比参照所产生的贫困错觉。如果一个人于深山独居，吟风啸月，与兽为伍，那怕是一杯水，半碟豆，他也会甘之若饴，因为没有对比，自然也就没有寒酸的感觉。
而另一个人居于繁华的大都市，尽管他衣食无忧，但眼望高楼座座，店铺成排，精美的货物比比皆是，心理的购买欲望永远也无法获得满足。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认为自己过着贫穷的日子。
贫与富，是相对而言的。把自己的生活与左邻比，感觉自己是一个富人，而把自己的生活与右舍比，却又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穷人，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有知足者常乐的犬儒哲学，才是治疗这种失衡心态的唯一方法。
除了在主观上开出药方，要求人们安天达命之外，儒家学者同样希望倡导俭朴的社会风气，国家的官员起到表率的作用，淡漠物欲，用礼仪教化百姓。而儒家学者对于国家的期望，同样是寄望于无为而治，但当国家以经济发展主体的身份介入到盐铁专营中来，成为了最庞大的垄断资本的时候，儒家学者的美好愿望顿时化为了泡影。
盐铁专营，带来的是国家的富裕。
国家的富裕，带来的是百姓的心理贫困。
在国家对盐铁实行专营之前，百姓的生活比对无非不过是左邻右舍，富者之富，无非不过是比穷者多一把米，穷者之穷，无非不过是比富者少两棵菜。比对的参照体系相差无几，贫与富的感觉淡漠，因而对社会不公的抱怨心态也不是那么强烈。
但是国家盐铁专营的出现，为百姓的生活比对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百姓的生活再富裕，家里米粮金银不论有多少，终究是无法与国家的垄断专营相比的。把自己家中的财产与盐铁专营的垄断利润相对比，贫穷的感觉立即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自己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的错觉，更严重的，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认为绝大多数民众都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业已破产……
这种差异化的感觉被官吏进一步强化，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的官吏们同样也面临着心理贫困的窘状，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强化百姓的贫困感觉，以取得自我心理上的平衡。
这种对百姓的心理伤害由来已久，不法官吏作威作福，以种种不法手段强化民众对于贫穷的感觉，于是社会不公平的心态大面积扩散，从历史的深处，一直延续到今天。
5.3：标准化的困境
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句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
在2000年之前，吏治问题就已经成为了政府行政的一个死结，解决这个问题受困于行政的本身，更缺乏必要的舆论认知工具。2000年来官方唯一所能求助的是儒家那安天达命的消极思想，管理技术的匮乏，使得这一社会现象的解决成为了大难题。
除此之外，国家对冶铁专营的标准化手段，也让民间疑虑重重。
冷兵器时代，金属冶炼事关重大，兵器制造关系到国家安全，而农具的制造则关系到农业生产。国家的管理足以实现标准化大生产，进而将兵器与农具的制造成本降低，这是国家专营的优势之所在，被政策的推行者列为自己的主要成绩之一。
然而，单以农具的铸造而论，南北的地质差异较大，南方土壤松软，北地土质坚硬，对农具的硬度要求不一。山地与平原的土质同样也存在着差异，平原土质松软，山地土质坚硬。此外人与人的体质也存在着差异，力气大的人会认为农具太轻薄，力气小的人却认为农具太沉重，个子高的人嫌农具短，个子矮的人却嫌农具高，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就产生了。
在国家冶铁专营之前，农夫都是根据自己的身材力气，就近让铁匠替自己铸造最合手的农具，这时候的工具尺寸标准不一，甚至连形状也是千奇百怪，但却能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最大的效益。
而当国家将农具制造垄断之后，农夫们被迫接受那些对他们来说无法使用的农用生产工具，这些工具或是沉重或是轻薄，劳动效率低下，往往劳作一天，农夫疲惫不堪，却连田间的杂草也清除不掉。眼看着田地大面积的荒芜，农夫恳请国家允许他们铸造最适用于自己的农用工具，但这一要求却是非法的。
更有的地方天高皇帝远，新的财经政策带给那些不法官员的是新的盘剥手段，于是有地方官强迫每户民众必须缴纳生铁若干，如若不然，则关入大牢，逼迫得百姓卖儿卖女，花高价买来生铁交给官府。
在采盐业方面，行政管理的漏洞就更大了。盐场通常都在距离乡镇较远的地方，政府下拨资金，让盐场就近雇请劳动力，但这笔钱消失在行政管理的黑洞之中，最后的成本转嫁到民众头上，当地百姓被迫服苦役，因为劳动环境的恶劣，多有一去不还，死于林野之间的。百姓被迫举债，上缴官府，以赎回自由。如此一来，地方官又多了一个捞钱的门路，而百姓却被迫逃离家园。
国家经营的管理体制相对于小农经济而言，过于先进了，对于层出不穷的官吏违法行为，百姓是没有丝毫抗争能力的。以为生民立命的儒家学者并不了解这种超前的管理体制，他们的解决方案只有一条：要求国家放弃盐铁专营，让行政能力退回到能够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阶段上去。
让我们惊讶的是，儒家学者开出来的药方，尽管在实行的过程中存在着难度，但对于化解民众的心理贫困，却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儒家学者认为：民间的垄断势力再庞大，也大不过国家的强势力量，民间的垄断资本对百姓伤害再大，也不如一个小小的官吏对百姓所造成的伤害，礼仪与教化乃千秋之本，如果国家的治理者在这方面犯了认识上的错误，就无法解决民众心理贫困的问题，由任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带来将是更为深重的社会危机。
（6）战争经济学
核心议题：民众是否需要战争，又是如何看待战争的。
6.1：“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幷兼之路也。
儒家学者对于国家政务能力的全盘否定，认为其效果“糟得很”，对此，政策的推行者桑弘羊是不以为然的。
官吏对于百姓的不法侵害是不是存在？当然存在，任何时候这种现象都不可避免，尤其是中国人治特色浓厚的政务管理过程中，这种情形就更具有普遍性。
问题在于，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一点：官吏对百姓的不法盘剥，是由于盐铁政策所造成的呢，还是管理体制的自身难免的系统性症结。如果答案是前者，那自当别论，但如果问题的答案是后一种的话，那么情形自然有所不同。
为此，桑弘羊向盐铁会议上的异议者们提交了一份“彭宁报告”。
彭宁其人，是西汉昭帝时代肩水的一名都尉，他在请假回家为其亡丧的父母办理丧事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当地盐铁政策为百姓带来的实惠。
彭宁报告说：在当地，盐铁政策执行得非常好，当地铸铁行业由国家下拨资金，在农闲的时候雇请当地的百姓务工，被雇请的工人工作环境整洁安全，收入也有保障，凡冶铁业所需要的一应物资，都由官方提供，不存在向民间百姓征收的事情，因此当地的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而国家的冶铁事业也如日中天……
这就是国家盐铁专营为百姓带来的益处，冶铁如此，煮盐业也是这样，国家早已颁布法令，严禁各地官员借盐铁业向百姓征收额收的税赋，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决不姑怠。
从国家的角度上来说，对于盐铁的专营决非是单纯的为了利益，首在的目的是为了扶植农业生产。如果国家放弃盐铁专营，那么民间百姓就会一窝蜂的去贩盐铸铁，求财求利，就会出现农田荒芜，百姓奔走于道的情景……
国家盐铁专营，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瓦解地方势力及集团私党，豪强势力远不是百姓所能够抗争的，如果再让这些不非势力获得财富的支持，那么国家就会陷入战乱之中，这对百姓来说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国家盐铁专营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禁止奢侈腐化。国家将有利可图的工商业垄断了，百姓就不会再有非份之想，就不会刻意追求奢侈的生活而炫耀自己，民风就会恢复淳朴，教化就会得以风行天下……
盐铁专营的第四个目的，是杜绝了市场竞争中的兼并之路。凡竞争必有胜者与败者，胜者通吃天下，败者输得两手空空，从此沦为贫困。而竞争的态势是财富日益集中，富者越来越富，而数目却越来越少，穷者越来越穷，而数目却日益激增，长此以往，社会将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因此，桑弘羊在最后得出结论说：国家的盐铁专营，绝非是如儒家学者所攻击的好样一无是处，那样糟得很，恰恰相反，国家盐铁专营政策是正确的，是利国利民的，是好得很，是必须坚持的。国家在盐铁专营上需要认真检讨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人才的聘用与选拨，要广开贤路，用人唯才，从干部的素质方面强化国家的政务处理能力。
但是，桑弘羊在作出这一总结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回避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国家对盐铁的专营制度，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6.2：战争是一个完美的理由
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之民，此用麋鬻之时也。
民间百姓对于战争的感觉，远不象国家那样强烈。
在汉武帝之前，任何一个帝王站在中国的版图前，都会感受到强烈的恐惧。
在版图上，中国从北疆直到勃海湾，地形呈向下俯冲直势，中间竟无山脉一类的自然屏障以为保护，来自于中亚草原的游牧骑士纵马弯弓，就可以俯冲直入中原的核心地带，所以在更为久远的史前世代，中国就一直面临着中亚游牧者的战争威胁。
商代之前，这些杀气腾腾的游牧者被称为鬼方，周天子时代，这些游牧者又被称之为犬戎，到了周王朝后期的战争时代，这些游牧者被称之为匈奴。匈奴人借助地理位置上的优势，由中亚草原俯冲而下，秦国首当其冲，处于中国北部边疆的最前沿阵地。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秦始皇才在统一中国之后将赵国、燕国等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以抵御匈奴人的冲击。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匈奴人的力量也达到了最强大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在征讨匈奴的时候被困于白登道，险些不能生还，从此西汉王朝畏匈奴人如虎，不敢轻易言战。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匈奴单于竟然写书信挑逗吕后，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有辱国体的大事件，但是，考虑到战争状态的兵火连连，急切需要体养生息的中原百姓实不堪受此蹂躏，西汉朝廷只能将这羞辱无言的咽下。
匈奴人的问题就这样一直拖延了下来，到了汉武帝时代，终于拖不下去了。
汉武帝决定彻底的解决匈奴人的威胁，为此，西汉王朝还必须要解决南部边疆的百越之患，以便让国家放手与匈奴人展开对决。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这场战争的目标是西联西域，北逐匈奴，它并非是象汉武帝所期望的那样毕其功而一役，相反，这场争夺民族生存空间的战争，整整持续了四代人，前后共计八十三年，直到汉宣帝刘询时代才宣告结束。
一场延续八十三年的战争，其对战争财力的支持是何等的迫切，远非是此前无为而治的西汉朝廷所能够支撑得了的。
于是朝廷宣布，只要百姓向政府缴纳一定数目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但仍不足以支持战争的费用。于是桑弘羊提议收盐铁之利以为国有，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也是基于民间商人不具备与诸候豪族相抗争的手段，盐铁之利虽厚，但百姓却无由从中受益，如果国家放弃了的话，就必然落入诸候或豪族之手，最终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国家与百姓双双受害。
但是在当时，治理国家的主流思想仍然是“无为而治”，国家介入到商业活动之中被舆论视为不道德的事情，政府要为盐铁专营寻找一个理由，毫无疑问，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借口。
但面对这场行将进行八十余年的战争，却是谁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当战争的第一阶段随着汉武帝的死去而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
既然盐铁专营只是战争时期的一种非常措施，那么，当和平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一明显缺乏道德支持的应急措施，是不是应该终止了呢？
这种想法，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于战争的残酷性缺乏了解而产生的，一旦我们了解到战争的本质，结论就会完全不同。
6.3：战时状态的经济学
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毕；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也。
国家主义时代的战争，远不是民间百姓所能理解得了的。
这种战争已经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战争了，其本质是不同民族生存空间的争夺，再也不是远古时代的部落冲突游戏，其特点是国家成为战争的主体，战争的周期漫长，一场规模性战争拖延十年二十年甚至百年，也不乏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西汉时代针对于匈奴人的战争整整持续了八十多年，这就意味着前前后后计有四代人要在战争时期渡过，这时代的战争具有五个基本特点：
第一：战争是全民的战争，国家百姓几代人都将视为战争资源投入其中。
第二：一旦战争开启，每一个国民必须要承担战争职责。
第三：战争时期必须实现战时经济管制，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
第四：战争需要全社会的资源调度以便配合，因此战争具有优先权。
第五：战争时代，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西汉时代之所以能够由汉武帝发起这场战争，与他的个人强硬风格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在对于战争的认识上，国家的管理者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有关上述战争思想并没有形成，如桑弘羊等政策制定者只知其然但不知所以然，他知道当时国家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但是百姓们看到的却是和平时代的到来，所以民间一片休养生息的呼声，希望朝廷放松对国家资源的控制，还财于民。
事实上，国家的建立就意味着战争从部落部突时代走向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生存对抗，这种对抗可能是和缓的，但战争的可能始终是存在的。事实上，尽管西汉王朝经历了八十多年的战时状态，终于将匈奴人的势力驱走，但这并意味着国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就在此后，为战争拖累得疲弊不堪的西汉王朝不得不重走胡汉和亲的老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匈奴人也在这漫长的战争中被彻底拖跨。
这就是国家战争的真实含义，其态势已不复再是部落时代的将战争对手消灭，而是长期的对峙状态，为了保证一个民族在这种漫长的对峙中胜出，战时经济体制将长期延续下去，而这就意味着，国家对重要战略资源的控制，任何时候也不能够放松，只能进一步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