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韩国近代文学
史上，“满洲国”兴起波澜是在1936年开始实行“内鲜一体”
之后。但是“满洲国”成立初期，便有部分敏感的朝鲜作家
已经微微感觉到了“满洲国”兴起的影响。例如曾在满洲地区活动过的姜敬爱
就对“满洲国”成立前后朝鲜人的地位做过比较。但是自从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鼓吹“内鲜一体”开始，其样态有了明显的变化。新一任朝鲜总督南次郎高呼“内鲜一体”，并发起了“笔祸事件”，即孙基祯的抹去日章旗事件。1936年运动员孙基祯在柏林奥运会马拉松赛事上获得了冠军，这一事件迅速登上了朝鲜各大报刊的头条。部分报刊登这一喜报时内含了一张孙基祯的照片，但照片抹去了孙基祯胸前的日章旗。这一事件如果是放在过去，有可能会一带而过，但新上任的总督主张“内鲜一体”，便不肯坐视不理，勒令报道此事的报刊停刊。受到此风波影响而停刊的《朝鲜中央日报》及同一报社发行的月刊杂志《中央》，此后便再也没有恢复刊行。《东亚日报》
等报刊则过了一段时期后得以复刊。
作家廉想涉当时就职于总督府机关志《每日申报》
。因此，比起他人，能够第一时间觉察出这种政治气候的变化。他认为持续现在的状态，必然要招致服务“内鲜一体”的后果，于是便选择来到“满洲国”。对廉想涉而言，“满洲国”的“五族协和”有着别样的意义。在此之前，“五族协和”作为日本帝国统治“满洲国”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朝鲜人的关注。但在朝鲜强制实行“内鲜一体”开始，“满洲国”的“五族协和”便有了新的意义。在“内鲜一体”下的朝鲜，朝鲜人无法说自己是朝鲜人，但在“五族协和”下的“满洲国”，朝鲜人是可以说出自己是朝鲜人的。廉想涉离开朝鲜来到“满洲国”后，就一直居住在此，直到日本战败为止。这种现象并不局限在廉想涉个人身上。朝鲜诗人白石也是1939年离开“内鲜一体”下的朝鲜走向了“满洲国”。但不是所有来到“满洲国”的作家都是缘自这一理由。来到“满洲国”的作家当中，既有廉想涉、白石这样为了躲避“内鲜一体”而选择满洲行的作家，同时也有柳致环、李石薰那样出自不同理由而选择满洲行的作家。
“满洲国”真正进入到朝鲜的文学场域是在1938年武汉三镇沦陷和近卫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时期。中国战略核心地区先后被日本占据，这对朝鲜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为当时朝鲜人把中国当成了抗日的间接根据地。此外，日本首相高挂“东亚新秩序”的旗帜也不是件寻常的事情。在这种局势下，朝鲜人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东亚脉络中朝鲜将何去何从，随之凸显出的便是“满洲国”问题。如何接受近卫首相主张的“东亚新秩序”，接受过程中“满洲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都是朝鲜人需要深思熟虑的课题。此前，对于朝鲜的文人而言，“满洲国”只是在和朝鲜的关系中具有着一定意义，但是现在要和东亚的去向联系起来。从此，“满洲国”便开始正式进入到朝鲜的文学场域中。当朝鲜的作家领悟到近卫内阁的“东亚新秩序”是近代日本帝国为势力扩张而提出的机制这一本质之后，其内部开始形成急速的两极分化。排斥并抵抗日本的作家不再相信“满洲国”的宣传，并且将“满洲国”看成是无法在朝鲜生存的弱小农民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移住的地方，于是开始积极描绘移住农民之“满洲国”生存状况。反之，目睹着中国被日本侵略，认为朝鲜人唯一的出路便是成为忠诚于日本帝国之臣民的作家，将“满洲国”看成是开拓的新空间。这些作家将“满洲国”视为日本帝国建设的“东亚共荣圈”中一个地区，并将朝鲜人的开拓看成打破现实问题的一个对策。这种分为开拓和移民视角看待满洲的朝鲜文坛两极分化，是这一时期朝鲜文学界最为主要的特征。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朝鲜半岛内，自1939年起，这种现象以不同的样态出现在了“满洲国”。这一时期，所谓“新满洲”的概念被广泛使用，随之“满洲国”在东亚范围内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这种局势的变化带来了“满洲国”朝鲜人文坛的两极分化。怀有批判日本主导东亚的作家，全面强调自己作为朝鲜人的身份，表明不合作的态度或提出“北乡”这一口号来追求作为边境人的朝鲜民族身份。与此相反，合作于日本主导东亚的作家作为“五族协和”的成员，支持“满洲国”并讲述东亚的未来。
有鉴于此，可以说以1939年为分界线，“满洲国”正式进入到韩国近代文学当中。此后描绘“满洲国”的韩国近代作品根据作家居住地区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居住在朝鲜半岛，访问“满洲国”之后创作体验性作品的作家，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泰俊、李箕永、张赫宙等。另一种类型是居住在“满洲国”，并在此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廉想涉、白石、安寿吉等属于此类作家。
朝鲜人的“满洲国”移住从3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变化。此前，移住“满洲国”的朝鲜人，大部分属于无法维系生存而自发移住“满洲国”的人。但到这一时期，朝鲜农民开始在国策的层面上移住“满洲国”。朝鲜人自发的移住称作“自由移民”，而政策性移住根据其样态可分为“集合移民”和“集团移民”。在1936年左右成立的“鲜满拓殖会社”的周旋下进行的朝鲜人国策性移住和日本人的“满洲国”移住政策相衔接，故造成了一些紧张的氛围。但在整体构架上看，朝鲜人的国策移住是在日本帝国对东亚的统治和管理层面上进行的。
自1939年起，朝鲜人移住“满洲国”的样态变得更为复杂多端。因为日本占领中国位于重要战略区域的城市后提出的“东亚新秩序”，更加凸显了“满洲国”在东亚整体脉络中的意义。缘自东亚脉络中的“满洲国”这种复杂的样态，当时将旅满经验写进作品中的作家志向只能分成多个层次。其中根据看待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态度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将中日战争和日本的部分胜利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扩张的作家，这些作家将朝鲜人的移住视为血泪中的移民；二是将中日战争中日本的部分胜利视为拉开东亚时代新帷幕的作家，这些作家将朝鲜人的移住视为充满希望的开拓。
前者即从移民的视角再现“满洲国”的作家有韩雪野、李箕永、李泰俊。李箕永和李泰俊是再现朝鲜农民移住“满洲国”的代表作家。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刻画了在朝鲜受到逼迫而来到“满洲国”的朝鲜农民，在种水稻过程中历经风霜的故事，是以移民的视角再现“满洲国”的代表性作品。在开垦稻田的时候，朝鲜人之间的相互冲突等场面表现了当时朝鲜农民在“满洲国”立脚时的艰难过程。李泰俊的短篇小说《农军》也在同样的脉络上。李箕永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朝鲜人之间的冲突，而李泰俊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冲突。
韩雪野的长篇小说《大陆》比起李箕永和李泰俊的作品，有着不一样的倾向。李箕永和李泰俊主要呈现的是朝鲜移住农民为了开辟自己赖以生存的一席之地而付出的艰辛，韩雪野则思考了东亚共同体中朝鲜移住民所能具有的意义。李泰俊的《农军》中，除了刻画朝鲜人以外，也刻画了中国人，但这种中国人物形象只是凸显朝鲜人苦难的装置，并不内含东亚整体的展望。相反，韩雪野的作品中日本人、中国人还有朝鲜人同时出现在“满洲国”的城市和农村。作品通过“满洲国”，呈现东亚共同体和其未来。因此，可以说具有复合性意义。
虽然这些作品在细节上有一些不同，但都是从移民的视角看待“满洲国”的朝鲜人，这一点与开拓的视角看待“满洲国”的作家存在明显区别。张赫宙、郑仁泽、李无影还有柳致真将中日战争中日本的部分胜利视为能够抗衡西方的东亚之复兴，而不是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扩张。因此，这些作家从洋溢着希望的开拓视角看待朝鲜人的“满洲国”移住。郑仁泽和李无影等作家通过勾勒“五族协和”下开拓新生活的朝鲜农民
，梦想着未来的“满洲国”和东亚，张赫宙则站在“内鲜一体”的立场上看待朝鲜人的“满洲国”移住。他通过长篇小说《开垦》和《幸福的百姓》，呈现了移住“满洲国”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形成一个共同体的过程。通过这些作品作家想要传达的是即便是在“满洲国”，朝鲜农民也应该是“皇国臣民”，而不是“五族协和”中一个构成民族的想法。郑仁泽、李无影和张赫宙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在朝鲜人的角度看待“满洲国”的态度上却具有共同点。与此相比，柳致真的戏曲《枣树》却有不同之处。作品描绘了朝鲜人的分村移民，作家从东亚联盟的层面上看待“满洲国”。因此，具有了更加扩大化的想象。但与同样从东亚整体脉络中看待“满洲国”，却批判日本帝国东亚霸权的韩雪野的小说《大陆》相比，却有着显著差异。
在“满洲国”居住并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与1939年以后在朝鲜半岛居住并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相比，两者的境遇大同小异。“满洲国”直到日本战败瓦解为止，一直没有正式制定“国籍法”。因此，此前居住在“满洲国”的朝鲜人的处境非常复杂。但进入到1939年以后，便和朝鲜半岛的情况大致相同。在日本帝国占领中国重要战略城市，不断扩大战争范围的局势下，分为合作与不合作的两极分化现象也出现在“满洲国”的朝鲜人社会当中。但是由于统治朝鲜半岛的意识形态“内鲜一体”和统治“满洲国”的意识形态“五族协和”之间的差异，朝鲜和“满洲国”的两极分化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
廉想涉和白石为了躲避朝鲜的“内鲜一体”而来到了“满洲国”。因此，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政策非常敏感。廉想涉目睹朝鲜总督南次郎实行的“内鲜一体”后，选择来到“满洲国”，因为“满洲国”的“五族协和”相对而言，能够给他带来一席喘息的空间。在“满洲国”发行的《满鲜日报》
担任编辑局长一职，便是为了在这相对自由的空间摸索朝鲜人自立的方式。但1939年他辞掉了编辑局长一职，根据他的回忆及综合考虑到当时实际情况时，离开《满鲜日报》是当时“满洲国”关东军介入并干涉包括《满鲜日报》在内的所有言论机关所致。关东军的介入，使“满洲国”的《满鲜日报》处在了和朝鲜半岛的《每日申报》相同的境遇。廉想涉便离开新京来到了安东，日本投降后选择回到韩国。
白石在廉想涉离开新京的1939年移住新京。和廉想涉不同的是白石一开始认为能够忍受“内鲜一体”，因此，一直坚持在朝鲜，并在“朝鲜日报社”下属言论社就职。但是武汉三镇沦陷后，日本帝国开始将“内鲜一体”扩大到日常生活中，白石难忍这种强求便来到“五族协和”下的“满洲国”。但是来到“满洲国”之后，渐渐发现“满洲国”的境遇和朝鲜并无两样。白石一开始抒写的是歌唱“满洲国”中国人和朝鲜人携手共存的诗，接着踏上没有被近代笼罩的“满洲国”边防地区后，写了对新世界热望的歌及探索“满洲国”可能性的诗。一开始在国务院就职时，白石享受着“满洲国”带来的相对的自由，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帝国的统治、压迫、监视越发残酷，他便离开新京移住安东，在那里生活到日本投降。生活在新京和周边地区时他还创作了一些诗，但移住安东后他便封笔过起了隐居生活。
将“满洲国”视为“北乡”，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坚持不断地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是所有在满朝鲜人作家中大放异彩者。安寿吉的文学创作，自1939年正式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期间发行了短篇集《北原》，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北乡谱》。安寿吉将“满洲国”视为新的故乡，这一点有着特殊意义。廉想涉和白石虽然都移住到了“满洲国”，但并没有将“满洲国”视为新的故乡，而是一直认为是暂时的居住地，并认为根据日本帝国版图的变化随时发生变化的便是“满洲国”和朝鲜半岛，所以他们谨慎地展望其未来。虽然他们一直将朝鲜独立国民国家的愿望置之于心，但廉想涉和白石自始至终在批判近代，所以他们并没有将近代国民国家绝对化，而是使其相对化，坚持注重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朝鲜的独立所能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因此他们在日本帝国的变动中考虑朝鲜半岛的问题并看待“满洲国”。由此判断，廉想涉和白石离开新京来到朝鲜半岛和“满洲国”的边境地区生活并不属于偶然。安寿吉与他们不同，将“满洲国”视为新的故乡，即“北乡”。但比起在国民国家体制中反复确认自己身份的方式，他更愿意作为国民国家体制的边境人生活下去。而这种作为边境人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的作品主人公多数是那种既不属于日本，也不属于中国，同时也不阔谈朝鲜的独立，只是心怀朝鲜特征，苦恼生存的人物，这一点上备受瞩目。
1939年以后的“满洲国”与此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虽然依旧鼓吹“五族协和”，却开始有了强求日本特征的氛围。在“满洲国”的朝鲜人更是深有体会。这种氛围下，有些作者将日本帝国的统治视为既定事实，并希望作为日本人生活在日本帝国统治的羽翼下，其代表性人物有今村荣治、朴荣浚、柳致环
。
朴荣浚把在“满洲国”抵抗日本关东军的人视为有勇无谋，甚至视为野蛮的人。他的短篇小说《密林的女人》中把日本帝国刻画为文明国度，而把与此对抗的人刻画为野蛮的人。当时对那些反对日本帝国统治“满洲国”的人，朴荣浚非但没有表示携手之态，反而将他们和其行为看成是野蛮，逆时代潮流，这显示了作者看待日本帝国对包括“满洲国”的东亚的统治的视角。朴荣浚同时把归顺日本帝国的朝鲜人刻画成了英雄。
柳致环也有和朴荣浚一脉相通的态度。他通过创作以抵抗日本帝国而牺牲的人为题材的诗，去强调这些人的行为是逆时代的。柳致环甚至把抗衡西方的日本帝国看成是引导新文明和解放的国度，写了劝说朝鲜青年参加学徒兵的诗。对他而言，日本帝国是可以抗衡西方帝国主义的新的代行方案，所以才呼吁为了亚洲的未来，日本帝国必胜，为此朝鲜人作为日本人理应积极参与其中。
朝鲜半岛的民众努力脱离日本帝国的统治，试图树立独立的国民国家。但随着国际范围冷战的激化和左右思想的对立，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紧随其后发生的南北间的战争，渐渐固化了南北分裂局面。以往居住在“满洲国”的作家，根据自身处境，各自选择走向了南或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末期，旅满并创作体验性作品的作家，已经不再关注满洲和“满洲国”。相反，曾居住在“满洲国”的作家，仍然持续再现“满洲国”。但因为要在冷战时代分裂形成的国家所强求的意识形态下进行创作，因此，再现“满洲国”并非易事。展望独立国家，努力克服困难的廉想涉、白石，希望作为朝鲜边境人生活下去的安寿吉，合作于日本帝国的朴荣浚等在各自的视角下持续再现“满洲国”。
廉想涉和安寿吉还有朴荣浚选择走向了韩国，而白石因为定居在故乡定州，自然选择了朝鲜。但朝鲜为了把过去金日成的满洲抗日运动专有化，不允许除此之外的任何有关“满洲国”的再现。这种倾向始于日本投降初期，进入50年代后便开始加速，到了1967年已经完全实现专有化。因此，即便是在“满洲国”生活时期，没有迎合日本帝国的白石，由于他的不合作方式不同于金日成，便难以讲述自己的故事。白石直到写作他文学生涯中最后一篇文章的1962年，仍然没有提过“满洲国”。虽然在朝鲜，出现了多种“满洲国”叙述和再现，但却找不到曾经居住在“满洲国”的作家讲述自己故事的痕迹。
韩国再现“满洲国”的情况，首选要提到朴荣浚。他在一系列短篇小说中再现了“满洲国”，其基调便是反共。南北分裂以后，韩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成了反共产主义，这与过去在“满洲国”的统治理念——反共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朴荣浚才得以持续发表以反共的视角描绘“满洲国”的作品。无论是过去的“满洲国”，还是现在的韩国，反共是其共同的意识形态，因此，他的这种再现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其再现过程中朴荣浚却抹去了自己曾迎合日本帝国的态度。彻底反省过去，才会获得更加深层次的意义，但抹去了过去之后，其想法只能偏于狭隘。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将“满洲国”视为另一个故乡的安寿吉，日本投降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北间岛》中再现了“满洲国”。比起朴荣浚，没有过多亲日嫌疑的安寿吉以多种形态讲述了满洲及“满洲国”。虽然在“满洲国”，受到反共意识形态的制约，无法描绘活动在“满洲国”的社会主义者，但他还是努力避开检查的束缚，呈现他们的作品。但是日本投降后他的作品却失掉了过去在“满洲国”坚守的对国民国家体制的批判及作为边境人的想象，反而凸显了对国民国家的想象。日本投降前作为边境人的想象和日本投降后对国民国家的想象之间的断层，安寿吉没有拓展在韩国近代文学上呈现出的对国民国家体制的批判这一问题意识，这一点令人感到惋惜。
南北分裂以后，在韩国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中廉想涉最为重要。廉想涉在“满洲国”时期，没有任何亲日行为。因此，他可以在韩国自由地讲述“满洲国”。起初作为日本投降前史讲述“满洲国”，后来作为解放背景讲述“满洲国”，又后来作为迂回表达南北分裂现实的素材讲述“满洲国”。对日本投降后廉想涉的文学而言，“满洲国”是不可或缺的时空。特别是长篇童话小说《采石场的少年》，通过勾勒来自“满洲国”的战争灾民在首尔定居过程，讲述民族统一和克服分裂。值得一提的是，廉想涉日本投降后再现“满洲国”的文学与日据时期的文学，在观点上没有发生断层。“满洲国”下的廉想涉，在“五族协和”的局限下，依然思考了朝鲜的独立和东亚民主主义的未来。这一点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后，他开始在建设统一独立国家的视角下再现“满洲国”。廉想涉虽然批判国民国家和近代，但他的这种批判是对帝国主义时代，非欧美国家该往何处走，在西方统治的近代，东亚民主主义该如何构想整体方向而前行。因此，一开始他便不同于其他非历史性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近代的观点。可以说廉想涉是无论日本统治时期还是日本投降后，在韩国近代文学上以一贯的观点再现“满洲国”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