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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整体展示中国殖民地文学——伪满洲国文学的文学样式、史料整理与研究现状，为伪满洲国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基本的文学史料和研究路径。
丛书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为求全面真实地反映伪满洲国文学的整体面貌、重要特征、研究现状，根据当时的文学实际和至今的研究现状，丛书分为三卷——作品卷、史料卷和研究卷。
“作品卷”刊辑的时间范畴，上自1932年3月伪满洲国被炮制起，下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洲国覆灭；地理范畴为傀儡政权统治下的包括今天的东北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即生活在伪满洲国且作品刊载在伪满洲国出版物上的作者的作品。这其中包括深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的汉语新文学作品，也包括与新文学相融合的通俗作品，同时把当时比较流行的旧体诗文单独编辑成册。此外，生活在伪满洲国的不仅有汉语作家，还有日语作家、俄语作家以及朝鲜语系作家，他们的作品同样揭示着伪满洲国的精神实质、审美追求，是研究伪满洲国殖民地文学不可或缺的资料，为此，我们编辑了《伪满洲国日本作家作品集》一册、《伪满洲国朝鲜作家作品集》一册、《伪满洲国俄罗斯作家作品集》一册。这些“日系”“俄系”和“鲜系”作品多是首次被译成中文，第一次以汉语形式与读者见面。
“作品卷”选录的作家作品，以代表性和资料性为原则，同时兼顾作品的艺术性。作品的内容多为揭示伪满洲国的矛盾与欺瞒，反映殖民地各民族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精神形态。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快乐的“子民”，有的是殖民制度下盘根错节的苦难。当然，在伪满洲国有趋炎附势的文客，为配合伪政府宣传写过鼓吹 “建国精神”和“大东亚圣战”的附和作品，这也是殖民地文学的“特产”，但因为这些作品在当时文坛并非主流，从艺术质量方面来看也难称之为文学作品，故未选入。
“作品卷”以作家个人作品集为主体，间以通俗作品集、旧体诗集、日本作家作品集、朝鲜作家作品集、俄罗斯作家作品集，以点带面展示伪满洲国文学的状貌，共编辑15册：
《山丁作品集》，牛耕耘编
《古丁作品集》，梅定娥编
《爵青作品集》，谢朝坤、李冉编
《梅娘作品集》，张泉编
《袁犀作品集》，陈言编
《小松作品集》，陈实、谢朝坤编
《吴瑛作品集》，李冉、［加］诺曼·史密斯编
《朱媞、柯炬作品集》，［加］诺曼·史密斯、邱晓丹编
《杨絮作品集》，［加］诺曼·史密斯、徐隽文、胡笛、李冉编
《慈灯作品集》，陈实编
《伪满洲国通俗作品集》，詹丽编
《伪满洲国日本作家作品集》，［日］大久保明男、［日］冈田英树、［日］西原和海、代珂、牛耕耘编
《伪满洲国朝鲜作家作品集》，崔一、吴敏编
《伪满洲国俄罗斯作家作品集》，王亚民、杜晓梅、［加］巴莉雅编
《伪满洲国旧体诗集》，陈实、高传峰编
每册作品集前设有导言，以便读者了解作品集的选编内容及选编原则，同时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选编的作品集，除《伪满洲国旧体诗集》外，每册作品集都包括作者小传，让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写作者。个人作品集附有该作者在伪满洲国时期的作品目录，其中包含小说、散文、评论、诗歌以及翻译作品等，相关研究者可以据此线索拓展研究。
所选录的作品，选用首见杂志、报纸上的文字，首见于作品集的采用初版本文字，每篇均注明原刊出处及出版时间。原文残缺处、脱字、佚文，由选编者以□□□在文中标注。选文力求保持原貌，原文词语为当时通用词汇及方言的，如“绍介”（介绍）、“较比”（比较）、“靡有”（没有）、“消蚀”（消失）、“泼剌”（泼辣）、“荫影”（阴影）、“作事”（做事）、“利害”（厉害）等均保留原状；原文中外人名、地名为当时名称和译法，与今天的称谓和译名不同者，不做改动；原文中的句式或异体字等，维持原样。
所选录作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改动：将原文繁体字改为简体字；没有句读的文字标出现代标点符号；校正明显误排的文字，包括删衍字、补漏字、改错字等；此外原作为分期连载作品的，文题、人名、地名等前后不统一处，已做调整，使之一致。
“史料卷”是对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出版物、文艺大事记以及至今的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梳理，这是为深入研究伪满洲国文学提供的基本目录索引。该卷由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的研究者共同编撰完成，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多语种的伪满洲国文学资料聚集在一起。在编写介绍上，就现存于世的史料和编者目力所及，力求齐全、准确。本卷共编辑5册：
《伪满洲国的文学杂志》，刘晓丽、［日］大久保明男编著
《伪满洲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日］大久保明男编著
《伪满洲国文艺大事记》（上、下），刘春英、吴佩军、冯雅编著
《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刘晓丽、［日］大久保明男、［日］冈田英树、［加］诺曼·史密斯、［韩］金昌镐、李海英、王亚民编著
《老作家书简》，［日］冈田英树、刘晓丽、［加］诺曼·史密斯编著
伪满洲国时期的主要出版物为杂志和报纸，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通过期刊体现出来，对杂志和报纸副刊目录的整理，可以呈现出伪满洲国文学的实际面貌。《伪满洲国的文学杂志》一书是对当时汉语、日语、朝鲜语和部分俄语、蒙古语文学杂志的整理和介绍，标出每种杂志的出版时间和出版地，并附有杂志封面，同时对重要的文化杂志，列出其具体的篇目目录。《伪满洲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是对伪满洲国时期的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大连、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哈尔滨这四大城市四大报纸文艺副刊的整理介绍，列出各报副刊的具体篇目目录。
《伪满洲国文艺大事记》是对伪满洲国文艺进程和事件的编年整理，总体呈现伪满洲国的文学艺术展开的态势。《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是对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包括汉语学界、日语学界、英语学界、韩语学界和俄语学界的研究文献。每个语族的研究文献，按研究论文、研究专著、研究专辑及会议、学位论文、影印资料和再版作品几个板块分类编排。《老作家书简》是研究者与走过伪满洲国时代的老作家的通信集。
“研究卷”是以伪满洲国文学为专题的研究著述，共编辑14册：
《满洲作家论集》，陈因编
《满洲文学二十年》，［日］大内隆雄著，高静译
《伪满洲国文学·续》，［日］冈田英树著，邓丽霞译
《殖民拓疆与文学离散——“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张泉著
《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修订版），刘晓丽著
《反抗“满洲国”——伪满洲国女作家研究》，［加］诺曼·史密斯著，李冉译
《伪满洲国的汉语作家和汉语文学》，［日］大久保明男著
《韩国近代文学和“满洲国”》［韩］金在湧著，朴丽花译
《妥协与抵抗——古丁的创作与出版活动》，梅定娥著
《伪满洲国时期朝鲜人文学与中国人文学比较研究》，金长善著
《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研究》，詹丽著
《东亚图景中的女性新文学（1931—1945）──以日据时期台湾、伪满洲国为例》，吕明纯著
《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在日本》，［日］大久保明男、［日］冈田英树、代珂编
《伪满洲国朝鲜作家研究》，李海英编
这其中有伪满洲国时期研究者的研究专论，如《满洲作家论集》《满洲文学二十年》，更多的是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中国、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进路考察伪满洲国文学的实质、特征及其与今日世界的关系，同时呈现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术视角下的伪满洲国文学的景观。
此外，这里特别说明的是，“满洲国”这一名词，代表着日本傀儡政权，在编撰行文时，除部分引文及特别说明外，一律在该名词前冠以“伪”字——伪满洲国，或以加引号的形式——“满洲国”，以示其日本殖民地的性质。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等当时通行的地名，基本改用今称，必要时加括号说明。时间纪年，在伪满洲国有四种标识方式：公元、大同、康德、昭和。公元即西历。伪大同纪年，源于伪满洲国成立时的年号“大同”，通行的时间为1932年到1934年。伪康德纪年，是更名为“满洲帝国”后的纪年方式，其通行时间是1934年到1945年。昭和纪年，是当时的日本纪年，在“满铁”附属地的关东州等地通行。本丛书为方便读者计，除特别情况外，基本采用公元纪年。
保存历史，既有赖于学人的努力，也有赖于出版界的支持，感谢该套丛书所有的参与学者，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和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刘晓丽
2016年3月于上海
在韩国近代文学
史上，“满洲国”兴起波澜是在1936年开始实行“内鲜一体”
之后。但是“满洲国”成立初期，便有部分敏感的朝鲜作家
已经微微感觉到了“满洲国”兴起的影响。例如曾在满洲地区活动过的姜敬爱
就对“满洲国”成立前后朝鲜人的地位做过比较。但是自从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鼓吹“内鲜一体”开始，其样态有了明显的变化。新一任朝鲜总督南次郎高呼“内鲜一体”，并发起了“笔祸事件”，即孙基祯的抹去日章旗事件。1936年运动员孙基祯在柏林奥运会马拉松赛事上获得了冠军，这一事件迅速登上了朝鲜各大报刊的头条。部分报刊登这一喜报时内含了一张孙基祯的照片，但照片抹去了孙基祯胸前的日章旗。这一事件如果是放在过去，有可能会一带而过，但新上任的总督主张“内鲜一体”，便不肯坐视不理，勒令报道此事的报刊停刊。受到此风波影响而停刊的《朝鲜中央日报》及同一报社发行的月刊杂志《中央》，此后便再也没有恢复刊行。《东亚日报》
等报刊则过了一段时期后得以复刊。
作家廉想涉当时就职于总督府机关志《每日申报》
。因此，比起他人，能够第一时间觉察出这种政治气候的变化。他认为持续现在的状态，必然要招致服务“内鲜一体”的后果，于是便选择来到“满洲国”。对廉想涉而言，“满洲国”的“五族协和”有着别样的意义。在此之前，“五族协和”作为日本帝国统治“满洲国”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朝鲜人的关注。但在朝鲜强制实行“内鲜一体”开始，“满洲国”的“五族协和”便有了新的意义。在“内鲜一体”下的朝鲜，朝鲜人无法说自己是朝鲜人，但在“五族协和”下的“满洲国”，朝鲜人是可以说出自己是朝鲜人的。廉想涉离开朝鲜来到“满洲国”后，就一直居住在此，直到日本战败为止。这种现象并不局限在廉想涉个人身上。朝鲜诗人白石也是1939年离开“内鲜一体”下的朝鲜走向了“满洲国”。但不是所有来到“满洲国”的作家都是缘自这一理由。来到“满洲国”的作家当中，既有廉想涉、白石这样为了躲避“内鲜一体”而选择满洲行的作家，同时也有柳致环、李石薰那样出自不同理由而选择满洲行的作家。
“满洲国”真正进入到朝鲜的文学场域是在1938年武汉三镇沦陷和近卫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时期。中国战略核心地区先后被日本占据，这对朝鲜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为当时朝鲜人把中国当成了抗日的间接根据地。此外，日本首相高挂“东亚新秩序”的旗帜也不是件寻常的事情。在这种局势下，朝鲜人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东亚脉络中朝鲜将何去何从，随之凸显出的便是“满洲国”问题。如何接受近卫首相主张的“东亚新秩序”，接受过程中“满洲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都是朝鲜人需要深思熟虑的课题。此前，对于朝鲜的文人而言，“满洲国”只是在和朝鲜的关系中具有着一定意义，但是现在要和东亚的去向联系起来。从此，“满洲国”便开始正式进入到朝鲜的文学场域中。当朝鲜的作家领悟到近卫内阁的“东亚新秩序”是近代日本帝国为势力扩张而提出的机制这一本质之后，其内部开始形成急速的两极分化。排斥并抵抗日本的作家不再相信“满洲国”的宣传，并且将“满洲国”看成是无法在朝鲜生存的弱小农民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移住的地方，于是开始积极描绘移住农民之“满洲国”生存状况。反之，目睹着中国被日本侵略，认为朝鲜人唯一的出路便是成为忠诚于日本帝国之臣民的作家，将“满洲国”看成是开拓的新空间。这些作家将“满洲国”视为日本帝国建设的“东亚共荣圈”中一个地区，并将朝鲜人的开拓看成打破现实问题的一个对策。这种分为开拓和移民视角看待满洲的朝鲜文坛两极分化，是这一时期朝鲜文学界最为主要的特征。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朝鲜半岛内，自1939年起，这种现象以不同的样态出现在了“满洲国”。这一时期，所谓“新满洲”的概念被广泛使用，随之“满洲国”在东亚范围内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这种局势的变化带来了“满洲国”朝鲜人文坛的两极分化。怀有批判日本主导东亚的作家，全面强调自己作为朝鲜人的身份，表明不合作的态度或提出“北乡”这一口号来追求作为边境人的朝鲜民族身份。与此相反，合作于日本主导东亚的作家作为“五族协和”的成员，支持“满洲国”并讲述东亚的未来。
有鉴于此，可以说以1939年为分界线，“满洲国”正式进入到韩国近代文学当中。此后描绘“满洲国”的韩国近代作品根据作家居住地区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居住在朝鲜半岛，访问“满洲国”之后创作体验性作品的作家，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泰俊、李箕永、张赫宙等。另一种类型是居住在“满洲国”，并在此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廉想涉、白石、安寿吉等属于此类作家。
朝鲜人的“满洲国”移住从3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变化。此前，移住“满洲国”的朝鲜人，大部分属于无法维系生存而自发移住“满洲国”的人。但到这一时期，朝鲜农民开始在国策的层面上移住“满洲国”。朝鲜人自发的移住称作“自由移民”，而政策性移住根据其样态可分为“集合移民”和“集团移民”。在1936年左右成立的“鲜满拓殖会社”的周旋下进行的朝鲜人国策性移住和日本人的“满洲国”移住政策相衔接，故造成了一些紧张的氛围。但在整体构架上看，朝鲜人的国策移住是在日本帝国对东亚的统治和管理层面上进行的。
自1939年起，朝鲜人移住“满洲国”的样态变得更为复杂多端。因为日本占领中国位于重要战略区域的城市后提出的“东亚新秩序”，更加凸显了“满洲国”在东亚整体脉络中的意义。缘自东亚脉络中的“满洲国”这种复杂的样态，当时将旅满经验写进作品中的作家志向只能分成多个层次。其中根据看待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态度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将中日战争和日本的部分胜利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扩张的作家，这些作家将朝鲜人的移住视为血泪中的移民；二是将中日战争中日本的部分胜利视为拉开东亚时代新帷幕的作家，这些作家将朝鲜人的移住视为充满希望的开拓。
前者即从移民的视角再现“满洲国”的作家有韩雪野、李箕永、李泰俊。李箕永和李泰俊是再现朝鲜农民移住“满洲国”的代表作家。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刻画了在朝鲜受到逼迫而来到“满洲国”的朝鲜农民，在种水稻过程中历经风霜的故事，是以移民的视角再现“满洲国”的代表性作品。在开垦稻田的时候，朝鲜人之间的相互冲突等场面表现了当时朝鲜农民在“满洲国”立脚时的艰难过程。李泰俊的短篇小说《农军》也在同样的脉络上。李箕永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朝鲜人之间的冲突，而李泰俊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冲突。
韩雪野的长篇小说《大陆》比起李箕永和李泰俊的作品，有着不一样的倾向。李箕永和李泰俊主要呈现的是朝鲜移住农民为了开辟自己赖以生存的一席之地而付出的艰辛，韩雪野则思考了东亚共同体中朝鲜移住民所能具有的意义。李泰俊的《农军》中，除了刻画朝鲜人以外，也刻画了中国人，但这种中国人物形象只是凸显朝鲜人苦难的装置，并不内含东亚整体的展望。相反，韩雪野的作品中日本人、中国人还有朝鲜人同时出现在“满洲国”的城市和农村。作品通过“满洲国”，呈现东亚共同体和其未来。因此，可以说具有复合性意义。
虽然这些作品在细节上有一些不同，但都是从移民的视角看待“满洲国”的朝鲜人，这一点与开拓的视角看待“满洲国”的作家存在明显区别。张赫宙、郑仁泽、李无影还有柳致真将中日战争中日本的部分胜利视为能够抗衡西方的东亚之复兴，而不是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扩张。因此，这些作家从洋溢着希望的开拓视角看待朝鲜人的“满洲国”移住。郑仁泽和李无影等作家通过勾勒“五族协和”下开拓新生活的朝鲜农民
，梦想着未来的“满洲国”和东亚，张赫宙则站在“内鲜一体”的立场上看待朝鲜人的“满洲国”移住。他通过长篇小说《开垦》和《幸福的百姓》，呈现了移住“满洲国”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形成一个共同体的过程。通过这些作品作家想要传达的是即便是在“满洲国”，朝鲜农民也应该是“皇国臣民”，而不是“五族协和”中一个构成民族的想法。郑仁泽、李无影和张赫宙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在朝鲜人的角度看待“满洲国”的态度上却具有共同点。与此相比，柳致真的戏曲《枣树》却有不同之处。作品描绘了朝鲜人的分村移民，作家从东亚联盟的层面上看待“满洲国”。因此，具有了更加扩大化的想象。但与同样从东亚整体脉络中看待“满洲国”，却批判日本帝国东亚霸权的韩雪野的小说《大陆》相比，却有着显著差异。
在“满洲国”居住并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与1939年以后在朝鲜半岛居住并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相比，两者的境遇大同小异。“满洲国”直到日本战败瓦解为止，一直没有正式制定“国籍法”。因此，此前居住在“满洲国”的朝鲜人的处境非常复杂。但进入到1939年以后，便和朝鲜半岛的情况大致相同。在日本帝国占领中国重要战略城市，不断扩大战争范围的局势下，分为合作与不合作的两极分化现象也出现在“满洲国”的朝鲜人社会当中。但是由于统治朝鲜半岛的意识形态“内鲜一体”和统治“满洲国”的意识形态“五族协和”之间的差异，朝鲜和“满洲国”的两极分化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
廉想涉和白石为了躲避朝鲜的“内鲜一体”而来到了“满洲国”。因此，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政策非常敏感。廉想涉目睹朝鲜总督南次郎实行的“内鲜一体”后，选择来到“满洲国”，因为“满洲国”的“五族协和”相对而言，能够给他带来一席喘息的空间。在“满洲国”发行的《满鲜日报》
担任编辑局长一职，便是为了在这相对自由的空间摸索朝鲜人自立的方式。但1939年他辞掉了编辑局长一职，根据他的回忆及综合考虑到当时实际情况时，离开《满鲜日报》是当时“满洲国”关东军介入并干涉包括《满鲜日报》在内的所有言论机关所致。关东军的介入，使“满洲国”的《满鲜日报》处在了和朝鲜半岛的《每日申报》相同的境遇。廉想涉便离开新京来到了安东，日本投降后选择回到韩国。
白石在廉想涉离开新京的1939年移住新京。和廉想涉不同的是白石一开始认为能够忍受“内鲜一体”，因此，一直坚持在朝鲜，并在“朝鲜日报社”下属言论社就职。但是武汉三镇沦陷后，日本帝国开始将“内鲜一体”扩大到日常生活中，白石难忍这种强求便来到“五族协和”下的“满洲国”。但是来到“满洲国”之后，渐渐发现“满洲国”的境遇和朝鲜并无两样。白石一开始抒写的是歌唱“满洲国”中国人和朝鲜人携手共存的诗，接着踏上没有被近代笼罩的“满洲国”边防地区后，写了对新世界热望的歌及探索“满洲国”可能性的诗。一开始在国务院就职时，白石享受着“满洲国”带来的相对的自由，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帝国的统治、压迫、监视越发残酷，他便离开新京移住安东，在那里生活到日本投降。生活在新京和周边地区时他还创作了一些诗，但移住安东后他便封笔过起了隐居生活。
将“满洲国”视为“北乡”，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坚持不断地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是所有在满朝鲜人作家中大放异彩者。安寿吉的文学创作，自1939年正式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期间发行了短篇集《北原》，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北乡谱》。安寿吉将“满洲国”视为新的故乡，这一点有着特殊意义。廉想涉和白石虽然都移住到了“满洲国”，但并没有将“满洲国”视为新的故乡，而是一直认为是暂时的居住地，并认为根据日本帝国版图的变化随时发生变化的便是“满洲国”和朝鲜半岛，所以他们谨慎地展望其未来。虽然他们一直将朝鲜独立国民国家的愿望置之于心，但廉想涉和白石自始至终在批判近代，所以他们并没有将近代国民国家绝对化，而是使其相对化，坚持注重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朝鲜的独立所能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因此他们在日本帝国的变动中考虑朝鲜半岛的问题并看待“满洲国”。由此判断，廉想涉和白石离开新京来到朝鲜半岛和“满洲国”的边境地区生活并不属于偶然。安寿吉与他们不同，将“满洲国”视为新的故乡，即“北乡”。但比起在国民国家体制中反复确认自己身份的方式，他更愿意作为国民国家体制的边境人生活下去。而这种作为边境人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的作品主人公多数是那种既不属于日本，也不属于中国，同时也不阔谈朝鲜的独立，只是心怀朝鲜特征，苦恼生存的人物，这一点上备受瞩目。
1939年以后的“满洲国”与此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虽然依旧鼓吹“五族协和”，却开始有了强求日本特征的氛围。在“满洲国”的朝鲜人更是深有体会。这种氛围下，有些作者将日本帝国的统治视为既定事实，并希望作为日本人生活在日本帝国统治的羽翼下，其代表性人物有今村荣治、朴荣浚、柳致环
。
朴荣浚把在“满洲国”抵抗日本关东军的人视为有勇无谋，甚至视为野蛮的人。他的短篇小说《密林的女人》中把日本帝国刻画为文明国度，而把与此对抗的人刻画为野蛮的人。当时对那些反对日本帝国统治“满洲国”的人，朴荣浚非但没有表示携手之态，反而将他们和其行为看成是野蛮，逆时代潮流，这显示了作者看待日本帝国对包括“满洲国”的东亚的统治的视角。朴荣浚同时把归顺日本帝国的朝鲜人刻画成了英雄。
柳致环也有和朴荣浚一脉相通的态度。他通过创作以抵抗日本帝国而牺牲的人为题材的诗，去强调这些人的行为是逆时代的。柳致环甚至把抗衡西方的日本帝国看成是引导新文明和解放的国度，写了劝说朝鲜青年参加学徒兵的诗。对他而言，日本帝国是可以抗衡西方帝国主义的新的代行方案，所以才呼吁为了亚洲的未来，日本帝国必胜，为此朝鲜人作为日本人理应积极参与其中。
朝鲜半岛的民众努力脱离日本帝国的统治，试图树立独立的国民国家。但随着国际范围冷战的激化和左右思想的对立，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紧随其后发生的南北间的战争，渐渐固化了南北分裂局面。以往居住在“满洲国”的作家，根据自身处境，各自选择走向了南或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末期，旅满并创作体验性作品的作家，已经不再关注满洲和“满洲国”。相反，曾居住在“满洲国”的作家，仍然持续再现“满洲国”。但因为要在冷战时代分裂形成的国家所强求的意识形态下进行创作，因此，再现“满洲国”并非易事。展望独立国家，努力克服困难的廉想涉、白石，希望作为朝鲜边境人生活下去的安寿吉，合作于日本帝国的朴荣浚等在各自的视角下持续再现“满洲国”。
廉想涉和安寿吉还有朴荣浚选择走向了韩国，而白石因为定居在故乡定州，自然选择了朝鲜。但朝鲜为了把过去金日成的满洲抗日运动专有化，不允许除此之外的任何有关“满洲国”的再现。这种倾向始于日本投降初期，进入50年代后便开始加速，到了1967年已经完全实现专有化。因此，即便是在“满洲国”生活时期，没有迎合日本帝国的白石，由于他的不合作方式不同于金日成，便难以讲述自己的故事。白石直到写作他文学生涯中最后一篇文章的1962年，仍然没有提过“满洲国”。虽然在朝鲜，出现了多种“满洲国”叙述和再现，但却找不到曾经居住在“满洲国”的作家讲述自己故事的痕迹。
韩国再现“满洲国”的情况，首选要提到朴荣浚。他在一系列短篇小说中再现了“满洲国”，其基调便是反共。南北分裂以后，韩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成了反共产主义，这与过去在“满洲国”的统治理念——反共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朴荣浚才得以持续发表以反共的视角描绘“满洲国”的作品。无论是过去的“满洲国”，还是现在的韩国，反共是其共同的意识形态，因此，他的这种再现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其再现过程中朴荣浚却抹去了自己曾迎合日本帝国的态度。彻底反省过去，才会获得更加深层次的意义，但抹去了过去之后，其想法只能偏于狭隘。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将“满洲国”视为另一个故乡的安寿吉，日本投降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北间岛》中再现了“满洲国”。比起朴荣浚，没有过多亲日嫌疑的安寿吉以多种形态讲述了满洲及“满洲国”。虽然在“满洲国”，受到反共意识形态的制约，无法描绘活动在“满洲国”的社会主义者，但他还是努力避开检查的束缚，呈现他们的作品。但是日本投降后他的作品却失掉了过去在“满洲国”坚守的对国民国家体制的批判及作为边境人的想象，反而凸显了对国民国家的想象。日本投降前作为边境人的想象和日本投降后对国民国家的想象之间的断层，安寿吉没有拓展在韩国近代文学上呈现出的对国民国家体制的批判这一问题意识，这一点令人感到惋惜。
南北分裂以后，在韩国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中廉想涉最为重要。廉想涉在“满洲国”时期，没有任何亲日行为。因此，他可以在韩国自由地讲述“满洲国”。起初作为日本投降前史讲述“满洲国”，后来作为解放背景讲述“满洲国”，又后来作为迂回表达南北分裂现实的素材讲述“满洲国”。对日本投降后廉想涉的文学而言，“满洲国”是不可或缺的时空。特别是长篇童话小说《采石场的少年》，通过勾勒来自“满洲国”的战争灾民在首尔定居过程，讲述民族统一和克服分裂。值得一提的是，廉想涉日本投降后再现“满洲国”的文学与日据时期的文学，在观点上没有发生断层。“满洲国”下的廉想涉，在“五族协和”的局限下，依然思考了朝鲜的独立和东亚民主主义的未来。这一点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后，他开始在建设统一独立国家的视角下再现“满洲国”。廉想涉虽然批判国民国家和近代，但他的这种批判是对帝国主义时代，非欧美国家该往何处走，在西方统治的近代，东亚民主主义该如何构想整体方向而前行。因此，一开始他便不同于其他非历史性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近代的观点。可以说廉想涉是无论日本统治时期还是日本投降后，在韩国近代文学上以一贯的观点再现“满洲国”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