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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日本军国主义者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先后以武力强占的殖民地有台湾、关东州（旅顺、大连）、库页岛、朝鲜半岛、南洋群岛等，而在中国东北炮制出的“满洲国”，是其采取不同统治策略的最大的一块殖民地。“满洲国”始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3月，终结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8月，历时13年零5个月，地域包括中国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以及内蒙古一部分。名义上的元首是清王朝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实为日本关东军把持下的军事法西斯控制区
，伪政府机构及社会组织都被编织在类军事化的管理网络中。例如被称为“国家精神子宫”的“协和会”（1932）
，实为全民动员的工具，所有的官员、教师和地方名流都被纳入其中。“协和会”下设有“青年团”和“国防妇人会”，16—19岁的年轻人和有身份有地位的女性也被编织到“协和会”的外围组织之中
。而“满洲艺文联盟”（1941）垂直管理“满洲文艺家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1944年改为组织更加严密的“满洲艺文协会”，下设“文艺局”“演艺局”“美术局”“音乐局”“电影局”，形成控制严格的文艺家全面统制的法西斯体制。但是只要不是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那样的“恶托邦”，总有管道通往他处。在“满洲国”这个异态时空中，同样有以文学为志业的人们，尽管他们绝大多数被归属于“协和会”和“满洲文艺家协会”，身份复杂多样，但所谓的“国策文学”和“报国文学”比重并不高，“献纳诗”和“时局小说”
在很多作家那里有时只是一种应景姿态。而殖民地作家创作出的大量形态各异、意味丰厚的作品，如实地记录下殖民地真实生活场景和精神想象，其中有或强或弱的政治诉求和精神抵抗，也有灰色暧昧的协作和算计，这些作品因其殖民地文本的属性而独具无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些作品不仅仅属于文学世界，因为它与20世纪对殖民主义的全盘反省相关，并对理解21世纪的世界现实有启发。对伪满洲国殖民地文学遗产的清理，不仅可以发现文学是反日本殖民斗争的构成以及如何构成，更可以看到殖民伤痕如何切入殖民地人的精神深处，在反殖/协作、被动接受/主动亲和、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的纠缠交叉之处看到殖民地知识者的心路历程，深入反省东亚殖民主义。
满洲殖民地，地处中国东北边疆，毗邻苏俄和朝鲜半岛。这里不仅有日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本土中国人，还有在殖民构架中谋生的朝鲜人和俄罗斯人。生活在此地的人们在国家身份、民族认同以及信仰、阶层、语言等方面呈重层杂多状态，具体到伪满洲国文学，也呈现出多国家、多民族、多语种的特点，其中有中国人文学、日本人文学、俄罗斯人文学和朝鲜人文学等。了解伪满洲国文学，需深入当时的“满系”文学、“日系”文学、“鲜系”文学、“俄系”文学进行考察，探入各个语族作者作品深处，细察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例如，在何种情况下如何抗争和抵抗，而这些抗争和抵抗是否又不经意间落入了殖民者的逻辑；在何种境遇中如何迎合并协作，而这种迎合和协作的背后是否包含了有别于殖民主义的政治诉求；在欲利用殖民者当局的政策并与之周旋的危险尝试中，殖民伤痕如何刻印在殖民地人们的精神深处，由此呈现“满洲国”的盘根错节的精神印记，清理东亚殖民主义带来的悠长缠绕的苦难。
“满洲国”成立后，伪称“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在其所谓的“建国宣言”中宣称“五族协和”
，而且试图在种族差异基础上建立一套“满洲国”的身份认证体系，首先模糊东北在地人的民族身份，将汉族、满族、回族等东北原住民命名为“满人”“满系”“满洲人”，汉语被改称为“满语”，而把1932年3月以后由关内“入境”的汉族、满族等称为“中国人”。这样一套新称谓表明了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同时也让清醒的中国人知晓其窃据中国东北的企图。
“满洲国”被炮制之初，地处伪国都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之远的北满哈尔滨文坛，开展了勇敢的反日反满政权的文学活动，洛虹（罗烽）、巴来（金剑啸）、黑人（舒群）、姜椿芳、林郎（方未艾）等共产党作家，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刘莉（白朗）、梁蒨（山丁）、星（李文光）、侯小古、金人、林珏等热血文艺青年，在“满洲国”统治下的哈尔滨《国际协报》《大北新报》《黑龙江民报》和新京的《大同报》，直面抵抗日本及其傀儡政府，发表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的作品，形成具有抵抗性质的反殖文学
。但是随着“满洲国”治安监控体制的加强及暴虐，有作家被杀，有作家被捕，有作家逃亡，有作家直接参加了抗日队伍，反殖文学在伪满洲国被迫落下帷幕。上述作家中只有山丁继续留居“满洲国”，其他人星散到中国各地，最著名的是创作出优秀抗日文学作品的“东北作家群”。
留居“满洲国”的作家及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作家，直接反抗已经没有可能，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与殖民地文化政策共存，这里以吴瑛的《新幽灵》
和古丁的《新生》
两部小说为例，细察文学如何回应殖民地的文化宣传，消解与协作背后的精神伤痕及诉求。此外，这两部作品都是艺术家小说，以周边世界和自身为素材，由此还可看到殖民地生活的侧面及作者的内心世界。
吴瑛的小说《新幽灵》以殖民地“新中间层”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殖民地伴随了所谓现代产业和现代家庭的建设，在社会上营造一种新中间层的“良好生活”模式。受过教育的殖民地青年，他们在城市的行政机关、产业工厂、商业公司做下级官吏、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每月领取固定的薪水，形成社会上的新中间层。典型的新中间层家庭模式是充满恩爱的城市核心家庭——青年夫妇和两三个活泼健康的孩子。以新中间层为题材的宣传画张贴在新京、奉天和哈尔滨等都市的公共场所，一方面为殖民地招揽现代产业的劳动者，一方面为殖民地青年营造“乐土”的梦想。吴瑛的小说揭开了新中间层的面纱，小说写了两个空间，一个是城市中的核心家庭，一个是“官厅”的现代办公室，大学生丈夫即官厅里的下级职员把这两个空间串起来。家里，夫妻间格格不入，居家的春华嫂成天想着靠哭闹和生儿子来拢住丈夫，大学生丈夫对妻子当面顺从，背地里找女人“逛道”（去妓院）。官厅办公室里，只要说日语的科长在，四个职员就假装认真工作，科长一走，他们就“松快”起来，这个办公室徒有现代的躯壳而已，装神弄鬼的高压和应付了事是每天的节奏。小说中的新中间层既没有恩爱和睦的小家庭，也不是勤劳奉公、积极向上的现代员工，吴瑛把新中间层隐喻为“新幽灵”。
《新幽灵》能如此拆穿伪满洲国致力营造的“良好生活”，暴露其幽暗内核，消解殖民地的正面宣传，这不仅仅是不合作的文学，而且是具有抵抗意味的解殖文学
——如腐蚀剂一般消解、溶解、拆解着殖民地的文化宣传。小说还展示出殖民伤痕如何切入殖民地人的精神世界。大学生在家应付妻子，上班应付 “类主子”的“科长”，不认真生活，不认真做事。“应付鬼子”在今天的东北是一句俗语，其背后的渊源正是来自东北殖民时代。殖民地人“应付鬼子”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消解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败坏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真实生活也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殖民统治，掠走的不仅仅是物质，还带来了精神生活的沦落。生活在殖民地的与日本人共事的中产阶级，始终要面临殖民者的淫威、贪婪和鄙视，为了生存下去，精神萎靡或沦落几乎成为难以避免之事，为了“明哲保身”，“阳奉阴违”地应付生活。殖民主义在精神上的侵蚀伤痕更为持久并难以修复，需要几代人的自我治疗。
与吴瑛的《新幽灵》消解殖民宣传相反，古丁的《新生》看起来似合作之作。
《新生》的主题是“民族协和”，而且是“日”“满”协和。该小说曾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赏”次赏。小说的主要内容是“百死毒”流行期间，因邻居染病死亡，主人公“我”一家人被迫健康隔离，在隔离病院“我”遭到日本人的白眼也得到日本人的帮助，最后与日本人秋田等相互帮助渡过难关。出院后，与日本人一起总结扑灭病毒的关键是“民族协和”。对该小说的解读，有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认为是屈服于日伪淫威的汉奸文学
，一种是同情其背后的曲折隐情而给予正面解读
。一种是批判，一种是同情理解。两种解读依据各自的时代、立场和文化背景，对于理解该作品都有意义。我们从反省殖民主义与殖民伤痕的角度来解读这篇作品。“满洲国”殖民者，用“暴力”和“说服”两套策略实施统治：关东军是侵占镇压的暴力，而“协和会”实施宣传说服，制造出各种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如 “新满洲”“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现代文明（包括教育、卫生、育儿、妇女观念等）”等。与殖民者合作的文士们在这些意识形态话语中读出了一种进步、平等的气息，欲借“民族协和”来谋求“民族平等”，欲借“现代文明”谋求“民族进步”。这是古丁小说背后隐情之一。该小说取自古丁本人的一段经历。1940年秋，新京流行鼠疫，因为邻居患病身亡，古丁一家被强制隔离一个月。这段生活，古丁称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震荡”
。所谓精神震荡，是指隔离病院中的生活让古丁强烈地感到了民族差异与民族歧视。古丁因其文学才华和流利的日语，成为伪满洲国文化界的名流，很多“日系”文人也敬重他。但是到了隔离病院，这些都毫无意义，人们只按种族被分为“满人”和日本人，被区别对待。这样的经历，让古丁主动地亲近“民族协和”的意识形态口号，这是古丁写出《新生》这篇协力殖民者作品的一个契机。不仅如此，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并深深喜爱鲁迅作品的古丁，深知国民性理论。他的思考逻辑是，要实现“民族协和”，需得民族平等相待，而欲平等相待得改造国民性。这篇小说道出：对百死毒，“日系”有着科学而正确的观念，他们遵守秩序，安安静静；而“满系”关于细菌、传染病的知识几乎为零，不讲卫生，吵闹不守秩序。小说中的“我”给自己的邻居鞋匠陈万发讲解“扑灭老鼠”“细菌感染”“打预防针”等相关知识，可陈万发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在隔离病院里，看护妇区分对待“满人”和日本人，作者议论道：“这是怨不得谁的。”之所以受歧视，原因在自己的低劣，要想彻底改变，得先改变自己。这套话语正是殖民者炮制出来并极力宣传的殖民主义逻辑：“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落后的、低等的满洲需要先进的、文明的日本来统治，这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致的愿望。”
《新生》并非一篇迫于外部压力下不得不写的作品，而是自发协同殖民者观念的作品，这背后有作者自己的理想诉求，或启蒙或改造国民性或寻求平等，但是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危险尝试中，协同者跌入了殖民者的逻辑。深陷现代性理论的文士们，容易陷入这个逻辑之中。古丁在另一篇协力“民族协和”的作品《西南杂感》中表述道：“如果用民族协和的力量去开发，热河会一跃而为我国的产业地区，更可为东亚的产业地区。”热河明日构想是：“水力发电所的建设，地下埋藏的稀少金和石炭铁铜的发掘和矿业区的建设，高架铁道的开设，电灯明亮，收音机齐备，兴亚矿工大学设立，温泉旅馆和疗养所设置，奶酪畜牧业振兴，各部落国民学校和县属健康所开设，纺织工厂设立，杏、梨、栗、枣之外还有苹果园，植造的松林，蒸汽船的定期运行……”
这种把现代文明变成拜物主义，忽略其带有的殖民暴力性，殖民者压迫的话语变成了社会文明进步的可能性。如果不对此进行深入的反省和揭示，这种殖民主义逻辑经过改头换面就会重新出现在今日世界，例如有人声称“伪满洲国是东北经济建设最快最好的时期”
。
伪满洲国成立后，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越来越多，除关东军之外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来殖民地政府任职的各类大小官吏和来教育机构任教的文化人；一类是借助日本殖民力量来获得资本利益的商人；一类是随日本大陆政策而来的开拓团农民。除原来在关东州的文人外
，来“满洲国”的职业文学家非常少见。其实很多“日系”文人/作家是伪满洲国“培养”起来的，他们原为各行各业的普通日本人，因为身居伪满洲国，殖民者的绝对优越感给他们一种幻觉——人种和文化优秀——可以做任何事情。“把日本的文学横向移植到‘满洲国’殖民地，并促使在满日本作家的创作添加满洲的地域特色，从而提升原本低下的满洲文化。”
身处殖民地社会上位的日本人发表作品十分容易，原本在日本本土很难做到的事情，在伪满洲国却唾手可得，有些日本人就借此便利条件成了“作家”，当时仅“满洲文话会”一个文学社团中有记录的“日系作家”就高达300多人
。而所谓的“开拓文学”，如“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编的《大陆开拓小说集》和“农民文学恳话会”编的《农民文学十人集》中，很多作品就出自于“开拓团”中的日本农民之手。
今日重读这些“日系”文学，并非全为文学审美，而是由此观察殖民者记录的殖民地生活场景以及殖民者的内心世界。来“满洲国”的殖民者如前所述，各怀目的，各式各样，有高高在上的压迫者、盘剥者，也有被裹挟而来的赤贫者和知识分子；有与政治、意识形态、军人融为一体的军国主义文士，同时也有反省殖民政策、心怀梦想的知识人。军国主义的“笔部队”，有专书考察
，我们以牛岛春子的《祝廉天》（又译《姓祝的男人》）
和北村谦次郎的《那个环境》
两部小说为例，细察殖民者的文学如何表现满洲生活，以及他们对日本殖民的反省及反省的限度和陷阱，由此看殖民主义在殖民者身上的烙印。
小说《祝廉天》，塑造了一位“满人”翻译官吏“廉洁、公正、勤恳”的形象。该作品获日本“芥川赏”候补之作。“满人”形象在“日系”作家中，常常是“贪婪、无操守、懒惰”的代名词；在古丁等“满系”作家的作品中，是“愚昧、落后”有待启蒙的对象；在“鲜系”和“俄系”作品，也很难见到正面、正常的形象。牛岛春子在小说中塑造的“满人”——桀骜不驯、个性鲜明，可说是可贵之点，而且小说还挖苦了傲慢无识的日本官吏，称他们是“聋”“哑”人——因为语言问题无法与当地人沟通，暴露出一个不会说汉语的日本官吏管理三十万县民的空虚和危险，“勉强施行建立在三十万县民之上的政治……一想起来就后背直冒冷汗”。牛岛春子作为一个来“满洲国”的日本官吏的妻子，旁观“满洲国”的政治治理，有着客观清醒的认识“：满洲国”毫无根基。貌似强大的雄飞海外的“大和民族”根本不是“满人”的对手。虽然如此清醒，但是小说最后还是落到了“民族协和”的窠臼，“廉洁、公正、勤恳” 的祝廉天对日本人上司忠诚无比，与这样的满人“协和”，“新满洲”才能建立起来。这里的逻辑与“满系”作家古丁相似，一个是要改造国民性，一个是洗去日本人的骄傲凌人之气。由此，这里还是透露出殖民者天然带有的高于其他民族的盲目自信，其背后隐现的是殖民主义逻辑。
北村谦次郎的小说《那个环境》，讲述了日本少年忠一由东京到“满洲国”，在殖民地环境中学习、工作、生活的故事。少年时在关东州读书，与当地人愉快交往毫无芥蒂，但是成年后已是作家的忠一与“满系”交流充满龃龉，“非常寂寞”，作品最后以忠一立志扎根“满洲国”结束。在满洲长大的北村谦次郎，对“满洲风土”怀有感情，字里行间充满温情。作品里的主人公忠一充满热情，真心与“满系”作家交往，而且能够“想着满人、白俄人，那些和自己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人们”，愿意真诚地对待这些差异，欲与他们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协和”。同时小说对“满洲国”的文艺政策有反省和批评。作家的感情和小说中忠一的感情都是真诚的个人情怀，无须怀疑；从对“满洲国”文艺政策及组织形态的批评中，也可见作者冷静的反省精神。但是“我喜欢，我就要扎根在这里”，“我热心与你交往，你须同样回应”，这里有殖民者的任性和有意无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背后藏着其自身难以察觉的心理现实：生逢其时，浮躁于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令人吃惊的自信——世界以我族为中心展开。
牛岛春子和北村谦次郎独有细致的观察和清醒的反省精神，也有文学家的表现才华，作品中展示了其他“日系”作家所未见之处——优秀的中国人洞察到伪满洲国严峻的民族问题——“五族协和”的困境与虚伪，并试图经过个人的努力实现超越意识形态的“协和”。牛岛春子的另一部小说《苦力》
，描写了日本劳务监管与中国劳务者之间构建起超越民族的信赖关系。但是作为殖民者来到“满洲国”的他们，其背后是侵略者——残暴的关东军，这在东北人民看来就是强盗闯入了自己的家园，他们跑到“满洲国”来搞“民族协和”，而不是在自己的国家推行多元民族。在殖民地的确有心地善良、心怀梦想的“日系”知识者，他们作为个体可能是自信满满、诚心诚意地来到殖民地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是他们的诚意和辛劳是挂在殖民框架上——侵略与被侵略、占领与被占领、奴役与被奴役。虽然日本殖民者在“满洲国”没有实施其在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皇国臣民化”的民族同化政策，而是提出貌似温和现代的“五族协和”，但这不能改变其殖民性质。在“满洲国”的“日系”文士们以日语报刊杂志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活动
，虽然各式各样、各怀目的，但在不同程度上落入了殖民主义的逻辑，至今未见那种可以超越殖民主义的强大心灵和伟大作品。一个民族的虚妄，以文学的傲慢也得以见证。
在“满洲国”的朝鲜民族身份含混而复杂。伪满洲国号称日、汉、满、蒙、朝“五族协和”，但朝鲜民族始终以“鲜系日本人”的身份，接受朝鲜总督府的统治
。也就是说，根据伪满洲国“国策”，他们是“满洲国国民”，但根据“日韩和邦”，他们又成了拥有“日本国籍”的“皇民”。居住在满洲的朝鲜人拥有日、满双重“国籍”。这样含混的身份，让“鲜系”作家对“满洲国”、日本人和东北原住民的态度摇摆不定。“满洲国”是部分“鲜系”作家的“自由”之地。日本在朝鲜力推“内鲜一体”，实施“皇国臣民化”的民族同化政策。来“满洲国”可以有“五族之一”的朝鲜族身份，用朝鲜语写作，不用“创氏改名”（改用日本姓氏），至少能够两害相权取其轻，来“满洲国”可以是一种拒绝做“皇民”的姿态——是抵制殖民程度更高的“皇民化”运动。由此也形成一个悖论，一些“鲜系”作家在朝鲜半岛，抵抗日本殖民，到了“满洲国”，却有些主动迎合日本人，迎合或者利用日本在“满洲国”的殖民政策。而面对东北原住民时，“鲜系”有时又显示出“准高等民族”“准统治者”的姿态，套用他们所反对的殖民主义的逻辑——在心理上自视高于“满洲国”的其他民族。这样一些绞扭的观念也体现在“鲜系”文学中。
金镇秀的小说《移民之子》
，讲述了随朝鲜“开拓团”来“满洲国”的朝鲜农民的生活。日本侵占东北后，为其不断膨胀的侵略野心做准备，作为大陆战略策划的一个部分，将占领地朝鲜半岛的部分农民强制或号召移民到中国东北地区，设立“集团部落”，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很多朝鲜农民因此来到满洲谋生。小说中的“石头一家”就是这样的“开拓团”移民，所在的村庄就是朝鲜“集团部落”。小说细致地描绘了这些农民的日常生活：被“移民会社”的人欺骗；在没有道路没有房屋的地方艰难开荒求生；有人适应不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冬天，有冻死的，有冻残的；不得不为“国家”勤劳奉公服役。小说还展现了朝鲜农民的精神状态，因为连年欠收，“他们身上原有的勤劳和进取的风貌消失了，小小的村子里开始需要白酒，他们只能用赌博掩盖自己的倦怠。村子里，大声呵斥多了，欢声笑语少了。刚刚从朝鲜来到此地的时候，家家都有充足的人手干农活，但是三年来病死的病死，倾家荡产的倾家荡产”。作者议论道：“村民们迫于生计来到这遥远的地方生活，想得更多的是利害，而不是是非。他们需要的不是真实，而是温饱，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余地去想那些事情。”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洞察力和描述真实的勇气，把其归入解殖文学一系。在“满洲国”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弹压政策下，描述本身就是一种控诉，需要作者具有相当大的勇气。但是就在这样一篇暴露“满洲国”黑暗的作品中，作者却有着这样对待东北本土人和日本人的态度：
在这山沟里老死，连一个送葬的人都没有，和满洲人的尸体一道随处一扔，让野狗啃食 ……唉，好惨！
德顺（石头的爸爸）看见石头能和日本人说话，高兴得都不知如何是好。
殖民主义的伤痕能多深地切入殖民地人的精神之中？殖民者的观念通过各种媒介各种形态以各种方式慢慢地植入受殖者的意识，不知不觉中，同样是被剥夺被殖民的朝鲜农民，面对“满洲人”时有了一种高等民族的心理——死了也不愿与之为伍。而对于欺骗过自己的日本人，却极力追赶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或者哪怕是能与之接近的人。我们清理殖民主义时，要考察殖民主义渗入的各个角落，哪里被侵蚀，哪里被屏蔽。
“鲜系”作家与文学在“满洲国”和日本本土处于边缘状态，在日本出版的《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
中收入“日系”“满系”“俄系”和“蒙系”作家作品，不见“鲜系”；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也不见伪满洲国“鲜系”代表。在“满洲国”有“鲜系”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也只见一次记录：“内（日）、鲜、满文化座谈会”
，参加的“鲜系”作家有：“协和会弘报科”的朴八杨（诗人）, “国务院经济部”的白石（诗人），“放送局”的金永八（剧作家），“满洲文话会”的今村荣治（作家），满鲜日报社的李甲基，“社会部长”申彦龙。开场申彦龙就表示：“鲜系对于一直以来未能跟内、满系文化团体或文化人联系而感到非常遗憾。”李甲基开口的问题是：“鲜系能否申请加入‘文话会’？”这些都表现出“鲜系”作家积极进入“满洲国”主流文坛的愿望。但是当“日系”作家仲贤礼基于朝鲜半岛作家用日语写作而傲慢地问道：“鲜系作家用朝鲜语写作是会被人看成异端还是已成为主流？”李甲基绝不含糊地答道：“区别文学的国籍，对族谱进行分类，这属于文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但是首先，承载该文学的母语语言不是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吗？承认这一点的话，再去考虑文学的民族情绪啊，作家的族谱啊，用其他语言写作，其素材如何，故事的复杂性等。不管怎样，因为是支那文学，所以是支那语文学优先，同样因为是朝鲜文学，为此朝鲜语文学才是首要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朝鲜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就是用朝鲜语写作，其次也是对自己语言的眷恋，不是吗？……”一旦触及语言问题，与会的“满系”作家爵青也说道：“我认为语言问题没必要过于急促地去解决。语言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间形成的。语言是和一个民族的传统、情绪不可分割的文化表现。因此以满洲人生活为素材创作时，不用满洲语就无法将其情绪、传统完整地传递给读者。作为朝鲜作家的张赫宙虽以朝鲜人为素材，但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比起对朝鲜人的生活，印象更深的是所使用的语言……”触及殖民地语言问题时，“鲜系”和“满系”站在了一起，面对强势上位的殖民文化，殖民地作家实际能够坚守的堡垒是民族语言。用什么语言来创作，在殖民地有特殊的意义，捍卫自己民族的语言，是殖民地作家抗争的一种方式。
“目前存留的伪满洲国朝鲜人作品包括200余首诗歌、50余篇长短篇小说、600余篇散文和少量文学评论、戏剧等作品。”
这些用朝鲜语写成的作品，是朝鲜民族反抗殖民同化的一个标志。另外由于当时刊载朝鲜语文学的报刊有限，只有油印刊物《北乡》和《满鲜日报》的文艺专栏，“鲜系”文学还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写作，例如诗人沈连洙生前的作品藏在瓮缸中几十年，2000年才得以出版
。
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声称：“凡在新国家领土之内居住者，皆无种族歧视、尊卑之分别。除原有之汉族、满族、蒙族及日本、朝鲜各族外，即其他国人，愿长期居留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应得之权利，不使其有丝毫之侵损。”
这给侨居中国东北的俄罗斯人以梦想，认为他们的“春天”终于来了
，有些“俄系”作家愿意与“满洲国”合作，积极投入当时的“文坛建设”。日伪的“协和会”为了“繁荣满洲文化”，也愿意与文学传统深厚的俄侨社群合作，将其称之为“满洲国”的“俄系”作家。1943年还成立了“日俄亲善文化协会”，参与协会活动的高达500多人。
伪满洲国的文坛，主要是“汉、日、俄”三个民族的舞台，“满、蒙、朝”这几个民族的作家很少有机会登场。在日本出版的《日满俄在满作家短篇选集》
收入了四位“日系”、两位“满系”、两位“俄系”作家作品，而前文提到的《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收入的也是“日、汉、俄”作家作品，之外还有“蒙系”作家的作品一篇。其原因，除了上述的“日俄亲善”之外，也因为宗主国日本人的傲慢，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满族”混同于“汉族”等同于中国人，蒙古族近于未教化的民族，朝鲜人是已被教化完毕的民族。基于此，“满洲国”的各种文集中及主流文坛上，作家们以 “汉、日、俄”这三个民族的单一形式或联合的形式而出现。“俄系”作家在东北地区，从未被当地“政府”如此重视且能融入他们的文化结构中，这些都给“俄系”作家一种幻觉。
“俄系”作家中，拜阔夫知名度最高。《拜阔夫文集》12卷在“满洲国”出版，多数被翻译成日文和汉语。拜阔夫的作品以描写北满密林风光为主，并在其中穿插大量博物学知识，《牝虎》《伟大的王》等作品开创出独特的文体样式，深得“日系”和“满系”的喜爱。但是“日系”和“满系”喜爱拜阔夫的作品，还不仅仅因为其审美因素，他们各自在拜阔夫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日系”在其中发现了“独立的满洲文学特色”“独特的满洲风土”，大内隆雄如此评论拜阔夫的作品：“从满洲的雄大的大自然中产生出来的。作品中常有种种满洲大自然中的动物。《伟大的王》是此种作品之代表者。”“雄大性”“强逞的性格”，体现了“满洲文学的显著的特色”
。这也正应和了伪满洲国政府殖民主义的风土论述。而“满系”在拜阔夫的北满密林叙事中看到了自然法则才是至高的主宰，无论多么强悍的人类在自然面前都是渺小者
。这道出了这样的想法和心态：日本人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者，是与其他民族一样的渺小者，如此迂回回击殖民主义的论述。拜阔夫作品因其丰富，让殖民者和受殖者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作为“俄系”作家，拜阔夫本人怎么看待“满洲国”呢？1942年，拜阔夫作为“满洲国作家”受邀请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后他创作了媚日诗《日本》。“把傲慢的强敌用力铲除/就像巨人之足踏入泥土/武士之剑利于钢铣/团结了日本人的心腑/在东亚，在海洋的深渊/如同阴霾中的闪电/向远处投去了正义之剑/为谋人民的幸福和安全”
，这样的诗句并非被迫之作。前述“俄系”作家在“满洲国”特殊的境遇，使“满洲国”成为他们乌托邦想象之一种，殖民主义在他们的生活中或者在他们的想象中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而他们本人及作品在殖民地具有了抵抗和协力的二重性。
“俄系”作家在“满洲国”文化场域乃至东亚文化场域中的特殊身份及其独特的文学样态，在“满洲国”这个异态时空下，其复杂性可以揭示东亚殖民主义多个维面的问题。
“满洲国”的殖民地文学，因为其国家身份、民族认同、语言等方面呈重层杂多状态，与东亚殖民主义以非常复杂的样态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各个语族的文学都有反日本殖民的诉求和表现，包括“日系”作家也有对殖民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因为“满系”“日系”“鲜系”“俄系”在殖民地的位置不同，抵抗的目的、方式和强度都不一样，有直接的反殖文学，有迂回的解殖文学，还有欲利用殖民政策与之周旋协作的文学。在这其间，我们发现文学在何种情况下抵抗以及如何抵抗、抵抗的强度，而这些抵抗又可能在不经意间落入殖民者的逻辑；文学在何种境遇中协作殖民者及如何协作，这种协作并非由于外力胁迫，而是一种追求有别于殖民主义的政治诉求的主动迎合；而在这抵抗与协作中，殖民伤痕会刻印在殖民地人们的精神深处。殖民主义带给东亚地区盘根错节的精神苦难，只有对之深入而内在地反省，才会有治愈的可能。而这些刊载在伪满洲国各类出版物上的各个语族的作品，源于殖民地的日常经验，从历史在场的角度记下了殖民地实际景象和日常生活情况及其伤痕，是我们理解和反省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的主要依据。
现有的研究殖民地的理论有民族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阐释殖民地文学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但是面对东亚殖民地文学例如伪满洲国文学——其复杂性有别于欧美殖民地的情况，如果我们采取民族主义理论，不对殖民地各个语族的文学进行内在考察和辨析，只能停留在全面否定的简单表层。而依据于西方的具有强大的理论生产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则有可能遮蔽我们对自己经验的细察和反省，甚至会产生理论暴力，形成新形态的殖民主义。本套丛书分“作品卷”“史料卷”“研究卷”，我们邀请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进行跨学科、跨文化、跨语际的国际合作研究，汇集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的学术界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力量；通过揭示伪满洲国的文学经验，深入其文学内部进行考辨，突破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既定思考框架，透视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建构一种新的解读殖民地文学理论的可能性，推进国际学术界的殖民地文学研究。
刘晓丽
2016年3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