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我们觉得一团看不见的、但是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把那里的一切都紧紧地裹起来，向中间挤压的时候，该把这种感觉称做什么呢？懊丧？压抑？在这种时刻，我们只感觉到这团迷雾的收缩、凝聚，一时间甚至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这就是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巡诊结束后跟东佐娃一起下楼梯时的感觉。她心里很难受。
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再分析一下是有好处的：这一切都是由于什么？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原来她是在为 妈妈 担心。放射科的三个主治医生私下里提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时管她叫 妈妈 。就年龄来说，她可以做她们的妈妈，因为她们都还不满三十岁，而她已接近五十。此外，还由于她在工作上对她们的热心培养。她严于律己，一丝不苟到近乎求全责备的程度，并希望三个“女儿”也都能具有这种一丝不苟和求全责备的精神；她是精通X光片诊断和X光放射治疗的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不顾时代的趋向和知识范围的精细划分，心要她手下的主治医生也能把握两者。她没有留一手，没有什么不传授给她们的秘密。当薇拉·汉加尔特时而在这一方面时而在那一方面表现出比她思想更活跃、感觉更敏锐的时候，“妈妈”尤为高兴。薇拉从离开医学院校门到现在，已在她指导下工作八年了。她觉得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全部力量——把哀求救助的人从死神的怀抱里夺回来的力量，统统来自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
鲁萨诺夫这个人会给“妈妈”招来极大的麻烦。得动动脑子，豁出脑袋可不行。
咳，要是只鲁萨诺夫一个人，倒也没什么！任何一个居心叵测的病人都有可能这样做。要知道，猎狗一旦被呼唤就会趴不住，必往前冲。这不是水上的波纹，而是记忆里的犁沟。它可能被后来撒上的沙子填平，但只要别人再喊一声，哪怕喊的是酒后狂言：“打医生！”或者“打工程师！”——棍子已经握在手里了。
乌云虽然已经飘走，但这里那里还残留着团团疑云。就在不久前，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司机因胃部出现肿瘤住在她们医院里。他属于外科的病人，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本来跟他毫不相干，但是有一次她值夜班，晚间巡诊的时候，此人诉说他睡不着觉。她给他开了溴梦拉
，可是，当她从护士那里得知，这种药只有小包了，就说：“一次给他两包好了！”病人把药收下了，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甚至没有注意他那异样的眼神。这事她本来是不会知道的，但医院里的一个女化验员跟这个司机是邻居，到病房里去探望过他。神情紧张的化验员跑来告诉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司机没把那药粉服下去(为什么一次开两包？）他一夜没睡。而现在他又盘问化验员：“为什么她姓汉加尔特
？你把她的情况详细谈谈。她想毒死我。对这个女人可得研究研究。”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等了好几个星期，准备接受 研究 。在这几个星期里，她可要毫不懈怠、准确无误，甚至精神振奋地作出诊断，毫厘不差地确定药量，用眼神和微笑去鼓励落进这个声名狼藉的癌圈子里的病人，随时担心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投来这样的目光：“你不是下毒的凶手吧？”
今天巡诊时还有一件事使她特别难受：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人中治疗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不知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待他非常亲切，可恰恰是他向“妈妈”提出了那样的问题，怀疑她存心不良，拿他做试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离开巡诊病房的时候也心情沉郁，她也想起一桩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是跟最爱闹事的女人波林娜·扎沃奇科娃有关。有病的倒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儿子，可她陪着儿子住院。给她儿子做了手术，切除一个体内肿瘤。那天她在走廊里缠着主刀大夫，要求把儿子的肿瘤给她一小块。假若她碰上的不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不定真的会弄到手。而她下一步的打算是，把这块小东西送到别的医院去，在那里检验诊断是否正确，要是与东佐娃作出的最初诊断不符，她就勒索钱财或者向法院起诉。
这样的事在她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都不是只有一件。
此时，巡诊结束之后，她们便去把当着病人的面不便说的话说完，并作出会诊决定。
十三号楼的房子不够用，为放射科医生们办公连一间小房间也腾不出来。她们既不能待在“伽马炮”操作室，也不能待在十二万和二十万伏特的长焦距X光照射室。X光片诊断室里虽然有地方，但那里太暗。因此，她们把处理日常事务、写病历和其他档案材料的桌子放在短焦距X光器械室——似乎她们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与令人恶心的X光空气及其异味、异热接触得还嫌太少。
她们来到这里，在这张没有抽屉、刨工粗糙的长桌子旁并排坐了下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翻阅住院病人的病历，女病人的和男病人的，把她自己能够处理的和需要跟大家一起研究的分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闷闷不乐地望着面前的桌子，下唇微微噘出，手中的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时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她，但始终没下决心去谈鲁萨诺夫、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及医生们的共同遭遇，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没有必要多说，而要说的话倒有可能说得不太中肯、不够婉转，不仅不能给人以安慰，反而会触到痛处。
终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说道：
“最令人恼火的是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吗？”(这可能指今天察看过的许多病人。）她又用铅笔敲了几下。“而事实上哪儿也没出差错。(这可能指阿佐夫金和穆尔萨里莫夫。）诊断时我们曾有过动摇，但治疗是对头的。我们也不能采用较小的剂量。我们的事都被那只桶给毁了。”
原来如此！她想到的是西布加托夫！是的，常常会遇到这样难以收到治疗效果的病症：你消耗的是三倍创造性的精力，而要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却无能为力。西布加托夫最初被放在担架上抬来的时候，X光片子显示出整个骶骨几乎都已彻底破坏了。之所以难以确诊，是因为最初认为是骨瘤，甚至请教过一位教授，而后来才逐步弄清楚是巨细胞肿瘤，骨头里已出现液化现象，整个骶骨被一种胶冻样组织所取代。然而，治疗是对头的。
骶骨不能抽出，不能锯掉——这是牢记在脑子里最根本的一条。只能用X光照射，而且必须一开始就照射量大——小了无济于事。西布加托夫果然好起来了！骶骨巩固了。他的病虽已痊愈，但由于射线量大的原因，周围的组织都变得极度敏感，很容易形成新的恶性肿瘤。因此，他被桶撞倒以后，身上就突然出现营养性溃疡。如今，他的血液和组织都已不能接受X光照射，而新的肿瘤来势凶猛，又没有办法消灭它，只能加以抑制。
对医生来说，这时便会意识到无能为力，意识到治疗方法很不完善，而对心灵来说，产生的是一种惋惜，一种最常见的惋惜之情；这个忧郁的鞑靼人西布加托夫，是那么温顺、有礼貌，从不忘记别人对他的好处，可是我们为他所能做到的却仅仅是延长他的苦痛。
今天早晨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曾专为这方面的事情把东佐娃叫去：为了加快床位的周转，凡是最终没有好转希望的疑难病人，一律让他们出院。对此，东佐娃也是同意的，因为楼下候诊前厅里经常有人坐在那里等候床位，甚至一等就是几昼夜，而各区肿瘤防治站也不断要求允许他们把病人转来。原则上她表示同意，可这一原则最明显不过地适用于西布加托夫，而不是别人，要让西布加托夫马上就出院，她怎么也做不到。为了挽救这一块人的骶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怎么也不愿向一种简单的理性推论让步，甚至不忍放弃无效措施的简单重复，而是抱着最终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医生这种渺茫的希望。为了西布加托夫，东佐娃甚至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她深入钻研骨科病理学，仅仅出于拯救西布加托夫这一强烈愿望。也许，在候诊室里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疗，可是要把西布加托夫打发走她是做不到的，她宁愿在院长面前千方百计地耍花招。
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还竭力主张不要让濒临死亡的病人待在医院里，应当尽可能让他们死在院外，这也能提高床位周转率，对留下的病人可以减少心理压力，统计数字也会显得好看一些，因为他们离开医院不是由于死亡，而只是由于“病情恶化”。
今天让阿佐夫金出院就属于这一类。他的病历，几个月来已经变成厚厚的一本了，那粘结起来的一页页粗糙的土黄色纸张还带着灰白色的木质纤维，经常挂住笔尖，上面写着许多紫色的和蓝色的数据与诊断意见。透过这本粘起来的病历，两个医生都看到这个疼得汗涔涔的城市少年缩成一团坐在床上的样子，但是，柔和的声音轻轻念出来的数字比法庭上雷霆万钧的判决还无情，谁也无法申诉。这里记载着二点六万个照射单位，其中包括最近一个疗程的一点二万个；合成雌酚五十针；七次输血，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三千四百，红血球……癌细胞的扩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线，已经波及胸腔纵膈，出现在肺叶上，锁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结，而机体已无法作出阻止它们的任何反应。
两位医生在继续翻阅病历，把积压下来的几份接着填写，而那位护士——X光技术员此时仍在给门诊病人做放射治疗。这会儿她把一个穿蓝色连衫裙的四岁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带了进来。小女孩脸上有一些红色的血管瘤，它们还很小，还不是恶性的，但应当进行照射治疗，以免它们继续发展和转化。这小姑娘自己没当回事儿，殊不知自己那小小的嘴唇上也许已被死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不是头一次来到这里，已经不害怕了，像小鸟儿似的唧唧喳喳，喜欢去摸仪器上镀镍的零件，对那个亮晶晶的世界很感兴趣。给她照射一次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分钟，可这三分钟她怎么也不肯一动不动地坐在对准患处的狭长照射管下面。她不停地转来转去，偏离方向，X光技术员不耐烦地关掉电源，一再把照射管重新对准她。母亲拿着一个玩具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还答应给她许多其他礼物，只要她这会儿乖乖地坐着。随后进来一个满面愁容的老妇人，她好半天才解下头巾，脱去上衣。接着是从住院部来的一个穿灰色病号服的女人，她脚掌上长着一个小球似的有色肿瘤——这东西只不过是由于被鞋里的钉子扎了一下引起的。此人同护士有说有笑，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直径只有一厘米的区区小球，竟是恶性肿瘤之王——恶性黑色素瘤，不知为什么医生们就是不肯给她切除。
两位医生难免也要为这些病人分心，看看她们的病情，给护士出出主意，就这样，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该去给鲁萨诺夫注射恩比兴的时间已经过了，她马上把有意压下来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那份病历放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面前。
“在进院时处于被严重耽误的状态下，居然取得这样大有希望的良好开端。”她说。“可惜这个人太固执。但愿他不会真的拒绝治疗。”
“那就让他试试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轻轻敲了一下桌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跟阿佐夫金的那种病是一样的，但是疗效明显，变得大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敢拒绝治疗！
“在您面前，他是不敢，”汉加尔特当即表示同意，“可我没有把握能拗得过他。要么，把他叫来跟您谈谈？”她在剔除指甲缝里粘着的一点尘垢。“我跟他的关系搞得相当别扭……总也无法用严厉的口吻跟他讲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之间的别扭还是从初次见面的时候开始的。
那是在1月份的一个阴暗的日子，雨下得很大。汉加尔特作为医院夜间值班医生接了班。晚上快到九点钟的时候，楼下的一个胖女人——身体健壮的护理员来向她诉苦：
“大夫，那里有一个病人在胡闹。我拿他没办法。这怎么行，要是不采取措施，简直就会骑到我们的头上。”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走出去，看见宽大的楼梯底下靠近上了锁的护士长小屋的门口，一个瘦高个儿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这人脚上穿的是靴子，身上是泛出棕红色的士兵大衣，一顶普通的护耳棉帽虽然有点小但还是绷在脑袋上。他把一只行李袋枕在头下，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准备在这儿过夜。两腿秀丽、穿一双高跟鞋的汉加尔特(她在衣着方面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严地看了一眼，企图通过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来，然而，那人虽然看见了她，却依然满不在乎，动也不动，甚至好像微微闭上了眼睛。
“您是什么人？”她问。
“一个人呗。”他声音不高、无所谓似的回答。
“您有到我们这里住院的许可证吗？”
“有。”
“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今天。”
从他两侧地板上的水迹来看，毫无疑问，他的军大衣全湿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样如此。
“但是躺在这里不行。我们这里不允许。何况这里也不方便……”
“方——便，”他懒洋洋地应道，“我，在自己的祖国，还会不好意思见谁呢？”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知所措了。她感觉到不能对他呵斥，命令他起来，况且他也不听你的。
她回头朝前厅那边看了一下，那里白天总是挤满探望病号和候诊的人；三张长椅是供家属会见病人坐的；而夜里医院关门以后，外地来的重病号如果没地方住，就留在那里。此时，前厅里只放着两张长椅，其中的一张上已经躺着一个老太婆，另一张上被一个系花头巾的乌兹别克少妇放着一个孩子，她自己坐在旁边。
前厅里倒是允许躺在地板上，可是那里的地板被踩得很脏。
而要进到这里来，必须穿病号服或白大褂才行。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看了看这个粗野的病人，他那瘦削的脸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
“您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吗？”
“没有。”
“您没到旅馆去试试吗？”
“试过了。”他已经疲于回答了。
“这儿有五家旅馆。”
“可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他闭上了眼睛，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要是早一点就好了！”汉加尔特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有些护理员的家可以让病人过夜，收费也不贵。”
他依然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他说哪怕是一个星期也打算躺在这里！”值班的护理员气鼓鼓地诉说，“躺着挡道！说什么直到给他床位为止！瞧，你这无赖！起来，别胡闹！这地方是消过毒的！”护理员逼近他。
“可为什么只有两张长椅？”汉加尔特感到奇怪。“本来好像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被搬到那边去了。”护理员向玻璃门外指了一下。
对了，对了，有一张长椅，在这道门外边——被搬到器械室门外的走廊上了，好让白天来接受门诊照射的病人等候时坐。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吩咐护理员把那道走廊门打开，对病人则说：
“起来吧，我给您安置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他看了她一眼，一时不太相信。然后忍着难耐的疼痛和痛楚的抽动从地上爬起来。看得出，每一个动作和躯干的转动都使他感到困难。站起来的时候，他没把行李袋抓在手里，而现在要弯腰去取他又疼痛难忍。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轻巧地俯下身去，白净的手提起他那湿透了的不干净的行李袋递给他。
“谢谢。”他露出一丝苦笑。“我竟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水迹。
“您淋过雨吧？”她注视着他，愈来愈同情，“那边走廊里暖和，您把大衣脱了。您是不是冷得直抖？发烧吗？”他的额头整个被那顶拉得很低、耷拉着两只毛皮耳朵的黑色破棉帽盖住了，所以她的手指不是放到他的额上，而是贴向了他的脸腮。
一摸就会知道，他发烧了。
“您通常吃什么药呢？”
他似乎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她，不再那么极其冷淡了。
“安乃近。”
“您还有吗？”
“嗯。”
“要不要给您拿点安眠药来？”
“如果可以的话。”
“对了！”她猛然想起，“您把住院许可证拿出来看看！”
不知他是冷冷一笑，还是仅仅由于疼痛而牵动了嘴唇。
“没有那张纸——就得淋雨？”
他解开军大衣的扣子，从露出来的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住院许可证，果然，是当天上午门诊部开的。她看了以后，发现这个病人应归她管，属于放射科的。她拿着许可证转身去取安眠药：
“我马上就会拿来。您先去躺下吧。”
“等一等，等一等！”他仿佛醒了过来，“把那张纸还给我！我们了解这些手段！”
“可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她回过头来，委屈地问道，“难道您不相信我？”
他踌躇地看了一眼，没好气地说：
“凭什么我要相信您？我跟您也没用同一只饭盆喝过汤……”
说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
她生气了，自己没回到他那里去，而是让护理员把安眠药和许可证交给他，许可证的上方写上了Cito
字样，还画了一道杠，打了惊叹号。
只是在夜间她才从他身旁走过。他睡着了。长椅微微凸起的椅背与同样凸起的座位相接，形成一道浅槽，对这个人来说，睡在上面很方便，不会摔下来。他已把淋湿的军大衣脱了，但还是把它盖在身上：一侧衣襟盖着两腿，另一侧盖着肩膀。一双破靴子挂在长椅的一端。靴面无一处完好，用黑的和红的皮革边料补了又补。靴底的前面和后跟都打着马蹄铁。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跟护士长打了招呼，所以护士长就把他安置在二楼扶梯的平台上。
诚然，从那头一天以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再使她难堪过。他彬彬有礼，以城市人的通常语言跟她谈话，总是主动先打招呼，甚至还露出友好的微笑。但是总给人留下一种感觉：他会突然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来做血型测验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从他的静脉中抽点血，可他把已经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来，语气坚决地说：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遗憾，请您想想别的办法吧，这试验就不必做了。”
“这是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经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给了。谁的血多，就让谁给吧。”
“可您怎么不害臊？算什么男子汉！”她带着女性所固有的那种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这种表情男人是顶不住的。
“验完了血有什么用？”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您输血。”
“给我？输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干吗？我不想要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给。血型您可以记下来，在前线验过，我记得。”
不管她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让步，总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来加以拒绝。他深信，这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最后，她简直气急了：
“您把我置于一种相当愚蠢和可笑的地位。我最后一次 请求 您。”
不消说，从她这方面来说，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马上把胳臂袒露出来，向她伸过去：
“只是为了您——抽三毫升好了，请吧。”
由于她在他面前总是不知所措，有一次还发生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插曲。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她脱口而出。
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在那一瞬间，不这样回答就仿佛受了委屈似的。
他没再问什么。
其实，“汉加尔特”是她父亲、祖父的姓。他们是俄罗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么回答呢？说“我还没出嫁”？说“我从来没结过婚”？
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