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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病人，就是说应施手术切除肿瘤的那些病人，由于楼下病房的床位不够，也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楼上，同放射科病人，即规定用放射线疗法或化学疗法治疗的病人混在一起。因此，每天上午楼上的病房都有两次巡诊：一次是放射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另一次是外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
但2月4日，星期五，是动手术的日子，外科医生没到病房巡诊。而放射科医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汉加尔特，开完碰头会以后，也没有马上去巡诊，只是走到男病房门口，往里面瞧了一眼。
汉加尔特医生个儿不高，但很苗条。她之所以让人觉得十分苗条，是因为她的腰身特别纤细。她那按老式样在脑后盘成髻子的头发，比黑色浅些，但比褐色深些，也就是有人主张采用“栗色女郎”一词来形容的那种颜色，其实可以称做黑褐色——介乎黑色与褐色之间。
艾哈迈占看见了她，高兴地向她直点头。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读一本大书，这时正好抬起头来，从远处向她行了个礼。她朝他俩微微一笑，并举起一个指头，像人们告诫孩子那样，让他们在她离开之后安静地待着。她随即闪开门口，走了。
今天，她应当跟放射科主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东佐娃一起，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到各个病房巡诊，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被院长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叫去后还没回来。
东佐娃只是在自己一周一次的巡诊日子里，才不得不放下X光片子的分析诊断工作。平日，上午最宝贵的头两个小时，也是眼睛最敏锐、头脑最清楚的时候，她总是跟当班的住院医师一起坐在荧光屏前。她认为这是自己工作中最复杂的一部分，二十余年的工作经验使她懂得，诊断方面的错误会付出怎样昂贵的代价。放射科里她手下有三个医生，都是年轻妇女，为了使她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比较全面，不使其中任何一人缺乏临床实践，东佐娃采取轮流的方式要她们在门诊部、放射诊断室各待三个月，再在住院部当三个月主治医生，如此周而复始地持续。
汉加尔特医生现在正处在这第三阶段。这里最主要、最危险而又研究得最不够的就是掌握恰当的照射量。没有那样一条公式，根据它可以计算出哪一种照射强度和照射量对某种肿瘤有最大的杀伤力，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危害最小，公式是没有的，而只能凭经验、凭感觉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行事。这也是一种手术，只不过是用光做的，肉眼看不见，时间也拖得比较长。不破坏、不杀死正常的细胞是不可能的。
主治医生的其他职责只要求按部就班地执行：及时指定化验，检查化验结果，并做好三十份病历的记录。任何医生都不愿意填写表格，但是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愿意接受，因为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她有 自己的 病号——不是屏幕上那淡淡的明暗线条的交织，而是自己一直负责治疗的活人。他们信任她，每每期待她那带来慰藉的话语和目光。当她不得不移交主治医生职责的时候，她总是舍不得离开她尚未治愈的那些病人。
值班护士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是个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看起来比某些医生还有风度的体态端庄的女人。她通知各个病房，让做放射治疗的病号不要走开。而那个大的女病房里的人仿佛等的就是这个通知——身穿同一种灰色病号长衫的女人们立即一个接一个地到楼下去：看看卖奶油的老大爷来了没有，送牛奶的那个老大娘来了没有；从医院台阶上向手术室的窗子里边看上几眼(窗子下半部分涂了白色，但透过上半部分看得见外科医生和护士的帽子以及明亮的顶灯）；在水池子那儿刷刷罐子；探望一下熟人什么的。
不仅仅是她们那注定要挨手术刀的命运，而且还有这些灰色的、穿旧了的、即使在相当干净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整洁的绒布病号长衫，使这些女人与女人的本分和女性的魅力绝了缘。长衫谈不上什么款式，它们都是那么肥肥大大，每一件都足以把任何程度的胖女人裹起来，袖子也是毫无式样的肥筒子。还是男病号的那种白色与粉红色相间的条纹上衣像样些；女病号不发连衣裙，只发这种没有纽襻和扣子的长衫。有的人从下面缝短一些，有的人将它放长一些，大家一律束着绒布腰带，为了不致露出衬衣，还都用手把两边衣襟往胸前拽。受到疾病折磨的这种女人，身穿如此寒碜的长衫，是不会唤起任何人的愉快眼神的，这她们自己也知道。
而男病房里，除鲁萨诺夫以外，所有的病号都安静地等候着医生来巡诊，很少走动。
那个乌兹别克老头儿，集体农庄的看门人穆尔萨里莫夫，像往常一样戴着自己那破旧不堪的小圆帽，直挺挺地仰卧在铺好的被子上面。此时大概他已感到高兴，因为咳嗽不再折磨他。他把两手叠放在感到呼吸困难的胸口上，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他那古铜色的皮肤包着的几乎只是一具骷髅：看得出鼻梁、颧骨以及山羊胡子后面的尖下巴骨。他的耳朵薄得只剩两片扁平的软骨。他只要再干缩和变黑一点点，便会成为一具木乃伊。
他旁边的那个中年人，哈萨克牧民叶根别尔季耶夫，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盘着腿坐在那里，就像坐在自己家里的地毡上一样。他那有力的大手托着大而圆的膝盖。他那结实的身体如此岿然不动，即使在静坐时偶尔微微摇晃，也无非像工厂的烟囱或水塔那样有点微震而已。他的肩膀和脊背把上衣绷得紧紧的，肌肉发达的腕子几乎撑破了袖口。他住进这所医院的时候，嘴唇上有一处不大的溃疡，在这里经过照射之后变成一个暗红色的大痂，使他的嘴张不开，吃喝都受到阻碍。但他没有坐立不安，既不焦躁，也不叫喊，而总是慢条斯理地把盘子里的饭食吃光，而且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眼睛不看任何地方。
再过去，靠门的一张病床上，十六岁的焦姆卡伸直了自己的那条病腿，不停地用手掌在抚摸和按摩小腿上使他不得安宁的地方。他像一只小猫，蜷缩着另一条腿在看书，其他什么都不在意。不是睡觉和接受治疗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在看书。化验室里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柜，女主任特许焦姆卡自己进去换书，不必等整个病房轮到换书的时候才换。现在他看的是一本浅蓝色封面的杂志，但这本杂志不是新的，而是被翻得很旧，封面被太阳晒退了色——化验室的这个书柜里没有新出版的书刊。
普罗什卡则十分认真地铺好了自己的床，没有一道褶折，没有一个小坑。他把两腿垂到地上，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很有耐心，像完全健康的人。他也的确完全健康——在病房里对什么也不抱怨，外表也没有任何疾患，黝黑的脸颊呈现出健康的面色，额发梳得光溜齐整。小伙子到哪儿都称得上一表人才，哪怕去参加舞会。
他旁边的艾哈迈占，由于找不到对手，就把棋盘斜放在被面上，自己跟自己下跳棋。
脖子上缠着硬壳似的绷带、脑袋不能转动的叶夫列姆，没有在通道上走来走去惹人心烦，而是用两个枕头把背后垫高，一直在看昨天科斯托格洛托夫硬塞给他的那本书。诚然，他很少翻动书页，别人还会以为他拿着书在打瞌睡呢。
而阿佐夫金，还是那么痛苦难熬，像昨天一样。他也许一夜没合眼。窗台上和床头柜上散扔着他的东西，被褥也乱七八糟。他的额头和两鬓沁出了汗珠，体内的阵阵疼痛全部反映在蜡黄的脸上。有时，他弯着腰站在地板上，胳膊肘支着床，就那么待着。有时，他两手捂住肚子，身体弯成两截。在病房里他已有好多天不搭话了，关于自己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央求护士和医生多给点药的时候他才肯开口。一旦有家属来看他，他就要他们再去买一些在这里看到的那种药。
窗外是阴沉沉的天，没有风，灰蒙蒙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早晨做过照射治疗回来之后，问也不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把自己上方的通风窗打开了。一股湿润但并不寒冷的空气从那里挤了进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担心肿瘤着凉，就把脖子裹了起来，坐到墙边。这些听天由命的人是多么麻木不仁，简直跟木头一样！看来，这里除了阿佐夫金，谁也没有真正的病痛。好像是高尔基说过，只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自由。恢复健康这件事也是如此。至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早晨他就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挂号处刚刚开门，他便往家里打电话，把夜里的决定告诉了妻子：通过一切渠道设法转到莫斯科去，而不能在这里甘冒风险，害了自己。卡芭很会走门路，想必正在活动。不消说，这是一种怯懦的表现：被一个肿瘤吓慌了神，还到这里来住院。说起来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从昨天下午三点到现在，甚至连一个人也没有来摸一摸，看看他的肿瘤是否正在扩大。谁也没送药来。床头上挂一张体温卡也就了事了，这只能安慰傻瓜。不行，我们的医疗机构还需要整顿，再整顿。
医生们终于露面了，但她们还是没有走进病房，而是停在门外，在西布加托夫那儿站了很久。西布加托夫把后背的衣服撩了起来，让医生们看。（与此同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把自己的书藏到了褥垫底下。）
不过后来她们还是走进了病房，有东佐娃医生、汉加尔特医生和一位手拿记事本、臂肘上搭着一条毛巾的体态端庄、头发花白的护士。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一齐进来，总是会引起一阵紧张、恐惧和希望的浪潮。来者的长衫和帽子愈白，表情愈严肃，病号的那三种感受就愈强烈。其中表现最严肃、最庄重的是护士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对她来说，巡诊就跟祈祷仪式之于助祭一样。她是这样一个护士，认为医生高于普通人，认为医生什么都懂，从来不犯错误，其嘱咐也无不正确。所以，任何医嘱她都怀着一种近乎幸福的感觉记在自己的记事本里。现在的年轻护士已经不像她那样做了。
然而，医生们进了病房之后，并没急于走到鲁萨诺夫床前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个浓眉大眼，脸盘也大，头发已呈灰色但修剪齐整、微微拳曲的高大女人，不太响亮地对大家说了声“你们好”，就在第一张病床的焦姆卡身旁站住，审视着他。
“你在看什么书，焦姆卡？”
（难道她就找不到更聪明的问话了吗！况且是在工作时间！）
按照许多人的习惯，焦姆卡不是回答在看什么书，而是把退了色的浅蓝色杂志封面翻转过来让她看。东佐娃眯缝起眼睛来。
“噢，是本旧杂志，前年的。看它有什么用？”
“这里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焦姆卡一本正经地说。
“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 真诚 ！”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的是文学如果缺少了真诚……”
他把有病的那条腿放到地上，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立刻阻止他：
“不需要放下！把裤腿卷起来就行了。”
他卷起了裤腿，医生在他床沿上坐下，伸出几个指头小心翼翼地触摸那条腿。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扶住床架站在她身后，隔着她的肩头注视着，轻声说：
“照了十五次，三千个‘单位’。”
“这儿疼吗？”
“疼！”
“这里呢？”
“再往下也疼。”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逞英雄！对我说，从哪儿开始疼。”
她慢慢地触及患处的边缘。
“要是不按疼不疼？夜里呢？”
焦姆卡那光光的脸上还没长一根胡子，但是持续紧张的表情使他显得十分老成。
“白天晚上都疼得钻心。”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跟汉加尔特交换了一下眼色。
“那么，你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是疼得厉害了些还是轻了点？”
“不知道，也许稍微轻了点，不过，也有可能是错觉。”
“血液方面。”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询问化验结果，汉加尔特这时已把病历递给了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看过病历之后，又瞧了瞧少年。
“吃饭有胃口吗？”
“我有生以来一直胃口很好。”焦姆卡郑重地答道。
“我们已开始给他增加营养。”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拖着保姆式的声调亲切地插话说，同时朝焦姆卡微微一笑。焦姆卡也朝她笑笑。“要输血吗？”汉加尔特在接过病历的时候，立刻悄声问了问东佐娃。
“是的。焦姆卡，你看怎么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又审视着他。“还继续照射，是吗？”
“当然，还要继续！”少年脸上闪出喜悦的光彩。
他望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他是这样理解的，认为这可以代替手术。他觉得东佐娃也是这样理解的。（可东佐娃的意思是，在切除骨瘤之前，必须用X射线控制它的活动，防止转移。）
叶根别尔季耶夫早已做好了准备，留神等着，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刚从邻床站起身来，他就立即在通道上挺胸立正，像个士兵似的站在那里。
东佐娃向他微微一笑，凑近他的嘴唇，察看那个大痂。汉加尔特把有关的数据悄声念给她听。
“嗬嘿！很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鼓励他，像通常人们跟不同语言的人讲话一样，嗓门格外大。“一切都很顺利，叶根别尔季耶夫！你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啦！”
艾哈迈占了解自己应尽的义务是什么，他把医生的话翻译成乌兹别克语（他和叶根别尔季耶夫之间都能互相听得懂话，尽管每个人都觉得对方歪曲了自己的语言）。
叶根别尔季耶夫满怀着希望和信任，甚至是喜出望外地定睛细看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这是普通老百姓对真正有学问的人和真正的良师益友所表达的那种钦佩和喜悦的心情。但他还是摸了摸自己的那个痂的周围，并且问道：
“是不是又大了？肿了没有？”艾哈迈占为他翻译。
“这慢慢都会脱落的！一般都是这样的！”东佐娃宽慰他，话说得特别响，“都会脱落的！在家里休息三个月，再到我们这儿来！”
她转向了穆尔萨里莫夫老汉。穆尔萨里莫夫已经垂下两腿坐在床上，正准备站起身来迎接她，但她按了按他的肩头，在他身旁坐下。这个皮肤呈青铜色的干瘦老头望着她，对她能治百病的医术也充满了信心。东佐娃通过艾哈迈占问他咳嗽病怎样了，随后让他把衬衫撩起来，在他胸前疼痛的部位轻轻按了按，又用一只手通过另一只手敲了敲，与此同时还听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报告照射的次数、验血的结果和打针的情况，并且自己接过病历，默默地看着。先前，这个健康的躯体里一切都是有用的，一切都各就各位，可是现在，一切都是多余的，并且直往外撑——似乎是些什么结节和有棱角的东西……
东佐娃又给他开了些针剂，并要他从床头柜里把自己服用的药片拿出来看看。
穆尔萨里莫夫取出一只盛复合维生素片的空瓶儿。“什么时候买的？”东佐娃问。艾哈迈占翻译了他的回答：前天。“可药片哪儿去了？”回答说：吞下去了。
“怎么，吞下去了？！”东佐娃十分惊讶，“一次全吞下去了？”
“不，分两次。”艾哈迈占翻译说。
医生、护士、俄罗斯族病号、艾哈迈占都哈哈大笑起来，穆尔萨里莫夫则微微咧开了嘴，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只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被他们这种无聊的、不合时宜的笑声气得义愤填膺。瞧，他马上就会让他们清醒！他在考虑，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姿势与医生相见最合适，最后决定半卧在床上，认为这样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没关系，没关系！”东佐娃安慰穆尔萨里莫夫。她又给他开了些维生素C，之后就在护士恭恭敬敬递过来的毛巾上擦了擦手，带着忧虑的心情转向了下一张病床。这时，她面朝窗户，离窗又近，脸色显得有点发灰，一副不健康和疲劳过度的面容，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病态。
秃了顶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戴着小圆帽和眼镜，绷着脸坐在被窝里，他的样子像个教员，而且不是普通的教员，是桃李满天下的功勋教育家。他耐心地等到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近他的床边，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郑重地说：
“是这么回事，东佐娃同志，我不得不把这所医院的状况反映给卫生部，而且打电话给奥斯塔片科同志。”
她没有发抖，脸色没变得煞白，说不定还变暗淡了些。她的两个肩头同时做了一个奇特的动作——画了个圆圈，仿佛肩膀由于拉纤而十分疲劳可又得不到舒展。
“如果您在卫生部有门路，”她当即表示同意，“甚至能给奥斯塔片科同志打电话，我可以给您提供补充材料，要不要？”
“还有什么补充的必要！像你们这样对病人漠不关心，简直无法容忍！我到了这里已经足足 十八个小时 ！可是谁也不对我进行治疗！老实说，我”……
（他不能对她再说什么了！她自己应该明白！）
病房里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望着鲁萨诺夫。如果说有人受到了打击，那么这决不是东佐娃，而是汉加尔特——她嘴唇闭成了一条线，紧皱着眉头，前额也蹙到一起，似乎看到了后果无法挽回的事情而又无法加以制止。
高大的东佐娃，俯临坐在床上的鲁萨诺夫，她甚至没让自己皱起眉头，只是再次画圈似的耸了耸肩，并且以息事宁人的方式低声说：
“瞧，我现在就是来给您治疗的。”
“不，现在已经晚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斩钉截铁地说，“这里的状况我看够了，我要离开这里。任何人对我都漠不关心，任何人都不给我作出诊断！”
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颤了起来，因为他的确非常生气。
“诊断已经给您作出。”东佐娃两手扶在他的床架上，从容不迫地说。“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种病在我们共和国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给您治。”
“可您不是说过我得的不是癌吗！……那么请您把诊断结果拿出来看看！”
“一般来说，我们不必对病人说他们得的是什么病。不过，要是这会减轻您的精神负担，那就让我告诉您：您得的是淋巴肉瘤病！”
“这就是说，并不是癌！”
“当然不是。”她的脸上和声音里甚至没有流露出由于争吵而引起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恼火。因为她看见了他颌下那个有拳头大的肿瘤。是啊，能去对谁发火呢？对肿瘤吗？“谁也没有强迫您到我们这里来住院。您哪怕现在就出院也是可以的。不过您可要记住……”她犹豫了一下，随即心平气和地警告他：“要知道，人们并不是仅仅死于癌症。”
“怎么，您想吓唬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吼叫起来。“您为什么要吓唬我？这是毫无道理的！”他更加咄咄逼人，但是听到“死”字，他心里全都凉了。随后，他语气比较缓和地问：“您是不是想说，我的病的确是那么危险？”
“如果您不断地从一所医院换到另一所医院，那当然危险。您把围巾解开吧。请站起来！”
他解去了围巾，站在地板上。东佐娃开始小心地触摸他的肿瘤，然后又摸摸脖子没有毛病的一侧，进行比较。她要他把头尽可能往后仰(头无法仰得很靠后，因为肿瘤立刻就牵制住了），再尽可能往前低，往左和往右转动。
情况竟是如此！原来他的头已几乎不能随便活动，已经失去我们通常所不注意的那种惊人的灵活性了。
“请把上衣脱下来。”
他那墨绿和茶褐色条纹的睡衣是用大纽扣扣起来的，也并不紧，脱起来似乎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手臂的伸缩影响到脖子，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发出了呻吟声。噢，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
头发花白、体态端庄的护士帮他摆脱了袖子的纠缠。
“您觉得胳肢窝里疼吗？”东佐娃问，“有没有碍事的感觉？”
“怎么，那里也会出毛病？”鲁萨诺夫的嗓音完全低下来了，这阵子他说话比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声音还轻。
“把胳膊向两旁举起来！”她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地在他腋下触摸着。
“采取什么治疗措施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我对您说过了：打针。”
“往哪儿打？直接打在肿瘤上？”
“不，静脉注射。”
“是天天打吗？”
“每周三次。把衣服穿上吧。”
“开刀呢，不可能吗？”
（他虽然问“不可能吗？”，但恰恰最害怕躺到手术台上去。跟所有的病人一样，他宁愿接受保守疗法。）
“开刀是毫无意义的。”她在护士递过来的毛巾上擦了擦手。
毫无意义就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心里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得跟卡芭商量一下。到处奔走求助也不是那么容易。其实，他的实际影响并不像他在这里摆出的架势那样，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要给奥斯塔片科同志挂个电话也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好吧，我考虑一下。那就明天决定，好吗？”
“不，”东佐娃说，毫无商量的余地，“必须今天决定。明天我们不能打针，因为明天是星期六。”
又是规章制度！好像规章制度订了出来就不能打破似的！
“为什么星期六就不能打针呢？”
“因为对您打针后的反应必须严密观察，包括打针的当天和第二天。而星期日这是做不到的。”
“这么说，那针是很厉害的啰？……”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没有回答。她已经转向科斯托格洛托夫了。
“那就等到星期一，行不行？……”
“鲁萨诺夫同志！您指责说，十八个小时没有对您进行治疗。怎么，拖延七十二个小时您反倒愿意呢？（她已经取得了胜利，把他当做落水狗打，而他却毫无办法！……）您要么接受我们的治疗，要么不接受。如果接受，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就给您打第一针。如果不接受，那就请您签字，表明您拒绝我们的治疗，我今天就可以让您出院。至于等上三天，不采取治疗措施，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在我结束对这间病房的巡诊之前，您考虑好了就告诉我。”
鲁萨诺夫两手捂住了脸。
喉咙以下几乎全被白长衫裹严了的汉加尔特，悄然无声地从他身旁走过。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则像一艘船似的一驶而过。
东佐娃由于这番争执已经累了，指望能在下一张床边高兴起来。
“喏，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觉得怎么样？”
科斯托格洛托夫掠了掠翘起的头发，以健康人的声音响亮而又充满信心地回答：
“非常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好极了！”
两位医生互相看了一眼。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的嘴角只是微露笑意，而眼睛却闪烁着喜悦的光彩。
“不过，”东佐娃在他床沿上坐下，“还是说说——您究竟有什么感觉？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什么变化？”
“好吧！”科斯托格洛托夫欣然从命。“第二次照射之后，我的疼痛就减轻了。第四次以后，疼痛就完全消失了。而且也不发烧了。现在我睡得非常好，一觉能睡十个小时，任何姿势都不感到疼。可过去，这种不疼的姿势我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饭来了，看也不想看，可现在全都能吃下去，而且还要求添点。就这样，不疼了。”
“不疼了？”汉加尔特笑出声来了。
“可是，给添点吗？”东佐娃也笑了。
“有时候给添。总之，这叫我说什么呢？我的世界观起了变化啦。我来的时候完全像具死尸，而现在却活蹦乱跳。”
“也没有恶心的感觉吗？”
“没有。”
望着科斯托格洛托夫，东佐娃和汉加尔特的脸上都泛起了喜悦的光彩，正像老师望着出类拔萃的优秀生一样：与其说是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荣，毋宁说是为他的出色回答而感到骄傲。这样的学生必然会为其老师所喜欢。
“还感觉得到肿瘤吗？”
“对我来说，它现在已经不碍事了。”
“可是还感觉得到吗？”
“只是在我躺下的时候，才感觉有个多余的东西，似乎还在滚动，但并不碍事！”科斯托格洛托夫坚持说。
“好吧，您躺下。”
科斯托格洛托夫以习惯的动作(最近一个月里，他的肿瘤被好几所医院里的许多医生、甚至实习生摸过，还叫邻近诊室的医生来摸，大家都十分惊讶）把腿搁到床上，屈起两膝，不枕枕头仰面躺下，并使腹部袒露。这时他立刻就感觉到腹内一直伴随着他的那只蛤蟆在里边很深的一个地方趴了下来，压迫着他。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坐在旁边，以轻柔的触摸从外围渐渐逼近肿瘤。
“别紧张，肌肉放松！”她提醒他，尽管他自己也知道，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这护卫性的紧张，妨碍了触诊。后来，她终于使他信任地放松了腹肌，在胃后深处明显摸到他的肿瘤的边缘，接着她就顺着整个外缘摸了一遍，起初触摸轻柔，第二次比较重些，第三次更重些。
汉加尔特隔着她的肩头在观察。科斯托格洛托夫则望着汉加尔特。她非常讨人喜欢。她想显得严厉些，但总也严厉不起来，因为她很快就跟病人们搞得很熟了。她想显得老成些，却没有结果，她身上总有一股女孩子气。
“还像先前那样，可以清楚地摸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说。“变扁了些，这是毫无疑问的。退到里面去了，不挨着胃，所以他不觉得疼。也变软了些。但是边缘差不多还是那样。您——摸摸看！”
“不必，我每天都摸，其实应该有间隔。血沉——二十五，白血球——五千八……您自己看吧……”
鲁萨诺夫放开捂着脸的双手，把头抬了起来问护士：
“就是说，需要打针，是吗？很疼吧？”
此时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在打听：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还得照射多少次？”
“这——现在还无法确定。”
“喏，大概说说。您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出院？”
“什么？”她本来在看病历，此时突然抬起头来，“您在问我什么？”
“问您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出院？”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很有信心地重复了一遍。他双手抱膝，一副自主的神气。
在东佐娃的眼神里，欣赏优秀生似的那种喜悦已经完全消逝了。她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病号，面部表情就显示出他那倔强、固执的性格。
“我对您只是刚刚 着手 治疗呢！”她要让他清醒一下，“从明天起才算是正式开始。在这之前还只不过是试探试探。”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并没有屈服。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想稍稍解释一下。我知道，我的病还没有治好，但我并不打算完全治好。”
唉，这些病人可真古怪！一个比一个厉害。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脸一沉，这下她真的生气了：
“您到底是在说什么？您是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平心静气地摊开一只大手，“讨论起现代人精神正常与不正常来，我们的话题就会扯得很远……您使我恢复到这种状况，是值得高兴的，我由衷地感谢您。现在，我想在这种状况下过上那么几天正常的生活。再治下去，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在他说这话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由于不耐烦和气愤，下嘴唇渐渐离开了上嘴唇。汉加尔特的眉头抖动，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她想插话，缓和一下气氛。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傲慢地望着反叛者。“总之，我不愿现在就付出太大的代价以换取未来什么时候能过正常生活的期望。我寄希望于自身机体的抵抗力……”
“您靠自身机体的抵抗力是爬进我们医院的呀！”东佐娃厉声驳斥，随即从他床上站起身来。“您甚至不明白自己是在拿什么当儿戏！我不想再跟您谈下去了！”
她像男人那样一甩手就转向阿佐夫金了，但是在被子上屈起两膝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像条黑狗，虎视眈眈地望着她：
“可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请求您，再谈谈！也许，您感兴趣的是这项试验的结果，而我所渴望的是安安静静地过上一阵子。哪怕只过上一年也好。就这些。”
“好，”东佐娃转过脸去干脆地说，“会有人来招呼您的。”
她情绪激愤，面对着阿佐夫金，暂时怎么也无法换一种新的语气和新的面孔。
阿佐夫金没有起来。他捂着肚子坐在床上，只是迎着医生抬起了头。他的上下嘴唇没有合拢，而是反映出各自的痛楚。除了那种哀求帮助的神色以外，他的眼睛里没有其他任何神情。
“喂，怎么样，科利亚？究竟怎么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搂了搂他的肩膀。
“不——好。”他尽量不用肺部呼气，只是动弹了一下嘴唇，声音极轻地回答，因为肺部的任何一点震动都会即刻影响到腹部的肿瘤。
半年前，他肩扛铁锹走在共青团星期日义务劳动队伍的最前头，还一路引吭高歌，可现在，他连诉说自己的疼痛也无法使声音比耳语高些。
“来，科利亚，让咱们一起来想想办法。”东佐娃说，声音也是那么低。“也许，是治疗把你折腾累了？也许，是医院的环境使你厌倦？是不是厌倦了？”
“是的。”
“你么，是本地人。要不要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要不要？……
“我们让你回家休养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好吗？”
“那么以后呢……你们还收我吗？……”
“当然收，我们一定收。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打了这么多针，你需要休息一下。针停了，你可以到药房里买点药，每天三次含在舌头底下。”
“是合成雌酚吗？……”
“是的。”
东佐娃和汉加尔特不知道：这几个月里，阿佐夫金除了按规定打针吃药以外，还总是苦苦哀求每一位接班的护士和每一位值夜班的医生另给他一点安眠、止痛的药粉或药片。阿佐夫金把这些药物储存了起来，塞满了一只小布袋，就是准备在医生对他绝望的那天，为自己留下条解脱之路。
“你应当休息一下，科连尼卡
……休息……”
病房里非常静，所以鲁萨诺夫这样叹了口气就格外听得清楚，他放下捂着脸的双手，抬起头来说道：
“我让步，大夫。打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