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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大致发生于18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109年中，中国经历了由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受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过程。随着社会体制的大变革、中西文化观念的碰撞，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转型。这一时期是我国近代意义上学校音乐教育的萌芽、起步、提高时期。
中国近代学校的音乐教育始于新式学堂出现之后，学堂乐歌的兴起掀开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新篇章。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部分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觉悟到必须效仿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文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达到挽救中国的目的。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倡导“废科举”、“兴学堂”，一时间在中国办新学蔚然成风。当时所建的新学统称为“学堂”，学堂里开设“乐歌课”，称之为“乐歌”，于是，盛行一时的学堂乐歌也应运而生。1904年，清政府被迫颁布学堂章程对乐歌课的开设给予认可；1912年，民国政府又将乐歌列为小学、中学、师范各类学校的正式课程，从此以歌唱和乐理为内容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体制遂告确立。
所谓学堂乐歌，是指清末民初新式学堂所开设的乐歌课上唱歌所用的歌曲。它由我国留日学生从日本引进，运用“依曲填词”的方式，即采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写新词，形成新的乐歌，在乐歌课上供学生集体学唱，如传唱至今的《送别》（李叔同词），该曲曲调就取自美国奥德威作曲的《梦见家和母亲》。学堂乐歌使音乐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青少年必修的科目之一，它对中国音乐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音乐教育家。他出生于天津一个官僚兼巨商的家庭，从小跟随名家学习诗文、书法、篆刻等，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1898年考入蔡元培创办的南洋公学，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绘画，兼修音乐。1906年独自编著了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1910年回国后，先后在天津、上海任美术、音乐教员，1913年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后又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为我国早期艺术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1918年，李叔同弃绝一切世俗之事，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从此专研佛学戒律，但仍与文化教育界有联系。
李叔同一生所涉及的艺术面极广，在美术、音乐、书法、篆刻、戏剧和诗词等方面均有建树，其中对于学堂乐歌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最为杰出。李叔同共编写了70多首乐歌，大部分作品的旋律选用欧洲及日本的歌曲，后填上中文歌词。他的乐歌作品大部分都是咏物写景的抒情歌曲，所填歌词文辞优美，富有意境和韵味，词曲结合流畅自然，像《送别》、《西湖》、《忆儿时》以及他自己作曲的《春游》（二部合唱）、《留别》等都是广为流传的乐歌佳作。
学堂乐歌的出现，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开端，它对树立新的社会风尚，改造国民品质，增强国民的爱国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我国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音乐教育家，对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堂乐歌的发展，使音乐课成为学校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后的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美育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从此在学校教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2）学堂乐歌采用的是日本学校音乐教育的模式，而日本学校的音乐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借鉴欧美学校的音乐教育体系。所以说，学堂乐歌的发展，“引进了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中国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的道路”
。
（3）学堂乐歌的兴起，引进了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开阔了视野，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如乐理知识、五线谱、简谱、作曲技法、西洋乐器（钢琴、风琴、铜管乐器等）和西方的表演形式（音乐会、合唱、管弦乐演奏等）以及声乐、器乐的演唱演奏法、音乐教学法等，均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
（4）自学堂乐歌开始后，集体歌唱的形式就成为学校音乐课的一种教学形式。集体歌唱的形式适合抒发群体的思想感情，易于形成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这为我国后来蓬勃发展的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也对培养青少年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5）随着乐歌活动的开展，乐歌教材的建设也得到了发展。自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不到20年的时间，国内共出版了40余种中小学音乐教科书，收录了学堂乐歌1 300余首。可以说，从学堂乐歌开始，我国才有了正式出版的学校音乐课教材。
（6）作为音乐课教材，学堂乐歌将教材的教育性、思想性摆在了首要位置。如以《中国男儿》、《何日醒》、《光复纪念》为代表的大多数乐歌，都是反映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此外，也有一些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的乐歌，如《勉女权》、《缠足苦》、《婚姻祝辞》等；还有宣传科学知识、反对迷信的乐歌，如《地球》、《电报》、《辟占验》等；另有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培养其审美情趣和优秀品格的乐歌作品，如《勉学》、《春游》、《乐群》、《赛船》、《运动会》等。这些乐歌注重教材的教育性、思想性，强调音乐教育活动中的“育人”作用，一直到现在对学校的音乐教育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7）由于学堂乐歌的蓬勃发展需要大批的音乐教师，从而促进了我国师范音乐教育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了我国第一批现代音乐教育家和音乐教师队伍，为后来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师资保障。
所以说，学堂乐歌首先是一种教育改革和资本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历史现象，有许多仁人志士对此寄予深厚的期望。丰子恺就曾希望：“安得无数优美健全的歌曲，交付与无数素养丰足的音乐教师，使他传授给普天下无数天真烂漫的童男童女？假如能够这样，次代的世间一定比现在和平幸福得多。”
毋庸置疑，学堂乐歌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然，学堂乐歌的“依声填词”，毕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变通之举，与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有一定距离。然而，学堂乐歌却在我国早期的学校音乐教育中起到了开拓性、过渡性的作用，在中外音乐教育领域架起了一座颇为实用的桥梁，为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在艰难的发展中不断走向成熟。
1. 民国初期的学校音乐教育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先后提出“五育并重”、“以美育代宗教”、“美育救国”等创见。
蔡元培先生的审美思想影响深远，从此，美育在学校教育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1914年，民国教育部下达《教育部咨各省请饬师范及小学校注重国文、手工、图画、音乐文》，强调：“查国文、手工、图画、音乐四科目，教育上之位置，至为重要，故……均列为必修课。”
对音乐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作出明确的规定，体现了对音乐课程的高度重视。
民国初期，中等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制，师范本科四年都开设音乐课程，音乐教学的总时数与物理、化学、教育、历史等课程持平。女子师范预科与本科五年内也均开设乐歌课，教学时数甚至大大超过历史、地理、修身等课程。其中预科教授基本练习和歌曲，以后逐年增加乐曲、乐器、教授法等内容。充足的教育时数、完善的教育内容，使得这一时期中等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质量有所提高，为当时培养了一批合格的音乐教师，甚至不乏一些优秀的音乐教育人才，如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吴梦非、丰子恺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国内闻名一时的音乐教育家。
1903年创办的湖北幼稚园（后改称武昌蒙养院），是我国近代最早创办的幼儿教育机构，音乐教育开始成为幼儿教育的组成部分。
2. “五四”运动后的学校音乐教育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中国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也进入一个新音乐时期。
相关链接：“新音乐”
“新音乐”一词在中国近代音乐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被多次提及和使用，但其含义各不相同。如1904年我国早期学堂乐歌重要代表者曾志忞先生曾在其《乐典教科书》的“自序”中提出“为中国造一新音乐”，他这里所说的“新音乐”具体是指学堂乐歌；“五四”运动后，著名音乐教育家萧友梅也曾提出过“新音乐”，他是针对“旧乐”（中国传统音乐）而言的，其意义是指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方法而创作的音乐。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教育家黄自在其《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一文中提出“民族文化的新音乐”，这里是指要学习西方民族乐派的做法，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另外，20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音乐运动中也使用过“新音乐”一词，其含义是指无产阶级的革命音乐。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小学音乐教育日益发展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形势，迫切要求建立起专业的音乐文化事业，为社会培养和提供大批具有一定专业音乐水平的人才。从1919年开始，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建立起各种新型的音乐社团，其中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中华美育会”、“北京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等。另外，还创建了一批最早的音乐教育机构，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以及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等。这些音乐社团及音乐教育机构大都接受蔡元培有关“美育”的主张，纷纷创办音乐刊物，发表有关音乐教育的文章，对当时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 抗战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战争给中国的国民教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许多学校难以维持正常的音乐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全国中小学广泛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大量教唱抗战歌曲。于是，学校成了抗日救亡的宣传阵地，音乐也成了抗日救亡的精神武器。群众歌咏活动给学校带来了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当时的音乐院校还创作了许多抗日歌曲，如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后来的“左翼”革命音乐运动中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抗日歌曲，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等。各地还纷纷组织起战地服务队、演剧队、歌咏团，走向前线和内地，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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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文化工作者被迫撤退到上海、北京、武汉等大城市。为了团结这批革命力量，继续进行斗争，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左翼”革命组织，1933年聂耳、田汉和任光参加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由聂耳、田汉、任光、安娥、吕骥等正式建立了“上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他们积极地介绍和宣传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呼吁造就真正能为劳动群众所接受的大众化的“新兴音乐”。从1933年起，他们有意识地组织革命音乐工作者参加当时的进步电影和戏剧等活动，为进步电影和戏剧配乐作曲，如《渔光曲》、《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都市风光》、《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复活》等一批影片和戏剧的主题曲和插曲为广大民众所传唱，风行全国。他们还面向工人夜校、大中学校和市民群众教唱革命歌曲，传授音乐知识，积极组织歌咏活动。随着1935年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逐步高涨，“左翼”音乐工作者团结了一大批音乐界的进步力量及群众歌咏运动中的主要骨干，逐步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歌咏运动的洪流，其中主要代表有贺绿汀、冼星海、孙慎、周巍峙、麦新、孟波、刘良模等。1936年，为了有利于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文化工作者主动解散了“左翼”各文化组织，“左翼”音乐工作者纷纷加入到救亡歌咏的行列中。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群众性爱国音乐运动，它对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民主斗争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也促进了中国革命歌曲的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的发展和普及，同时给因战争而停滞不前的音乐教育带来了生机。
4. 革命根据地的学校音乐教育
自抗战初期起，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来到解放区（当时称为“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倡议下，延安成立了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综合性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学院分设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后又增设了文学系，采取短期培训和紧密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如安波、李凌、马可、刘炽等。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还建立了“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抗日军政大学合唱团”等艺术团体，并先后出版了《边区音乐》、《民族音乐》等刊物。
194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使解放区的音乐建设获得了很大发展，涌现出大量的新民歌，如《东方红》、《解放区的天》等。1943年春节，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带头组织起秧歌队，表演具有新时代风格的秧歌剧。新秧歌剧迅速从延安被推向了敌后各根据地，又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被推向了全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中，产生了以《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为代表的大批新秧歌剧，并在此基础上创作、演出了新歌剧《白毛女》，为中国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相关链接：“秧歌”
“秧歌”本是我国北方农村十分流行的民间歌舞形式，主要在农历新年时于广场上表演，其在表演上可分为大场和小场。秧歌剧主要是指小场的秧歌，一般只有两三个角色，可表演一些带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小戏。秧歌剧的音乐大多是采用当地的民歌、地方戏曲、民间歌舞音乐等。
秧歌运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号召，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1943年春节前，在延安首先由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带头组织起秧歌队，上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于是在这一年的春节期间，边区的上上下下都组织起秧歌队，走上街头，举行规模宏大的秧歌演出活动。他们在传统秧歌的表演基础上，加进反映新时代思想精神的内容，特别是反映边区农民在大生产运动中真实感人的生活场景；在艺术上，新秧歌剧广泛地吸收了陕北的民歌、地方戏曲（眉户、道情）、民间歌舞以及话剧、舞蹈等艺术形式的创作、表演经验，使其成为具有新时代风格的秧歌作品。从此，这种新秧歌从延安被推向敌后各根据地，又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被推向全国。
鲁迅艺术学院是革命根据地学校音乐教育的主阵地，它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革命音乐家和音乐工作者，而且在研究民族音乐遗产、创作民族音乐作品、推动抗战音乐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音乐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