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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帝国的愿景

古罗马也常打败仗。但就像大多数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统治者一样,虽然他们可能输掉几场小战役,但总能赢得最后的整场战争。如果一个帝国连一场战役都输不起,又怎么称得上是帝国?然而,公元前2世纪中叶从伊比利亚半岛传来的战报,却让古罗马人觉得芒刺在背。在这里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城努曼西亚(Numantia),住着当地的凯尔特人,而他们竟敢摆脱古罗马的控制。当时,古罗马已经是整个地中海区域不容置疑的霸主,打倒了马其顿和塞琉古(Seleucid)帝国,征服了骄傲的希腊城邦,还一把火让迦太基城成了废墟。努曼西亚什么都没有,只有对自由的热爱,以及一片荒凉的家园。然而,他们却让古罗马各个军团再三遭到挫败,古罗马军只能或者投降,或者带着耻辱撤退。

到公元前134年,古罗马再也忍无可忍。参议院决定派出最勇猛的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曾攻下迦太基城)。小西庇阿率领大军前往努曼西亚,军士超过三万。小西庇阿不敢小看努曼西亚人的奋战精神和作战技巧,也希望能减少手下士兵无谓的伤亡,因此他直接用强化的防御工事包围了努曼西亚,阻挡他们与外界接触,而让饥饿成为最强大的武器。一年多后,努曼西亚人粮食耗尽。他们发现大势已去,便放火焚城;根据古罗马记载,努曼西亚人多半宁可自杀殉难,也不愿意成为古罗马的奴隶。

后来,努曼西亚成了西班牙独立和勇气的象征。《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就曾写过一篇名为“努曼西亚围城”的悲剧,虽然是以努曼西亚的毁灭作结,但也预示着西班牙未来的伟大愿景。诗人用诗歌赞颂他们的情操,画家也在画布上重现他们的英勇。1882年,努曼西亚遗址列为“国家纪念遗址”,成为西班牙爱国者的朝圣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班牙最流行的漫画既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侠,而是一个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虚构英雄贾巴托(El Jabato),起身抵抗古罗马压迫的冒险漫画。直到今日,努曼西亚仍然是西班牙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典范、年轻人心中的丰碑。

然而,西班牙人歌颂努曼西亚用的西班牙文,却是源自小西庇阿使用的拉丁文,属于凯尔特语系的努曼西亚语已经失传。塞万提斯也是用拉丁文写下《努曼西亚围城》,而且这出剧用的还是希腊–罗马的艺术模式。努曼西亚本身并没有剧场。至于那些缅怀着努曼西亚英雄主义的西班牙志士们,往往也是古罗马天主教会的信徒,除了教廷位于古罗马,那位神也是拉丁文的爱用者。同样,现代的西班牙法律源于古罗马法;西班牙政治是以古罗马为基础;西班牙美食和建筑多半根源于古罗马,而不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凯尔特人。在现在的西班牙,努曼西亚除了遗址之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留下。就算是这则故事本身,还是靠着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才流传了下来。故事经过修饰润色,符合古罗马观众最爱看的“热爱自由的野蛮人”情节。正因为古罗马在努曼西亚大获全胜,所以这些胜利者才会保留下了战败者的那些记忆。

这种情节不太符合我们的品位,我们爱看的是反败为胜,是小人物的胜利。然而,历史就是没有正义。多数过去的文化,早晚都会遭到某些无情帝国军队的蹂躏,最后在历史上彻底遭到遗忘。就算是帝国本身最后也将崩溃,只是常常留下丰富而流传千古的遗产。在21世纪,几乎所有人的祖先都曾经属于某个帝国。

究竟帝国是什么?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但多少民族才算数?两三个民族还不够,而二三十个就算很多;要迈进帝国的门槛,其统治的民族数量,大概就介于两者之间。

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帝国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够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说到今天的英国,如果不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很难再突破现有的疆界。但在1个世纪前,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像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不仅让帝国独树一格,更让帝国站到了历史的核心。正是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越来越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

这里要特别强调,帝国的定义就只在于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两项,至于起源、政府形式、领土范围或人口规模则并非重点。并不是一定要有军事征服才能有帝国。例如雅典帝国的起源就只是有一群人自愿结成联盟,哈布斯堡帝国则是因为许多精心安排的联姻,交织形成如蛛网般的关系。此外,帝国也不一定要有个专制的皇帝。例如史上规模最大的大英帝国,就属于民主政体。其他采用民主(或至少是共和)政体的帝国,还包括现代的荷兰、法国、比利时和美国,以及前现代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古罗马、迦太基和雅典。

此外,帝国的规模也并非重点。就算规模小之又小,也可能符合帝国的定义。例如雅典帝国,就算在国力的巅峰,面积和人口还是远远不及今日的希腊。以及阿兹特克帝国,面积也不如今天的墨西哥。尽管如此,以上两者还是足以称为帝国,反而是现代的希腊和墨西哥不合定义。原因就在于雅典和阿兹特克都降服了几十甚至数百个不同的政体,而希腊和墨西哥并未做到。其中,雅典统治了超过100个曾经独立的城邦,而阿兹特克帝国如果其税收记录可靠,更是统治了371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

这些区域在现在也就不过是个普通大小的国家,当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民族?原因在于当时世界上民族的数量比今天多得多,但每个民族的人口数都较少,领地范围也较小。像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岸,今天光是要满足仅仅两个民族的野心,就已经搞得烽火遍地,但在《圣经》初始的年代,这里可是养活了数十个国家、部落、小型王国和城邦。

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帝国就像一台压路机,将许多民族独特的多样性逐渐夯平(例如努曼西亚人),整合制造出他们更大的新群体。

邪恶的帝国?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上有各种难听的字眼,而“帝国主义者”大概只在“法西斯”之后,排名第二。现代对于帝国的批评通常有两种:

1.帝国制度就是行不通。长远来看,征服许多不同的民族,统治起来一定难有效率。

2.就算能够有效统治,这种做法也不道德,因为帝国正是造成各种毁灭和剥削的邪恶引擎。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不该受到其他民族控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上第一点完全没道理,第二点也满是问题。

就事实而言,帝国在过去2500年间一直就是全球最常见的政治形式,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都是活在帝国政体之下。此外,帝国政体其实非常稳定,多半时候要打倒反叛军根本不成问题。帝国之所以会倾覆,通常都是因为有外部侵略或是内部统治精英的内斗。相对而言,说到被征服者奋起追求自由、对抗帝国统治,向来记录都很少,他们多半都是持续臣服长达数百年之久。通常这些民族会慢慢被帝国消化,最后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烟消云散。

举例来说,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遭到日耳曼人推翻,但是他们过去数百年来征服的努曼西亚人、阿尔维尼人(Arverni)、赫尔维蒂人(Helvetians)、萨莫奈人(Samnites)、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ans)、翁布利亚人(Umbrians)、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以及其他数百个已经被遗忘的民族,并没有从帝国的余烬中恢复重生,而是就这样默默消失。这些民族虽然曾经属于各自的国家认同,讲着各自的语言,敬拜着各自的神,流传着各自的神话,但现在他们血缘上的后代无论在想法、语言、信仰上都已经是个完全的古罗马人。

很多时候,某个帝国崩溃了,并不代表属民就能独立。反而是每在帝国瓦解或遭到驱逐之后,就会由新的帝国取而代之继续统治。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在中东。现在中东同时存在各种独立的政治实体,彼此之间的边界也模模糊糊,但这是过去几千年间几乎前所未有的情形。上一次中东情势如此暧昧不明,已经是公元前8世纪、将近3000年前的事了!自从公元前8世纪兴起新亚述帝国,一直到20世纪中叶英法帝国解体,中东地区一直是像接力棒一样由一个帝国传给下一个帝国。而在英法终于掉棒之后,之前亚述人征服的亚兰人(Aramaeans)、亚扪人(Ammonites)、腓尼基人(Phoenic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摩押人(Moabites)、以东人(Edomites)和其他民族早已消失不见。

确实,现在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都提出了某些证据,证明自己是远古中东民族的后裔。然而,这些都只是例外,反而证明了规则存在;而且甚至就连他们的说法也有些夸张。举例来说,我们无须多言,也知道现代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多半是来自过去两千年里的帝国政体,而不是来自古老的犹太(Judea)王国。如果大卫王穿越时空来到今天耶路撒冷最正统的犹太教堂,却看到信众穿的是东欧的衣服,讲的是德国的方言(意第绪语)、不断争论由巴比伦文字写成的教条(犹太法典),想必也是十分困惑。远古的犹太王国既没有犹太会堂,也没有犹太法典,甚至连重要的犹太律法(Torah)也还不存在。

* * *

要建立和维系帝国,确实通常就有惨烈的屠杀,而幸存者也会受到残酷的压迫。帝国的标准配备,常常就包括战争、奴役、驱逐和种族屠杀。古罗马人于公元83年入侵苏格兰,遭到当地喀里多尼亚人(Caledonian)的激烈反抗,结果古罗马人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一片废墟。古罗马人曾经试图和谈,但喀里多尼亚的首领卡尔加库斯(Calgacus)在回应中大骂古罗马人是“世界的流氓”,并说“烧杀掳掠成了帝国的代名词;他们让一切成了沙漠,还说这就是和平”。

然而,帝国也不是完全有害无益,没有留下任何价值。如果说帝国就是样样不行,并否认所有帝国的遗产,那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便将不复存在。帝国四处征服、掠夺财富之后,不只是拿来养活军队、兴建堡垒,同时也赞助了哲学、艺术、司法和公益。现在人类之所以有许多文化成就,常常背后靠的就是剥削战败者。例如,要不是古罗马帝国如此繁荣兴盛,西塞罗、塞涅卡(Seneca)和圣奥古斯丁就不可能有钱有闲地思考写作;要不是莫卧儿王朝剥削印度人、征敛财富,就不可能盖起泰姬陵;要不是哈布斯堡王朝从那些讲着斯拉夫语、匈牙利语和古罗马尼亚语的省份征税,又怎么付得起海顿和莫扎特的佣金?而且,就算是卡尔加库斯的这番话,也不是靠喀里多尼亚的作家把它流传下来的。我们之所以还知道这些话,靠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但事实上,这些话可能根本就是塔西佗自己讲的。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塔西佗不仅捏造了这段话,甚至连卡尔加库斯这个首领都是他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要表达自己和其他古罗马上层阶级对自己国家的想法。

就算我们不要只看精英文化和高级艺术(high art),而将重点转向一般人的世界,还是会发现帝国遗痕在现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今天大多数人说话、思考和做梦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曾拿刀对着我们祖先的征服者的语言。比如多数东亚人讲话和做梦的时候,用的是汉文化的语言。而在南美和北美,不管各地的人民祖先来自何方,从阿拉斯加最北的巴洛半岛,到南美最南的麦哲伦海峡,几乎所有人都讲着以下4种语言之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英语。现在的埃及人说阿拉伯语,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也认同阿拉伯帝国;然而,阿拉伯帝国其实是在公元7世纪征服了埃及,而且多次以铁腕措施镇压了企图反抗的埃及人民。至于在南非,大约有1000万祖鲁人还缅怀着19世纪祖鲁最光荣的年代,但其实大部分祖鲁人祖先的部落都曾经奋死抵抗祖鲁帝国的侵略,最后是在血腥的军事行动下才融为一体。

这是为你们好

由萨尔贡大帝所建立的阿卡德帝国(约公元前2250年)是我们最早有确切数据的帝国。萨尔贡发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基什(Kish),是这个小城邦的邦主。经过短短几十年,他不仅征服了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还夺下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带之外的大片领土。萨尔贡曾夸口说自己已经征服了全世界。而事实上,他所统治的区域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涵盖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还包括一部分伊朗和土耳其的土地。

阿卡德帝国在萨尔贡逝世后不久便随之崩溃,但这个帝国的外壳却开始一手传着一手。在接下来的1700年间,亚述、巴比伦和赫梯(Hittite)的国王都以萨尔贡为榜样,吹嘘着自己也征服了全世界。到了大约公元前55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更是吹牛皮吹得让人印象深刻。

亚述的历任国王始终自称为亚述国王。就算声称统治了全世界,显然也是为了发扬伟大的亚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居鲁士就不同了,他不仅声称自己统治整个世界,还说自己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些波斯人对外邦说:“我们之所以征服你们,是为了你们好。”居鲁士希望他统治的属民都爱戴他,都觉得能成为波斯的属民和诸侯是再幸运不过的事。他希望其他国家民族都愿意臣服在波斯帝国下,而最著名的创举就是允许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家园重建圣殿,甚至还提供经济援助。居鲁士自认为不只是个统治犹太人的波斯国王,也是犹太人的国王,因此也要照顾犹太人的福祉。

这种“统治全世界,为所有人类福祉而努力”的想法让人耳目一新。一直以来,演化让智人也像其他有社交关系的哺乳动物一样,一直都是排外的生物。智人本能上就会将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所谓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我们对彼此负责,但“他们”就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与“他们”不同,而且也不欠他们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想看到他们,也半点儿不关心他们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我们还不太把“他们”当人看。例如在苏丹的丁卡人(Dinka),他们说的“丁卡”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不是丁卡人,就不算是人。而丁卡人的死对头是努尔人(Nuer)。努尔语言中的“努尔”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原来的人”。而在距离苏丹沙漠有几千公里远的阿拉斯加冻原及西伯利亚东北部,住着尤皮克人(Yupik)。“尤皮克”在尤皮克语里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真正的人”。

然而,居鲁士的帝国思想与这些排外的民族相反,展现的是包容,而且无所不包。虽然居鲁士还是会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差异,但认为整个世界基本上为一体,同样一套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时间地点,而且所有人类应互相负责。于是,人类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父母享有特权,但同时也要负责孩子的幸福。

这种新的帝国思想从居鲁士和波斯人传给了亚历山大大帝,再传给希腊国王、古罗马皇帝、穆斯林哈里发、印度君主,最后甚至还传给苏联总理和美国总统。这种良性的帝国思想让帝国的存在合理化,不仅让属民打消了反抗的念头,就算独立的民族也不再反抗帝国的扩张。

除了波斯帝国外,世界其他地区也各自独立发展出了类似的帝国思想,特别是在中美洲、安第斯地区以及中国。根据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人间的种种政治权威都来自“天”。老天会挑选最优秀的个人或家族,赋予“天命”,让他们统治天下,为黎民百姓谋福利。这样说来,所谓君权就该能够行遍天下。如果君主没得到“天命”,别说是天下,就连统治一个城的权力也没有。而如果统治者享有天命,就该有义务将正义与和谐传到整个世界。天命只能传给一个人,所以也不能同时有许多个独立国家的存在。

秦始皇完成了史上第一次中国统一大业,号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于是,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还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正合理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被看作是混乱和不公正的黑暗时代。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一个帝国朝代崩溃,这种政治理论主流就让各方竞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而一心追求统一。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总能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他们”成了“我们”

在许多小文化合并到少数大文化的过程中,帝国的影响厥功至伟。思想、人口、货物和技术的传播,在帝国境内要比分属不同政治区域来得方便迅速。而且,常常正是帝国本身刻意加速传播各种思想、制度、习俗和规范。原因之一,是这样统治起来更容易。如果帝国的每个小地区都各有一套法律、文字、语言和货币,治理就非常困难。标准化绝对可说是皇帝的一大福音。

第二个原因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帝国积极传播共同的文化,就能强化它们的合法性。至少从居鲁士和秦始皇开始,帝国不管是铺路还是屠杀,都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说是传播较高等的文化,也有的说这对被征服者的好处比起征服者更多。

至于这些好处,有时候确实显而易见(例如都市规划、统一度量衡),但有时候也十分可疑(例如税收、征兵、崇拜皇帝)。只不过,多数帝国精英仍然一心相信,自己是为了所有帝国子民的整体福利而努力。在中国的统治阶级眼中,各个邻国及四方诸侯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蛮夷之邦,天朝中国应该泽被四方、广传华夏文化。所谓的天命为的不是剥削掠夺整个世界,而是要教化万民。同样,古罗马人也声称自己的统治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让野蛮人开始有了和平、正义,生命也更为高雅。例如他们说日耳曼民族生性野蛮,高卢人会画各种战妆,生活肮脏,为人无知,一直到古罗马人到来,才用法律驯化了他们,用公共浴室让他们身体洁净,也用哲学让他们思想进步。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也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穆斯林哈里发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传播先知的启示,虽然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但必要的时候也不惜一战。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他们也声称自己到印度和美洲不是为了财富,而是要让人改信真正的信仰。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也是号称传播着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苏联人更是觉得责无旁贷,必须协助推动从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乌托邦这个历史的必然。至于现代许多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美国必须负起道义责任,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就算这得靠巡航导弹和F-16战机,也是在所不惜。

帝国所传播的文化理念很少只来自那一小群的统治精英。正由于帝国思想的理念常常正在于普遍和包容,所以帝国的统治精英也比较容易接纳不同的概念、规范和传统,而不会死硬坚持着萧规曹随的陈习。虽然也有些皇帝曾试着要回归自己的根源,让帝国的文化单纯一些,但多数帝国都已经从被征服的民族吸收了太多文化,而形成混合的文明。比如古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希腊文化的成分几乎不亚于古罗马文化。阿拔斯王朝帝国文化也融合了波斯、希腊和阿拉伯文化。蒙古帝国文化几乎就是中国的翻版。至于对美国这个帝国来说,有着肯尼亚血统的总统奥巴马可以一边吃着意大利比萨,一边看着他最爱的英国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讲的还是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的故事。

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就算有了文化大熔炉之后,文化同化也不见得容易。虽然帝国文明很可能四方征服各个民族、融合他们的文化,但对帝国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混合的成果仍然令他们感到陌生。同化的过程常常带着痛苦和创伤。要放弃熟悉且深爱的地方传统并不容易,而要了解及采用新的文化也同样困难而令人深感压力。雪上加霜的是,即使帝国的属民千辛万苦终于接受了帝国文化,也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帝国的精英才能把他们看成是“我们”。从征服到接受之间的数个世代,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失落的群体。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当地文化,但在新加入的帝国世界里却还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反而只是继续被视为野蛮人。

想象一下,在努曼西亚灭亡后的一个世纪里,出身良好的伊比利亚人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首先,他虽然还是跟父母讲着当地的凯尔特语,但因为要做生意,要与政治上的高层沟通,所以他也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只是稍微有点儿口音。他的妻子就像其他当地妇女一样,还是保留着一些凯尔特人的品位,喜欢各种装饰华美的小玩意儿,虽然他对妻子宠爱有加、样样照办,但心里还是希望她能够喜欢那些简单高雅的首饰,就像是个古罗马总督夫人一样。他自己穿着古罗马的束腰宽外衣,而且因为他对古罗马商业法律十分熟稔,他成了个贩牛的大商人,能够盖起一座古罗马风格的豪宅。然而,就算他能够背诵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农耕诗》( Georgics ),古罗马人仍然觉得他就是个半野蛮人。他满腹委屈,知道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取得公职,也不可能在露天剧场拿到个真正好的位子。

在19世纪末,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学到了同样的一课,只是这次另一方换成英国主人。有一则著名的逸事,讲的是有个印度人雄心勃勃,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上了西式舞蹈的课程,甚至还养成了用刀叉进食的习惯。他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法律,还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然而,后来这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律师到了英属南非,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其他“有色人种”一样该坐三等车厢,而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他从未忘记这一课。

在某些案例中,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最终打破了新成员和旧精英之间的障碍。被征服者不再认为帝国是个外来占领他们的政体,而征服者也真心认为这些属民是自己帝国的一员。终于所有的“他们”都成了“我们”。就像古罗马的臣民,在几世纪的帝国统治之后,终于都得到了古罗马公民权。非古罗马人也能成为古罗马军团的高层军官,或者进入元老院。在公元48年,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任命几位高卢贤达人士进入元老院,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些人“从习俗、文化和婚姻关系已经和我们合而为一”。当时还是有些食古不化的元老,看到过去的敌人竟能进入古罗马政治核心,便大声抗议。但克劳狄乌斯又提醒他们某些无法忽视的真相。这些元老自己的家族,多半都来自一些也曾经反抗古罗马的意大利部落,后来才取得古罗马公民权。皇帝还提醒他们,就连皇帝自己的家族,也是来自意大利中部的萨宾人(Sabine)。

在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个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人,血管里很可能至少也流着几滴伊比利亚的血液。古罗马帝国在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敦尼(Antoninius Pi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这几任皇帝在位时,一般认为进入了古罗马的黄金时代。在这之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民族的隔阂了。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是利比亚的迦太基人(Punic,意为“反叛”)后裔。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218—222)是叙利亚人。菲利普(Philip,244—249)一般还被称为“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帝国的新公民热切拥抱着古罗马帝国的文化,所以即使帝国已经崩溃了上百甚至上千年,他们还是讲着帝国的语言,信奉着帝国从地中海东部发扬来的基督教上帝,也继续遵守着帝国的律法。

阿拉伯帝国也有类似的过程。阿拉伯帝国在公元7世纪中叶成立的时候阶层分明,上层是执政的阿拉伯–穆斯林精英,下层被压制的则是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和柏柏尔人(Berber),都既非阿拉伯人,也非穆斯林。于是,许多帝国的属民慢慢地改信伊斯兰教,讲着阿拉伯语,也接受了混合的帝国文化。旧世代的阿拉伯精英对于这些后起之秀深怀敌意,害怕会因此失去独特的地位和身份。至于归化的人也还不能得意,还需要不断争取在帝国和伊斯兰世界里的平等地位。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越来越多人将埃及人、叙利亚人、美索不达米亚人都视为“阿拉伯人”。至于阿拉伯人,不管是“纯正”来自阿拉伯还是由埃及和叙利亚新移入的阿拉伯人,也越来越常被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所统治,特别是伊朗人、土耳其人和柏柏尔人。阿拉伯帝国计划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所创造出的帝国文化深受非阿拉伯人的全心爱戴,即使原本的帝国早已崩溃,阿拉伯民族也早已失势,帝国文化仍然能不断维持发展、传播不休。

中国的帝国大计执行得更为成功彻底。中国地区原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全部统称为蛮族,但经过2000年之后,已经成功统合到中国文化,都成了中国的汉族(以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的汉朝为名)。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过去几十年的去殖民化进程。时间到了现代,欧洲人以“传播卓越西方文化”的幌子征服了全球,而且他们传播得如此成功,以至于让数十亿人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几项重要元素。例如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中国人、毛利人,就学了西方的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等等。他们开始相信人权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也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像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

到了20世纪,殖民地接受西方价值观之后,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一套价值观向殖民者要求平等的权利。许多反殖民斗争高举着民族自决、社会主义和人权的大旗,而这些概念正是来自西方。过去埃及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采纳并调整了来自阿拉伯征服者的帝国文化,今天的印度人、非洲人和中国人也是接受了许多过去西方帝国占领后留下的文化,并且各依自己的需求和传统调整吸纳。

帝国循环

历史上的好人和坏人

我们很容易想把所有人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所有的帝国统治者大概都会被归为坏人。毕竟,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鲜血之上,并且通过压制和战争来维持权力。然而,现今的文化又有大多数都是帝国的遗绪。如果帝国从定义上就是个坏东西,那我们又成了什么?

有些学说和政治运动主张要把人类文化里的帝国主义成分全部洗净,只留下所谓纯净、真正的文明,不要受到帝国主义原罪的玷污。这种想法顶多就是一厢情愿;至于最坏的情况,则根本就是粗暴的民族主义和偏执狂,只是套上了一层伪装。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历史曙光乍现的时候,有部分文化确实曾经纯净,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原罪和其他社会的玷污。但就在那道曙光之后,已经没有任何文化能够再提出这种主张;地球上现存的文化已经没有任何所谓纯净的文化。现存的所有人类文化,至少都有一部分是帝国和帝国文明的遗绪,任何以学术或政治为名的“手术”,如果想把所有帝国的部位一次切除,“病人”也就必然魂归九霄。

举例来说,可以想想现在独立的印度与之前英属印度之间的爱恨情仇。英国征服占领印度的时候,数百万印度人因而丧命,更有上亿印度人遭到凌辱和剥削。然而,还是有许多印度人热切接受了像民族自决和人权等西方思想;等到英国拒绝遵守这些价值观、不给予印度人平等权利的时候,印度人便大为不满。

然而,现代的印度仍然像是大英帝国的孩子。虽然英国人杀害、伤害、迫害了印度人,但也是英国人统一了印度大陆上原本错综复杂而互相交战的王国、公国和部落,建立起共同的民族意识,并形成一个或多或少以单一政治实体来运作的国家。英国人奠定了印度司法系统的基础,创立了印度的行政架构,还建立了对经济整合至关重要的铁路网。西方民主以英国为代表,而印度独立后也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其政府形式。直到现在,英语仍是印度次大陆的通用语言,让以北印度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为母语的人都可以用这种中性的语言来沟通。印度人热衷于板球运动,也爱喝茶(chai),但这两者都是英国留下的。印度直到19世纪中叶,茶叶才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进并开始出现商业茶园。正是那些势利眼的英国“阁下”(sahib),将喝茶的习惯传遍印度次大陆。

今天会有多少印度人认为,为了去除帝国的一切,就该让大家来投票,看看是否应该抛弃民主、英语、铁路网、司法系统、板球和茶?就算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光是“投票”这件事,不也得感谢过去殖民者的教导?

图18 孟买(Mumbai)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Chhatrapati Shivaji)火车站。一开始,在孟买还称为“Bombay”的时候,它叫作“维多利亚车站”(Victoria Station),由英国建造,采用19世纪晚期英国流行的新哥特式建筑。虽然车站是由外国来的殖民者建造,但后来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印度政府就算改了城市的名字、改了车站的名字,却还是保留了这座宏伟的建筑,并未将它铲平。

就算我们真的要完全去除掉某个残暴帝国的遗绪,希望能够重建并维护在那之前的“纯正”文化,很有可能最后恢复的也不过是更古老、更残暴的帝国留下的文化。就像是有些人对于英国阁下在印度留下的文化十分反感,一心除之而后快,但在无意中恢复的却是同属征服者的莫卧儿帝国以及德里苏丹国(Sultanate of Delhi)的文化。而且,如果想再消除这些穆斯林帝国的影响,恢复“纯正印度文化”,恢复的又是笈多帝国(Gupta Empire)、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和孔雀王朝的文化。如果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要摧毁所有由英国征服者留下的建筑(例如孟买火车站),那像泰姬陵这种由穆斯林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又该如何?

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解决文化遗绪这个棘手的问题。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第一步就是认清这种两难的复杂程度,知道历史就是无法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当然,除非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常常就是跟着走坏人的路。

图19 泰姬陵。这究竟算是“纯正”的印度文化,还是外来的穆斯林帝国主义建筑?

全新的全球帝国

自公元前200年左右,大多数人都已经活在各个帝国之中。看来,未来很可能所有人类就活在单一的帝国之下,而且这会是个真正的全球性帝国。统一全球这件事,很可能已经离我们不远。

时间来到21世纪,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失去地位。越来越多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而人类政治的方向也该是保障人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现在全球有将近200个独立国家,就反而形成阻碍。如果不管是瑞典人、印度尼西亚人或阿尔及利亚人都该有同样的人权,那么让某个单一的全球性政府来保护他们,岂不更加简单?

而且,现在出现像冰川融化这种全球性问题,也正在侵蚀各个独立民族国家本身的合法性。毕竟,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能够独力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国人所称的“天命”,正是要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而现代的天命,也真的就得解决天上的问题,比如臭氧层破洞和温室气体的累积。未来的全球帝国,很有可能正是环保当道。

到2014年,世界政治基本上仍是各行其政,但国家的独立性正在迅速消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行使真正独立的经济政策,任意发动战争,甚至连国家内政也无法完全独立决定。对于全球市场的阴谋,各个国家也只能逐步开放,逐渐面对全球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还得面对全球舆论的监督和国际司法的干涉。各国也得遵守全球在财政、环保和法律上的标准。资金、劳动力和信息构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潮流,翻转并形塑着现在的世界,国家本身的疆域和意见已经逐渐失势。

我们眼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帝国,并不受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族群管辖。就像古罗马帝国晚期,它是由多民族的精英共同统治,并且是由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企业家、工程师、专家、学者、律师和经理人得到召唤,一起加入这个帝国。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响应这个帝国的召唤,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投入了帝国的一方。 GViIvO7Y9y49TWOxae67r8WfpL9lbQPZKdecwd39dQh6nd5225oE6QJazdMg4m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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