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支之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存之争

中国的民机工业，除了争论不休的“大飞机”，还有更加激烈的“干支之争”“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和“东西之争”。

西安阎良被誉为“中国西雅图”。中国最早的大型运输机、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就是在西安艰难起步的，航空工业内的专家都将运-9飞机看作是中国大型运输机的前身。“1972年8月22日，远程轰炸机项目缓办之后，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和西安飞机制造厂的200多名年轻技术骨干被抽调至上海，与从全国召集的4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了上海市708设计院（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参与运-10飞机的研制。”原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李洪毅对整个航空工业对上海市的第一次人力增援仍然记忆犹新。

中国最早的一款支线客机运-7，就是由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与中国一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飞公司）共同设计、制造的。运-7飞机的研制始于1966年，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苏联安-24客机基础上测绘仿制的一款以支线客机为基本型的多用途运输机。1970年12月25日成功首飞，1982年设计定型，1984年1月23日，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正式颁发的适航证，1986年4月正式投入客运，从此打破了外国飞机垄断中国民航客运市场的局面。

运-7/100飞机先后有60多架投入使用，曾经是运营在我国支线航空市场上最大的机群，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运-7/100被勒令停飞，从此失去了全面占领市场的机会。1988年，西飞公司开始了运-7/200A飞机的研制，并于1993年12月26日成功首飞，1998年5月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正式颁发的适航证。

时任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院长吴光辉曾表示：“‘干支之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存之争。对困难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中国民用飞机工业发展的强烈追求，成为每个人最初的人生价值与使命责任。事实上，我们始终盼望着能够在一个实际的项目当中去实践、积累和拓展我们的设计理念与技术，我们盼望着能够踏踏实实地走完一个民机研制的全过程，从市场开发到产品设计；从适航取证到交付用户；从产品支援到系列发展。”

1988年与德国MBB（梅塞施密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合作的MPC-75项目，使正处于由仿制向自主设计进行过渡时期的国内设计师第一次触及“现代民机设计思路”，当时合作的工程技术主要包括：总体优化设计技术、强度载荷滚动设计技术、符合民机适航要求的强度分析与校核程序、民机气动弹性分析计算、复合材料设计、系统与产品规范编写方法等大量的设计标准、规范和手册。从那时起我们才明白设计商用飞机应该从哪里着手，怎样根据客户的需求考虑设计上的权衡，在之后的与波音和空客合作的AE-100项目中，至少在项目前期的论证过程中，我们的设计人员能够与波音和空客的设计人员按照现代商用飞机的设计理念进行对话。

原中航商用飞机公司总经理助理陈绥宁则认为：“事实上，‘干支之争’恰恰反映出我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我们只管造出飞机’这个旧有观念意识里，却忽视了发展民机产业最重要的一条规律是‘获得商业成功’。至于‘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关键不在于采取何种形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项目中起到主导作用，是否能够做到降低成本满足客户的需求。MPC-75项目正是全面提升我国商用飞机研发理念的一次有益尝试，在项目过程中形成的与商用飞机相配套的技术转让成果，令国内进行商用飞机研发的人耳目一新，那种感觉就如同第一次听见了邓丽君的歌声！当时中方在14个工程技术与管理专业领域参与项目的预发展工作，主要内容包括：飞机初步设计工作、项目计划与控制、制造工艺与生产准备、适航鉴定与质保准备、市场和销售活动、产品支援准备、产品核算与财务分析等一整套现代商用飞机设计管理体系，都是我们在MPC-75项目中所学到的，并且应用在了运-7/200A支线飞机的设计中。1989～1992年，我们按照涉及飞机设计的8个方面、32个专业成系统地组成了176人的人才队伍前往德国，完成技术转让合同的转让内容，这也是当时科技人员出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在MPC-75项目期间，德国人一个星期就能拿出一个设计方案，而我们要一个月。我们是靠人工描图，德国人是靠计算机编程画图。到了AE-100项目时，仅五六年的时间，我们的设计人员不到一个星期也可以拿出一个三维设计方案了。但是，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王启明说：“最终，MPC-75项目由于国内做出研制干线飞机的决定而被终止，但是项目所形成的2600万马克的技术转让合同确是空前绝后的成果。”技术转让合同内容涉及8个大方面、32个专业内容、852个人月的培训工作，其中包含一个科学数据库系统、73个应用软件。主要有发展控制的修改程序、气动设计、结构动力学、性能、构型控制、结构设计、修理、系统设计、材料与工艺、适航、可靠性技术、质量保障、产品支援、市场开发与研究等。我们派出的176人包括总师、室主任、专业组长和技术员，是专业齐全、合理搭配的人才队伍。他们与MBB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以MPC-75项目为对象，在实际的项目中提高了设计水平。通过技术转让，我们的设计人员首先在设计观念上得到了更新，对商用飞机的设计要遵从市场要求有了深刻的认识；通过合作了解了研制阶段的任何重大技术决策都受到用户要求、竞争能力、飞机价格、适航审定、产品服务等因素的制约，了解了研制商用飞机的完整体系，特别是在复合材料设计技术上获得了宝贵经验，西飞公司后来承担了A320飞机的4件复合材料零部件的制造。1993年，在航空航天部的支持下，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将全套技术转让资料与软件向上海640所进行推广，提高了640所的商用飞机设计软件技术水平。至今，仍在国内进行商用飞机研制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年经过MPC-75项目培养出来的，例如FAI（原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吴光辉、FAI的民机总设计师陈俊章、FAI负责适航的副总设计师朱余华、ACAC（原中航商飞公司）负责规划的总经理助理陈绥宁、ACAC负责市场销售的叶叶佩、西飞公司客户服务部的总经理张智仁等，这些人有理论、有实践、有经验，把当年学到的知识都用在民机项目上。

相比MPC-75，AE-100项目则是生不逢时！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但是，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就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上万家国有企业改造上，期望通过对他们的放权让利，改造激发出生产积极性。西安飞机设计所和西飞公司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充分利用国家给予企业的自主权，借助自身条件和优势主动谋求企业发展。商用飞机的研制取决于市场，企业拥有较大的主动权。此时，上海航空工业公司的MD-82飞机正在进行组装，西飞公司的运-7飞机技术已经趋于落后。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西飞公司与韩国大宇公司探讨如何共同开发一款新型支线飞机，从发挥各自所长的原则出发，确定了项目的合作模式：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承担飞机的设计工作；西飞公司承担飞机的部分生产制造工作；韩国方面参加有关设计工作，承担部分生产制造任务，并提供型号研制所需的资金投入。1993年夏天，双方基本对94座的技术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关于先发展干线飞机还是先发展支线飞机的争论也达到了高潮，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明确提出我国商用飞机应该从90～100座级飞机起步的观点。

199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尝试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直接触及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之间的权利调整，取代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初期改革模式。同年年底，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也正式通知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和西飞公司：对韩国合作的新型支线飞机必须由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组织管理。随后，认为对韩合作纯属是企业行为的西飞公司总经理王秦平与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李洪毅等人被召赴京统一思想。

时任国家总理李鹏与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在互访中达成共识，加强在商用飞机领域的合作，经双方认可将飞机定名为AE-100（亚洲快车100）。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基于减小项目风险，获得国外适航许可证的考虑，向世界商用飞机制造商发出了寻求AE-100国际合作伙伴的消息。随后，波音公司提出将AE-100作为B737飞机系列的向下延伸，设计工作由波音组织并在波音公司总部完成，并且，中韩必须为使用波音公司的技术资源和享受“波音公司”名称支付高达10亿美元的费用。这些苛刻的合作条件被当时渴望掌握项目主动权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断然拒绝；而拒绝与麦道公司合作的原因则是无法容忍麦道公司在已经进入发展阶段的MD-95飞机与AE-100项目之间举棋不定的暧昧态度；在此之后，中韩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并最终被中国、新加坡联盟所取代。

欧洲合作伙伴的选择与谈判也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在拒绝了与德宇航的合作之后，与法宇航、英宇航和意大利宇航公司联合组成的亚洲国际飞机公司（小AIA）签订了初步合作意向书，但是小AIA的所有技术标准、技术诀窍全部归属于空客公司。1997年5月15日，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由空客公司与小AIA组成的支线飞机公司（空客AIA）和新加坡三方签署项目框架协议。但是，原定于1998年2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轮谈判，却没有举行……

1998年6月，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性大洪水，长江洪水泛滥是长江流域森林乱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造田、乱占河道带来的直接后果。洪水导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达2551亿元人民币。1998年8月28日，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当晚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在两个星期的托市行动中，中方投入资金1637亿港币……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

1998年6月17日，用于AE-100项目的100亿元人民币“总理基金”划出了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账户，AE-100项目宣告终结。

1998年9月7日，在英国国际航空展上，空客公司正式宣布投资5亿美元研制107座支线飞机A318（与波音公司的B717飞机竞争），并且已经获得了109架的订单。所有业内人士都看得出来，这就是三个月前空客公司以“市场前景不乐观，没有足够的订货”为理由而终止与中国合作的AE-100项目！英国《金融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这对中国正处于萌芽中的航空工业是猛烈的一击，使其成为重要的飞机制造商的计划丧失了非常关键的发展机遇。”

此后，“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成为继“干支之争”之后又一个观念与舆论争论的焦点，对于飞机项目总装地点的“东西之争”也在这一时期初现端倪。韩国大宇公司一再要求将总装厂建在韩国；中国要求总装在航空技术实力雄厚、研制、试验、试飞配套的西飞公司。随着项目的进展，欧洲公司对西安和上海的考察增多，尽管他们认为西安的设计与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上海，但是，上海的环境优势却显示了诱人的魅力，飞机总装由西安移往上海的思想由此萌芽。

飞机总装地点的选择涉及国家工业布局规划与发展战略的实施。1989年的风波竟意外地带给上海浦东一个发展机遇，当时中国遭到国际制裁，改革开放面临挑战，中央希望有一个举措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更加改革开放的形象，邓小平认为：将上海发展起来是一条捷径。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随即提出：开发浦东，加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1990年浦东开发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成为上海振兴战略的“两翼”，有经济学家对此总结说，浦东的成功主要表现在经济上，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仅表现在企业与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上，市场国家的成功，无一不是市场制度的成功，上海建立与遵守市场规则的能力尚有待各方重新认可。

1997年3月21日，国务院决定将AE-100飞机的总装定点在西安。作为AE-100项目的最初策划者，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承担了AE-100项目的5项技术攻关：超临界机翼设计和试验验证、商用飞机载荷分析系统、AE-100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技术、AE-100电传操纵系统攻关、产品数字化设计和管理；西飞公司主要负责AE-100胶接机翼壁板喷丸成型技术研究与应用。这些技术攻关内容涉及我国在大中型运输类飞机研制中存在的关键性问题。但是，在AE-100项目结束后，中国商用飞机领域再没有了可以继续实践的项目，这些技术攻关的实践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能得到实际应用与继续发展，就连这支商用飞机研制队伍也不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对于商用飞机设计理念的认识随之也出现了不小的倒退（德国多尼尔D728项目结束时，同样希望能够完整地保留设计队伍；而印尼飞机工业公司被冲垮之后其大部分优秀人才都被波音和空客公司吸收）。更为可惜的是，MPC-75项目的技术转让成果也随着大部分人员的流失而成为断编残简，没有真正在中国土地上形成商用飞机领域急需的设计与研制体系。

事实上，在当时，100座级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飞机选型，因为这是大型飞机与支线飞机衔接的地方，缩短一点就是支线飞机，但是只要加长一点就会直接与空客A318（107座）与波音737-500（108座，1989年6月30日首飞）型飞机产生直接的竞争。所以，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既不愿意冒险进入支线飞机市场，同时，他们也必然联合起来对任何敢于觊觎大飞机市场的飞机制造商予以致命打击，即使是那些有能力进行独立研制的飞机制造商也不能逃过被劫杀的命运。因此，中国试图通过与波音或者空客进行合作，然后再将所学到的技术与经验用于制造自己的大型商用飞机的梦想，无异于与虎谋皮……

原中航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总经理刘高倬在一次采访中对此总结说：“对属于高科技领域的航空工业来说，占据领先地位的先行者，为了保持其对技术的垄断地位和丰厚的利益，是不会愿意让后来者轻易地与自己分享这块市场的，这是现实，也是一种必然。”

比AE-100项目更充满悲情色彩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出资制造的130座级涡桨飞机N-2130，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断送了这个飞机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制造这款飞机来建立本国飞机制造业的梦想彻底破灭。

印度尼西亚被誉为“千岛之国”，是一个非常适宜发展航空运输业的国家，印尼政府也一直把发展航空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印尼总统苏哈托委托在德国学习飞机制造的优素福·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博士于1967年8月23日组建了国营印度尼西亚飞机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努桑达拉公司）。在哈比比博士的支持下，努桑达拉公司从西方大量引进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同时还派出了大批技术人员到西方学习航空制造技术。公司鼎盛时期员工近20000人，其中工程师占10%。印尼政府在1981年还颁布了一项法令：凡印尼国产飞机能够满足要求的，国内无论军队还是民用部门都必须买国产飞机，不准进口。就在印尼政府的政策保护下，印尼国内市场才对国产飞机敞开大门，印尼航空业才得以迅速发展。

1979年，努桑达拉公司与西班牙CASA公司合作研制了35～40座的CN-235，不但满足了国内需要还实现了出口；1989年，努桑达拉公司独立研制了50～54座的新一代支线飞机N-250；1994年，根据市场的变化研制了60～70座的N-250/100型支线飞机；与此同时，努桑达拉公司还将研制130座级涡桨飞机N-2130。

然而，就在N-250还差一年就可以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航空局（JAA）适航证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印尼经济陷入瘫痪，努桑达拉公司被亚洲金融风暴冲垮了。

多年后，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领教了航空业市场的深不可测……

在抗洪救灾、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之后；在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托市行动之后，中国政府又将怎样拯救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这个国家战略型产业岌岌可危的生命呢？

1998年，在国防科工委的20年产业规划报告中指出：2010年之前，中国不再搞整机研发。当年的信息制度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捷而透明，甚至被外国学者称为“透明猫”时期。当时这份文件虽然仅仅在小范围内进行了传达，但是带给整个民用航空工业的震惊在多年后仍令当事者记忆深刻。

1998年，AE-100项目解散时，参加过MPC-75与AE-100项目的设计人员在北京告别，面对吉凶未卜的前途，他们极其悲壮地喝了一次酒，几十号人站在祖国的星空下掩面痛哭：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别想研制民机了！他们站在祖国的蓝天下拥抱告别：祖国的蓝天上怎么就飞不起来中国的商用飞机？

AE-100项目之后，中国民机工业的中流砥柱，一部分成为汽车领域急需的新鲜血液；一部分则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开发游乐园的摩天轮和超级秋千。挥之不去的“民机情结”在摩天轮的旋转中被渐渐绞碎……

中国民机研制再次失去方向，这一次真的是到了危机的边缘，甚至连星星之火也即将熄灭……

事实上，比技术递进显得更为迫切的问题却是企业人员的生存状况。1996年，商用飞机设计人员开始大量流失，就如同汩汩的鲜血从破裂的血管里无声地流逝……

无论是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还是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1996年生活几乎都陷入了绝境，连职工的工资发放都成了问题。在西安阎良，所里为了完整保留设计队伍，他们曾经只实行半天工作制，而把所里节约下的能源经费作为工资发给职工。当时，就连阎良当地经营蔬菜的小商贩都抱怨说：“100座下马了，我们的菜价也上不去了。”

“军队要忍耐”使中国军队建设主要以防御为主，武器装备更是在多年间仅仅处于简单的维持，全军除特殊装备外，基本是处于只预研而不生产的状态。时任西飞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孟祥凯回忆说：“西飞公司是从事大型军事装备生产的企业，当时国家的战略是国土防御，导致我们的产品一直只有很少的订货量，企业发展也不受重视。西飞公司30多年才生产了200多架飞机，这只是生产歼击机厂家两三年的生产量，我们一直生活在强烈的生存危机当中。”在最困难的时候，西飞公司的民品产业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支撑作用。“当时，西飞公司下面有300多家企业，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现在有些企业的效益下降了，但是，当时这些企业是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的，没有这些企业创造的效益，西飞公司人心会涣散，生活会很艰苦。”孟祥凯感慨地说。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正式颁布，中国企业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作“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随后，西飞公司由17000名自然人和5名法人发起设立“西飞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这是西飞公司资本运作的第一例。

1996年，上海飞机制造厂不断听到波音公司要兼并麦道公司的消息，“我们的生产速度越快，就越觉得自己末日快要来临了，MD-90飞机干的时候就很悲哀，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又成了我们断粮的时候。”当第二架MD-90飞机试飞即将结束的时候，时任上海飞机制造厂执行副厂长王文斌，准备到上海的一家美国公司去打工。公司董事长面试就提了一个问题：“你在中国国有企业职位不低，为什么要来打工？”王文斌回答得也非常坦率：“我的梦想还是造飞机，但是现在我们没有飞机造，估计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会造飞机，所以我需要找点事情干。”董事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年薪税后18万”的要求，回来后，他却被上海航空公司总经理李万新以年薪6万留了下来。自从20世纪80年代，上海飞机制造厂就开始与新加坡、中国香港的一些飞机维修公司进行合作，MD-90项目结束后，上海飞机制造厂决定将最好的技术工人送到这些公司去打工。王文斌说：“当时的想法就是用劳务输出的办法将最好的技术工人储备下来，工厂提供所有的条件，挣的钱都归个人，唯一的条件就是工厂开始制造飞机的时候必须回来！”

与此同时，上海汽车集团公司已经看到了汽车工业自主研发的重要性，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汽集团有意要将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整编制接收，成为上海汽车集团公司的汽车研发中心，甚至希望通过整编把民航所管辖的龙华机场建设成为上海的汽车城。

最终，这件事被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断然叫停！

1997年，中国打响了国企脱困的攻坚战。那一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亲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旗下的黎明公司督战，面对着连买煤过冬的钱都拿不出的困难企业，朱镕基狠狠地批评了改革攻坚不力的企业干部，责令黎明公司干部克服畏难情绪，努力推进改革脱困。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推进下岗分流改革过程中的矛盾非常尖锐，酿出了一名下岗职工杀害了企业中层干部一家三口的惨剧。黎明公司的改革脱困攻坚陷入了僵局，成了整个航空工业改革脱困攻坚战中的一个久攻不克的要塞。

1998年“两会”的闭幕式上，意气风发的新总理朱镕基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外电对此评价说，中国的改革闯进了两个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二是机构改革。

生存！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企业家唯一的梦想！而在当时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还能够做出叫停“上汽集团整编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决策，不能不令今天的人们肃然起敬！随后，基于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的大跨度拆分重组在国资垄断领域展开了，军工领域的五大集团公司拆分成为10家集团，军工企业中一贯低调求稳的企业家群体此时也被推上改革浪尖，他们身上的企业家潜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与展现。

早在1996年，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就曾为上海大众汽车工业公司进行了CATIA软件工程应用培训，并先后参与过上汽集团的一些项目，包括桑塔纳2000的设计，并与泛美公司一起搞过汽车设计；而到了1999年，为了进入上海汽车这一支柱产业，他们还参与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新型家用轿车“赛欧”的开发。

1998年下半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已经开始酝酿“东西整合”，即对西安飞机制造厂、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与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进行合并，并以此作为理顺体制、适应中国民机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并得到了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的支持。当时，科工委表示：民机要下决心合并，两个所合并步伐越快，动作越迅速，科工委支持就越大。

虽然上汽集团整编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想法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但导致了大量的飞机设计人员向汽车领域的流失，而这种失血现象一直到2007年才彻底停止，长达10年之久的人才流失使中国商用飞机设计力量元气大伤…… Ha04lGNTCvC9pYWz45AX+Mqp5Ku/xv2XvEg1BKsQa5oepqqVzNizg8s1tU+EDd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