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文地理。长江以南高山与河谷交错分布,人口分布不均。集贸中心周围肥沃的三角洲和灌溉发达的平原上农业发达,靠近山区之地则多是土匪和部落原住民的天下,人烟稀少。各宗族争权夺利,各民族也纷争不断,扰得四处不得安宁。
这些农民都是来自北方的汉人 。长江流域以北周期性的天灾和人类不断向自然施压的行为,渐渐迫使汉人离开黄河流域,向南方迁徙。比如,南宋时期便出现了一次大迁徙。不过,人口的流动往往都不易察觉。如今,历史学家们将地方志中提到的水利工程统计制表后,已经可以肯定地说,公元 3 世纪便有很多中国人渡过长江,进入拥有季风气候和热带丛林的南部。迁徙人数在唐朝急剧增加,到 13 世纪晚期达到顶峰后逐渐下降,最终在 18 世纪初趋于稳定。至此,中国已有略多于一半的人口,在长江以南定居。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民族的差异将人口分成两大区域。北方人说腔调各异的官话,而身量较小的南方人则发展出互不相通的方言,比如广东话、客家话或闽南语。宗教差异也存在。此外,华南宗族团体的规模,也比别处庞大得多。
迁徙而来的人们在长江这头发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新天地。这里雨量充沛,年降雨量在三十至六十英寸之间。人们开拓新地(围田),修建新式堤坝,设计出脚踏式水泵,灌溉高营养的水稻。 11 世纪时,因为更为温和的气候使作物生长期延长了三个月,所以帝国从东南亚引进了一种新的早稻。南方的农民使用这些新种和有机肥料,每年可丰收两至三次。到 14 世纪,华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为人口激增提供了条件。当时,中国全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人。
虽然南方水田灌溉系统的规模比北方蓄水工程小得多,却需要更多劳力和持续的维护管理。治理黄河是国家的责任,但大多数运河、堤防和长江下游的水坝则由私人负责。在 18 和 19 世纪,此类工程由士绅负责。这些士绅并非总是大地主。然而, 18 世纪以前,长江三角洲水利工程的主要费用,似乎都来自靠地租为生的富裕地主。
那些地产曾经可能是完整的领地,但至少到明朝,它们便分成了以下几个部分:地主的房屋、其直接监管的劳动力以及由佃农耕种的边远分散之地。这种地主制在中国华南的发展与官绅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这点将在下一章讲到。免除徭役是士绅的特权之一。此外,士绅的政治影响力往往也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可以免缴地产税。因此,随着免税的领地越来越多,自耕农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于是,缴不起赋税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土地转让给更有影响力的地主和士绅,并成为后者的农奴或佃农。农奴和佃农的界限并不明显。一旦卖身为奴,农奴就可以像奴隶一样被买卖。而且,他们的后代往往也会继承这种身份。而佃农则跟土地为一体,可能会在土地转手时被一起卖掉。只有官宦之家才能合法地拥有农奴,但非士绅家庭也会打着收养贫苦孩子的名义暗行此事,从而拥有一批能为其耕种领地的劳动力。
14 世纪晚期,明朝第一位皇帝将长江沿岸的土地悉数充公,还给自耕农。然而,在南方士绅看来,明朝的税收系统依然存在诸多漏洞。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们再次被迫将自己的土地委托给大地主。到了 16 世纪,尽管经济商业化已经开始削弱这种佃农和农奴身份世代相传的体系,但佃租还是和以前一样高。随着越来越多的集镇为下层农民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个体对屈于人下的怨恨,逐渐演变为群体对长江下游大地主的怨恨。 1644 年,明朝北方沦陷,南方的农奴和佃农暴动,要求撕毁他们的卖身契,或归还他们的土地。
18 世纪 30 年代,清朝废除农奴制。尽管佃农制依然存在,但中国华南约一半的土地,最终还是为农民所有。这也是投资农用地利润下降的结果。富人们发现,投资城市房地产或放债获得的利润更大。然而,地主所有制在南方比在北方更为显著(见图 1-1 )。中农和富农的财产分布情况,长江南北大致相等: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拥有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不过,南方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百分之三的人口掌控了近一半的耕地,导致南方的贫农数量几乎是北方的三倍。
公有财产的数量庞大是华南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富有的宗族在由族长掌管的信托和地产业上投资巨大。为了赚取收入支持家族仪式、福利和教育,他们也会购置土地和当铺。士绅开办的慈善机构、乡村联盟(乡约)、水利局,甚至秘密的会社等,让华南的乡村社会显得比北方的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也反映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商业化程度更高。帝制晚期,随着地区间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以前的农民逐渐独立,基本不再受市场关系的影响。例如,在湖南和福建的商业区,农民向城里的地主交租时,都会小心翼翼地尽量利用和控制粮食交易价格,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就这方面而言,个体耕种者都被卷入客观经济力量织就的大网里——遥远省会城市的粮价波动、伦敦对茶叶需求的变化或大阪丝绸服装款式的变化,都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图 1-1 20 世纪中国华北与华南的土地占有情况
来源:以上数据源自陈翰笙著《中国农民》,牛津出版社印度事务分社,第 22 页。陈教授对地主所有制评价过高,引来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他采用的这些数据都是 20 世纪实地考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