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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历史地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然而，不管中国传统农民多么值得称颂，历史学家对老百姓的欣赏，仍旧只能停留在情感层面。虽然历史上不乏他们的身影，但即使在当代人眼中，那些耕种王土、养活了统治阶级的“黎庶”的形象，依然是抽象的。以前，这些无法享受教育的无名之辈只能由统治者来定义。直到近代，他们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为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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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革命以前，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形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第一种形象是勤劳的自耕农——儒家
重农主义者将他们视为农业社会的中流砥柱。因为农业被奉为“本业”，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农民社会地位崇高，远超工匠和商人，仅次于管理帝国的士。这些被理想化的农民勤劳节俭，不畏劳作的艰辛，乐于缴纳赋税，以回报统治阶级所谓的家长式关爱。
不过，农民也会被视为乱党。对于他们的第二种形象，儒家同样给出了令人熟悉的描述：这些黎庶被视为用以驮重的沉默牲畜，很容易转变成“红巾军”或狂热的叛匪，时不时就揭竿而起，与统治者作对。时局动荡和饥荒肆虐时，农民军便会在绝望和愤怒中不断壮大，攻城略地、袭击地方官员。中国政治理论家们认为这些民众运动意义非凡，相信他们代表了反对帝王统治的天意。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叛军首领真正夺取政权，但他们领导的那些运动，却预示着新的朝代即将到来。
这两种并存的不同形象并非难以调和。相反，它们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农民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点直到今天依然未变。他们扎根于土地，随着季节更替，一生都在重复繁重的日常劳作。然而，政治腐败和民生匮乏时，他们也会抛开自己的传统角色，立刻坚定地追随叛军首领。那些叛军首领可能是激进的佛教预言家，也有可能是雄心勃勃的土匪。作为
1898
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梁启超认为：清朝数百年的统治史，就是一部漫长而血腥的农民叛乱史。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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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官方资料有记载的叛乱行动就多达数千起，给人留下了一种社会秩序长期混乱的印象。然而，这种看法也存在片面性，是晚清阶级矛盾激化下的扭曲的产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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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国民经济已经举步维艰。毫无疑问，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要归结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不断带来的非暴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