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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清王朝的衰落与鸦片战争的爆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儒家学说的内在格局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乾嘉时期曾盛极一时的汉学（即古文经学、朴学、考据学）逐渐没落，理学、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再度复兴。嘉道之际，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汉学泥古琐碎、空疏无用、脱离现实的治学理念已无法应对严峻的、急剧变化的局面。一些关注国计民生且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家和开明官绅，开始大力呼吁重振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反对脱离实际，注重研究现实问题，以求纾解民困、匡时济世、安定民心。
经世思想古已有之，早在汉代就已经逐渐成为儒家文化的传统之一。纵观中国历史，每当社会出现严重危机、亟待变革之时，往往是经世思想的活跃时期。1826年，贺长龄、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问世，揭开了前近代经世思潮的序幕。该书凡140卷，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汇编了自清初至道光初年的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共计2236篇文章，出自702人之手。《皇朝经世文编》出版后影响较大，曾多次翻印。道咸之际，历经鸦片战争的刺激，经世思潮蔚然成风，成为这一时期的显学。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所说：
“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道咸之际的“经世”思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批判现实、倡言变法；二是改革弊政，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诸大政；三是探究边疆、域外史地，用以御敌保疆；四是纂修当代历史。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阮元、李兆洛、陈寿祺、包世臣、陶澍、徐松、张穆、贺长龄、林则徐、姚莹、周济、龚自珍、黄爵滋、金应麟、魏源、陈庆镛、徐继畲、梁廷枏、沈垚、张际亮、夏燮、汤鹏、陈金城、吴嘉宾、鲁一同、何秋涛、杨士达、林昌彝等。这些人士身份复杂，上有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下有寄人篱下的幕僚；其学术背景与具体主张多有不同，但大体秉持经世务实、救世济民的治学理念，这也体现出经世思潮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文化基础。
经世之学有着强劲的生命力。自《皇朝经世文编》问世后，续编之作层出不穷，到1913年的《民国经世文编》为止，竟达20种之多。尽管经世致用思想在本质上仍属于“旧学”的范畴，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批判与变革，对西学的理解与采纳等方面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国门初开、西学尚未被广泛接受的转型时期，经世思想显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正是在经世之学“务实”、“求变”理念的指引下，有识之士开始直面危机，了解世界、接纳西学。经世思潮对近代“新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和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促使一部分开明官员和士绅改变了之前闭目塞听和妄自尊大的态度，提出了认识西方、学习西方和抵御外侮的新观点。许多志士仁人积极探求西方的科学知识，研究外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逐渐形成了认识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出现了一批具有重大启蒙作用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据统计，1841—1861年间，中国人至少编写了22部介绍世界各地情况的著作，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科技、历史、地理、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
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出于禁烟的需要，他已开始设法了解夷情，并组织人员编译西方书刊。新闻、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军事、科技、文化、对华评论等，均在其搜求编译之列。由他主持编译的文献主要有《华事夷言》、《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各国律例》、《四洲志》等等，其中《四洲志》的影响最大。《四洲志》依据英国人慕瑞所编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而成，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情，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此后，林则徐将《四洲志》抄本及有关资料转交好友魏源，为魏源编著《海国图志》提供了不少便利。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1年进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鸦片战争时期参与了浙东的抗英战争。作为战争的亲历者，魏源亲眼目睹了清朝政府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是年，他接受了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大量资料，于次年12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他将该书的内容扩充到60卷，1852年又增加至100卷。
作为近代中国人编撰的一部世界史地著作，该书主要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中国历代史志以及明末至鸦片战争时期西人所写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地图、部分科技资料勾稽贯串而成。正如魏源本人所言，与以往域外史地著作“皆以中土人谭西洋”不同，吸收了西人著述成果的《海国图志》是在努力“以西洋人谭西洋”。
魏源在序言中阐释了编纂《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为达到此目的，魏源将总结鸦片战争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作为开篇，置于各卷之首。之后重点介绍了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情况，末尾尚有《国地总论》、《夷情备采》以及关于仿造西洋船炮及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西方器艺杂述》数卷。百卷本《海国图志》约有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42页，可谓是当时内容最丰富的有关世界知识和海防的百科全书。
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历任广东海防书局纂修，越华、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等，鸦片战争时期，曾大力协助林则徐谋划禁烟、海防等事。平生勤于治学，著有《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海国四说》等。
《海国四说》是最能代表性梁廷枏“筹海防夷”思想的作品，由《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和《耶稣教难入中国说》4部著作构成，1844年陆续写成，1846年结集刊行。“合省国”即美利坚合众国，“兰仑”即英国首都伦敦，泛指英国。《合省国说》3卷，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美国通志，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介绍尤为详尽；《兰仑偶说》4卷，由梁氏《英吉利国记》扩充而成，介绍了英国千余年的历史、风俗及各种制度，并述及中英贸易与鸦片问题；《粤道贡国说》6卷，涉及暹罗、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及各“贡国”的历史、风情、民俗等，实为前近代中西贸易资料长编；《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则介绍了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教史及其传入中国的历史，并探究了其不能取代儒学的原因。该书也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优秀域外史地研究著作之一。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代州五台县人。道光进士，鸦片战争前后，担任福建延津绍道、兼署汀漳龙道道台，后任广东巡按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等职，亲自参与了厦门防御战和战后福建地区的通商事务。在与来华西方人的密切交往中，他开始细心收集、研究域外新知，撰写研究著作。1848年，几经修改、增补，《瀛寰志略》终于问世。
《瀛寰志略》全书共分10卷，卷一先列地球两半球图，述地球概况，五大洲、五大洋情况，后为《皇清一统舆地图》与亚洲情况；卷二、卷三续述亚洲；卷四至卷七述欧洲；卷八述非洲；卷九、卷十述美洲。与同时代其他世界地理著述不同，《瀛寰志略》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而非资料汇编。由于徐继畬在研究过程中直接获得了一些西方传教士与外交官的帮助，并尽心考证，力求准确，该书质量上乘。据美国学者龙夫威（Fred Drake）考证，与徐继畬有过密切往来的西方人，除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之外，还有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enry Gribble），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坎明（William H. Cumming）、合文（James C. Hepburn），两任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Lay）、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以及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Davis）等人。
徐继畬在书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介绍欧洲和北美各国，每个欧洲国家的面积、人口、财税、陆海军规模都有具体的数字，对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都有记述。在叙述南洋、印度等有关史实时，他还详细介绍了这些国家和岛屿沦为西方殖民地的过程。此外，徐继畬还对欧美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给予称赞。对西方列强，他并未采用朝野惯用的“夷”字，而是换以“泰西”之名。这在当时也算是对传统华夷观念的一种超越。鉴于其杰出的学术贡献，龙夫威称赞徐继畬是“东方的伽利略”。
除了林则徐等开明官绅，这一时期在通商口岸城市中还聚集了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科技书籍的译介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就是所谓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treayport cities）。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首创，系指生活在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与西方文化发生密切接触且在中外文化关系的思考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国士人。在近代中国意义深远的思想文化变革中，这些人也扮演了前驱者的角色。
鸦片战争后，开埠的上海逐渐成为西学输入中国的重镇之一。不少传教士与中国文人汇集于此，彼此合作，共同繁荣着中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创办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不仅是近代中国境内第一家机械印刷所，而且还是一所中西人士共事的出版机构。该馆在1843年由麦都思将巴达维亚印刷所的设备迁至上海组建而成，早期主要印刷出版《圣经》及其他宗教书刊，自19世纪中叶起开始增加对西学书籍的编译出版。在墨海书馆工作过的西方传教士，主要有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等等，中国人则有王韬（1828—1897）、李善兰（1811—1882）、张福僖（？—1862）、管嗣复（？—1860）等。而王韬、李善兰、张福僖、管嗣复等人，就是十分典型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
王韬，初名王利宾，字紫诠，号仲弢，江苏苏州人。1849年来到上海，进入墨海书馆工作，协助传教士进行翻译工作。起初主要帮助麦都思翻译《圣经》。由于王韬文学素养深厚，《圣经》翻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外，王韬也翻译了不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和《西国天学源流》等。王韬在编译西学书籍之余，还细心考究西学，编成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和《泰西著述考》等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治年间，王韬游历西方诸国，逐渐成长为早期维新思想家。
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领域皆有成就。1852年，李善兰进入墨海书馆。因他在数学领域已有不少成就，所以受到伟烈亚力的器重。8年间，他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几何原本圆锥曲线说》、《重学》、《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植物学》、《数理》等多部自然科学书籍。他所创造的一系列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名词，如代数、未知数、函数、单项式、多项式、微积分、系数、常数、变数、分力、合力、植物学、细胞、光行差、月行差、视差等等，一直沿用至今。1869年，李善兰出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总教习。
张福僖，字南坪，浙江归安人，近代著名天文学家，“精究小轮之理”。张福僖自幼酷爱天文历算，对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学有所了解。1853年，经好友李善兰的介绍进入墨海书馆工作。1853年，张福僖与艾约瑟合作翻译了《光论》。《光论》是近代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西方光学著作。此外，张福僖还著有《彗星考略》、《日月交食考》等书。
管嗣复，字小异，江苏南京人，桐城派大家管同之子，善诗文、通医学。1854年巧遇艾约瑟，随其来到上海，进入墨海书馆工作，与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交好。二人合作翻译了《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医学书籍。管嗣复也成为上海第一个兼通中医和西医的人。
由于此时的中国尚缺乏精通西方语言与学术的翻译人才，而外国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亦无法独立完成翻译工作，上述译著大多采取了“西译中述”的形式，即由传教士口译，中国助手加以转述和文字润色。尽管如此，传教士的中国助手们在译介过程中，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学养与见识，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而这些译著也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也为日后中国人探索变法图强之路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后，尽管介绍世界地理与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日渐增多，但这些书籍中所记述的新鲜事物并未得到时人的广泛关注与认可，也没有使中国社会产生显著的变化。《海国图志》与《灜寰志略》两部书面世的命运即可见一斑。《海国图志》在付梓后的20年中，并未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并不了解这部书。在有限的读者中，对这部书和“师夷长技”的主张也都没有重视，甚至反而予以否定。至于《灜寰志略》，更是招致保守人士的攻击，徐继畬本人也因此书而被罢官。
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两部书的评价才有所好转。两书受到洋务派与维新派人士的共同追捧。1865年，徐继畬被清朝政府重新委以重任。已是古稀老人的他，先后任职于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1867年，《灜寰志略》成为同文馆的教科书，70年代以后更成为中国出使外国人员的必备书。1879年，22岁的康有为游览香港，幡然醒悟，引发重新阅读该书的兴趣。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览西人宫室之瓖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灜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而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盛赞《海国图志》为“中国知西政之始”。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海国图志》与《灜寰志略》所传达知识与观念之理解与吸收，就耗费了数十年的时光。
《海国图志》与《灜寰志略》等书也曾流传海外，包括近邻日本，可日本人对这两部书的回应比中国人快得多。19世纪50年代初，西方列强继中国之后，又以武力叩开了日本的国门，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在此时，《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日本维新志士如获至宝，大力翻译、注解、刊刻该书。仅1854—1856年间，《海国图志》翻刻版本就多达22种。该书成为幕末日本了解西方列强的必备文献，魏源的“师夷制夷”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接纳，其对鸦片战争的总结与加强海防的建议，也被日本人批判性地加以吸收。此外，该书对日本幕末开国和维新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灜寰志略》最迟于1861年在日本出版，此后历经翻刻，其版本和装帧质量皆优于中国版本。该书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对其维新改革也起到积极作用。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与《灜寰志略》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仿佛也昭示着未来中国与日本国势的不同走向。
至于那些近代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此时也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精神上饱受煎熬。一方面，他们生活与工作的环境有助于深切体验西方文化的精髓，养成忧患与改革意识。然而就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内心也时常怀有一种耻辱感：“卖身事夷”、“附腥慕膻”，不仅有伤民族自尊，还会背负沉重的舆论压力，被保守人士斥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他们一方面要与洋人、西学与西教为伍，一方面又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淫，对后者恋恋不舍。王韬在墨海书馆的工作经历，对他个人而言，绝非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他之所以来到墨海书馆工作，纯粹是为生计所迫。尽管出色地完成了《圣经》的翻译工作，但他内心却根本不喜欢这种文字翻译、润饰工作。他甚至觉得文字润饰工作毫无价值，也没有任何乐趣，是对个人才能的严重浪费。他虽然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也参加教会的活动，对基督教学说却不以为然，也无法接受西方的某些观念和制度。
因此，这些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大多不会长期与洋人共事，如果有机会，便尽可能早地离开。王韬详细记下了他的同事们接连离开墨海书馆的情形：周双庚“与慕君佣书，仅月余即分手”；华蘅芳于1857年“适馆三月而去”；张福禧因“徐君青中丞开府吴中，征之至幕下”；管嗣复于1859年离开上海，“应怀什桥太守聘，往客山阴”。可见中国人与洋人共事是一件多么尴尬、无奈而痛苦的事。与西人有过深入了解与交往的口岸知识分子尚且如此，遑论那些守旧的官绅，以及恪守传统的普通民众。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后，尽管形势突变，部分志士仁人已开始了变法图强的思想与行为，然而战争并没能使大多数中国人警醒，而这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迟滞。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所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机遇稍纵即逝，一去不返。事后证明，中国注定要为这虚掷的20年光阴付出更多、更惨重的代价。在传统文化的束缚下，中国人的变法图强之路决不会一帆风顺，注定是步履维艰、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