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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8月，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了英国，引来一片对华宣战的叫嚣。10月，英国召开内阁会议，决计对华动武。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明确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主张立即调遣军舰封锁中国。陆军大臣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也坚决主张对华采取军事行动。于是，内阁会议做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1840年1月，道光皇帝命令林则徐断绝中英一切贸易。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George Elliot）和义律作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总司令。4月，英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派兵开赴中国。6月，懿律率领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敦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悍然发动战争。由于广东水师的英勇抵抗，奋勇反击，英军无法侵占广东，只得分兵北上。8月，英军闯入天津，向直隶总督琦善递交照会，提出赔款、割地等要求，震动京师。投降派趁机攻击林则徐，道光皇帝下令将林则徐革职，派直隶总督琦善接任。转年1月，英军乘虚而入，攻陷虎门炮台后，又将兵舰驶入珠江，进逼广州，此后还继续北犯，厦门、吴淞口、镇江相继失陷。军事溃败使得清朝政府慌乱不堪，被迫求和。1842年8月，耆英、伊里布奉命全权办理对英交涉。两人先后到达南京，开始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谈判。
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等人与璞鼎查在英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割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偿英国2100万元；协定关税，英国对华进口货物缴纳税款，由中英双方议定。1843年7月、10月，中英又相继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又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人享有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建立租界，以及压低关税等多项特权。《南京条约》开启了外国侵略者用不平等条约使对华侵略“合法化”的先例。此后欧美列强纷至沓来，纷纷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相互援引，使中国丧失更多的主权。《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争相效尤，1844年7月中美签订《望厦条约》，10月中法签订《黄埔条约》。美、法两国除享有英人在《南京条约》中的全部特权外，还扩大了侵略特权。如《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规定中国人与美国人、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华发生的一切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扩大了关税协定权，规定中国要变更关税税则，必须取得美国的同意。中法《黄埔条约》不但攫取了英美所取得的全部特权，还获得在通商口岸传教以及清政府必须保护教堂和传教士的特权。1846年2月，清政府被迫宣布解除清初颁布的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禁令。
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转折点。比对战前、战后的各种情况，变化尤其明显。战前，中国是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在经济上也日益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外国人在五口地区倾销商品、走私鸦片、掠夺原料、强占租界、控制海关，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然而，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影响，不只有破坏的一面，还有超出西方列强预料的另一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口岸城市发展壮大。鸦片战争后，在各通商口岸，外国商人直接雇佣中国人充当居间人或代理人为其推销商品和收购出口货物，这些居间人或代理人成为中国近代买办、民族资本家的前身。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码头工人和在外轮上工作的海员，以及船舶修造工人等。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随着买办、民族资本家与产业工人群体逐渐形成，各自的文化和政治诉求纷纷出现，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蕴藏着巨大的变革潜能。
1845年，英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是为西方列强在华设立租界之始。此后美、法两国也分别在上海划定租界，建立起一套殖民地管理制度，并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最初，中国政府对租界内行政、司法还有干预权。后来，外国侵略者逐渐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然而，租界既是“侵略基地”，也是全面展示西方现代文明的橱窗。以上海为例，“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机制棉纺织品、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火轮机器、照相术、西医西药、书馆印厂、公园、学校、报刊杂志乃至西洋节庆、新式婚礼，纷纷登陆沪上，深刻影响着当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透过口岸城市中的租界，中国人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种种不足；租界里散发出来的文明气息，展现出来的各项成果，成为他们改变自己、改造国家的范本。
单就文化而言，鸦片战争还催生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又一次高潮。直到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督教传教士输入西学的实践活动，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飘扬过海来到中国，由于清政府厉行禁教和闭关政策，传教活动难以在中国内陆地区展开。于是，在毗邻中国的南洋一带，如马六甲、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加坡等地，逐渐聚拢了一批西方传教士。他们开学校、办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在华人中传播西学。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基督教会的文字、教育、医疗、慈善等项事工得以迅速扩展至中国沿海各主要通商口岸，在传播西方现代科学、推广新式教育、改良社会风俗、开展慈善事业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少努力和贡献，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及其走向。可以说，对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基督教传教士有拓荒、启蒙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