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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后维新运动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康有为师生的努力。值此国难当头、传统学问“闹饥荒”、西学大量涌入的年代，他们从传统文化与西方学说中汲取养分，创造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引领时代的潮流。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青年时代曾研究经世之学，对西学也有初步了解。1888年，康有为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主张。尽管国子监官员拒绝将他的上书转呈皇帝，但其内容已在京城传播开去。1890年，康有为回到广东，结识今文经学家廖平，开始钻研今文经学，用以议论时政。此后，康有为在广州创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大力培养维新变法人才。万木草堂不同于旧式书院，学生不分班，亦不进行严格考试。学生所读之书，除中国古籍外，还有西学著述百数种。至1894年，学生已达100多人，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麦仲华、徐勤等人先后师从康有为，接受其耳提面命。
康有为除以新法讲学外，还挑选根底较好的弟子协助编撰著述，其代表作有《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震撼了思想界和学术界。《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此书论证了东汉以来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书都是“伪经”，是刘歆为迎合王莽篡汉制造舆论而伪造出来的，对古文经学的正统地位提出挑战。《孔子改制考》于1891年开始撰写，1898年刊行。该书指出，传统儒家经典“六经”都是孔子假托先王言行所作，其目的在于“托古改制”，实现社会改革。康有为还采用公羊学派的“三世”学说，并糅合西方进化论思想，阐明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人类社会将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方式演进，而与“三世”相适应的政体分别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尽管在学理上，这两部书的论断多有牵强附会、违背事实之处，不过康有为著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服务现实政治。无论是驳斥古文经学、打击保守派陈旧的思想观念，还是将孔子塑造为变法改制的先驱，都是为了维新思想的宣传，为改良运动减少阻力、扫清障碍。
1895年4月，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听到中日两国即将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康有为随即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康有为请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其请求具体内容有：光绪皇帝下诏罪己，处分丧权辱国的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将对日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效法西方，发愤变法，推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此外，他还提议设立“议郎”，由士民公举充任，职责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参与讨论大政方针。5—6月间，康有为又单独第三次、第四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公开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由于保守派的阻挠，只有第三次的上书到了光绪皇手中。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因为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的重视，名声大噪，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公车上书”开创了近代知识分子以群体力量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维新思想逐渐发展成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公车上书”虽未能如愿，却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大幕。为聚集改革力量、宣传变法主张，维新人士在各地成立学会组织、创办报刊，推动维新事业的发展。
维新派创立的学会组织，最早出现于北京、上海两地。1895年11月至12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北京、上海强学会依次成立。大体上看，强学会是维新派和清朝亲光绪皇帝的帝党官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组成人员十分复杂，既有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文廷式、沈曾植、杨锐等维新人士，也有袁世凯、李鸿藻、张之洞等立场暧昧的清朝政府高级官僚。由于成员新旧混杂、政见不一，在保守势力的干涉下，北京、上海两地的强学会转年被迫解散。强学会虽转瞬即逝，但“兴学会”的社会风气逐渐浓厚，学会在各地纷纷成立。据统计，1895—1898年，全国成立的学会约有70余个，遍布13省30多个城市。学会的性质主要分为3种类型：一是以政治性为主，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二是以学术性为主，如农学会、质学会、算学会等；三是以改革社会习俗为主，如不缠足会、戒鸦片烟会等。学会组织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时代“君子不党”的藩篱，是近代中国社团组织的滥觞，也是近代中国政党的雏形。
在依托学会合群聚势的同时，维新派也大力创办新式报刊，向民众宣传变法思想。早在1895年8月，康有为于北京筹建强学会时，即接受陈炽的提议，创办《万国公报》。该报的名称与上海广学会机关刊物同名，康有为等人借此扩大影响，由梁启超和麦孟华主笔。1898年12月，《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主笔改为梁启超和汪大燮。《中外纪闻》注重对西方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介绍，宣传西学、鼓吹维新，每期出版后，随专载诏书与奏章的《邸报》免费发送给在京官员，仅出版18期即被查封。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自1896年1月出版仅10余天，就因强学会的解散而停刊。
维新派虽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并不气馁。1896年8月，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在该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鼓吹变法，代表作品有《变法通议》等。他的文章观点新颖，文字通俗，具有超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在海内外风行一时。数月之间，《时务报》发行量达到1万多份，遍布全国70个县市。梁启超名声大震，得以与康有为并称“康梁”。此后三四年间，各地报刊次第出现，遍及福州、上海、天津、苏州、无锡、杭州、温州、长沙、成都、重庆、太原、桂林、广州、南昌等地，约有40多种。这些报刊在传播西学、宣传变法、唤起中国人忧患意识及爱国意识等方面，皆有所贡献。
除北京、上海之外，维新运动在天津、湖南等地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天津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首推严复。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赴英留学，对西方现代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比较了解。中日甲午战后，他在天津的《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批判专制主义，宣传变法思想。他认为，中国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时刻，要顺应时代发展，就要求变，此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变法图强即是要学习西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倡西学、实行君主立宪。“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
严复在维新运动期间最突出的文化贡献，就是将进化论等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学说介绍到中国，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895年，严复开始着手翻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uxley）《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部分内容，并融合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自己的一些理解。1897年12月，《天演论》首刊于天津的《国闻汇编》上，次年4月正式出版。《天演论》宣传生物是进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进化的原因，是“物竞”和“天择”。“物竞”即生存竞争，“天择”即自然淘汰。严复借此联系中国社会现实，警告世人，中国若不振作自强，就将亡国灭种，号召人们为国族存续而奋力竞争，转弱为强。在自序和按语中，严复反复强调“自强保种”、“合群进化”的理念，号召国人效法西方人自治、合群之道。“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他还坚信“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天演论》为中国国势的衰颓做出了某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在向世人发布警示的同时，也提供了殷切的希望，因而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追捧。此书尚未刊布，稿本即已在维新派人士中争相传阅。进化论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思想，还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至20世纪，“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词充斥报刊，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可以说，直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确立主导地位之前，它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之一。
除此之外，严复还在天津创办报纸，宣传维新思想。1897年10月，他与王修植、夏曾佑等维新人士创办《国闻报》（日报），另主持《国闻汇编》（旬刊）出版。两份报刊各有特色，如严复所说：“日报则仅详北数省之事，旬报则博采中西之闻。”严复等人以西法办报，颇有成效。《国闻报》成为与上海《时务报》齐名的重要报纸，而天津也成为中国北方宣传维新思想的舆论重镇。
而原本身处中国内地、知识界普遍较为保守的湖南地区，此时则聚集了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皮锡瑞等一批维新志士，同时也得到了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地方官员的支持。湖南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成为了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省份。
1897年4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报》，鼓吹维新变法思想。10月，湖南时务学堂成立，陈宝箴命熊希龄为提调，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学总教习。诸生入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出现了不少新式人才。此外，湖南地方官员还在整顿吏治、奖励实业、创立警察制度等方面有所作为。翌年初，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南学会，3月又办有《湘报》日刊。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报》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湖南的维新运动向纵深发展。
该地区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当属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侠，亦善拳击和剑术。中国甲午战败，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决心弃旧图新。1896年夏，他游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体恤民间疾苦，结识梁启超、严复、文廷式、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开始投身变法活动，撰文阐发其变法主张。1897年1月，谭嗣同写成5万余言的《仁学》，集中表达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思想。他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因而称自己的哲学为“仁学”，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消除“君民相隔”的状况，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要求男女平等，废缠足、兴女学。谭嗣同痛言数千年来三纲五伦的“惨祸烈毒”，指责君主专制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冲决网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谭嗣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言辞较为激烈，带有几分超前意识。
然而，维新事业在湖南地区的发展，也招致了一批名士的反对。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依托学堂、学会和报刊媒体，积极讲授、宣传康有为的变法学说，引起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名儒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不满。如梁启超所言：“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事实上，张、王、叶等人并非泥古不化的保守派人士，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乃是所谓的“康学”，即康有为的“改制考”、“伪经考”，以及维新派宣扬的民权论等等。叶德辉编《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指责康有为“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康有为在学术上作伪、曲解和断章取义的诸多弊端暴露无遗，其学说也因这种不良的学风难以得到士人的普遍支持。多年后，梁启超也坦诚地批评其师道：“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维新运动迅速发展。12月，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慨然写就《上清帝第五书》，希望光绪皇帝发愤图强，“明定国是”。在保守派的阻挠下，这封上书依然没有呈递到光绪皇帝的手中，但因其内容痛切，在北京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天津、上海的报纸也公开刊载，因此流传颇广，影响甚大。因为上书再度受阻，万般无奈的康有为准备南归，此时却受到帝党领袖——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等人的挽留，并向光绪皇帝代为举荐。奕?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予以反对，光绪皇帝只好命总理衙门大臣传见。1898年1月24日下午，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传见了康有为。康有为详细阐述了变法思想，包括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的变革措施，并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批驳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此次谈话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我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问：宜如何变法？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答以：“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翁问筹款，则答以：“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
翁同龢对康有为的学识深表赞赏，光绪皇帝闻之也十分兴奋，命康有为书面奏陈变法建议，并进呈他撰写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两书，同时传谕总理衙门，康有为的条陈须即日进呈。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力，为维新变法铺平了道路。同时，康有为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提开国会、设议院的主张，转而希望皇帝能够“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将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
不久，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纲领性文件。他结合日本、俄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家的历史详细阐明变法的必要性，建议仿效日本，变法自强。他督促光绪皇帝大誓群臣，明确宣布变法；在内廷设立制度局，制定、颁行新政，下设法律、度支、学校等12个局，为执行部门，并将这一制度推及地方政府机构；设立上书所，允许天下百姓上书，借此发现人才，予以擢用。康有为的官制改革方案，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制度局是立法机关，12局是行政机关。他抛开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六部，另立一套全新的官制的做法，意在排除干扰，变法维新，表达了急欲参政的愿望。6月11日，光绪皇帝召集军机大臣会议，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开始维新。他陆续发布100多道新政上谕，除旧布新，推行新政，维新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新政的主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
政治上，裁撤闲散机构，广开言路和招揽人才。裁撤冗滥的中央和地方机构，将其事务并入其他机构；命大小臣工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并允许一般士民上书言事，不得压制阻挠；诏各省督抚访查“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保送引见，并命大臣选择侨民中之著名可用者征送回国，以备任使；开懋勤殿以议新政。
经济上，发布了一系列振兴农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保护农工商业，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在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奖励士民创制新法，准其专利售卖；有能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厂者给予特赏，并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改革财政，政府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等等。
文化教育上，废除八股文和兴办新式教育。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废除朝考，开经济特科；建立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西的学堂，命各省兴办中小学堂，命筹设铁路、矿务、农务、工、商、医、海军及茶务、蚕桑等专业学堂，并鼓励士民和华侨创办学堂；设立译书局、编译学堂以译西书；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和学会，并派人出国留学和游历。
军事上，裁汰旧军、编练新军。命各省切实裁汰旧军，编练新军，军队改习洋操，采用西洋兵制；添设海军，各省举办团练，力行保甲制度。
这些上谕，反映了光绪皇帝变法图强的决心。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光绪皇帝不仅呵斥、革除了一批守旧官僚，还在倚仗康、梁之余，特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时称“军机四卿”，维新人士的政治地位迅速蹿升。
维新运动毕竟是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作为一场较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它遭到了恪守祖制的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在保守阵营的百般阻挠下，绝大多数的新政成为具文，无法付诸实施。更严重的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朝廷内部新旧两派、帝后两党的斗争愈发激烈：倾向变法的帝党官员与维新派合流，而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和洋务派官员则聚集在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旗帜下，新旧斗争和帝后党争交织在一起。光绪皇帝此时虽早已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有感于维新派对自身权力的威胁，她开始着手控制北京、天津地区的军政大权，伺机绞杀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将光绪皇帝软禁，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在西方人士的帮助下流亡海外。谭嗣同却拒绝出走，慷慨激昂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5日，谭嗣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的墙壁上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8日，清朝政府将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和刘光第等6人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就义前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此后，支持变法的官员张荫桓等人被放逐新疆，徐致靖、张元济、宋伯鲁等人也被革职。农工商局被废除，士民上书旋被禁止，报馆、会社遭到查封，冗官闲衙也渐次恢复，绝大多数的新政措施被推翻，维新运动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