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客家人，出身普通农民家庭，7岁入塾学习，18岁时被聘为本村塾师。洪秀全曾先后4次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第，备受打击。其中，1837年第三次考试落第后，他的身心受到极大刺激，大病40多天，时常神志昏迷，口说呓语。1843年，他再次到广州参加考试，依然未成。洪秀全这时才醒悟到科举制度的腐败，决定探索新的人生道路。
早在他1836年第二次到广州考试时，即偶然在街上遇到两个基督教徒向路人宣道赠书，遂得到华人传道人梁发撰写的布道小册《劝世良言》。起初洪秀全尚迷恋仕途，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过对其中的内容也有了初步的印象。次年，他在病中出现的梦幻即由此引起，足以证明这一点。1843年最后一次考试失败后，他身心俱疲，仔细阅读这部《劝世良言》，顿时觉得耳目一新，转而沉迷其中，并接受了书中所阐述的基督教义。从此洪秀全彻底抛弃谋取功名的人生道路，转而虔诚地祈祷上帝。他附会其中的词句，创立“上帝教”，自称上帝次子，自行洗礼。
洪秀全劝人敬拜上帝，不拜祖先和邪神，不行恶事。创立上帝教后，他便将塾馆中的孔子牌位，以及家中所供奉的灶君等神仙一概除去。其族弟洪仁玕和表兄弟冯云山也接受了他的说教。洪秀全的传教活动与中国传统信仰习俗发生了冲突，遭到族人的反对和斥责，洪秀全、冯云山为此失去了塾师的职位。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根据《圣经》中关于“先知在故乡本家没有得人敬重”的启示，决定“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此后，冯云山到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传教，洪秀全则返回花县，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重要文献，号召人们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以阎罗妖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亦即号召人民用暴力的手段和方式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没有邪恶、没有强权的平等社会。由于洪秀全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对基督教的了解有限，因而在这些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教义被混为一体，冶为一炉。其中不少地方是借用儒家的思想主张，附会基督教的某些戒律和词句，劝人去恶从善，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表达人们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渴望。经过洪秀全的改造，上帝教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形态。与基督教相比，其教义被赋予鲜明的现实政治斗争色彩，认定正邪对立、斩邪留正，创建人间天堂。
1847年春，洪秀全前往广州，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学习基督教义。罗孝全认为洪秀全的思想不纯，拒绝为他实施洗礼。洪秀全随后前往广西与冯云山汇合。在冯云山多年的努力下，紫荆山区教务大兴，信徒不断增加。至1947年上半年，该地区的信徒已经发展到2000余人。为了巩固、发展上帝教，洪秀全、冯云山还模仿《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制定了“十条天款”，内容包括：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抢劫，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除此之外，他们还确立了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并派人赴汉、壮、瑶等族居住地进行宣传，扩建组织，带领教众扫除偶像、捣毁神庙。
在洪秀全等人的推动下，上帝教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以紫荆山为总会，周边各地有分会的组织架构，内部系统日益完备。其成员包括农民、矿工、手工业者、挑夫、小商贩以及无业游民等。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洪秀全，还是上帝教早期的成员，大多是客家人。洪秀全、冯云山的布道工作之所以能在广西的客家人中获得成功，与客家人的宗教信仰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土客杂居地区，对宗庙和地方神的崇拜是土著人借以维系血亲和地域观念的重要手段，而客家人在对地方神的崇拜上往往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因此对当地原有宗教习俗普遍缺少认同。现实生活中的困扰，使客家人更易于接受一种新的信仰。洪秀全将民间俗神及其偶像斥为“妖魔”，是赢得客家人信仰上帝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洪秀全并不排斥土人，而是超越宗族和地域的界限，强调世人同为上帝的子女，彼此都是兄弟姐妹。这种思想使得上帝教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信徒，把在械斗中受害最深的土客农民一同聚集在上帝的旗帜之下。
随着上帝教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其与地主团练的冲突也愈发频繁激烈。1848年1月，团练首领王作新将冯云山等人逮捕，关进桂平县狱。洪秀全返回广东设法营救。上帝教众一时群龙无首，杨秀清和萧朝贵挺身而出，先后假托天父皇上帝和天兄耶稣下凡附身，发布号令，宣传“真道”，安定人心。冯云山被救出后，继续扩大教众、加强组织。上帝教形成了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在种种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下，洪秀全最终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上帝教也从一个单纯的宗教团体转变为酝酿起义的政治组织。
1850年夏，洪秀全召集各地上帝教信徒，到广西桂平金田村集合，准备起义。翌年1月，洪秀全率众在金田村宣布起义，号“太平天国元年”。太平军将士蓄发易服，头包红巾，表明同清朝政府誓不两立。3月，洪秀全登基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城，封王建制、整顿军纪、补充粮草弹药，进行了一系列军政建设，是为“永安建制”。1851年12月，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颁行“天历”，否定清朝纪年；整顿军纪，刊刻颁行太平天国官方文书，进行思想教育。此后，太平军转战两湖。1853年，太平军自武汉直趋南京。攻克南京后，太平军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建立政权。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为夺取全国的胜利，随即开展了北伐和西征。
为抵抗太平军的攻势，咸丰帝于1853年初下令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于是，曾国藩和湘军崛起。湘军分水军和陆军，以营为单位，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各营互不统属，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指挥。湘军中既有军队等级森严、制约性极强的上下级关系，又有着同乡、师生、戚友、家族和恩主交叉重叠的私人关系网。湘军编练完成后，即与太平军鏖战。几番交手，太平军暂获胜利。至1855年，太平军在军事上达到鼎盛。
与传统时代的农民运动不同，太平天国的显著特点之一，即是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纲领。基于“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等认知，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各项制度。该纲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实行全面改革。它的基本精神是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重新分配土地，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的“大同”理想。
《天朝田亩制度》具体规定了平分土地的办法和原则，实行国库即“圣库”制度。在经济方面，对生产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做了详细的规定。在政治方面，规定了官员的保举、考核和升贬奖罚制度。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规定了基层政权的军、师、旅、卒、两司马各级官员，均由本乡人选举、本乡人担任的办法产生，称为乡官制。在礼仪风习方面，对宗教、婚姻制度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提倡移风易俗，禁止妇女缠足，禁止买卖婚姻，严禁鸦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