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园林初不过是为天子公侯跑马、田猎而指画的一片土地，内中多圈禽兽、广植草木，既不废国家武备，也可消政务之乏，更是礼乐施行之所。譬如汉天子有上林苑，“苑”者所以养禽兽也，“林”者，谓平土有丛木也，此即园林之义，正类于后来所谓围场。“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而能“与民同之”，就成了孟子劝齐宣的话头，寄寓了儒家的仁政理想。随着天下物力加盛，园林之构由圈地转为营建，杰作无数。皇家园林如已隳之圆明、尚存之颐和，皆足以惬心悦目。然而园林文化真正的精髓还在于士大夫的半亩方塘，自谢安东山携妓，声伎之欢和园林之趣就合成一义。若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杜丽娘“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又岂单就林泉花鸟而发。
山水是古人的永恒情怀，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国传统哲学熏陶下，人们对于大自然有着分外深厚的亲近与依赖。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显达时不忘山水之乐，失意穷困时更是浪迹山林，去俗忘忧，逍遥如闲云野鹤。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得意还是失意，游山玩水、纵情自然，永远是人们最后的心灵皈依。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城市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将人们与大自然隔离开来。城市的规模越大，相对隔离的程度也就越高。城市为人们带来更为舒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让人们失去了亲近自然的机会。为了解决这一困扰，古人寻得了一种智慧而艺术的补偿方式，有效地兼顾了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与流连山水的精神需求，这就是——园林。
园林，学界将其定义为：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利用、改造天然山水地貌，或者人为地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栽培、建筑布置，辅以禽鸟养畜，从而构成一个以追求视觉景观之美为主的赏心悦目、畅情抒怀的游憩、居住的环境。园林的出现，使得人们不必再受时空所限与跋涉之苦，可以随时随地在自己的生活居所享受丘山之乐、隐逸之趣，正如白居易在诗中所写：“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获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偶得幽闲境，遂忘尘俗心。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与讲究规矩格律、对称均齐、着重在显示园林总体的人工图案美的西方规整式园林不同，中国古典园林乃是一种风景式园林，规划自由灵活而不拘一格，表现出顺乎大自然风景构成规律的缩移和摹拟，着重显示出纯自然的浑然之美。中国古典园林自公元前11世纪的奴隶社会末期直到19世纪末封建社会解体，其历史绵延三千余年，较少受到外来影响，在较为独立、稳定而缓慢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园林体系。
中国古典园林的类型划分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按照园林的隶属关系将其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衙署园林、书院园林等不同种类。其中最重要、最成熟，也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可以说，这两个类型作为园林的精粹，无论在造园思想或造园技术方面，都足以代表中国古典园林最辉煌的成就。
皇家园林属于皇帝个人和皇室所私有，古籍中也称之为苑、苑囿、宫苑、御苑、御园等。早在商周的奴隶社会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等贵族奴隶主所拥有的贵族园林便具有了皇家园林的雏形，但此时的园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园林。直到秦代开创了以地主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形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局面，真正的皇家园林才正式出现，其最鲜明的特色，便是为了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家园林尽管也是摹山拟水，却在不违背风景式造景原则下尽显浓郁的皇家气派。皇帝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够占据大片土地，耗费大量财力，召集天下能工巧匠，为其修建宫苑，供其一人享受。故而，皇家园林往往具有宏大的规模、恢弘的气势、严谨的格局、壮观肃穆的建筑和富丽堂皇的色彩。由于占地面积的广阔，皇家园林通常能够将自然水系与地势纳入造园考量，并开垦大片土地建造人工山水。如秦始皇曾将渭水引入长安，形成以巨大的水面环绕岛屿（象征蓬莱、瀛洲等仙岛）的园林格局；汉武帝在长安宫苑中模拟大海而开挖了“昆明池”、“太液池”，并在池中模拟海上仙山而建造高二十丈的“渐台”等巨大人造山体。“海中建山”成为了中国皇家园林中山水景观体系的重要特点，以显示皇家富有四海的观念。
皇家园林按其不同的使用情况分为大内御苑、行宫御苑、离宫御苑。大内御苑建置在首都的宫城和皇城之内，便于皇帝日常临幸游憩。行宫御苑和离宫御苑则建置在都城近郊、远郊的风景优美之处，或者远离都城的风景地带。前者供皇帝偶尔游憩或短期驻跸之用，后者则作为皇帝长期居住、处理朝政的地方，相当于一处与大内相联系着的政治中心。
在魏晋之前，皇家园林是中国造园活动的主体。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思想活跃。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艺术的发展，造园活动也开始普及民间。园林不再是显示皇权、宗教色彩的载体，而转向了满足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以审美为主的艺术创作新境界。私家园林于是勃兴，最终成为与皇家园林双峰并峙的艺术产物。私家园林属于民间的贵族、官僚、缙绅所私有，古籍中亦称之为园、园亭、园墅、池馆、山池、山庄、别业、草堂等。封建礼法制度为了区分尊卑贵贱而对士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进行限制，一旦超过便属于僭越和逾制，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故而，私家园林在规模和气势上要远远小于皇家园林。由于园主人身份所限，私家园林占地面积往往不大，建置在城镇里的多为“宅园”，依附于宅邸作为主人日常游憩、宴乐、会友、读书之所，一般紧邻宅邸后部形成“前宅后园”的格局，或位于宅邸的一侧而成为跨院。此外，还有不依附于宅邸、单独建置的“游憩园”。建在郊外山林风景地带的私家园林则为“别墅园”，由于不受城市用地限制，规模一般比宅园稍大一些。
私家园林的主人以封建社会地主阶层为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读书的知识分子。他们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人格追求与审美喜好融入园林的构建中，将自己对自然山水的向往、隐逸山林的理想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筑山理水，曲径通幽，泉石花木，清风朗月，在这样一种摒弃尘嚣的自然山野氛围中，自己仿佛脱离了世俗琐事，获得了超然物外、宁静淡泊的心灵体验。私家园林不追求规模上的恢弘，而更注重细微处的精致，在有限的空间里充分发挥精湛的造园技艺，巧妙借助建筑、山石、花木，组合出有如“壶中天地”般的诗化意境。
中国古典园林在美学追求上分为四个方面：自然美，建筑美，诗画美，意境美。这乃是中国古典园林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主要标志。
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是中国古典园林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古典园林虽然遵循着自然风景构成规律，却又不完全是对构景要素的简单复制或模拟，而是有意识地进行改造、调整、剪裁、加工，从而形成一个精炼、概括、带有人文色彩的“人造自然”。山、水、植被这些自然构景要素到了园林中，也纷纷带有了人们独具的匠心。“叠山”是一种特殊的堆筑假山技艺，石山全部用天然石块堆筑而成，一般高不过八九米，或模拟真山全貌，或截取真山一角，都以小尺度而囊括峰、峦、岭、岫、洞、谷、悬崖、峭壁等诸多要素，是对天然山岳的抽象化、典型化处理。远观取其势，近看取其质，甚至还能进入山洞之中，或是登临假山之顶，体验游山之乐。园林中的水体多是摹拟自然河流、湖泊、池沼、泉流等，讲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再小的水面亦要曲折有致，并以山石点缀岸、矶，较大的水面则架构桥梁，堆筑岛、堤，尽量展现天然水景的全貌。园内水体与山石相互穿插、杂糅，形成山嵌水抱的态势，比自然更多了一份典型性。园内的植物以树木为主，往往以三五株虬枝古干给人以蓊郁之感，以显示大自然中枝繁叶茂的盎然生机。此外，人们还喜欢选择被赋予某种寓意的树木和花卉，如“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国色天香的牡丹，以及宛若佳人丽姝的桂花、丁香、茉莉等，以寄托自己的理想与情怀。
山、水、植物、建筑是构成园林的四个基本要素。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建筑，无论多寡、性质、功用如何，都要力求与其他三个要素有机地组合成一幅完整的风景画面，彼此协调，互相补充，使园林在总体上达到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合，达到一种人工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境界。园林的建筑样式繁多，包括殿、厅、堂、馆、轩、斋、室、榭、舫、亭、廊、楼、阁、台、塔、桥、门等，形式自由随宜，因山就水，高低错落，并利用建筑内部与外部空间的通透性，把建筑物的小空间与自然界的大空间连接起来，形成“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奇妙景致。此外，匠师们还创造了许多别致的建筑形象，进一步把建筑协调、融糅于自然之中，如用临水之“舫”与陆地上的“船厅”来模仿水乡舟船之貌，用飘然凌波的“水廊”、通花渡壑的“游廊”、蜿蜒山际的“爬山廊”来将人为的建筑与自然维系在一起，水乳交融，返璞归真。
诗画与园林的结合是中国古典艺术相互渗透的成功典范。诗情，不仅表现在对古人诗文中所描述的场景的再现，或运用景名、匾额、楹联等文学手段对园景进行直接点题，还体现在对诗文章法的借鉴。如钱所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园内游览路线不可平铺直叙，而是运用各种构景要素在迂回曲折中循序渐进。大型园林的观览，一般必有前奏、起始、主题、高潮、转折、结尾，给人以丰富多彩、赏心悦目的游览体验。有时还要穿插一些对比、悬念、欲扬先抑等手法，使人有惊叹之感，与诗文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绘画与园林的关系也密不可分。中国的山水画重在写意，是画家对大自然的主观理解，是对时空具有较大概括性的山水风景。这与园林“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特点十分相似，因而造园便可以参照绘画的立意、构思、创作方式，来增强其艺术表现力。园林中的山石堆叠、植物配置、建筑设计，都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画理，展现出绘画性的构图美、线条美与色彩美。
意境，是中国艺术创作和鉴赏方面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意，即主观理念、感情；境，即客观生活、景物。意境则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理念融入客观的生活、景物之中，引起观赏者相类似的情感激动和理念联想。通俗来讲，就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中国的诗画艺术极其重视意境的塑造，重写意、贵传神，形象的逼真与否倒在其次。作为与诗画有着紧密联系的园林，意境亦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古典园林在意境表述方面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借助于人工的叠山理水把广阔的大自然山水风景缩移摹拟于咫尺之间。用具体的石、水物象来构建出自然山水的情境，正所谓“一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顷”。第二，预先设定一个意境的主题，然后借助于山、水、花木、建筑所构配成的物境把这个主题表现出来，从而传达给观赏者以意境的信息。此类主题大多源于文学创作、神话传说、遗闻轶事、历史典故以及对某些著名风景名胜的摹拟，在皇家园林中尤为普遍。第三，意境并非预先设定，而是在园林建成之后再根据现成物境的特征，用景题、匾、联、刻石等作出文字的“点题”。通过文字的直观表述，所要传达的意境便更加明确了。好的景题匾联，既能精准地概括景物的特色，又能激发人们的联想与想象，唤起其人生经历中的共鸣，于眼前而至天外，便得“景外之景”、“象外之趣”了。
原典选读
……
贾政刚至园门前，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人来，一旁侍立。贾政道：“你且把园门都关上，我们先瞧了外面再进去。”贾珍听说，命人将门关了。贾政先秉正看门。只见正门五间，上面桶瓦泥鳅脊；那门栏窗槅，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果然不落富丽俗套，自是欢喜。遂命开门，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众人道：“极是。非胸中大有丘壑，焉想及此。”说毕，往前一望，见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贾政道：“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回来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览。”
说毕，命贾珍在前引导，自己扶了宝玉，逶迤进入山口。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正是迎面留题处。贾政回头笑道：“诸公请看，此处题以何名方妙？”众人听说，也有说该题“叠翠”二字，也有说该提“锦嶂”的，又有说“赛香炉”的，又有说“小终南”的，种种名色，不止几十个。
原来众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功业进益如何，只将些俗套来敷衍。宝玉亦料定此意。贾政听了，便回头命宝玉拟来。宝玉道：“尝闻古人有云：‘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况此处并非主山正景，原无可题之处，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莫若直书‘曲径通幽处’这句旧诗在上，倒还大方气派。”众人听了，都赞道：“是极！二世兄天分高，才情远，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贾政笑道：“不可谬奖。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再俟选拟。”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泻出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
宝玉听说，连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籍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若何？方才众人编新，你又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众人都忙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对联来。”宝玉听说，立于亭上，四顾一望，便机上心来，乃念道：
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贾政听了，点头微笑。众人先称赞不已。
……
——《红楼梦》第十七回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东汉末年各地军阀不断壮大，相互兼并，至汉亡后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后司马氏建立的晋王朝于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的分裂局面，史称西晋。然而，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的矛盾，皇室、外戚、士族之间的权力争斗，使得西晋的统治岌岌可危。公元300年，著名的“八王之乱”爆发，诸王混战使得百姓流离失所，酿成流民起义，移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也在豪酋的裹胁下纷纷发动叛乱。黄河流域逐渐陷入了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的相互混战，并先后建立了十六国政权。而司马氏则南渡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于公元317年建立了东晋王朝，在迁徙而来的北方士族与当地士族的支持下维持了一百多年之后，又相继为宋、齐、梁、陈四个汉族政权所迭代。是为南北朝对峙时期。最终隋文帝在公元589年灭北周与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历时三百多年的分裂，使中国重新恢复了大一统的局面。
在这段漫长的动荡分裂时期，国家大一统的破坏削弱了对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的钳制，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开始向非正统的和外来的种种思想中寻求生命的真谛。一时间，儒学、老庄、玄学等诸家争鸣，佛学这种引自域外的思想学说也于此时蔚然兴盛起来。
佛教早在东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原，在当时却并未引起广泛重视，人们也只是将其作为神仙方术一类来看待。而到了魏晋时期，社会的动荡与思想的解放，为其发展与传播提供了条件，处于战乱苦痛中的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现实的不满与厌弃的心理，而佛家教义中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学说则恰好为其提供了精神上的寄托和慰藉，统治者也利用这种对百姓的迷惑与麻醉的作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故而对佛教的发展大加鼓励与扶持。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最为强大的北魏笃信佛教，迁都洛阳后曾大量建置佛寺，最盛时期，城内及附郭一带的佛寺多达1367所。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道：“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可见当时洛阳城佛寺之壮观繁盛。而南朝的建康亦是佛寺林立，东晋时有30余所，宋1913所，齐2015所，梁2846所，陈1232所，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佛寺的广泛兴建，推动了寺院园林这一新的园林类型的出现和发展。在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早期的寺院有两种，一种叫做“僧伽蓝”，简称“伽蓝”，一般由国王或富人施舍；另一种叫做“阿蓝若”，简称“蓝若”，是一人或二三人在偏僻的地方构筑的极简单的小屋，以作居住、修持之用。前者规模较大，数量较多，汉译为“精舍”。伽蓝之内包含僧房、佛堂、讲堂、大塔等建筑，而又以塔作为建筑群的主体。这种伽蓝的模式随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融糅于发达的汉式建筑体系中，发展成为汉式的寺院。作为建筑主体的塔也由原有的类似半圆球体外形演变为中国传统的多层木构楼阁。与印度伽蓝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不同的是，汉式寺院受到时代美学的影响，更多地带有世俗化、审美化的倾向。南北朝的佛教徒中盛行一种“舍宅为寺”的风气，即将自家的邸宅贡献出来作为佛寺使用，原有的居住用房改造成为殿宇和僧房，而宅园则保留为寺院的附园。此外，寺院内部殿堂庭院的绿化或园林化，以及野郊地带寺院外围的园林化环境，也都包括在寺院园林的范畴之内。
佛家的出世观以及佛经中记载的僧侣们深山修行的故事，使得中国的僧侣们也纷纷去寻求清幽静寂的修持环境。他们怀着对宗教虔诚的信仰，不辞艰险地在人迹罕至的山野川岳间修筑佛寺，将山水草木之幽静纳入寺院之内。即便是建置在城郭之内的寺院，也往往设计得清寂雅致，将楼阁、山水、泉石、花木巧妙地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得佛寺环境更加贴近自然，远离世俗尘嚣。如《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
瑶光寺……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祖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讲殿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
景林寺……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净行之僧，绳坐其内，餐风服道，结跏数息。
景明寺……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山悬堂观，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蘩藻；或青凫白雁，浮沉于绿水。
硙舂簸，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得称首。
修建于山水野郊之中的则如：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山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世说新语·栖逸》）
济水又东北，右会玉水。水导源太山朗公谷，谷旧名琨瑞溪。有沙门竺僧朗，少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沙门竺僧朗，尝从隐士张巨和游，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连楼叠阁，虽素饰不同，并以静外致称。（《水经注·济水》）
佛寺除了作为僧侣们的修行之所，同时也吸引了许多群众前往游览、赏玩，并参与各种宗教活动，如法会、斋会等，佛寺也成为了一种公共活动场所。《洛阳伽蓝记·宝光寺》讲：京城的读书人，每当遇到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就会休假邀请好朋友，一同来游宝光寺。寺外的车一辆接着一辆，车顶的伞盖甚至遮蔽了阳光。他们有的就在寺中树林里、泉水旁饮酒谈禅，有的在花圃题诗，折藕浮瓜，遣怀助兴，盛景可见一斑。
社会形势的动荡、政治局面的紧张以及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们纷纷向现实之外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与解脱，佛学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当时有许多文人名士笃信佛教，或著书立言，论述佛法要点，或结交名僧，执弟子礼以问法，或舍宅为寺，或远遁山林，或清谈佛理，或诗文论禅，佛教在文人骚客中广泛地渗透开来。在当时的很多诗文中都带有鲜明的佛理禅机色彩，如“生住无停相，刹那即徂迁”（萧衍《游钟山大爱敬寺诗》）、“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阮籍《咏怀诗》）、“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等。孙绰（320-377）曾著《道贤论》，把两晋竺法护、帛远、支遁等名僧比作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各为之吟咏赞叹，又作《名德沙门题目》，用玄学名士的标准来品题道安、法汰、支愍度等名僧。
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曾结交过慧远、慧严、慧观、道生等高僧，还曾参与校释经典。他对佛教有较深的研究，并利用诗歌作为弘法工具，撰写了大量佛教题材的诗歌。如他的“良缘殆未谢，时逝不可俟。敬拟灵鹫山，尚想祗洹轨。绝溜飞庭前，高林映窗里。禅室栖空观，讲字析妙理”，感叹时光易逝，浮生若梦，惟愿在禅室中研经修道；“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表达了诗人虔诚修行净土法门，希望超脱轮回之苦的愿望。“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则表现出在受佛法浸润之后心境暂得澄澈明净的情怀。在隐居始宁山墅时期，他以自己的山居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山居赋》，除了细致地描写了自己的山居生活，也倾诉了对佛教的倾心和对修道的体验：“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企坚固之贞林，希庵罗之芳园。”“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谢丽塔于郊郭，殊世间于城傍。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山水纵横、花果丰茂的始宁山墅，成为了谢灵运清幽宁谧的禅修之地。这是文人、佛法、园林和谐统一的一个典型实例。
与谢灵运交好的高僧慧远，是一名文人式僧侣，也是经营名山寺院的一个典型代表。慧远（334-416），俗姓贾，中国东晋时人，雁门郡楼烦县人（今山西宁武附近），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居庐山，与刘遗民等同修净土，是净土宗的始祖。慧远年轻时曾遍游太行山、恒山，南下荆门，后至庐山，见庐山闲旷秀丽，是修行的好处所，便在江州刺史桓伊的资助下修建了庐山的第一座佛寺——东林禅寺，在此聚徒讲学，一住三十年，直至圆寂。慧远是一名十分博学的僧人，《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又精研佛理，擅长诗文，著《法性论》等三十五卷。谢灵运虽“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对他也“及一相见，肃然心服”。慧远对于山水风景与自然美的理解十分深刻，其所著《庐山略记》文情并茂地描绘了庐山景观的万千气象，可谓开庐山游记文学之先河。文中写道：“高崖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穷岩，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搏，而璎珞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崖，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奇声骇人，此其变化不可测者矣。”文笔之生动典雅，不逊于当时的世俗文人。他所经营的东林寺亦是“清泉环阶，白云满室”，“森树烟凝，石径苔合”，“神清而气肃”，充满了禅意与园林化色彩。
在慧远所组织的佛教团体“白莲社”中，也有许多文人名士，如刘程之、周续之、宗炳、张野、张诠、雷次宗等。他们共同讲论佛学、探讨玄理，也在慧远的影响下品玩山水，兴建园林。如著名画家宗炳便“雅好山水，往必忘归。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山中，怀尚平之志”（晋佚名《莲社高贤传》）。莲社成员以深厚的文化素养与高雅的品味，推动了民间造园水平的提高，也为后世文人园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典选读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
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山悬堂观，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
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妆饰华丽，侔於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
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蘩藻；或青凫白雁，浮沉于绿水。硙舂簸，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得称首。
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
——《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景明寺》
唐宋时期，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由兴盛而至成熟，秦汉以来以皇家园林为主的园林格局被打破，民间造园活动日益声势浩大起来。私家园林开始与皇家园林并行发展，园林形式与造园技艺也更为多元化、专业化。其中，文人园林的兴盛，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达到成熟地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为后世园林艺术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方向。
唐代的私家园林
盛唐时代，国力强盛，政局安稳，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人民生活富足，文化素养也有所提高，开始有意识地追求生活品质与享乐。园林之趣也开始为人们所普遍喜爱。在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如中原、江南、巴蜀等地，据文献记载都有不少私家造园活动存在。而中原的西京长安，据《画墁录》所载，曾达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的繁盛景象。
唐代私家园林的所有者，除皇家权贵之外，文人官僚占有很大比重。在当时，士族豪强势力逐渐衰减，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广大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有了进身之阶。一旦取得功名，获得官职，除了能够拥有大展宏图、实现抱负的机会，也可以得到优厚的俸禄与稳定的生活保障。然而面对朝堂诡谲、宦海沉浮，文人所特有的清高心理与隐逸情怀，则让他们时常处于一种进退出处的矛盾之中。升迁与贬谪的无常，让仕途失意者需要心灵的慰藉，显达者亦要寻求精神压力的纾解。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园林，作为平衡“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纽带。王维曾云“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园林在一定程度上让文人们既能满足避世的心理需求，又无需放弃现有的功名仕途；既能够近距离享受泉石之乐，又不必身体力行地远跋山林。这正如白居易所提出的“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故而，文人士大夫们都争相兴建园林，将自己的隐逸情怀寄托于园林，在园林间尽享出尘之乐。士流园林因而产生，又因其中文人出身的官僚居多，又催发了文人园林的兴起。
唐代的私家园林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如中原、江南、巴蜀等地，均有广泛分布。中原地区以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最为繁多，可谓私园荟萃，鳞次栉比。洛阳的私园有许多为在朝权贵与官僚所建，其中有的甚至园主人终生都未曾到过，如白居易在《题洛中第宅》中写道：“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唯展宅图看。”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虽不如六朝时期鼎盛，但因大运河的开凿，带动了扬州一带城市经济的繁荣，私园的兴建数量也十分可观。西南地区的成都为巴蜀重镇，物产丰饶，人民生活富庶，文献也多有私家造园的记载。在当时的私家园林中，有修建在城市中的宅园和游憩园，也有营造于郊野地带的别墅园，而后者又有建在离城不远之地或单独建在风景名胜区之分。其中较为著名的文人园林有：
履道坊宅园 长庆四年（824），白居易罢杭州刺史，回到洛阳，在履道里购得故散骑常侍杨凭的宅园。购买时因钱不足，曾用两马抵偿。履道坊宅园中“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白居易又在旧园基础上加以修葺、改建，使其更为清雅精致。全园分为南园、西园和府第三部分，南园空间开阔，以水景与茂林修竹取胜，府第建筑集中，围合成廊院；西园比南园空间较小，有水池洲岛，亭廊桥榭，是主人与宾客饮宴酬唱之所，园内还设有粟廪、书库、琴亭等处，既满足居住，又便于游赏。白居易十分喜爱这座宅园，将过去历任为官所得、友人所赠的精品都安置在园内，平日闲暇的时候便优游于此。正如其《池上篇·序》中云：“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
浣花溪草堂 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入蜀，流寓成都，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择城西之浣花溪畔建置“草堂”。草堂最初仅占地一亩，后又加以扩建，建筑布置随地势的高下，充分利用天然的水景。主体建筑为茅草葺顶的草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指的就是此地。园内大量培植花木，果树、桤木、绵竹等遍布，再加上浣花溪的绿水白鸥，使得整个草堂充满了田园野趣。杜甫诗句中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所描绘的都是此处的天然景致。
辋川别业 营建在天然山谷区内的别墅园，在陕西蓝田县南约20公里。最早为初唐诗人宋之问在辋川山谷中所建的一处庄园别墅，后由王维出资购得，在原有基础上根据天然山水地貌、地形和植被加以重建，使之既保有自然风致，又具有诗情画意。王维早年仕途十分顺利，安史之乱时因未能及时撤离长安，被迫担任伪职，平叛后朝廷虽未追究，却成为其一个无法抹灭的政治污点，王维因而无心仕途，晚年便辞官终老辋川，在佛理与山水间寻求寄托。别业共有20处景点：孟城坳、华子岗、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总体来讲以天然风景取胜，建筑物并不多，朴素疏朗。王维经常乘兴出游，沉浸于琴诗书画与佛理中。他与好友裴迪赋诗唱和，吟咏别业景致，得诗40首，结为《辋川集》，还亲作《辋川图》，对别业二十景作了逼真的描绘。
宋代的私家园林
两宋时期，城乡经济高度繁荣，国力却十分羸弱，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崛起，虎视中原，宋王朝内部文武失衡，矛盾频频，国家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从澶渊之盟到靖康之难，最终割地赔款，偏安江左。经济的发达与国势的衰微，使人们再没有了盛唐时期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慷慨气概，而更多地沉湎于享乐，贪图暂时的平和安逸。在当时的北宋都城东京，到处都是珠帘绣户、宝马雕车，人们追求着珍馐佳肴、锦衣华服。在这种浮靡的社会风气之下，不管是王公贵胄还是庶民百姓，都纷纷大兴土木，营建园林。园林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更超过了隋唐时期。园林的建筑技艺也更加精湛，并出现了《营造法式》和《木经》这样专门记述当时建筑工程技术实践经验的理论性专著。园林建筑的形式变得多样化，建筑群体的组合方式愈加纯熟，花木的栽培技术、叠石筑山的技艺也都有所提高。
中原与江南是宋代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又先后成为北宋与南宋的政治中心所在，私家园林的分布也最为密集。中原又以洛阳、东京（开封）两地，江南以临安、吴兴、平江（苏州）等地居多。宋人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中记述了他所亲历的19处名重当时的洛阳园林，其中有18处为私家园林。文中对诸园的总体布局以及山池、花木、建筑所构成的园林景观的描写具体翔实，可视为中原私家园林之代表。江南临安的私家园林分布在西湖一带的较多，《梦梁录》卷十九记述了比较著名的16处，《武林旧事》卷五记述了45处。其他如苏州、绍兴等地亦有知名于世的私家园林如沧浪亭、沈园等存在。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地位极其崇高。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朝廷官员大多出身科举，并且重要官职均由文官担任，所得待遇也十分优渥。文官执政固然是宋代积弱的原因之一，却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当时的官员平均文化素质之高可居各代之首，许多大官僚也是知名的文学家、画家、书法家。知识分子不仅限于地主阶级，也分布在城镇商人与富裕农民中。这些文人士大夫们也纷纷投身于造园活动中，或参与园林规划，或著文记述。他们将文人的审美情趣、思想格调融入园林的建造中，使得文人园林成为私家造园活动的一股主要潮流，还影响于皇家园林与寺观园林。
宋代的文人园林较之唐代更为成熟，园林风格的文人化特色也更为鲜明。学界将宋代文人园林的风格概括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具体说来，即园林景象简约而意境深远，山形、水体、花木、建筑不追求品种的繁复，不滥用设计技巧，也不过多地划分景地或景区；园内景物数量不求其多，而注重其整体性，山石、水体、植被、建筑的设置均以创造旷朗的氛围为要；园中多种植竹、梅、菊等带有高洁雅意的植物，石的广泛运用，显示了文人爱石的高雅情趣，建筑多有草堂、草庐，以及流杯亭的建置；园林内部成景以植物为主要内容，并且力求园林本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融合。宋代文人园林风格的奠定，是物质与思想的统一，是“意”与“匠”、“道”与“器”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古典园林走向成熟的标志。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生活十分丰富，除传统的琴、棋、书、画外，还有品茶、古玩鉴赏、赏花、听曲等，他们时常聚集在一起，吟诗作画，宴饮酬唱，称为“雅集”。园林的清幽宁静，使之成为了雅集的最佳场所。被誉为“千古第一盛会”的“西园雅集”正是如此。西园为北宋驸马都尉王诜之第，当世文人墨客多雅集于此。元丰初，王诜曾邀同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刘泾、陈景元、王钦臣、郑嘉会、圆通大师（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十六人游园。李公麟为之作《西园雅集图》，米芾又为此图作记，即《西园雅集图记》。史称“西园雅集”。由图与图记中可见，园中宾主姿态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园中景致素雅，古意盎然。这一“西园雅集”，众人认为可与王羲之的“兰亭集会”相较，其景之胜，自然无需多言了。
原典选读
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著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鬟翠饰，侍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磐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二人坐于磐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髯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
——《西园雅集图记》
倘若提起中国的古典园林，人们往往最先联想起的，便是“苏州园林”。那些小桥流水、亭台楼榭、扶疏花木，带有江南水乡特有风光的景致，成为了中国园林最具特色的标志。苏州园林以其成熟的造园技术、鲜明的艺术风格、深远的造园理念，成为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和代表，写下了中国园林文化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州园林起始于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吴国建都姑苏之时，最早的园林为吴王的园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时期的辟疆园。它在五代形成规模，成熟于宋代，最终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代表性的地位。明清时期，宰相制的废除，使得皇权的集中达到了顶峰，封建秩序与礼法制度的要求更为严格，文字狱的大肆兴起，试图全面控制和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愈发压抑，宋时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已不复存在。而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成长，市民文化的勃兴，又引发了人们要求个性解放的潮流。在这种矛盾冲突之下，知识界出现了一股人本主义的浪漫思潮，文人士大夫们由于政治上的苦闷与人性上的压抑，摆脱礼教束缚、寻求个性解放的愿望愈加强烈。他们开始追求享乐，在对现世幸福生活的经营中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这种思想在同时期的小说、戏曲以及其他俗文学上均有所体现，园林艺术亦不外于此。知识分子较之前代投入了更多的心血在园林的营造和享受上，使得园林艺术向着更加专业化、精致化的方向迈进。
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的造园活动都十分活跃，而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民间私家园林的数量更是居于全国之首，故而，对于造园艺术和技术的要求也越发提高。过去的造园工匠与文人合作，由文人提出造园立意，再由工匠的实际操作来实现。随着造园活动的频繁与发展，越来越多掌握造园技艺，并具有文化素养的园林工艺师应运而生。他们在园主人与一般工匠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大大提高了造园的效率，有些擅长于诗文绘画的工艺大师甚至能够代替文人来全面主持园林的规划设计。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提高了这些艺匠的社会地位，文人们也十分愿意与之交往，甚至为之撰写传记。如江南名士钱谦益、吴伟业与工匠张南垣为布衣之交，文人陈所蕴为工匠张南阳作传等事，均可见一斑。此外，文人与工匠的结合，促使了造园技艺向理论性和系统化发展，从而出现了许多有关园林建造的理论著作，其中比较全面而具代表性的有计成的《园冶》、李渔的《闲情偶寄》、文震亨的《长物志》。这些著作整体或部分地对私家园林的规划、设计、施工以及局部、细节处理等方面进行论述，将古代造园活动中积累下来的大量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而明晰的理论知识，既对当时的造园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园林艺术文化财富。
苏州是江南地区最为繁华的消费城市之一，悠久的历史又为其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苏州的文风特盛，历来是文化精英出产聚集的胜地，走仕途、为官宦的人很多。当他们致仕还乡之时，便往往会购置田宅，营建园林，自得其乐。许多外地的官宦、地主也喜欢来到苏州定居。这些园主人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涵养的文人，这使得苏州园林带有了一种特殊的“书卷气”，呈现出雅逸的气质，通过对建筑、山水、花木的巧妙安排，显示出深厚的文化积淀、高雅的艺术格调，蕴含着文人特有的情怀、哲思与理想。
苏州城内河道纵横，取水方便，故而园林内大多以水体为主。附近的洞庭西山是著名的太湖石产地，尧峰山出产上品的黄石，叠石取材也很方便，园林内的大型假山石多于土，小型假山则几乎全部叠石而成。当地气候温和湿润，适合各种花木生长，园中植物以落叶树为主，配合若干常绿树，再辅以藤萝、竹、芭蕉、草花等，并充分利用花木生长的季节性构成四季不同的景色。园内的建筑则以玲珑轻盈的形象为主，室内空间通透，露明木构件一般髹饰为赭黑色，灰砖青瓦、白粉墙垣配以水石花木，恬淡雅致，带有水墨画般的艺术格调。苏州园林最具特色之处，便是在有限的空间中完美再现外部世界的空间和结构，并利用借景、对景、框景、分景、隔景等多种手段，使园林景致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正如叶圣陶在《苏州园林》一文中所写：“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总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正是这样的讲究，才使苏州园林不管是静观或是动观，都有着“如在图画中”的美感。
苏州园林经历代经营，数度兴衰，到清末时已有各色园林170多处，保存完整的有60多处，其中宅园占总数的十分之九以上，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内，尤以最为繁华和交通便利的城西北部的观前与阊门之间为最多，观前与东北街之间次之，城东南部又次之。许多名园如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均屡易其主，经多次复修、改建、扩建，而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已不复当年面貌。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作为中国园林的代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成为第一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被盛誉为“咫尺之内再造乾坤”。其中网狮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统称“苏州四大名园”，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誉。
拙政园位于苏州娄门内之东北街，始建于明正德初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是苏州现存的最大的古典园林，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品。其第一任园主为明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致仕返乡，占用原大弘寺址的一块多沼泽的空地营建此园，历时五载而成，取潘岳《闲居赋》中“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意，为园命名。著名文人画家文徵明为之撰《王氏拙政园记》，详细描写了园内景致，并绘《拙政园图》传世。据文中记载，早期的拙政园建筑十分稀疏，仅“一楼、一堂、六亭、二轩”而已，且多为茅屋草顶，极具简远、雅致的天然野趣。王献臣死后，其子一夜赌博将园输给他人，此后拙政园便几度易主，历经数次兴衰。极盛之时，园内大兴土木，描龙绘凤，有“十斛珍珠满地倾”的奢丽景象；衰败之时，也曾落得“狐鼠穿屋，藓苔蔽路”的凄清境地。现存的拙政园为1949年后重新修葺，共分西、中、东三部分。东部原称“归田园居”，因早已荒芜，全部为新建，布局以平冈远山、松林草坪、竹坞曲水为主，主要建筑有兰雪堂、芙蓉榭、天泉亭、缀云峰等，均为移建。西部为“补园”，以水池为中心，主要建筑为靠近住宅一侧的三十六鸳鸯馆，是当时园主人宴请宾客和听曲的场所。另一主要建筑“与谁同坐轩”乃为扇亭，取苏轼“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的词意，是园内最佳观景场所，凭栏可环眺三面之景。中部是全园的主体和精华所在，其主景区以大水池为中心，亭台楼阁皆临水而建，形体不一、高低错落，极具江南水乡特色。主体建筑物“远香堂”位于水池南岸，周围环境开阔，在堂内可观四面之景，池内遍植绿荷，夏时荷香远溢，故取周敦颐《爱莲说》“香远益清”之意为名。它与西山上的“雪香云蔚亭”隔水互成对景，构成园林中部的南北中轴线。此外，又有“倚玉轩”、“香洲”、“荷风四面亭”三足鼎立，水阁“小沧浪”与廊桥“小飞虹”南北呼应。拙政园以水见长，庭院错落，又“林木绝胜”，如远香堂的荷、倚玉轩的竹、听雨轩的芭蕉、雪香云蔚亭的梅、听松风处的松、海棠春坞的海棠等等，很好地保持了以植物景观取胜的传统。
狮子林
狮子林位于苏州城东北角的园林路，初建于元代至正二年（1342），元末名僧天如禅师惟则的弟子相率出资，买地结屋，供其师居住。因园内“林有竹万，竹下多怪石，状如狻猊（狮子）者”，又因天如禅师惟则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普应国师中峰，为纪念佛徒衣钵、师承关系，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故名“师子林”、“狮子林”，初时是一座融合了传统造园手法与佛教思想的寺庙园林。狮子林既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阁、厅、堂、轩、廊的人文景观，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邃而闻名于世，被誉为“假山王国”。洞顶奇峰怪石林立，均似狮子起舞之状，有含晖、吐月、玄玉、昂霞等名峰，而以狮子峰为诸峰之首。狮子林假山群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堆山最曲折、最复杂的实例之一，山体分上、中、下三层，有山洞21个，曲径9条。游人沿着曲径磴道上下于岭、峰、谷、坳之间，或穿洞，或过桥，或登顶，或下谷，左拐右绕，如入迷宫。清代文人朱炳靖在游过假山后写道：“对面石势阻，回头路忽通。如穿几曲珠，旋绕势嵌空。如逢《八阵图》，变化形无穷。故路忘出入，新术迷西东。同游偶分散，音闻人不逢。”个中滋味，非亲临不可体会。妙趣横生的狮子林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他曾先后六次到此游览，并留下了大量的题字与御制诗。其中“真趣亭”一名的由来还有个有趣的传说：当年乾隆在游览过狮子林后一时兴起，挥毫题下“真有趣”三字，作为向导的园主黄熙在一旁看了觉得略显俗气，有损皇威，又不好当面提醒，便说：“万岁御笔千金，微臣一贫如洗，叩请皇上把中间的‘有’字赏给奴才吧！”乾隆此时也明白了其意，便顺水推舟地把“有”字赏给了他，留下“真趣”二字。乾隆走后，黄熙在此筑造亭阁，便将“真趣”二字作为亭名。乾隆回京之后还在颐和园与避暑山庄仿此地各修建了一座狮子林，足见他的喜爱与留恋之情。
乾隆御笔
原典选读
向居西子湖滨，欲购湖舫一只，事事犹人，不求稍异，止以窗格异之。人询其法，予曰：四面皆实，独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实者用板，蒙以灰布，勿露一隙之光；虚者用木作框，上下皆曲，而直其两旁，所谓“便面”是也。纯露空明，勿使有纤毫障翳。是船之左右，止有二便面，便面之外，无他物矣。
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
……
予又尝作观山虚牖，名“尺幅窗”，又名“无心画”，姑妄言之。浮白轩中，后有小山一座，高不逾丈，宽止及寻，而其中则有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凡山居所有之物，无一不备。盖因善塑者肖予一像，神气宛然，又因予号笠翁，顾名思义，而为把钓之形。予思既执纶竿，必当坐之矶上，有石不可无水，有水不可无山，有山有水，不可无笠翁息钓归休之地，遂营此窟以居之。是此山原为像设，初无意于为窗也。
后见其物小而蕴大，有“须弥芥子”之义，尽日坐观，不忍阖牖，乃瞿然曰：“是山也，而可以作画；是画也，而可以为窗。不过损予一日杖头钱为装潢之具耳。”遂命童子裁纸数幅，以为画之头尾，乃左右镶边。头尾贴于窗之上下，镶边贴于两旁，俨然堂画一幅，而但虚其中。非虚其中，欲以屋后之山代之也。坐而观之，则窗非窗也，画也；山非屋后之山，即画上之山也。不觉狂笑失声。妻孥群至，又复笑予所笑。而“无心画”、“尺幅窗”之制，从此始矣。
——《闲情偶寄》卷四《窗栏第二·取景在借》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夜泊秦淮时所写下的诗句。那时的唐王朝国势衰微，山河破碎，而秦淮两岸的达官贵人们却依旧过着奢靡堕落、纵情声色的日子。六朝金粉遗事的沉淀，使得秦淮河畔成为长盛不衰的烟月风花之地，不管外界的局势如何演变，此处却总是充满着文酒声妓，升平歌舞。秦淮河水滋养出的佳人丽姝，争妍斗艳，各占胜场，秦淮河畔，是古时中国男人心目中最具有梦幻色彩的绮靡温柔之乡。而其盛名之最，当属晚明。
明初定都南京，朝廷在京城内外开设妓院，并委派专人管理，属于官营妓院。其等级较为森严，有专为商贾市民服务的富乐院，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也有为缙绅士大夫侍宴陪酒的十六楼，其名曰南市、北市、鹤鸣、醉仙、轻烟、淡粉、翠柳、梅妍、讴歌、鼓腹、来宾、重译、集贤、乐民、清江、石城。这两种官营妓院彼此之间不得混淆。到了宣德三年（1428），因官僚士大夫过度争奢宴乐，沉迷声妓，以致废弛朝政，宣宗下令禁止官吏狎妓宿娼，两京教坊的官妓遂渐次凋零，到了万历年间，曾经喧阗一时的十六楼除南市尚存，其余的都化为了“废井荒池”。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的妓业从此便一蹶不振，因为受到抑制的只是两京教坊的官妓，而民间的青楼及地方的乐户却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文化的勃兴，南北方出现了许多商业重镇，各地商人聚集于此进行贸易往来，闲暇之余，对声妓的消费需求也越发扩大。各地的青楼业遂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至万历年间，已是“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江浙一带自古便是佳丽荟萃之地，其发达的经济、文化基础，使得此地的青楼业为他地所不能及。南京为六朝古都，自明初设富乐院于乾道桥，直至明亡，笙歌妓乐始终不衰。此外，如苏州、杭州、扬州等地，也是秦楼萃集，楚馆极盛。故而，广义上的秦淮风月，其范围除南京地区外，其他江南地区妓业发达之地都可以包含在内。
明初对妓女乐户约束很严，对他们的服饰行止都有特殊的规定：男子必须戴绿头巾，腰系红搭膊，脚穿带毛猪皮靴，不许在街道当中行走。妓女要戴黑色的皂冠，身穿大坎肩一样的皂褙子，出入都不许穿华丽衣服。从法律上予以歧视，让她们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是贱民。但从成化、弘治以后，这种制度渐渐成了一纸空文。朝野上下，竞相追求奇装异服，而得风气之先的，又总是青楼或商家。嘉靖、隆庆以后，整个社会奢靡淫纵，攀比娼妓的风气更为炽热。秦淮妓女们的服饰式样成为了各地竞相模仿的风尚，她们盛妆艳服，光彩动人，衣衫的长短、袖子的大小，随时变易，被当时人称作“时世妆”。
晚明的秦淮河畔，名妓辈出，尽态极妍，各擅风情。她们不仅姿容秀美，而且极富才情，并具有鲜明的个性，绝不是单纯用色相伺候人。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要属著名的“秦淮八艳”：马湘兰、柳如是、顾媚、卞玉京、董小宛、李香君、寇白门、陈圆圆。明朝遗老余怀的《板桥杂记》，分别记录了马湘兰、顾媚、卞玉京、董小宛、李香君、寇白门六个人，后人又加入柳如是、陈圆圆而成为“秦淮八艳”。这八位名妓，都是才貌双绝的一时之选，她们艳压群芳，蕙质兰心，通诗画，善舞乐，与当时的名流雅士交往密切，谱写出许多佳话。她们各有特质，人生经历十分传奇，于最风光鼎盛之时，在秦淮历史上留下自己风华绝代的身影。
马湘兰，名守真，字月娇，善画兰花，是以“湘兰”之名独擅。她生于金陵，自幼沦落风尘，容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气质高逸，谈吐优雅，善解人意。为人豪侠尚义，挥金如土，所交往的都是一时名士。当时来逛青楼的，都以不认识马湘兰为耻辱。在新旧更替迅速的风月场中，她能够独领风骚数十年不衰。她与江南才子王稚登情谊很深，两人几度离合，却始终未能成就婚姻之好。在王稚登七十大寿之时，马湘兰集资雇船，载着几十名歌妓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返回后一病不起，最后勉强支撑着沐浴拜佛，端坐而逝，终年57岁。
柳如是，本名杨爱，后来改姓柳，字如是，号河东君。她小时候只是苏州盛泽镇一位名妓徐佛的丫鬟，但她聪明过人，善于读书。十四五岁时，已经“丰神秀媚，意态幽娴”，而且聪慧机警，富有胆略，俏利豪宕，被誉为“巾帼须眉”。柳如是以才情闻名，知书史，善诗律，喜穿男装，常自称为“弟”。初嫁大学士周道登为妾，周死后重归欢场，与松江名士陈子龙相爱，但陈子龙的元配不能相容，只好黯然离去。因看尽世态炎凉，养成了刚烈决绝的个性。后归文坛领袖钱谦益，两人情投意合，偕游东山。明清改朝换代，柳如是力劝钱谦益共同殉国，钱不肯。后来钱谦益北上降清，柳如是则独留南京不往。半年后钱谦益称病辞官，并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事业，柳如是在一旁给予了高度支持。钱谦益去世后，柳如是为族人所逼，为保护钱谦益家产，自缢身亡。柳如是兼有才女、侠女、美女的气质，她的诗词水平丝毫不输于当时的文士，书法绘画也有很深的造诣，她经常扁舟一叶，游弋在江南的湖山之间，结交士大夫，谈诗论艺，品评古人。她是差不多四百年前的一个才华盖世、特立独行的风尘奇女。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晚年，写了他平生最大的一本书——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对这位另类女子的身世经历做出了详尽的考查，并寄寓了深沉的同情与感慨。
顾媚，又名眉，字眉生，后称横波夫人。通文史，晓音律，善画兰，又能登场演剧，被评价为“追步马守真（湘兰）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居处“眉楼”，是风流名士云集的风雅之地，就连她家厨房烹制的菜肴，都十分的有名，被称作“郇公厨”。当时的文士都以能够进入眉楼为荣。顾媚为人世故圆融，心智成熟，懂得失，知进退，善经营。后来嫁给了投降清朝、任礼部尚书的合肥龚鼎孳为妾，受清廷敕封“一品诰命夫人”。据说她死时的遗容居然现出了老僧的相，可算为秦淮八艳中归宿最好的一位。
卞玉京，本名卞赛，一名赛赛。后来出家作了女道士，自号玉京道人，字云装。本来出身官宦人家，后因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和妹妹卞敏一同沦为歌妓。卞玉京懂书法工小楷，善于画兰鼓琴，好作小诗。她的警慧，令当时的文士也甘拜下风。为人外冷内热，初次见客时不怎么酬对，但如果遇到佳宾，便开朗起来，谐谑间作，谈词如云，令满座倾倒。她与著名诗人吴伟业有过一段深挚的情缘，但吴伟业因名声与前途的顾虑，未能给予她嫁娶之约。后来卞玉京嫁给一位王侯，因为不得意，便出家入道。顺治七年（1650），卞、吴两人重逢，卞玉京为吴伟业操琴作别，吴深受感动，写了《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后两人各自星散，再未相见。卞玉京晚年依附于名医郑保御，长斋绣佛，严格遵守佛教戒律，曾经刺舌血写了一部《法华经》。后来凄然而逝，葬在无锡惠山的祇陀庵锦树林。
董小宛，名白，字小宛，一字青莲。生于苏州，本来家境殷实，后因父早亡，家中生意经营不善，债台高筑，被迫沦落风尘。因为容貌秀美，气质脱俗，很快在欢场中名声鹊起。她生性喜爱闲静，独自幽居在山水秀丽之处，经过她居处的人，常常能够听到她吟咏诗文或抚琴之声。她素雅娴静的气质吸引了很多文人雅士，经常被邀请共同游览湖山。后来结识“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为之倾心，数度主动追求，最终如愿嫁给冒辟疆为妾。董小宛天资巧慧，被誉为乐籍奇才，且懂得生活艺术，除诗词歌赋以外，女红、食谱、茶经等也极其精通，更有“江南第一名厨”之称，她发明的“董糖”、“董肉”流传至今。董小宛婚后与冒家上下相处和谐，受到全家的喜爱。明末战乱举家南逃，董小宛细心操持全家上下的大小事务，冒辟疆身患重病，她衣不解带殷勤服侍。最终因体质虚弱，过度劳瘁而逝。
李香君，又名李香，因为孔尚任的《桃花扇》而闻名于世。她身躯娇小，肤如白玉，人称“香扇坠”。为人聪慧而富有侠气，调笑无双，略知书，能够辨别士大夫是否贤良。13岁时跟从吴地的曲师周如松学习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又善弹琵琶，却不肯轻易展示。与复社名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感情深厚，具有独到的政治眼光与凛然的爱国气节，因不愿依附奸佞，有“却奁”、“血溅桃花扇”等壮举，成就千古传奇。她后来不知所终。
寇白门，名湄，字白门，金陵人，出身于世代娼门。其人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懂得韵律，能吟诗。17岁脱籍从良，嫁与功臣保国公朱国弼为妾。清军入关后，朱国弼降清，全家进入北京，又被清廷软禁。朱国弼本来打算将包括寇白门在内的姬妾全部卖掉以赎性命，白门却说：“若卖妾所得不过数百金。若使妾南归，一月之间当得万金以报公。”就穿着短衣骑马，带着婢女连夜赶到金陵，凭借自身人脉，果然筹措了两万两黄金，救得朱氏脱身。事后寇白门心灰意冷，与朱国弼分道扬镳，重返欢场。因为她的义举，被人称为“女侠”。回到金陵后，她“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暮，嗟红豆之飘零”。
她晚年恋慕一名年轻文人韩生，某日欲拉韩生共寝，韩生却数度推脱而去。寇白门怏然不乐的时候，听见韩生和婢女嬉笑之声。白门怒极，棒打婢女数十下，痛骂韩生“衣冠禽兽”。后一病不起，郁郁而终。
陈圆圆，名沅，字圆圆，又字畹芬，是在吴地梨园中唱戏的名演员，人聪明，气质好，色艺双绝，名动江左，冒襄赞美她“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每一登场，样子勾人魂魄，几乎可以让观众疯狂。陈圆圆曾经和冒辟疆交好，并和冒订下后会之约，冒一见她，当时忘了董小宛，打算娶她做妾。后来冒辟疆因为战乱要救他父亲失约，而陈圆圆则被崇祯皇帝的舅舅田弘遇抢夺入京，冒辟疆才不得已求其次娶了董小宛。田弘遇为讨好手握重兵的吴三桂，便将陈圆圆相赠，吴三桂对圆圆非常满意。据传，在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陈圆圆为其部将刘宗敏所夺，领兵在外的吴三桂闻讯，“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灭了大明朝。中国的男人很早就发明了“女人祸水论”，夏、商、周三代都是因为女人亡了国，夏是妹喜、商是妲己、周是褒姒，汉成帝是毁在赵飞燕、赵合德姊妹身上，唐朝的衰败是因为玄宗宠幸杨玉环，总之是女人的错，所谓“倾国倾城”。当然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著名的希腊特洛伊战争，荷马史诗就描述了希腊联军与特洛伊两方争夺美女海伦的历史，但似乎总不如中国“祸水论”一以贯之，这种文化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陈圆圆与吴三桂重聚后，便常年随之征战。后吴三桂平定云南，受封平西王，陈圆圆进入王府，独宠一时。晚年因不满吴三桂穷奢极欲，追逐声色，便辞宫入道，寂静终老。
秦淮名妓的盛名，除自身才貌出众之外，也与当时名流文士的推奖浸润，以及晚明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有很大关系。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地区，名士缙绅们均以流连风月、陶情花柳相矜诩。南京贡院与旧院仅一水之隔，四方士子参加南京乡试，多结驷连骑、选色征歌，在文战之外，将自己的满腹才学和款款衷情洒向了欢场。复社、几社的文酒之会，也都有大量的妓女参与。妓女们在与之交往过程中，耳濡目染，习名士之所习，投名士之所好，故而多能诗善画，气质高雅。而她们的名气又因名士的赞誉嘉奖而愈发壮大。在当时有名的秦淮妓女基本都与数位知名文士交好，她们的爱情故事也都与这些人紧密相关。妓女因职业原因，能够比良家女子更多地接触外界的人事，故而在晚明江山板荡、内忧外患之际，她们便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接触家国大事，比其他时代的女子更多了一份政治眼光。相应地，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她们也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颠沛流离、坎坷曲折。
当时的思想家傅山曾说过：“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正是这样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感，让名士与名妓之间产生了一种互为知音的感情。在礼教森严、女性地位卑下的时代，名妓们因其兰心蕙质与特殊身份，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她们濡沐词章，吟赏山水，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伴侣，也可以无拘无束地从事文学艺术活动。这说得上是一种人性的舒张，是主体人格的部分实现。而党社名流对名妓也有相当的尊重与认同。他们允许名妓以平等的人格参与集会。名妓遭厄，士流亦纷纷慷慨相助，如刘履丁自献人参数斛助董小宛偿债，钱谦益亲至半塘，为之区画脱籍，并送之前往其爱人冒襄的居所。又如陈梁之致书劝顾媚从良，余怀之檄文代眉楼解讼，均足见一时风尚。名流对妓女的爱敬，不仅是对其色艺的迷恋，也出于对她们人品、性情的欣赏，这是一种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男女文化。而在最具有实质意义的婚姻方面，也体现出了士流对妓女看待方式的一些转变。晚明时期士人与声妓的关系，与唐代较为类似，然唐代门阀士族婚姻观较盛，妓女与士人的婚姻成功率很低，即使求为其妾亦不可得。而到了晚明时期，士人将妓女娶回家为妻妾的现象已十分普遍了。虽然大部分仍是为人妾室，但由于婚前的交往与恋爱基础，使得他们的婚姻也颇具幸福色彩。顾媚嫁于龚鼎孳，备受宠爱，最终以侧室之身受封“一品诰命夫人”，荣华终生。董小宛嫁冒襄为妾，九年恩爱中，冒襄再未娶过他人。最富传奇色彩的则是柳如是，当时的诗坛领袖钱谦益竟以“正妻”之名、“匹嫡”之礼，将其迎娶回家中作正房夫人。据《牧斋遗事》中载，娶亲当日，“琴川绅士沸焉腾议，至有轻薄子掷砖彩鹢、投砾香车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这种极具画面感的描述，以及冲破礼法、惊世骇俗的爱情，而今读之，依旧令人动容。
然而，纵使秦淮名妓们拥有美貌、才华、金钱、名声乃至爱情，并部分地拥有自主的人格、名流文士的尊重，却始终无法真正摆脱风尘身份的束缚。士人虽怜之敬之，但骨子里对妓女的轻视却难以摆脱，无法真正对其平等相待。一旦与自己的功名、名声、家庭相冲突，首当其冲被放弃的，就是与妓女们的爱情，这对于大部分士人来讲，只不过是生命的一段点缀，而妓女们却在其身上寄托了终生的盼望，故而，彼此的交往从开始就是不对等的。除个别之外，秦淮妓女的结局大多十分凄凉。马湘兰爱慕王稚登三十余年，最终对方亦未有意迎娶她；吴梅村因名声之虑，拒绝迎娶卞玉京，最终令其伤心入道；寇白门老来重操旧业，因情人与侍女的背叛而悲愤病死。而其他名妓，即便从良为人妾室者，亦因身份而饱受家庭成员歧视。若境遇较不幸者，或嫁作商人妇，或为匪人所劫，或老病而死，或不知所终。人们能够记住的，往往只是她们当年的无限风光，这亦是历代妓女的悲剧。
原典选读
妇人读书习字，所难只在入门。入门之后，其聪明必过于男子，以男子念纷，而妇人心一故也。导之入门，贵在情窦未开之际，开则志念稍分，不似从前之专一。然买姬置妾，多在三五、二八之年，娶而不御，使作蒙童求我者，宁有几人？如必俟情窦未开，是终身无可授之人矣。惟在循循善诱，勿阻其机，“扑作教刑”一语，非为女徒而设也。先令识字，字识而后教之以书。识字不贵多，每日仅可数字，取其笔画最少，眼前易见者训之。由易而难，由少而多，日积月累，则一年半载以后，不令读书而自解寻章觅句矣。乘其爱看之时，急觅传奇之有情节、小说之无破绽者，听其翻阅，则书非书也，不怒不威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师也。其故维何？以传奇、小说所载之言，尽是常谈俗语，妇人阅之，若逢故物。譬如一句之中，共有十字，此女已识者七，未识者三，顺口念去，自然不差。是因已识之七字，可悟未识之三字，则此三字也者，非我教之，传奇、小说教之也。由此而机锋相触，自能曲喻旁通。再得男子善为开导，使之由浅而深，则共枕论文，较之登坛讲艺，其为时雨之化，难易奚止十倍哉？十人之中，拔其一二最聪慧者，日与谈诗，使之渐通声律，但有说话铿锵，无重复聱牙之字者，即作诗能文之料也。苏夫人说：“春夜月胜于秋夜月，秋夜月令人惨凄，春夜月令人和悦。”此非作诗，随口所说之话也。东坡因其出口合律，许以能诗，传为佳话。此即说话铿锵，无重复聱牙，可以作诗之明验也。其余女子，未必人人若是，但能书义稍通，则任学诸般技艺，皆是锁钥到手，不忧阻隔之人矣。
妇人读书习字，无论学成之后受益无穷，即其初学之时，先有裨于观者：只须案摊书本，手捏柔毫，坐于绿窗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画图。班姬续史之容，谢庭咏雪之态，不过如是，何必睹其题咏，较其工拙，而后有闺秀同房之乐哉？噫，此等画图，人间不少，无奈身处其地，皆作寻常事物观，殊可惜耳。……
——《闲情偶寄》卷三《声容部·习技第四·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