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PREFACE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1956年在北京第一次出版，1964年的第二版做了扩充和修改。

本书的目的绝不是要对中国在那个重大转换的世纪中的全部历史加以论述。比如，经济和文化，就无力加以论述。要想包含全部内容，那要写一部大型长篇巨著，这事还是留给那些更具有专业知识的作家们去做吧。

这个短篇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要帮助受西方教育的读者（不仅是西方本地的，还有各大洲也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从他们所学的或没有学到的历史中，或者从他们的思考习惯中“换位思考”，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将毛泽东明确而尖锐地提出的“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作为思考历史的界限。

所采取的方法是从已知到未知。因此，要引证许多早期的英文记述报道，但是，要将这些记述，在更广泛的框架内加以运用。不但要引证中国方面的，还要引证那些被省略被掩盖了的西方的历史记述。首先是帝国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中国和其他的受其统治的土地上，还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本身。其次是客观存在的相互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隐含着的，然而，更为经常的是完全忘记了过去许多民族和人民的斗争，以及中国人民的那些斗争。

准备和写作这本书，也是为了加深对作者本身的教育。作者本人年轻时（是在旧中国一块外国人管理和驻守的飞地上长大的）也是积极地接受那个时代盛行的欧美中心论的教育的。直白地说，就是充满了许多侵略和殖民主义有理的自我辩解。但是，随着种种的影响和亲身经历，特别是在20世纪30到40年代作为一名在中国战场上的记者，开始从那种概念中挣脱出来。随后，积极投入到已经了解到的以及尚未了解到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中去。

当20多年前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是为了帮助读者取向一种类似于重新评价的作用，这应该是非常必要的。从那时以后，本书在消除幻觉上起到了作用。然而比书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每个人的世界的大变革。首先就是新中国的近一步的上升。其次是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连锁反应。今天，第三世界人民最基本的运动，成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统治、支配和扩张的最积极、最广泛的力量。他们遭受得太多太久。他们再也不想遭受下去。

在这些巨大变化的影响下，用英语写作的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但是还很不够。再也不那么明目张胆地叫嚷欧洲中心论，那些了解中国的作家和源自于中国资料的著作也不再是例外。可是他们仍然经常偏向帝国主义和旧中国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很多的所谓“北京推论家”仍然认为中国的不幸在于错失了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于是，他们通过某些历史的偶发事件或者不当举措，做出了他们的推论：“要不然的话”——事情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假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早期西洋化的鼓吹者为清王朝找到了更为充实的基础；“假如”在1927—1949年，美国支持了中国的私人银行、民族工业以及资本主义改革趋势，而不是国民党的半封建主义、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以及蒋介石；等等。

现在配备了中国文字的装置和电子计算机数据库，这些学者们苦心孤诣地筛选他们的“假如”所需要的证据。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他们都提出大量的趋势和预兆，而事实上，除了泛泛地说些到底为什么的理由外，实际发生的事实却与他们的推论完全相反。

实际发生的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采取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北京推论家们”不得不极为勉强地承认了现实。可是他们又暗示：从许多角度上，迟早中国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一条长期发展的通道，特别是工业发展——似乎一切都是脱离常规的。他们说作为一种光鲜一时的倾向，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资本形成的模式，在实施这种功能的国家里，大量私人资本聚集不起来，而且注定要蒸发掉。人们觉得那只是一种探索的动机，而且官方和企业如此经常地得到好处，使社会主义的意念消亡得更快。

但是在这个酸葡萄园里，劳动者们从另一方面看到这样的基本事实——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帝国主义阶段已经把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堵死了，使得他们的那些“假如”成为不可能。世界历史的实际动向，使得社会主义道路在我们的时代成为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证据就是——一百多年里，所有其他选择都归于失败。

尽管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不肯罢休。20世纪70年代，有一段时间公开对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的行径勉强表示亏欠之后，又开始回潮。那些新的辩解人问道：它真的是那么糟糕，可是它确实存在过吗？也许，毕竟它的本意是好的，一般地说结果是好的。是愚蠢和盲目（双方）导致本可避免的冲突。

西方的“北京推论家们”的“假如”学派，20世纪60年代在莫斯科有了同行。在那些悲叹中国脱离了“正常道路”的翻版中，就有王明倡导的“正确道路”，然而，长期的历史证明，它不可能导致成功，而只能导致依赖、灾难和投降。

他们有他们自己设置的一些“假如”。如果中国的共产党没有把重点转移到农村去；毛泽东也没有在1935年长征期间，进入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如果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没有延安的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还有，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的是依赖型国家，而不是独立自主的发展，没有建立过人民公社，也没有过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甚至在中国和世界上搞霸权。

克里姆林宫的信徒们对历史的无知不亚于西方，他们也在探寻为什么他们“昨天”失去了中国，而想象是否明天它还能回归，这在1970年代这个不同凡响的时代，不过是一种幻想。资本主义美国的统治者们通过在中国，在朝鲜，在印度支那得到的教训，不再希望导致那些失败的场景重现。但是克里姆林宫新的社会——帝国主义——却将百万大军，陈列于中国边界上，他们继承了老杜勒斯和麦克阿瑟的妄想。

在这两种信仰的正统“北京推论者们”看来，中国所采取的，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导的道路不仅仅是离开了正确的道路，他们还固执地认为，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都是不真实的。然而，的的确确，已经完成的事业出乎人们的预料，不仅中国的革命成功了，而且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里，人民的吃穿都已无虞，而且铺就了坚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并且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前行。肯定，在这过程中会有困难、错误和挫折。但是，如同1949年之前那个阶段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新的斗争阶段也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很清楚，尽管某些背景还会有改变，这本书的最初的目的——有助于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仍然是必需的，并将长期坚持下去。更为重要的是，使研究过去服务于人民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寻求骑在人民背上的人们。任何国家的历史必须从其本国人民的立场上观察，世界历史的背景也必须从全世界人民的立场上去看。

出于这个原因，希望现在这一版会有小小的贡献。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来自中国本身真实的政治和历史资料，其中就包括那些可能修改过的词语和本书内的评价用语，对此本书可以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对那些为寻求各国人民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真正理解而做出认真的和有益工作的中国海外学生们，本书或许是一个有用的伴侣。

再版此书一个迫切的理由是，有不少学生仍然在寻找老版本（现在已经不再出版）使用，所以急需一种新的版本。多少也是为了更适于当前形势，用一个1966年没有完成的版本为基础，做了修改与扩充。本书如有缺失和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爱泼斯坦
1979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