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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难坡肯定是全世界最奇特的司令部，也许可以说是最奇特的地方。五年前，这是一个寸草不生、无人居住、高3000英尺、覆盖着黄土和砂石的山头，同其他光秃的山头一起矗立在浩浩黄河的东岸。在这里，黄河从50英尺高处奔腾而下，形成壶口瀑布，然后又经过一个岩石围成的瓶颈往南流去。今天，其他的山头仍然荒凉，但在这被命名为“克难坡”的山头上却布满了蜂窝般的窑洞并设有碉堡，居住着一万居民，成了一个繁盛的集镇。人们生活在已趋年迈的前“模范省长”阎锡山的家长式统治之下。在今天的中国政局中，克难坡的处境是十分错综复杂的。隔着黄河是胡宗南的陕西，25英里之外是共产党的地方，30英里之外又有日本人。阎老帅这个奇妙的山头面临着许多关于防御、外交、政治上的竞争和适应等一系列烦恼的问题。如果老帅还想有朝一日回到他的旧都太原去重掌大权的话，那么这些问题都需要妥善解决。
我们一行人骑着矮小但很结实的蒙古马登程，去老帅那个沐浴在阳光中的、村落似的香格里拉。我们从一座晃动着的铁索桥上渡过汹涌奔腾的黄河，架桥的地点在河面最狭处，只有40码宽，但深达3英里以上。登山的小路弯弯曲曲，路旁岗哨林立，这些装备精良的哨兵都背朝小路站着，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山峰和峡谷。到了山顶，许多穿着蓝制服的文武官员在这里迎候。下午6时，报时的炮声划破山间的晴空，我们被护送到一间长长的、粉刷一新的拱顶房子里（有点像地铁的隧道），室内沿边的床铺上整齐地铺着毛毯，还有——令人惊讶——电灯。一小时以后，我们同老帅本人一同进餐。老帅穿着一身士兵的制服，趿着拖鞋，说话声音温和。老帅的出身是一家小客店的挑水夫，那是在义和团之前，后来他当了兵，又到日本去接受军事教育，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国民党最早的前身）。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南京政府成立到1930年联合冯玉祥反蒋，以后又历经其他许多沧桑变化，他以无比高明的技巧手腕始终保持着山西首领的地位。
老帅对我们大谈他的战争和人民革命的理论以及“寓兵于农”政策。至于同共产党的关系，阎帅说，自从他的“山西新军”（在1938年统一战线全盛时期与共产党和青年学生合作组建）在1939年投向共方
之后，他对八路军非常气愤。尽管八路军在他的总部还派驻代表，他从那时以后没有见过共产党重要人物，不再雇用共产党人，在他的辖区内禁止成立共产党组织，他的军队此刻正在山西浮山同共军交战。
阎锡山说，他同西安当局一样，相信共产主义必须消灭。但他同他们又不一样，他说，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军事力量。“中国有句老话‘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为了使共产党不能煽惑群众，我们必须改进自己的行政工作。有人跟共产党走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不行。”
但阎的理论核心要比这深刻得多。阎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是同马克思有点小小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是重要的。如同俄国实现农民的集体化的前提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阎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农民的国家，这些农民被拴在土地上，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由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而能提供良好的兵源。
他说：“共产党的军队在军事上很强，因为他们能快速行动并征集到追随者。如果实行‘寓兵于农’政策，人人都有土地，那么谁也离不开他耕种的土地，共产党如何能够招人来当兵？无产阶级是一种活动的因素，哪里有工做就到哪里去。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共产主义。”
除了无产阶级，这位老帅所厌恶的还有吸烟、不忠诚（欺瞒老帅）和办事马虎——所有这些，他的部下都发誓要戒绝。
对任何人，只要有力量，他的态度总是容忍。不像他的部下，对我们记者团谈起八路军来，他的口气更多的是忧心忡忡而不是火气十足。对伪军，他说他们都是出于不得已，开战以来他还没有听说过有一桩真心实意叛国的案件。至于日本人，他承认他们曾两次派代表来找他，一次是1939年，另一次是1942年（尽管抗战已进行多年，他还是接见了他们），要他同他们合作，口号是为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存共荣。在这些日本代表中有一个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他在东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老帅对日本代表说“你们只为自己打算，谈得上什么亚洲各国人民共存共荣”，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我们记者团明晨将离开这个奇妙的山头，中午时分就进入共产党的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