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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击破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想，都是一座重要城市。从这里，一组外国记者五年来第一次向共产党地区进发了，而且已经走了三天了。
河南战役充分说明中国迫切需要内部团结。国家最高领导正在重庆开会，一位中共全权代表正在等待决定，看和谈是否有可能进行。重大决策只能来自重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安已不是一个关键，因为西安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堡垒，国民党政府早在1937年就为“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在此苦心经营起来了。不管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团结或是为了内战，西安都是举足轻重的。
作为军事政治堡垒，西安当之无愧。在这里，一个人的行动不是个人的私事。每件事都要追究一番、审查一番，弄得清清楚楚。相比之下，重庆就相当自由了。当访问者离开令人难耐的又热又潮的扬子江畔来到洒满阳光、如同亚利桑那州一样的陕西高原时，虽然在这里能感觉到太阳落山后令人心旷神怡的凉爽，却也感觉到自己如同棋盘上的棋子，行动受到规则的严格限制，通常是不能按个人的意志行事的。
记者团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每天都有宴请，陪伴我们的官员让我们过得舒舒服服，也让我们感觉我们简直成了造访的大人物。不过，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社交活动，我们利用了宴会的间隙时间去拜访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地方。
在西安掌握政治经济大权的胡宗南将军当时不在。当日本军队完全占领了平汉铁路之后，他带领部分封锁边区的反共军队去了前线——这是在对日战争中第一次看到的情景——检查他们向陕西重要据点进军的战况。但是他的参谋长、陆军少将罗子凯（译音）肯定地说，他代表胡宗南公开声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战争开始以来从没同日本人打过仗，他们除了妨碍和进攻中央军以及真正属于国民党在山西、河北和山东的游击队之外，什么也没干。如果重庆谈判取得什么进展，“我们以为那不会有助于我们同日本作战，因为那只是过分的幻想。我们只希望他们别干涉我们就行了。”
当问到为什么东京同盟社一再报道日本和共军作战的战况，罗子凯将军厉声道：“假如你们相信同盟社，为什么美国还和日本人打仗呢？”当回答中央社一个记者提问时，这位将军说：本战区从来没得到过根据租借法案由美方提供的装备。从技术方面讲可能是这样，但就在他侃侃而谈时，国民党和美国混合编队直飞河南前线的飞机正在头顶嗡嗡作响。
西安当局除了让我们例行地参观了设在这里的军官学校，在那里5000名学员正在军事科学不同学科方面受到颇有成效的培训，还特地让我们观看了“劳动营”，在这里他们正改造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分子，以使这些人重新回到恪守当局严格法规的地步。“劳动营”由陕西国民党党部主任谷正鼎领导。这位留学德国的谷正鼎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同样留学德国、任国民社会部部长的谷正纲，一个是任甘肃省省长、前中国宪兵队司令的谷正伦。这个“劳动营”多少有点像德国纳粹的“达豪”集中营
，是一个推行超人的斯巴达主义的场所，而它为我们的访问却搞得超人般干净。
我们得知此地“课程”为两年，一年政治，一年专业。但是请来和我们一起喝茶的快“毕业”的高年级营员对我们说，他们之中有些人在那里已经有四年之久了。
有关“劳动营”的情况很难获得。一大群受优待的营员（在“劳动营”受到信任的人）被当局带来和我们一起吃茶，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自己以及所有其他人都是自愿进来的，因为他们觉得离开共产党地区和共产党而再次成为合格的公民以前，他们的思想需要端正一番。但是，“劳动营”官员的话马上和他们讲的发生了矛盾，官员讲，1/3的营员是自愿来的，其余人是因违法而送进来的。后来，其他营员又讲他们是“坦白交代”后反省期间从不同地方的拘留所送来的。在西安的中外非官方人士则表示，“劳动营”里全部是已经坦白交代过的人员和没作交代的非重要人员（大部分政治犯被关在秘密警察监狱）。他们听了自愿要求进“劳动营”一说，捧腹大笑。
营员们还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共产党地区的故事，在细节方面虽有很大出入，但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传闻晚些时候才能发表，因为记者们在离开重庆前即得到通知说，对共产党地区的所见所闻不予适当批驳是不准发稿的。为此，我们都储备了适当的批驳之词以备用于发自延安的通讯中。
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对“劳动营”得出较为详尽的结论。对以上事实我能补充的就是，当受优待的营员表现出惊人的泰然自若的同时，我们在“劳动营”官员的陪同下在操场或其他地方也找了其他营员谈话，一靠近他们，他们就会面色苍白，浑身打颤。一个记者问一个在1940年新四军事件中被拘禁的小伙子营里是否有很多共产党员，这个小伙子回答说：“有几个。”陪同官员马上插话道：“什么，你是说他们仍然是共产党员？”这个小伙子哆哆嗦嗦地改正说：“当然，他们当中大多数已经转变了。”
这就是西安。不管重庆作出何种决定，西安都必须贯彻执行。许多事情——也可能说是每一件事——都取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