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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倾听那些内疚的、感伤主义的白人谈及东方的“优越的灵性”以及亚洲作家如林语堂忆起的令我们赞叹不已的哲人和帝王过去的辉煌，那么我们所理解的应该不会有很大偏差。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所获得的证据，都是正确的。亚洲直到今天依旧落后，还是很肮脏并且非常贫穷，9/10的国民不会阅读，现代科技以及卫生事业的发展超越了他们所能达到的经济和精神上的水平。在远东和近东，殖民和半殖民都是封建的，并且落后于时代几百年。没有从落后中有所收获的亚洲人也不否定这种落后，他们只是想停止这种状态。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因为这些理由就承认欧洲是“优越的”，那将是致命的。仅仅是三四百年前，欧洲人来到亚洲，他们不是为了售卖优质商品或传播“文明”，而是为了带回丝织品和其他的货物，这些东西远远好于西方生产的产品。
欧洲赶上亚洲还是昨天的事。在它抢劫了亚洲后，就与亚洲的封建主义共谋不让亚洲发展，最后还瓜分了亚洲的领土让其成为殖民地。如果说欧洲逃离封建主义比亚洲早，那么亚洲摆脱野蛮就比欧洲要早得多的多。最近，我听说一位前罗斯福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为美国对中国的干扰辩护，他说“中国人还依旧处在石器时代”并且需要一只坚定且友好的手来帮助他们。他的理由是他曾经看见中国的农村家庭用石磨来磨碎粮食。我告诉他中国人和印度人浇铸铁器的时候，欧洲人甚至还未想过铁器的存在。另外，如果在今天他想找的话，在新英格兰也能看到石磨。西方也许可以领导世界，但东方在文化和物质上曾领导了数千年。我的这位过去的自由主义支持者说的话不仅从历史上来看是胡说的，而且是陈腐的吉卜林式的帝国主义的胡说。如今，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也能遇到这种胡说八道。
亚洲是落后的。但它是不是因为这个理由就不能解决自身现在的问题呢？它也许还没准备好来解决欧洲的问题，但与欧洲祖先遇到相同的问题时相比，它已经有更好的条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它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然而，第一个难题不是技术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首先，它必须摧毁封建主义。
德国人民在农民战争中失败了，所以从来没有获得过民主。德国的容克封建地主在19世纪中叶十分聪明地一边与新工业代表联合在一起，一边控制着国家和军队。因此，独裁专制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就用野蛮的手段把他们一直渴望的旧式封建主义换成新式的版本。
西班牙曾经是一个封建的重商主义大国，但它没有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一同进步。尽管封建主义在拿破仑时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与内战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封建主义依旧贫穷和落后。俄国在1917年几乎同时摆脱了旧的封建主义和新的资本主义，今天的超级大国苏联就是一个产物。东欧在最近解除了封建主义的镣铐。在亚洲，重要的不是民族意识的迟到，而是它终于来了。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是最大的，并且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来对付封建主义。它的农民战争开始得比欧洲的要早，并且经常反复发生。它用自下而上的集权摆脱了军事割据，甚至比西方开始的时间还早。它的地主阶级也比欧洲的地主衰退得早，但是，他们仍然手握大权。
是什么让他们一直处于那个地位？在西方还没登上历史舞台前，就有中国疲惫的统治者和外国的侵略者结成邪恶的联盟提供武力支持来帮助他们镇压自己的人民，直到1911年共和国成立。中国就是这样被满洲皇帝依靠武力统治了将近300年。
一位名叫马丁·马提尼乌斯的天主教神父1655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对这一段历史做了描述。他描写了鞑靼人如何占领当时最大最有名的中华帝国，以及在最后七年如何制服这个辽阔的帝国。当中国被“满族人”（或者叫鞑靼人，当时的欧洲把他们、蒙古人以及中亚细亚人统称为鞑靼人）掌管时，马提尼乌斯就在中国。他收集了很多关于这次侵占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如今看来也会让任何一个战地记者感到自豪。并且，除了少数几个名字外，任何一个今天的战地记者也可能写出这样的报道，因为对抗同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战斗仍然在继续。
马提尼乌斯告诉我们，满族之前的一个朝代明朝的毁灭是从农村的“匪乱”开始的。在中国，就像在所有的封建国家一样，“匪乱”带有罗宾汉的含义，富人们眼中的罪犯就是穷人们眼中的英雄。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用现代的拼法，并且压缩了内容）：
在陕西和山东，饥荒由于蝗虫灾害变得更加严重。贪婪的崇祯皇帝通过税收榨干了人民，因此爆发了民变。贼首李自成说服了战士和人民，让他们相信自己是老天派来解救他们的。他对人民很谦虚，不允许自己手下的战士欺负他们，只惩罚官员、罚有钱人。在他征服的地方，他免除了一切税收。
皇帝派出了大元帅手下的一支军队进行征讨，但这支军队什么都没做，相反大部分的战士都跑到了贼军的阵营。同时，足智多谋并且敏捷的贼首让很多士兵乔装进入北京，在那里发起了一场民变。试着想一下，他们都是身处绝境的同伴，只有很差的经济基础，却能在这样的大事上严守秘密，这是多么的惊人。于是在1644年，他们进入了北京城。
吴三桂（当时守卫长城边界的中国最高司令官）派了一个使节去见鞑靼（满族）国王，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来制服这些人。鞑靼国王没有忽视这个绝好的机会，马上出兵。吴三桂除了报仇什么都没想，答应了所有的条件。没有想到（就像中国人说的）为了驱狗，引虎入室。
李自成听说鞑靼人和吴三桂共同出兵来对付自己，就让自己的军队离开北京去了陕西。鞑靼人追了他们八天，但还是没能，也许是不愿意渡过黄河，以便他们可以迅速地撤回京城。
吴三桂这时给了他们报酬。他高度赞扬了他们在王朝战乱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忠诚，最后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对于这个要求，鞑靼人给了一个很长的、事先准备好的、与他所想的完全相反的回答。“我们不认为现在是适合离开的时候，除非你在听了我们的理由后还依然坚持。我们认为敌军仍然存在于很多地方，我们听说他们的将领李自成仍然占领着最富有的、人口最多的省份。他怕我们鞑靼人。当他听说我们离开了，他毋庸置疑会展开新的占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派兵援助了。因此，我们决心乘胜追击，这样一来你也可以将土地归还给国王。不用操心支付曾经答应我们的报酬，它们在你手上和在我们手上是一样安全的。当务之急是，毫不迟疑地派遣你的部分军队和我们的军队去追剿贼军。”
吴三桂要么是不了解他们的招数，要么就是不敢招惹他们，因为他们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帝国的领土。在这以后不久，鞑靼人就宣布了他们对帝国的占有，一些中国的汉奸帮助他们出谋划策来反对自己的国家，以此来使自己获益。接着，鞑靼人还宣布让吴三桂驻守西安，迫使这个曾经为了对付贼军而作战的人来反对自己的国家，使中国各省被鞑靼人统治。
今天，亚洲的社会组织、交通和贸易几乎还都处于同样原始的状态，因为收成不足而引发了灾荒。1942年印度孟加拉和1944年中国河南的饥荒都饿死了300万人，这就是很好的证据。地主和收税人的贪婪也没有改变。
像那时一样，这样的不幸现在也引起了农民的骚动，从骚乱到大起义。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在19世纪50年代涌去参加太平天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参加中国红军，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他们获得任何一个区域的控制权，他们首先就是改变种田者的处境，并且抑制压迫者。
投入战斗中的农民，他们虽然“出身卑微”，但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意志、智慧和游击的战术却足以让那些称他们为“贼军”的人惊讶和赞叹。地主阶级控制的政府军队，也由同“贼”一样的农民组成，但当他们被派去对抗人民的时候，还是证明不可信赖。在国共联合抗日前的最后一次内战中，蒋介石最好的部队中有一个军向红军投靠。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重新爆发的时候，整师整师的拥有美国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倒向红军领导的军队。
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每当受到国内反抗的威胁就要求外国的干涉。太平军就是被政府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打倒的。1927年的革命也是如此。如今，在美国的援助下，他们又在做同样的事情了。
出面干涉的势力，都比请他们来的人要强大。他们要么从一开始就策划要建立自己的规则来统治这个国家，要么就在吞食的过程中胃口越来越大。就拿华盛顿的官员们来说，他们如今已经开始不把中国当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而是把它当作美国经济和战略中的附属品。
那些总是寻求外国支援的人常常会引起人民的仇恨。吴三桂的名字现在每一个中国人一提起就会把它当作一个笑柄。清王朝虽然同化了中国，使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它了，但后来当清王朝把英国带进来的时候，就等于其签下了自己的死亡书（并且差一点就签下了国家独立的死亡书）。蒋介石在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曾获得过很大的威望与名誉，但现在越来越被人们像看待吴三桂一样轻视。
那些干涉别国、镇压其他国家人民的政府往往会给自己的人民留下可怕的负担。因为承担了这个让人憎恨的角色，他们把先前的友谊都抹杀掉了。温德尔·威尔基曾经说美国会给亚洲留下好感。产生这种好感是因为，不像很多欧洲人一样，美国人不会直接表现出要把他们的统治和意志强加于其他人。但现在，这种好感正在消失。
来重提一下美国历史。在美国革命时，英国无疑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美国的殖民者因为自己生来是自由的英国人而感到自豪。他们起义不是因为他们不赞赏英国的制度，比如议会代表制和人身保护法等，而是因为他们太珍视了因而不能容忍它们被否定。
英国人在美国被憎恨了一个世纪，因为英国人在美国人心中就是穿着红外套的殖民者以及穿着粗布麻衣的雇佣军的形象。在美国的英国人对在英国的英国人感到十分厌恶，以至于前者愿意接受法国的援助，法国当时被看作是公敌。对于为独立而战的美国军队来说，重要的不是谁在国内更民主，而是谁是他们实现民主的敌人，谁又是朋友。
法国赢得了与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情谊，因为他们在帮助了殖民者和他们自己后（他们那时在和英国打仗），就收拾行囊回家了。如果路易国王擅自决定被击败的英国应该向哪个将军投降，就像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只向蒋介石投降，如果路易国王让一些败军继续看守住美国人直到宗主国决定好他们是谁的战利品，就像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游击队被看守住一样，或者，如果他把自己的军队留在美国以确保他最喜欢的政府体制能够实现，就像美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的殖民者们会忘记法国给他们的援助，而突然记起彼此间的语言不同，他们信的是天主教，并且道德标准也是陌生的。这就会导致仇恨和流血。
但是，那个时候的法国人是明智的。路易国王厌恶在任何地方实施共和的理念，但他知道还是不应该干涉，因为这些穷家伙已经打败了很多英军，成立了共和国。尽管他很想把新的美国作为一个基地来收回早些时候被英国抢走的加拿大，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
“稍等”，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这么说。“美国的革命者胜利了，可是你谈到的中国的农民似乎每次都是失败的。”
当农民独立作战时情况的确是这样的。17世纪李自成的起义，尽管与今天中国农民所反对的邪恶势力一样，但它具有与历史上所有“单纯和简单”的农民战争一样的弱点，当然，也具有为穷人争取正义的力量和热情。像英国的沃特·泰勒暴动和法国的农民暴动一样，它是一种了不起却短暂的爆发。它没有城市的联盟。它像金字塔一样由局部的饥荒抗议到达权力的顶峰，但是没有如何使用这种权力的计划。它没有注意到外国侵略者的威胁，它的每一个士兵在掐死了一个压迫者并且从富人那里夺取赃物来补偿自己多年受到的侮辱后，就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战争已经获得了胜利。就像安蒂尤斯一样，纯粹的农民暴动一旦离开自己的土地就会宣告死亡。但这种战斗的模式还保留在封建的框架里时，统治阶级往往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欧洲，这种封建的模式由于贸易的增长、海外侵略和工业的发展变得软化了。在亚洲，它被帝国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削弱了。在西方，剧院、道具和演员都与封建时期不一样了，并且没有留下任何联系。而在亚洲，就像我们之前展示的一样，封建主义依然占有统治地位。但是，虽然舞台上的背景没有改变，亚洲的剧院却处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在老演员的边上站着许多新演员，甚至老演员也以新的面目出现。中国随后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在战争中的改变，可以使这些更清楚。反对封建主义的战争发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前，但只有在共同进行时才会取得成果。现在时机来了，看一看中国近来的历史，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历史，就可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