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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投降，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在东亚发生。
英国和荷兰的军队以“解放”的名义登陆爪哇岛，但并没有解除当地的武装组织，却命令他们去征服当地居民。事实上，当地居民已经成立了一个管理自己的政府。直到印度尼西亚人站出来反抗，英国军队才停止攻击，开始准备谈判。
也是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雇佣日本士兵来攻打独立的越南政府。
在马来半岛的英军允许日本驻军保留相当数量的武器用来“自卫”，同时也支持他们追剿当地的战时抗日游击队。在缅甸，当地的反法西斯力量和胜利的同盟国之间也产生了摩擦。
在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军队解除了武装并驱逐他们出境。但他自己却成为菲律宾地主、商业管理者以及在日据时代充当日本傀儡的政客的保护人。美国军队和这些势力合作来反对虎克党，也就是菲律宾马基群落的农民，他们曾经对敌作战并且把菲奸的庄园分给佃农。
在中国，蒋介石扬言，日本人如果向在日占区抗战了8年的游击队投降，将被严惩。他急忙宣布之前的伪军和伪官为合法，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接管他们的驻地。美国的海空运输司令部将蒋介石的部队抢运到那些地方，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先遣部队则与日本人合作监视桥头堡和交通要道。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队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其不会被这个不可思议的新联盟所恐吓或打败。美国认识到，5万陆战军队在6个月的时间里根本不能镇压他们，可能需要50万的兵力用10年时间才能成功。美国认识到，即使50万可能也不会成功，毕竟日本投入相同的兵力已经失败。何况，美国那些战斗人员并不是日本武士。他们认为，轴心国已经战败，战争已经结束，他们渴望恢复平民的生活，而不是用武力去改变华北中国人的思想。示威的中国学生举着海报质问美国大兵：“你们为什么不走？”曾遭遇游行的美国士兵则反复呼喊着“我们要回家”。
结果是，赫尔利大使和武力威胁让位给了马歇尔将军和谈判。蒋介石还是沉浸在美国给予的外交、资金和军队支持中，并且也逐渐明白，美国人不会为了他而开火。但是在马歇尔将军调解的同时，美国军事力量正帮助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一些地区，使他们能极其有利地破坏马歇尔安排的停战计划。
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的，但是其中涉及的问题对于整个亚洲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
亚洲各国人民希望改变他们自己也承认的落后状态，获得民族解放和进步。很多惨痛的经验告诉他们，没有自由，就没有进步。
印度被英国统治了200年，其并没有比200年前更富裕或者更自由，文盲还是那么多。
毋庸置疑，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在西班牙长达3个世纪的暴虐统治和美国40年的殖民统治下，菲律宾的农民贫困不堪，只有40％识字。引用一位美国专家的证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里，就像在亚洲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外国的统治加强了本地的封建制度。罗伯特·彭德尔顿在《太平洋事务》中写道：“在1939年的棉兰老岛上，属于马尼拉社会和政界望族的‘大亨’拥有或者出租那些最令人满意的土地。这些人也总是拥有很好的武装……据报道，因为他们的恐吓，许多穷人被迫从已经开垦的土地去了贫瘠的土地，或者回到森林里去，这些定居者往往已经使荒地有了改善，并且希望这些土地能成为自己的宅地。大约在1925年，在西内格罗省进行的土地勘测中，（笔者）就曾看到不少贩卖儿童的实例，儿童被贩卖给拥有更多钱财的大地产所有者及其经营者以充当奴隶。”
中国想要避免被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势力所控制，但同时它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在过去的100年里，外国的军队每一天都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先是“满族人”，然后是西方人和日本人。
直到1928年以前，中国甚至还无权确定自己的进口税来扶持民族工业。在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之前，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日本是唯一一个在较大程度上成功逃脱了被国外势力控制的东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相比，它建立了更好的工业，国民也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但由于日本的农民依然遭受封建制度剥削，在国内无法得到市场，因此其产品只能被用作海外倾销和征服。同时，日本政府还告知国民，只有在占领了半个世界后，他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富裕。谁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后来的结局，事实上是亚洲人民帮助促成了这一结局。但是这并没有削弱亚洲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即使日本被打败了，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其仍拥有更多的工业发展潜力和技术帮助它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如果它愿意。他们反抗日本，并不是为了甘当或者是成为别国的奴隶。
在亚洲，人们谋求自由，但不同的阶层寻求的自由也有差别。那些富人想要利用不受控制的地租和廉价的劳动力储备来发展工业，同时不要被海外霸主瓜分他们的利润。而那些占了亚洲大陆总人口至少80％的贫农、佃农和谷物交租佃农则想摆脱债务和巨额地租的负担。工人们希望过上与那些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工人一样的富裕生活。
亚洲人民中享有特权的阶层所渴望的是保持自己高高在上的自由。否则，他们宁愿不要它。他们充分认识到，如果那些劳苦的农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也为自身利益而战斗的话，那么在国内进行剥削的旧的内部结构将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穷人的民族主义是梦想有像样的住处，能吃饱饭，而在亚洲封建制度下，富人们的民族主义却是梦想恢复其祖先已经销声匿迹的帝王般的荣耀。他们指责国内的自由派、民主派和共产党人缺乏文化，对“不合乎亚洲精神遗产的西方意识形态”奴颜婢膝。但是，当他们本国人民奋起抗争的时候，他们往往情愿请求武力更强大的西方列强来镇压。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亚洲，从来没有百姓宁愿接受外国人的统治而不要本国统治者的情况。英国的自由党和工党经常耐心地向印度农民和工人解释说：即使他们从英国手中获得了自由，他们也会被国内的统治者、地主和工厂主们粗暴而轻率地对待。并且，他们享受不到英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待遇。这种解释从来没有打动过印度人。在亚洲，除了白人以外，没人相信所谓的“白人的责任”，就像除了日本人以外，也没有人相信日本有神圣的职责去解放其亚洲兄弟一样。
尽管殖民者表示这样的关心，远东地区的普通民众都相信，在获得自由时，相比于承受本土统治者和外国统治者的双重压力来说，只是解决内部反动派要更容易一些。
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把这种信念付诸了实践。把相当多数量的穷人武装起来并训练他们来反抗民族奴役——这种情况在亚洲经常发生，因为当地的富人往往喜欢让下层民众去打仗。如果这种战斗长期进行下去，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穷人学会如何打仗以及懂得为什么而战。在中国，民族战争改变了国内的力量对比，开辟了一条从未如此宽广的走向民族进步的道路。
既然日本已经离开，中国不愿成为受国外势力支持的国民党的独家财产，而愿意成为中国人民的中国。印尼也不会因为逃脱了日本的控制而愿意接受英国的控制。无论是作为荷兰的还是日本的附庸，印度尼西亚人都认为没有用，他们只想要拥有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印度尼西亚。
对于在中国如何建立一个中国人民认可的、可以代表中国的政府，外界有许多担忧。如何设计一个或多个政府来让印度人接受？什么样的统治才最适合印度尼西亚？这些问题也让亚洲国家担心，但是他们要自己寻求解决办法。一旦从国外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它们很想获得别人的同情，甚至寻求技术和组织上的援助。但同时，它们不想再有任何关于“自治的训练”。孙夫人，“中华民国”创建者的遗孀，在批评中国实行旷日持久的“训政”时总结了这一点，她说：“学习游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水中。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话还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解释。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在亚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在美国也诞生了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它的第一批移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用为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而斗争。他们只是简单地抛下西欧的封建主义，让其不久后遭到致命打击，他们却来到了一个新的、从未存在过封建主义的国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劳动人民，其余的人也几乎不属于曾经在国内的封建制度下获得过好处的阶层。所以，除了南部以外，他们没有令北美大陆再次出现封建主义。
但是，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些移民却带来了殖民主义。相比于拉丁美洲的人来说，北美印第安人不是一个能被压榨的稳定且庞大的群体，所以，这些移民把他们赶到了不断缩小的旷野中去。在美洲，来自英格兰的自由人发现他们征服自然的劳动可望产生殖民主义的果实，而不是成为宗主国当局的代理人和雇员。大不列颠议会把帝国税强加于（美国）移民要支付的当地需要的税款上。这限制了他们航运业的增长，以免英国的航运业受到影响。议会还禁止他们生产能同英国产品形成竞争的货物，从铁器到帽子。西部的土地并没有开放以便殖民人口自由移民，而是被英国的公司所占用。如果美国依然是英国的“美洲殖民地”，那么它就不会走得太远。
因此，这些殖民者就会起来反抗英国。当美国人这样做的时候，纽约的大商人、大地主们，以及在国王的特许下拥有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人依旧作为拥护者站在帝国主义这边，甚至跟他们的移民同胞作战。另一方面，很多新英格兰商人、制造商以及以乔治·华盛顿为代表的南部种植园主则站在了革命一边，为革命贡献了杰出的领导人。但这只是“粗野的”农民从战争中因祸得福，他们打垮了自从马尔博罗以后从未被“印第安游击战”打败过的英国军队的科学战术。至于其他人，惊异不已的欧洲称之为粗鲁的修理工以及从边陲来的半野蛮的、未受过教育的披兽皮的猎户们，他们则展现出能使华盛顿渡过瓦利福奇艰难危机的力量。
由于了解这些人，华盛顿拒绝了当时恰好站在独立派一边的保守党人要他接受的王冠。英国托利派想要制止这股独立的势力，因此施压于他。这个民族把权利法案写进了宪法中。在1812年的战争中，连波士顿商人都表现出亲英的倾向，波士顿商人们一直支撑着这样一个美国，他们创造出了杰克逊式的民主。最后，当外国征服的威胁已将消失，是来自贫穷的、“原始”西部的、普通的亚伯拉罕·林肯，领导这个民族击败正在美国南部滋长扩散的封建主义想要控制全国的企图。
受人尊敬的保守派接受这些事情的时间比接受亚洲今天争取自由运动的时间还短。甚至在美国获得独立30年后，还有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居然还瞧不起并且“怜悯”这个新的共和国，因为它如此轻率地脱离了英国的财富和威严的保护。“美国人，”他写道：“把他们自己弄成了英国人所认为的外国人；他们断绝了血脉和语言上的联系，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独立。但对他们来说适应的过程并不愉快。”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目前大家还争论不休的问题。什么时候一个受制约的民族才能“适应”独立？什么时候它的外国导师才能断定它已经被充分地教育好了？什么时候一个受压制的人才会学会民主？什么时候它的封建主义统治者才认为它值得被“信任”？
从道德的角度看，有人会说没有人会对统治本身感到不适应。但是历史不是道德，它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历史告诉我们，人们想要赢得独立和民主，只是想要有一种权势来保护他们。无论适应或不适应，美国都开始用粉色或绿色的笔去标注地图上遥远的区域属于哪个帝国。它不是等在帕特里斯·亨利呼喊“不自由，毋宁死！”或爱国者拒绝印花税的时候，而是在列克星敦的民兵证明他们真的想为自由而战的时候，就首先以一个国家的地位踏上了一片坚实的土地。
从这以后，事情的进展就快多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战斗中去，组织也越来越扩大。殖民者之间的联系也变得紧密了。然后13邦联宪法诞生，战争的胜利到来，州与州之间关于宪法开始了长达几年的谈判。这就是，一个国家不再是历史的背景而是以主角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
美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英国的失败，就像法国革命的成功不以欧洲的失败为结果一样。新的美利坚民族没有让自己异化于“文明世界”，而是在各种场合展示自己强大有用的一面。用同样的方式，后来苏联也在打败希特勒想要让欧洲重回中世纪的野蛮中贡献了决定性的力量。
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使得4.5亿中国人改变了没有地位的“热闹的民众”的形象。这使得中国第一次如此接近现代国家的地位，这是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