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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能如此精彩地为这部秦汉史著作开篇，实在是笔者始料未及的。湖南省湘西地区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眼古井中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代简牍。中国的报纸迅速地以诸如“改写秦史”、“二十一世纪最重大发现”一类赞誉之辞予以报道。且不说此事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至少它已入选了2002年中国重大发现之一。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一千一百余枚竹简文书的发现已是振聋发聩，时隔二十七年的2002年6月，不能不说有了更大的发现。
简牍即木札，上面书写有数十万的文字。里耶简牍不仅与兵马俑的价值不同，而且在数量上是睡虎地秦简的三十六倍。可以说发现了足够一部书分量的、重要的、秦代当时的文字史料。
1 里耶古城发掘现场
这二十几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秦统一中国的历史，离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史料是无法撰写的，仅仅依靠作为基本史料的司马迁的《史记》显然已经很不够了。同样，今后撰述秦汉史时，作为史料的里耶秦简亦绝非可有可无。里耶秦简发现后仅仅半年，《文物》2003年第一期就异常迅速地登出了《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虽然所刊载的仅仅是部分秦简，但文章根据大量彩色图版对简牍进行了介绍。因此，本书也只是就目前公布的文书内容所进行的写作。中国古代史就是这样，既有趣又艰深。
无论如何，还是先从介绍里耶秦简的概况开始吧。龙山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毗邻以奇岩石林风景而闻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武陵源。在远古沉积于海中的石灰岩隆出海面，受到侵蚀之后最终形成了张家界、武陵源这种喀斯特地貌。由此再往西就是坐落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县。土家族是人口不过八百零二万（2000年）的少数民族，自称“毕兹卡”，意思是“土著”，汉译为“土家”。苗族有人口八百九十四万（2000年），在古代被称为“五溪蛮”、“武陵蛮”。于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掘出土了秦代文书，可谓意义重大。
里耶新发现的简牍可以证明四、五世纪以隐逸诗人著称的陶渊明（又名潜，365—427）所描述的桃源乡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有其真实历史背景的。
《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东晋太元（376—396）年间的故事。说一日，武陵渔人乘舟进入一片盛开的桃花林后，弃舟穿过洞穴，到达一个奇异的村庄。这里的村民说：“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祸乱，率妻儿乡人至此与世隔绝的境地，再未出去，于是与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总之，“从前，在秦末战乱中，有家族、村民一同入此边境，那以后一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们向渔人询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他们甚至不知由秦至汉、从魏而晋的变化。受到酒菜热情款待的渔人希望再次来访，沿来路返回时一路上处处做了标记。但是，当郡太守闻及此事，遣人寻找所做标记时，却未能再次成行。
陶渊明最后赋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嬴氏即指秦始皇嬴政，由于他搅乱了天的秩序，贤人便纷纷避世隐居。秦末的夏黄公和绮里季等人隐居商山，同样桃源乡的那些人也隐居避世。他们初进山时的踪迹已经湮没，道路也已废弃荒芜了。
这一传说历来被认为是陶渊明虚构的乌托邦。毕竟秦末的战乱云云，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说都已是遥远的世界。但是，至少由此可以证明秦的势力的确延伸到了这一带的边境。
2 里耶古城一号井
还有一种认为桃花源实际并不存在于秦代、不过是假托秦朝言后代之事的观点也是根深蒂固的。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认为，《桃花源记》所云“秦”指的是南朝宋之刘裕时期。然而，此次里耶秦简的发现，却揭示了作为理想之乡传说背景的历史真实性。秦人确实进入过此地的史实，从此有了确凿的证据。
有观点认为《桃花源记》的渔人是从沅水乘舟溯流而上的，从里耶秦简来看，秦人也是从洞庭湖先由沅水溯流而上，再沿酉水上溯，在上游建立了迁陵县。简牍内容就是这个比桃源乡所在地更加偏僻的迁陵县使用的文书，而且仅就其是秦始皇时期的文书而言，这个小地方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发生过什么的谜团也终于得以揭晓了。
认为桃花源的村民一定是从遥远的中原避世于此的观点，并不具有必然性。如果说秦朝对这里的统治仅限于沿河小盆地一些据点的话，倒不妨认为他们是从这里逃亡，而后固守于山中洞穴的。对于他们来说，由秦转变为汉是闻所未闻的异空间之事。
多数世纪性大发现带有偶然性。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当地农民打井时，偶然挖出奇怪俑头得以发现的。里耶秦简的简牍本来也是埋在一口古井里，由于暴雨造成泥石流才被发现的。然而，秦人究竟为何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呢？最新的考古发现不但为一直被认为纯属虚构的《桃花源记》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重大疑问。
3 里耶秦简
司马迁虽然在秦始皇去世一个世纪后，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这位第一帝的纪年事迹，但他的记录毕竟是根据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中央朝廷所藏史料进行人为取舍的作品，里耶秦简的大批公文则可以说是秦始皇当时的、未经任何人为编纂的史料。重新认识第一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3年秋，又迎来了另一大发现。湖南长沙市一眼古井出土了汉武帝前期的简牍一万余枚。发掘地点距1996年十四万枚三国吴简的出土地不过百米。长沙走马楼吴简才仅仅整理出一部分，又出土了大量的走马楼汉简。与秦始皇时代的里耶秦简一样，这也是一批废弃于古井的汉武帝时代的公文。
这些出土史料的内容虽然尚未整理、公布，但是可以说武帝时代也有了超越《史记》、《汉书》的出土史料，它揭示了一个依据出土史料从事研究的时代的到来。显然，对秦汉时代历史的认识，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1999年，北京石景山老山地区发生了西汉诸侯王墓的大规模盗掘事件。墓中发现一具女性人骨，专家分析认为是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可能是诸侯王的王妃。2001年据该人骨复原的人物面部，有观点认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吉克人相似。她可能是刘姓皇族诸侯王从西域迎娶的胡女王妃。塔吉克族属印欧语系民族。然而，这一结论引起了争议。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头盖骨做了3D技术的头部复原。结论是该女子为典型的古代中原地区汉代人物（《中国文物报·遗产周刊》2003年第十六期，2月28日）。认为墓主是塔吉克人的观点遭到否定。
最近，生命科学有着惊人的发展。根据遗传基因信息可以对人类进行分类。人的所有细胞都含有线粒体，其中细胞核的染色体组DNA有三十亿个符号是独立繁殖的，而且仅从母亲那里才能继承的有约一万六千个符号的小型DNA。近年人类学家分析了世界各地民族的线粒体DNA的碱基排序，正在绘制各民族DNA的近似表。据说，现代人类诞生于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在那里多样分化之后，约十万年前其中一支向印欧大陆扩展，欧洲、亚洲人的祖先由此诞生。
4 老山西汉墓复原女性像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分析了山东省临淄西汉遗址出土的五十八具人骨，和东周时期九十二具人骨的线粒体。最终探明了在秦统一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歼灭的齐民族的情况。当他们将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两千年前西汉末的山东人，以及现代山东人的身体特征进行比较时，得出了意外的结论。即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现代山东人与东亚的日本人、韩国人相近（参见多贺谷昭《根据容貌探求日本人起源》，载于《日本人的久远之旅1》，NHK出版，2001年；土井浜遗址人类学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渡来系统弥生人的大陆寻根——与山东省合作研究的报告》，2000年）。
我们常常将中国的世界与那里具有漫长历史之汉民族的历史，以“传统”一词予以固定化的认识。然而，不容忘怀的是：悠久的中国史其实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且经过不断的质的变化才得以形成的。秦汉二王朝的建立者，就分别出自西方和东方两个完全不同的集团。秦，早在始皇帝的六百年之前，就由于其祖先非子为周朝牧马有功而得到封地。即位于甘肃省东端的清水县、秦安县附近，黄河支流渭水上游的黄土高原之地。而汉朝则来自于刘邦受封的小国，其国都位于陕西省南端，汉水上游的汉中县附近。进一步说，本来的刘邦集团，来自于刘邦的故乡，江苏省西北部的沛县、丰县的地方势力。位于广义的黄河下游东方平原。
小秦、小汉，兼并其他各国而统治天下，创造了大秦、大汉。以如此方式将庞大国家改朝换代的事情毕竟史无前例，我们称之为帝国。或曰秦帝国、汉帝国，或曰秦汉帝国。秦、汉大国形成之前，小秦、小汉是如何通过与其他地域集团的冲突，最终壮大秦人、汉人集团的呢？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四百余年的历史！
第一章
秦始皇于公元前259年正月，作为秦王子出生于赵国的邯郸。是他结束了战国时代（前403—前221）。五十年的人生之中，他做了二十五年战国时期秦国的王子，后半生的十二年又以皇帝君临统一的秦帝国。他死于前210年，一个世纪之后，他的事迹被司马迁载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纪》以残存的史书《秦记》的年代记为基础，同时汇集地方上流传的掌故，以及古迹中存留的石刻记录等撰写而成。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可以通过那些对秦之后的汉代一无所知、生活在秦始皇时期的地方官吏的眼睛审视这位历史人物了。他们作为秦国的官吏，在地方支撑着秦的政治，又亲身经历了秦统一中国那种改变了其后两千两百年中国历史的动荡时代。他们是《史记》中没有留下名字、埋葬于地下的那些官吏。
5 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墓主
为我们保存了云梦秦简的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墓主人是一位南郡管辖下的县级官吏，他没有留下姓，我们只知道他叫“喜”。他生于前262年，死于始皇三十年的前217年。从秦始皇前246年即位秦王，直至前221年统一中国，在此期间“喜”一直是一位地方官吏。
龙岗秦简出土地云梦龙岗六号秦墓的墓主人，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他的确是一位县的官吏。“喜”死于秦始皇去世之前，龙岗六号秦墓的墓主人却亲眼见证了秦始皇的死。
里耶秦简并非出自个人墓葬，是在古井中发现的废弃物，多是些县级官吏书写的文件。在秦始皇统一的时代，是这些官吏在地方上担负着平凡的行政工作。
《史记》列传中围绕秦始皇记载了许多知名人物，像吕不韦、嫪毐、韩非、荆轲、李斯、蒙恬、赵高、徐福、卢生都是历史上的名人。《史记》中刻画的这些人物群像，的确扮演了极富戏剧性的历史角色。与此有所不同，地方官吏留给我们的文字史料虽说并不生动，但仅就其直接面对民众一点，却能使人感受到民众的气息。以秦始皇为主角的中央政治正剧当然也很有趣，不过增加一种地方官吏的视角去观察的话，无疑可以使我们对秦始皇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那毕竟是司马迁也未能涉及的历史记述。
秦始皇虽是已作古两千二百年的历史人物，但可以说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活到今天。即便在“文革”期间，孔子受到批判的时候，秦始皇仍受到赞扬。毛泽东赋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拥护秦始皇的观点再度活跃。秦始皇究竟是暴君，还是干才君主的争论自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了。
秦始皇是个充满传说色彩的人物，之所以后代产生各式各样脱离史实的演义，是由于他是中国史上最初的皇帝（统一王朝的皇帝至少就有九十八人之多）、建立了统一帝国。但同时这个由西方秦国征服东方六国而诞生的统一帝国，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又被东方势力最终击溃，于是有了暴君与干才君主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然而，传说很难与史实判然划清界限。司马迁自己对于传说与史实就未能作出自觉的区别。
6 筑
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在各地树立了赞颂自己的刻石。其中为我们留下了统一战争的回忆，碑文上说：“六国之王，虐杀人民……”秦对东方六国，即韩、赵、魏中原三国，以及燕、齐、楚三国发动的战争，从秦国的立场上看是正义的统一战争。但是作为败北的六国，当然认为是秦征服六国战争。被侵略一方的史书随着秦始皇焚书令的实施已经荡然无存，但毕竟还有这样一个事件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
秦始皇的在位期间可分为：十三岁开始的二十五年间秦王时期和最后十二年的皇帝时期。在秦王时期，发生了北方燕国敌对势力对他的暗杀未遂事件。对此事件秦国的历史上仅留有简单的记载：
秦王政（即秦始皇）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唯恐秦军来袭，遣荆轲去刺杀秦王。秦王发觉此事，杀荆轲，令王翦、辛胜二人攻燕。
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被秦歼灭的各国的《世家》中对此都予以了非常冷静地记述。但是，那些记载与其说是叙述暗杀事件的真相，不如说是讲暗杀未遂是如何为秦王攻燕提供了借口。战争也要求有正当的理由。在战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社会中，舆论认为秦迎进了刺客，从结果来看，为的是要惩处背后阴谋的策划者。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奉命执行暗杀的决行一幕，有着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奉太子丹之命后，荆轲将樊於期将军的项上人头和富庶之地督亢的地图作为进献秦王的礼物，带上秦舞阳出发赴秦。易水岸边送別时，荆轲合着筑的节奏，唱出了那首后人广为流传的诗歌。全体人员白衣素裹为他送行，来到易水边，祭祀道祖神，高渐离为他击筑，荆轲和着筑声唱起悲歌，送行者无不为之潸然泪下。荆轲又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词的四字句与三字句之间以“兮”衔接，这个“兮”不可忽视，它起着调节呼吸、音调，渲染感情的作用。送行者无不感慨，怒发冲冠。于是荆轲登车而去，终无反顾。据说旅行者出发时如果反顾的话，行程中将会发生不吉之事。
为荆轲的短歌更进一步烘托悲情的是筑的伴奏。筑虽是一种弦乐器，但既不用弓拉，也不用指甲弹，而是用拨子击打发音的乐器。是一种便于户外携带的小型乐器。筑在宋代以后既已消失，自从湖南省长沙王后墓出土了筑的实物之后，其形状才重新得以确认。这种乐器的有五根弦，器身仅仅长117厘米，宽11厘米，厚6厘米。有着像吉他似的柄，左手握柄部调节音阶，右手持竹拨子叩打。江苏省连云港侍其繇墓还出土了击筑歌舞图。
7 筑的演奏
在中国不仅有以弓拉弦，有以指甲弹弦的乐器，还有用棒击弦的乐器。这种乐器称为打弦乐器或击弦乐器，流传至今的有从西方传来的扬琴。古代的筑也是这样的乐器。指拨子可以凌厉地瞬间叩击，较后来的弓弦乐器来说，这种乐器的干脆音色，也许更加余韵悠长。“兮”的歌声与筑的音色交融一体，与荆轲的心境形成完美的共鸣，触动着人们的心弦。
荆轲一行到达咸阳，袭击秦王的情节也随之进入了高潮。东汉时期的画像石，是一种死者祭庙墙壁的石刻。画像石上的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是一种将时间凝固的描绘。让我们来看看《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述的这一场景：
8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
秦王迎荆轲入咸阳宫，荆轲手持樊於期的人头函，秦舞阳捧着地图匣。一到秦王面前秦舞阳恐惧地颤抖起来，群臣颇感怪异。画像石右下方匍匐于地的那人，描绘的就是当时的秦舞阳。荆轲回头笑笑，道歉说：“北方蛮夷之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如此。”秦王说：“送上地图来！”荆轲奉上地图，秦王展图之最末端时，一把匕首出现在眼前。荆轲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刺去。匕首并未刺中身体，秦王惊愕立起，衣袖被撕下。所以画像石中间有一截袖子悬在空中。秦王欲拔剑，仓皇之间，利剑无法立即拔出。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柱而逃。画像的柱子左右，一边是撇下鞋子逃生中的秦王，一边是怒发倒竖的荆轲。
群臣在此紧迫情况下，失去了冷静。按照秦法，即便服侍左右的群臣在殿上也不得携带武器。此时，御前侍医夏无且将手中的药囊掷向荆轲，秦王趁此得以将剑推至背后并拔出，以剑击荆轲。荆轲将匕首投出，却击中柱子。画像石中间的画面描绘了这一瞬间。荆轲最终为左右所杀。
9 荆轲
这里，《史记》所载内容与画像石的场景有三处明显的不同：第一，画像石中的秦王并没有持剑击伤荆轲，而是用身上所佩玉环正要投向荆轲；这一动作从画像石右侧的秦王右手明显可以看出。第二，秦王左右人等并未被禁止携带武器，画像石左、右两端的士兵都手持武器。第三，作为救急的重要人物侍医夏无且并未在画像石中出场。
民间关于这起暗杀事件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司马迁的记载与画像石描述的内容应该做不同的解释。以荆轲刺秦王为题材的画像石在各地多有发现，反映了各地的不同传说。历史就是这样，可以从同一个事实剥离开来，在人们的心中得以不断地扩展。这就是历史之所以又是历史剧的缘由。但是，正是由于戏剧性的强烈感染力，所以有必要辨别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后人演绎。虽说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
侍医夏无且曾因营救秦始皇受到赞美，而且一直活到了汉代。司马迁将画像石中所绘民间流传的荆轲故事，和夏无且营救秦始皇一事都收入了《刺客列传》。历史素材中各种出发点不同的史料错综复杂。是谁记述了原始史料，是谁讲述了那些事情，编辑那些原始史料的人又有着怎样的立场呢？可以说，悼念荆轲、从荆轲的角度讲述暗杀秦王事件的是那些被秦国歼灭的六国人。历史记载中说秦利用这一事件最终灭亡了六国。于是，汉代司马迁既结合新史料描述了秦的统一战争，又以赞颂的口吻将荆轲收入列传。
这种冷静的态度贯穿了整部《史记》，以原始史料讲述事件和人物。同一个事件，如果史料有差异，会出现不同的立场，有时甚至出现了矛盾，也并不加以修正。由此可见，《史记》的文章并非创作，书中虽未一一注明出处，但是作为史料的确是原始材料。
公元前227年，即刺秦王未遂事件那年，一位名叫“喜”的秦南郡地方官吏整三十六岁。他已经失去了父亲，这一年七月甲寅日母亲也去世了。同年，发生在秦咸阳宫的荆轲刺秦王行刺事件具体在哪月、哪日虽然史无记载，但是这年四月二日，秦南郡郡守向所属各县发出了一篇治安文告却有据可查。这份叫做《语书》的文告写在十四支竹简文书上，作为随葬品发现于喜的墓葬中。秦占领了南方楚国领域之后，虽然在那里设置了郡，但并未能对那里实行完全的统治。《语书》的发布如果是在荆轲事件之后的话，在那种就连秦王自身性命都受到威胁的紧张的国际关系下，为了防止被占领地的叛乱，《语书》可以说这是一份旨在强化秦统治力量的文告。
当时，作为地方官吏的喜对于比自己小三岁的三十三岁的秦王，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呢？很可惜我们没有发现能够反映他个人心情方面的文书。不过，喜死的时候，他的墓中陪葬有墓主人作为地方官吏相关的法律文书竹简。同时还陪葬了一部长达五十枚竹简的《编年记》，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
《编年记》是一种记载墓主人身世的履历书，魏晋时期以后叫做墓志，将死者的经历刻在石头上埋葬于墓中。秦代尚无那样的做法，而是像今天我们写履历书那样，把个人经历按照年号记载竹简上。《编年记》的年号是喜所属秦国的年号，是结合秦国大事所做的记录。其中记载说：“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所谓“四十五年”是指秦始皇曾祖父昭王四十五年，即公元前262年。秦王政在此后三年的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出生于赵国的首都邯郸。喜的出生时刻，在《编年记》中是在记录了秦国攻战大（太）行、野王两地之后的十二月甲午，鸡鸣之时，即凌晨两点。关于秦王政的出生时间，史书上记载曰：“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一名官吏却也留下了出生的具体时刻。以不久后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皇帝的人物与一名地方官吏做这样的对比，也是一件趣事。
喜并不是中央派往地方相当于郡县长官或次官等级的长吏，而是出生于地方、在当地被录用的地方官吏。他的职称或叫做“史”，或称为“掾史”。十七岁时他作为成年男子登记了户籍，十九岁那年当上了县史。做这一工作必须能够阅读、书写文字。喜还当过县令史，二十八岁当上了鄢县的狱吏。狱吏的职务仅仅能够读写文字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处理犯罪案件，通晓法律和案例，还必须具有撰述报告书、判决书的能力。
喜在二十九岁那年，即公元前234年曾经从军打仗。从这位地方官吏的生活不难体察到当时战争的紧迫形势。前232年他参加了平阳之战。统一战争结束之后，秦始皇巡行各地时，喜终于有机会见到了秦始皇。本书后面还要提到项羽见到秦始皇的情景，就喜而言，竹简在记述前219年事时写道“今，过安陆”。就是说，作为地方官吏必须保障秦始皇一行在出巡中的安全和道路通畅。所以在迎接皇帝一行时，他自己记述说“现在，皇帝从我眼前通过”。当时四十四岁的喜也许已经不再是地方官吏了。作为生活于秦王时代的喜，我们可以从他见到秦始皇的记述中见到感激的味道。毕竟与项羽所言“我将取而代之”的语气有所不同。喜言及统一后的秦朝虽然仅有一句话、并没有流露出感情色彩，但在“今，过安陆”这仅仅四个字的原文中，还是传递出一种为秦朝供职的欣慰。
与出土史料的淡淡表述有所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第二次出巡的记载可谓丰富多彩。《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是分立的，意在将秦王政以及秦始皇的时期与他之前的秦国相互区分。喜的《编年记》却不是这种结构，而是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开始记述到昭王五十六年，而后是孝文王的一年、庄襄王的三年，之后是“今元年（即今上元年）”直至三十年。年表中记述了九十年之间近一个世纪的大事。其中超过半个世纪的五十六年的昭王时期是最值得注意的。秦王政和喜出生的时代，正是秦为成为秦帝国而努力奋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