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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能够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是笔者的荣幸。本来是用日文写给日本人的外国史读物，现在中国的读者要将其作为自己国家历史的史书来阅读了。但是，就我本意的来说并不希望读者是将本书作为一本由外国人写作的中国史，而是将其作为不问国籍的一名研究者所著的中国史书来阅读。
在此研究领域中，笔者作为日本秦汉史学会的一员，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秦汉史研究会的不断交流。在日、中秦汉史学者撰写的论文中是没有国境界线的。对于中国最早实现统一的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学者都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基本文献和竹简、木简出土的文字史料，以及考古学资料为依据予以描述的。
然而，所谓历史读物必然要反映著述者的立场。在日本作为从外部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的人们，与在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之中生活的人们，他们观察过去的立场自然不会一样。这也许就是历史认识的差异吧。
本书则是将中国、日本都置于东亚这一大背景之中的。秦汉时期的日本列岛，社会与中国相比的话是相当落后的，这是当时的事实。“倭”已经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日本列岛当时还是小国分立的时代，其中的一个小国向汉进行了朝贡。但即便如此，那种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华的角度出发，视边境地域为“夷狄”的观点并不可取。笔者放弃了华夷思想，从多元文化地域集合体的观点对中国进行了描述。
另外，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视角也是很重要的。对于当时中国与古代罗马之间的关系，我不仅记述了东汉时期罗马使节访问中国的直接交流，也看到二者所共同具有的古代社会的时代特性。对于希腊、罗马的古代与中国的古代，我并没有从民主与专制的所谓二元的对比关系进行描述，而是着重探求了同一时代东、西世界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独自而完整出现的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所具有的真相。我认为从民众创造的国家、帝国的视角描述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在当地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对秦汉时期许多遗址进行了长年的调查。踏访了诸如秦汉的都城、皇帝陵、长城、始皇帝巡行路线，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设施，以及黄土高原、黄河下游流域的许多遗址，还参观了各地的博物馆。调查访问中，我一方面深感文献史料有限，同时又通过亲赴文献所描述的地点进行考察，从而加深了对文献史料的理解。这些成果在本书中可说随处可见。
鹤间和幸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