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了统一。秦的统一并非只是兼并六国，即后世人所谓“六王毕，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宫赋》），而且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方式实现了中原文化向北边匈奴控制区和岭南越人居住地的扩展。后者的意义尤其重要。有学者称秦的统一是继商周时代“有着广大统治区域的统一王朝”之后，又经历了“充满了战乱和分裂”的东周时代，实现的“重新统一”（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7页）。当然，秦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已经与商周时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完全不同。秦帝国的建立，版图的规模，行政的力度，控制的效能和文化理念的同一，也与商周时代完全不同。秦的政体又为汉帝国所继承并进一步完善。

从秦统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在两汉之间，又有王莽新朝的短暂统治。在这四个多世纪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有重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进行了生动活泼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和管理形式，也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怎样全面地认识和深刻地理解秦汉历史，从司马迁到今天，人们已经探索了两千多年。今天学者对许多秦汉史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异见。我们面前的鹤间和幸著讲谈社版《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中译本，提供了与许多中国学者视角有所不同的对中国秦汉史的另一种说明。

鹤间和幸是日本从事中国秦汉史研究成就卓然的学者，多有质量优异的论著面世。他的这部《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秦汉历史。这部专著虽然更多地侧重于秦与西汉史的论说，但是对于东汉史的分析，依然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亮点。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以后，又有若干有益于说明秦汉历史的新的出土文献面世。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新资料的利用，正是鹤间和幸这部著作显著的优异之处。此外，陕西秦汉考古学者近年的工作成绩，如张安世家族墓地的发掘信息，汉长安城宫殿区的考古收获，甚至“张汤印”的发现，都受到作者的注意，及时作为最新资料用以说明和印证自己的学术论点，体现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作者站立于学术前沿的立场。书中对于汉长安城周边自然环境的介绍，对于东汉自然灾害影响人文历史的思考，也都反映了作者对生态环境史予以重视的可贵的学术新识，可以给我们有意义的文化启示。

中国古史研究学界久有“汉承秦制”的说法。这一见解较早见于《续汉书·舆服志上》、《舆服志下》和《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前者《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及卷七七四引作“董巴《汉舆服志》”、“董巴《舆服志》”。而《续汉书·五行志一》说，“《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可知“汉承秦制”之说汉末已经通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简秦律的承继关系，也鲜明地显现了这一事实。李学勤先生对于秦汉文化的关系是这样表述的：“秦的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统一后，划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随后发展为四十六郡。郡县制的普及，形成了与商、周王朝不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朝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在历史上充分发挥作用；而不久建立的汉朝，其辉煌的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2页，第382页）鹤间和幸著《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将汉帝国的历史文化存在视作“始皇帝的遗产”，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符合历史真实。

尽管主要用意在于向一般读者介绍秦汉历史，并不承负在较深层次进行学术攻坚的任务，但是《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依然在若干方面提出了颇为新异的意见。例如，书中写道：据“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通过古代人骨分析得出的结论，“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这样的认识，可能还需要较丰富的资料和较全面的考察的支持。

关注学术成果传播的朋友们都知道译之不易的事实。实际上，自西汉时期起，已经出现了“译官”、“译令”（《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译长”、“译使”（《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等身份。所谓“译人传辞”（《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已经是作用特殊的文化职任。“译人”这一称谓也成为一种对文化交流负有崇高责任的职业的代号。马彪先生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译本在“信、达、雅”诸要素中“信”的方面应当首先可靠。“达”和“雅”当然是很高的要求，译者的努力可以使我们看到成功。特别因译者作为熟悉中国历史学的学者，在译作中也会有自己的学术意识体现。建议读者、特别是有意以此作为学术参考的朋友能够将鹤间和幸教授的原书和马彪教授的译本两相对照，也许会获得更多的阅读收益。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012年1月17日 j17hvq5hq2QhYkeE7H6eCcH0TDPzOz6PS1quJqUAkHmfMogu9/j/nDUa+sEDSV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