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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本居地范阳起兵。节度使驻地的名称是范阳，而其治下首邑的名称是幽州，即相当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之地。本来是位于中华本土东北边境处的小城，但是作为军事据点之城其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此后，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与通往现代北京成为中国首都的道路直接相连。安禄山的举兵，成为从根基上使中国史出现大转折的关键，也从结局上意味着范阳城乃至幽州的新起点。
随从安禄山起兵的是由同罗、契丹、室韦人组成的骑兵精锐部队，共有八千人。以之为中坚，还有节度使驻地范阳、平卢、河东的各部队，加上范阳治下幽州、蓟州的力量，骑兵、步兵全部集中起来共有十万或十五万人。他们平日里结为父子关系，似乎是在炫耀这种铜墙铁壁的信赖关系，号称“父子军”。
此前，安禄山曾进攻处于自己根据地背后的契丹族及其近族奚。目的是为举兵和南进铲除后顾之忧。据说当时动员了多达十五万或二十万的兵力。就是说，为推翻唐朝、建立新国家而行动时，他亲自统率的军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安禄山将契丹族等游牧骑马民族拉进自己的近卫军，当做“王牌”使用，仅此一举说明他深知其威力和破坏力不一般。他给次子安庆绪麾下留了不少军队，为的是确保大本营范阳一带始终作为战争的策源地，同时防备北边，是个理所当然的策略。
安禄山亲率的多种族混成的革命军，打着清除杨国忠这一把持唐朝朝政的“君侧之奸”的大义旗号，首先向着东都洛阳，一路击鼓南下。据说夜间行军，天亮进食，日行六十里即三十三公里左右。带着辎重，且与步兵同步行进，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速度相当快。更何况是十万至十五万人的大军团。应该说是快速进击吧。
本想就战事的发展和战线的扩大做详细叙述，无奈篇幅有限。总之，尽管唐军此前就对安禄山保持很强的戒备，惴惴不安，可是当时河北各地的唐朝部队毫无抵抗，或溃败或投降了。只能归咎为他们太习惯于“和平”状态了。
3 “安史之乱”关系图① 安禄山的进攻
而安禄山方面为了这一天做了充分的准备，调整部署，事先全面调查进军路线，制订必胜的战略。举兵及其日程和作战计划，也仅有他和另外五个人知晓，秘不外宣。有了周全、万无一失的准备，如离弦之箭般起“事”的安禄山，在军力上自然占有绝对优势。
除此之外，全军在与契丹和奚族长期的征战中已经“惯战”，个个都是战场经验丰富、武艺高强的勇者。而且，根据战况的发展，一旦需要，机动性极强的精锐骑兵部队也可以随时投入战场。尤其是在开阔的平原作战时，推进的速度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至少，这场战争最初的舞台是由安禄山一方掌控的。
在举兵仅仅一个多月后的十二月十二日，洛阳陷落。速度实在是惊人。仅在这一点上，唐朝就处于劣势。如果顺着这个势头，安禄山再加大进攻力度，唐朝也许就会瞬间瓦解，以一个寿数不足一百四十年的王朝载入史册。
然而安禄山却没有这样做，眼睁睁地错过了这乘胜追击、一举获胜的绝好机会。其原因主要在于安禄山自身，他病了。视力逐渐丧失，体质虚弱，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安禄山本来体格肥胖，体重达二百公斤。为他写传的藤善真澄说他患有糖尿病，而且症状很严重。情况应该是这样吧。据记载，他在进入洛阳城即位后不久就发病了。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说他因称“皇帝”而遭天罚的写法，未免太过合适了。或许更有可能的是，安禄山此前已在病中了。不无可能，为了尽早实现梦想，他是在对自己的病情有所觉悟的情况下做出举兵决定的。进入洛阳城后的安禄山的行动，看上去好像只顾关注如何使自己即将结束的人生变得更加辉煌似的。
洛阳城是个很特殊的地方。自古就被认为是“土中”即大地的中央，从称之为中华当中之中华的当地习惯以及唐朝的国家角度来看，作为王朝大业根基所在的西京长安，政治、军事色彩较浓，而洛阳与之相比，政治上自不必说，在经济、交通、文化等各方面也都是更胜一筹的要地。特别是则天武后重视该地，其中也包含着她想使自己女性皇帝的地位合法化的目的，把洛阳作为新王朝中心那样的圣城，装饰得富丽堂皇。
长安是自北周、隋以来古老“王权”的所在地，而洛阳真正是多种人、多种文化汇集的世界性东方世界的中心都市。的确，作为宣告新国家诞生的地方，洛阳才是最合适的。
就在洛阳，安禄山于次年正月元旦即皇帝位。一月一日又是安禄山的生日，很可能是特别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合的“圣日”。
总之是在进城后仅十八天的时候，实际上还不清楚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真正整肃威仪。无论如何，即位是非常仓促的。只能说那样做有“某些”不得已之处。
新国名为“大燕”，本是以自己根据地的古名“燕”起的名。定年号为“圣武”，这可以联系到他在长安时的旧主、已成推翻对象的玄宗的尊号“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看来他对“圣武”二字情有独钟。
附带说一句，日本国的圣武天皇在距此七年前让位于女儿孝谦，为她上谥号“圣武”，是天平宝字二年（758）的事。一般认为是取了玄宗帝号中的“圣武”二字。后来，“叛乱者”安禄山曾以“圣武”为年号之事传来，当时淳仁天皇及其朝廷内一片慌乱。
也就在此时，安禄山军队的快速进攻已迅速消失，莫如说是拿下洛阳后就立刻终止了。在即位、建国、建元大典的同时，安禄山本人也倒下了。统帅部失去了控制力，将士们沉溺于洛阳街头。这样，以天下要冲潼关为隔，与长安的玄宗政府形成了对峙状态。与当初玄宗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时的情形不同，战线止步不前。
在河北，平原太守颜真卿和常山太守颜杲卿进行了史上著名的抵抗。二人是堂兄弟。唐朝一方采取了尽量避免遭遇战、缩入城中一味固守的策略。这样一来，安禄山的军队无法一个个地消灭他们，逐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即便是这样，唐朝一方也没有掌握主动权。
那时，潼关守将哥舒翰统率的二十一万八千人的多种族混成大军于六月八日应战出击。哥舒翰是突骑施父亲和伊朗或粟特母亲所生的混血儿，也是安禄山的对手。身经百战的哥舒翰认为固守潼关至关重要，但是惧怕他的杨国忠却挑唆玄宗下令出击。被迫拼凑起来的唐军惨败。对阵双方的平衡状态一下子被打破，长安陷落，六月十六日玄宗逃往四川。途中，在杨国忠等人被杀的同时，杨贵妃也被赐自缢。
唐朝几乎就此灭亡了。转战于河北、河东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撤军了。借着唐朝的大败，处于窘境的安禄山军本应一举打开局面。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4 “安史之乱”关系图② 唐军的反击
这次是安禄山一方出事了。几近精神错乱的安禄山，在第二年正月五日的夜里被儿子安庆绪等三人暗杀于洛阳宫廷内的寝所，因为安庆绪感到他作为后继者的地位已经不稳。直接下手的是契丹族出身的近侍李猪儿。据《安禄山事迹》，当时安禄山五十五岁，举事之后才过了不到一年两个月。
十分游戏般交锋的结果，形成了安庆绪与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建立临时政府的玄宗次子肃宗这第二代人之间的争夺。以安禄山之骁将闻名的史思明也在范阳独立。这样，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又有其他势力正式加入进来。建国后的第十三年，占据蒙古高原的回鹘游牧国建立。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势力要超过范阳、洛阳和灵武任何一方。关键就在于最强的军事力量究竟与谁联手。
据记载，早在安禄山还在世的756年的阴历九月，灵武的肃宗政府为了向回鹘请求援军，派唐王室的敦煌郡王李承寀和突厥系的骁将仆骨怀恩北行，他们于次年十月到达嗢昆水畔回鹘的大本营斡耳朵·八里，会见了第二代可汗磨延啜（回鹘语或作moyun chor），协议合作。根据这一约定，首先由回鹘两千人的别动队袭击了安禄山的根据地范阳，磨延啜于十二月亲自南下，与郭子仪一起制服了河曲方面。只是就磨延啜的南进，还有难以确认之处。
这里所说的记载，指唐朝一方编撰的汉文文献。根据这些文献，回鹘军站在唐朝一侧真正采取行动是从安庆绪、肃宗、史思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757年阴历九月开始的。指的是磨延啜可汗令太子叶护（yabγu，非人名，为王号之一）率四千余骑，前往唐军阵地增援，以助其夺回长安。结果，同月从凤翔出发的唐军凭借回鹘军和仆骨怀恩的奋战大获全胜，当月进入长安，回鹘军和郭子仪军接着进攻潼关和陕州，安庆绪因此放弃洛阳退往河北。唐军在十月里轻而易举地同时夺回了两京。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依据汉文史料得出的结论。研究回鹘史的森安孝夫以回鹘语的文书史料为线索，期望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他认为回鹘实际上不仅与唐朝而且与安、史都有来往，以图与更有利的一方联合，若得到机会还想进一步当上中华自身的主人。
磨延啜于759年的阴历四月去世，经过一番波折，其幼子移地健（idiken）即位为牟羽可汗。其后，取代史思明的史朝义于762年求援，可汗亲率倾国之兵十万南下，一时部队聚齐。的确，根据当时回鹘军的动向，事态将发生变化。唐朝一方为无视其求援而南下中华本土的回鹘军所吓怕，遂全力进行笼络，终于将其拉向自己一方。于是，史朝义的命运就结束了，为回鹘军和仆骨怀恩之子等人所灭。所有的原因都在于回鹘。
在森安看来，磨延啜、牟羽两位可汗统治时期的回鹘游牧国曾对中国本土有所图谋。尤其认为牟羽在779年曾企图征服中国，只不过因内讧而搁浅。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还是很难掌握到“真正的事实”的。作为后世的我们，除了以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主要信息来源外别无他法，因此应该认真对待这一现状。
正如下文所述，涉及安禄山、史思明的记载完完全全体现了唐王朝的立场。关于回鹘，也确实是一样。唐朝一方很难说会忠实地记载那些明显对它不利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留下了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安禄山洛阳称帝之年的五月，即他的荣耀达到顶峰的时候，契丹和奚两族从北面袭击了范阳。契丹和奚的行动，似乎给安禄山阵营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是否真的可以把它归结为偶发的或是自发的行为？
唐朝方面出类拔萃的名将、确曾发挥显著作用的李光弼，原本出身契丹。那时他恰好从河东即山西出击，转战河北，正准备从南面觊觎敌方的根据地范阳。认为李光弼与契丹和奚之间没有关系的说法，很难成立。
安史方面也好，唐朝方面也好，双方都是多种族混处的人们。在潼关一败涂地的哥舒翰，那时已经半身不遂，不可能怀有野心。假设他还身强力壮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他的部下当中，已经有将在下一时期崛起的朱邪和沙陀之人。安禄山一方，也发生了突厥王族之裔阿史那从礼在占领长安之时图谋自立而逃走、后来惹出大乱的事件。原本被视为唐和回鹘之中介人的仆骨怀恩，也为自己而奔走，不久即向唐朝举旗造反。
这样看来，回鹘自不必说，旧的突厥势力、契丹和奚集团、朱邪和沙陀等，这些大、中、小不同的部落，都各自建立了相应的政治组织在活动。不管是安禄山还是哥舒翰，都可以视为其中引人注目的“领袖”。在这一点上，是否真的存在草原与中华的确切区别呢？恐怕，立足于这一前提本身也许就是愚蠢的。
【粟特之遗产的述说】
图二 |
图三 |
来到东方的粟特族——中亚的粟特族来到亚洲东方以及中华地域之事，一直以来广为人知。能充分证实其真相的具体遗址、遗物，近年来在中华本土的中央地区被陆续发现。从西安市也传来令人震惊的信息。在西魏、北周、隋、唐等一系列“拓跋国家”的首都旧长安城之地，从突出于其北侧的唐大明宫遗址西北约300米处，发现了北周时代的安伽墓。这是2000年5月的事情。各种发掘物当中,在石榻(石造的沙发）左面、正面、右面的靠背部分的石板上雕刻并着色的粟特贵族的形象，使人充分联想到当时奢华生活的情景。
图二 安伽墓石榻彩绘浮雕之一。上半部中，坐在地毯上的主人公沉浸在音乐、舞蹈之中，好像是在喝玻璃杯中的酒。下半部中，骑马的人正在用弓箭猎杀狮子、用枪刺杀野猪，都是证明勇士行为的最髙体育项目。
更令人震惊的是，2003年6月又在距离未央宫遗址东北大约1.6公里处发现了史君墓。据石板上所刻粟特文、汉文，可知墓主人史尉各伽(Wirkak)在西魏文帝之时（535—551在位）已经来此居住，他在粟特本土的史国继承了曾为萨宝的祖父以来的地位，在北周统治时期也是粟特人的领袖人物。 图三 是史君墓石椁浮雕的一部分。反映的是长有鹰足和翅膀的神在管理着火坛祭祀。
图四 |
图五 |
粟特本土上的美丽肖像——以萨末鞬和不花剌为中心的泽拉夫尚河流域可称为粟特本土之地，与上游的城址片治肯特一样那里也留下了粟特文化繁荣的痕迹。 图四 是位于现在撒马尔罕市北郊广阔的阿甫剌西牙卜城遗址内、宫殿遗迹中七世纪后半叶壁画中的一部分。骑在骆驼上的两个人物，都被认为是来自南边石汗那地方使团的随行人员。正面右侧的人物，红褐色的脸颊上留着白色的络腮胡和唇胡。而左侧的人物是黑头发，白皙的脸上留着黑色的络腮胡和唇胡。他们的装束和描有连珠图案的鞍垫等，的确不仅髙级，还以钴蓝色为底色着色，整个壁画都显示了超群的技艺（撒马尔罕历史博物馆藏)。
绘有竖琴演奏者的 图五 ，反映的是片治肯特壁画中特别漂亮的场面（塔吉克斯坦科学院附属纪念A.达尼什历史研究所藏)。另外，片治肯特遗址的年代跨越五至八世纪，该绘画的年代也不好确定。也许是作为粟特本土“最后屏障”的片治肯特在伊斯兰东进过程中即将灭亡之前。比起图二与图三两幅图，图四、图五两幅可能更新，这一点值得注意。
即便如此，事情似乎仍然只局限在亚洲的东方地区。然而，实际上已经扩展到比它更广阔的范围了。安禄山死后，在事实上继承其衣钵的史思明的新国家运动，以及向来依照中华观念被称为“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其余波中，以西藏高原为中心形成“王国”或“帝国”版图的吐蕃，乘乱由西进发，一时占领了长安。唐朝变得有名无实，这在任何人的眼中都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似乎从更加遥远的西方也有波涛涌来。据说在“安史之乱”时，曾有阿拉伯的军队为唐朝助阵。搜集汉文史料即唐朝一方不连贯的记载，结合当时中东伊斯兰的形势，从而提出这一新观点的，是将中亚、中东的历史乃至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也纳入研究视野的稻叶穰。
回过头来看，在安禄山举兵四年前的751年，高仙芝统率的唐军在中亚西部天山北麓的怛逻斯河畔被阿拉伯·伊斯兰军打败。由此引发了众所周知的东西方两股势力间的冲突，伴随它的还有造纸术的西传。这场战役本身，对于双方阵营后来的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只是常常被当做历史上的某种花絮来述及。可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另外，被认为出身朝鲜半岛的高仙芝，在攻打洛阳时败于安禄山的军队而死。
唐朝方面，不仅招募回鹘游牧国和阿拉伯的士兵，而且还从不同种族、不同地区广招士兵。然而，正如反复提到的那样，对于安史一方，即使有什么援兵之类的“利敌”记载，汉文史料也基本不会言及。当时阿拉伯等国的军队是否只是响应了唐朝一方？这的确很难说清楚。前述吐蕃的进攻也真的就是单独行动吗？总之，用现代方式来说，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某种“国际战争”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中东伊斯兰世界发生了大动荡。就是说出现了反朝廷的运动或者说“叛乱”并取得了成功，建立了名为阿拔斯朝的新型政权。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易卜拉欣得到什叶派的支持，成为反倭马亚运动的首领。以此为契机，向东部伊朗之呼罗珊方面的工作蓬勃开展起来。派去被解放的奴隶伊朗人艾卜·穆斯林，宣传阿拔斯王室的正统性。
于是，组成了以呼罗珊的伊朗人为主的革命军，一时席卷了伊朗大地，向伊拉克发动进攻，击溃了倭马亚朝的军队，革命成功，于750年建立了以赛法哈为第一代哈里发的阿拔斯朝。顺便说一句，那次怛逻斯河畔的战役，就是很仓促地于第二年发生的。
说到世界史上这次著名的变动，自然会带出与五年后爆发于东方的安禄山的新国家运动之间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以伊朗系的人为主发起的革命运动。目前尚未见到直接记载两者关系的史料。但是，在呼罗珊，过去当萨珊帝国毁于阿拉伯·伊斯兰军的进攻之际，以其王族和贵族为主组成了“亡命政权”。结果政权并未得以维持，导致大量伊朗系的人们迁往更远的东方。唐朝统治区域内伊朗风格文化的流行，是在原有伊朗系、粟特系影响的基础上，再加上萨珊帝国解体的冲击造成的。
可谓阿拔斯朝革命“发起者”的艾卜·穆斯林，在革命成功后继续控制着呼罗珊，很有可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王国”。报达新哈里发政权的力量基本上是鞭长莫及。以伊朗人为主的这个“呼罗珊政府”，对于包括阿姆河以东旧粟特地区的中亚究竟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呢？遗憾的是还无法确定。从这混沌的旋涡中，或许可以得知为唐助阵之“阿拉伯兵”的真实族属。
西边出现了阿拔斯朝，东边出现了安禄山、史思明的新国家运动。西边成功了，而东边却以失败告终。然而，不论在亚洲的东方还是在中东、北非，新时代的门户同时在渐渐打开。东西方的这一互动现象，在东西方文献中还处在真空地带，很遗憾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尽管如此，作为历史上极有可能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