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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到历史 神话时代 夏王朝
人类起源于非洲。人类出现的年代向来被认为是在地质年代的第四纪更新世。但是，根据现在的古地磁年代的层序划分等观点，学界多以170万年前为界，认为猿人（Homo erectus）出现以后相当于该地质年代。
而现今比猿人更早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属）则可上溯至第四纪更新世以前的第三纪上新世，199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始祖地猿的化石，使人类起源有可能追溯至500万年以前。能直立两足行走的猿人发明了石器。目前所知最古老的石器是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哈达尔的250万年前的石器。
12 中国的前期旧石器时代遗址
关于人类最初离开非洲大陆向欧亚大陆扩散的年代，从以色列的乌贝蒂亚遗址的事例来看，大约是150万年前的事。与之相对，目前在中国发现了多处属于相当古老的地质年代的石器遗址。主要包括：安徽人字洞遗址，其年代为240万到200万年前；四川巫山龙骨坡遗址，其年代为215万到187万年前；云南元谋遗址，其年代为160万年前，或160万到110万年前；河北小长梁遗址（泥河湾遗址群的遗址之一）为187万到167万年前，或160万年前。另外，还有被认为是早更新世遗址的山西西侯度遗址、湖北建始的龙骨洞遗址、陕西蓝田公王岭遗址等。
问题是从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器是否能确认为真正的石器。关于人字洞遗址的石器的人为性曾因有可能被认定为自然石而受到质疑。这类问题与年代的确认等还需要凭科学依据进一步论证。如果除人字洞遗址的石器之外其他遗址的石器均为人工制造的石器，就说明从非洲向外扩散而来的人类从相当早期的阶段就已到达了东亚。
13 周口店
受到质疑的还有元谋出土的人类牙齿化石。被命名为元谋人的人类骨骼与北京猿人类似，但更为原始。元谋人作为东亚最古老的人类，经地磁年代测定后也受到怀疑。有学者认为，人骨化石的年代最远只能上溯到60万到50万年前，因此尚难以断定。但是在1984年的再度考察中，元谋人的出土层位的年代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7万到167万年之间。关于中国最古的石器和人类化石的年代，今后还需充分的科学论证。
14 北京猿人头盖骨复原模型 |
15 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
日本考古学界曾因旧石器捏造问题
深受打击，由此中反省来看，中国的旧石器年代断定问题也应该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而不是根据轻率的预见来展开讨论。问题是，如果这些材料可以信赖的话，学界向来的非洲起源说就产生了重新考证的可能性。人类多源说与现在的人种问题也有着直接关联，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尚需期待学术的发展以及国际研究合作体制的确立。
关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研究，首先以华北为中心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北京猿人闻名于世的周口店遗址等。然而近二十年来，中国南部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旧石器遗址，学界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整体论述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从一元走向多元。最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学王幼平教授的一系列研究。
中国南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中，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陕西省南郑县的龙岗寺遗址以及广西的新州遗址。
龙岗寺遗址位于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是一处中更新世的遗址。因其位置在汉水上游，本书将其归入中国南方的遗址。
这些中国南方的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为砾石石器，其特征在于直接用砾石加工而成。也有用砾石的石片加工而成单面砍砸器和双面砍砸器，以及用加工砾石余下的石片制作的刮削器。另外还有利用以上石器对砾石进行全面加工后制成的手斧。
哈佛大学的莫维斯教授曾经指出，自非洲至欧洲以至印度都有石斧的分布，而该范围之外的东南亚以及东亚则分布有单面砍砸器和双面砍砸器，并据此得出两大文化圈的观点。他认为砾石石器的分布中心在非洲，而没有手斧分布的东南亚和东亚则为其周边地带。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因石器种类划分的分布圈上差异认识，从近年来的发掘实例来看，已经无法通用。
在非洲，随着早更新世到中更新世的推移，石器群也从典型的奥杜韦文化发展至发达的奥杜韦文化。这也可说是砾石器文化技术上的进步。如前所述，属于晚更新世的以色列的乌贝蒂亚遗址是人类从非洲向外扩散时留下的最早的遗址，其年代测定为140万到110万年前。而格鲁吉亚的德马尼斯遗址，也从15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猿人的人骨化石和石器。
16 龙岗寺遗址出土的石器 1原手斧；2、3砍砸器；4、5刮削器
至少在150万年前左右，猿人就从非洲扩散到了欧亚大陆。并且在欧洲，还诞生了以受到非洲石器文化影响的手斧为特征的阿舍利文化。这是一种以非洲典型的奥杜韦文化为基础，产生于欧洲的砾石器文化。
关于近年发现的中国南部的中更新世的石器，王幼平教授将这些石器的种类组合与非洲及欧洲的中更新世以前的石器进行了比较。
王幼平教授在把中国南部的中更新世的石器与非洲、欧洲各地的石器比较后认为，与中国的这些石器种类和石器组合最为近似的是典型的奥杜韦文化。并且较之更晚阶段的非洲发达的奥杜韦文化以及欧洲的阿舍利文化，中国南部的石器文化更类似于早期阶段的奥杜韦文化。
在比较典型的奥杜韦文化与中国南部的石器文化后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石器的组合比例，砍砸器所占比例均为百分之五十。另外两者均包括一种被称为原手斧的具有手斧原形的石器技术。
王幼平教授认为，在非洲诞生的人类以及人类发明的石器技术很可能早已扩散至东亚南部地带。或者说，中国南部的古石器群及古人类与非洲早期的石器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后来的发展变化为何产生了差异呢？
在欧洲，石器文化历经了多种多样的发展变化。从以砾石石器著称的阿舍利文化，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由尖状器等石片尖状器构成的莫斯特文化，再到旧石器文化后期的以石叶石器为特征的奥瑞纳文化，以双面加工的尖状器为特征的梭鲁特文化，以及以骨、角器为特征的马格德林文化等。
与之相对，在中国大陆南部，中更新世与晚更新世则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唯有时间缓慢流淌而过，原因在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第三纪上新世末期，青藏高原的海拔仅一千到两千米，到了第四纪更新世，喜马拉雅与青藏高原突然隆起，形成了与现今相当的海拔八千米的景观。这个变动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一道巨大屏障，欧亚大陆东部即东亚因此与欧洲大陆隔绝开来。
17 前、中期旧石器时代
亚洲的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及青藏高原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空气，给东亚带来了特殊的气候条件，即夏季湿润、冬季寒冷干燥的季风。其中中国南部的亚热带及热带的湿润气候环境在更新世期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持续。在这种孤立的地理环境中，也形成了安定的人类生活。可以想见，正是这种环境使得石器的制造技术没有产生太大的变迁。
在中更新世的最温暖期，亚热带的湿润的森林带一直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一带的华北地区，砾石石器分布的北限到达了黄河中游地区。可以说，从华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至黄河中游地区一带都处于砾石器文化的范围之内。因为热带及亚热带的森林地带繁衍着丰富的植物资源，为这一带的人类提供了安定的食物来源，也使安定的砾石器文化得以长久持续。
另一方面，从华北北部到西北地区以至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了与砾石加工的砾石石器不同的用砾石石片制作的小型石片石器文化。这与华北南部至中国南部的石器显示出巨大的系统差异。华北北部与中更新世相关的小型石片石器经古地磁年代测定可知，其中的河北省小长梁、东谷坨、岑家湾等遗址的年代可以上溯至100万年以前。
这些遗址的石器的原料多为石英、石英岩、玛瑙等小型石材，有学者因此认为，小型石材正是制作小型石片石器的原因所在。
但是，华北向来被划分为两大系统，即大型石器的匼河——丁村系，以及小型石片石器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周口店第一地点即著名的北京猿人的发现地。大型石器的匼河——丁村系可以看作中国南部砾石石器的系统，小型石器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则多见于华北北部以北至东北部一带。
华北地区可以说是华北南部与华北北部的两个文化系统的交界地带。中国南部的砾石器文化以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繁衍的丰富的植物资源如植物根茎、果实等为食物，石器应当时用于这类食物的获取和加工。
另一方面，华北北部以北属于温带气候，小型石片石器主要用于动物解体及猎捕。由此可见，该区的食物资源较中国南部地带更依赖于动物资源。
有趣的是，这些差异还反映着当地条件的差异。砾石器文化圈位于平原的开阔地带，而小型石片石器圈则多见于洞穴及岩石下方等山地的遗址，正是这种地势的差异导致了上述食物资源的不同。即使是在中国南部地区，从广西、贵州等西南部省区的砾石器文化来看，其石器种类的组合也有所不同。西南部的遗址立地与华北北部以北同样，多为山间的洞穴遗址。西南部的石器多以加工自砾石或石核的石片石器为主。可以想见，这也与山间的食物资源多以动物资源为主有关。
在考察华北石器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华北小型石片石器群后来都有急剧变化的倾向。亦即，在华北以北，石器加工技法和石器组合与中国南部相比，历经了从斜轴尖状器到刀形器再到细石叶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后期旧石器时代细石叶的变化一样，与包括欧洲和西亚在内的旧大陆有着共通的趋向。
在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发现了两件保存完好的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郧县人。郧县人的头骨化石与哺乳动物群的化石及石器发现于同一地层。石器属于砾石石器群，是中国南方常见的石器群。同一地层内发现的动物化石群极其类似于著名的蓝田猿人的发现地、蓝田公王岭的出土化石群。出土的三个地层的年代经测定为87万至83万年前。关于这个年代与人骨化石的年代是否一致，尚需进一步讨论，但是大致的年代可知是早更新世后半期。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这些人骨化石处于从猿人向新人过渡的阶段。
有学者认为新人于22万年前在非洲诞生后向世界各地扩散，他们与现代人相同或者说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郧县人的发现因为向这种学说提供了反面论据而受到重视。这个发现说明猿人在各地分别诞生了新人。而且郧县人的形态特征也接近于现代亚洲人。
我们所属的蒙古利亚人种是如何诞生的？这个问题还需要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才能得出值得信赖的结论。然而人类多源说到现在尚未被遗忘，其重要的起源地之一位于中国大陆的可能性值得瞩目。
近年来，同类的人骨化石的出土事例在中国南部日益增多，饶有兴味的是，出土地点均位于砾石石器群的分布范围内。其中包括蓝田人、郧县人、和县人、南京人等，这些人骨化石与在周口店第一地点（以石片石器为主体）发现的北京猿人存在着形质特征上的差异。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砾石器文化于旧石器时代前、中期出现在中国南部至华北北部的广大的河岸台地平原。间冰期亚热带气候北上至华北北部的时期，与该时期相呼应，大型石器的砾石器文化也扩散至北方。如前所述，在此时期，小型石片石器主要见于中国西南部至华北北部及东北部的石灰岩山地的洞窟遗址。这种文化形态的变化发生于最终冰期即约3万年前至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更新世末期。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细石叶文化。
细石叶技术是把石核剥离成多个一定形状的纵长细剥片，这种技术出现在欧亚大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至贝加尔湖一带。在这种新技术诞生的背景之中，实际上此前就存在着巨大的变革因素。
乌拉尔山脉至今仍是欧亚大陆东西界线，山脉以东广布着茂密的森林地带即泰加森林，以西至欧洲则是广阔的平原地带。欧洲的中期旧石器文化即莫斯特文化拥有一种名为勒瓦娄哇技术的加工石叶剥片的特殊技术。用于加工石叶的石核不只是单纯的砾石，而是把石核的表面精心打制后加工而成。勒瓦娄哇技术后来发展到了可以制作大量形状规则的细石叶的水平。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也是欧洲至西亚的莫斯特文化向东方扩展，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阿尔泰山脉的一大因素。
18 勒瓦娄哇技术与细石叶技术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在最终冰期，猛犸的祖先广布于西伯利亚到远东以至北海道一带，而猛犸的祖先与非洲象非常近似。人们从遗留在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中的猛犸的肌肉组织中成功地抽取了它的DNA，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猛犸的DNA较之亚洲象的DNA，更接近于非洲象。可以想见，猛犸是从非洲北上至欧洲的非洲象在寒冷地带适应环境之后诞生的。它应该是在欧亚大陆北方几经迂回之后才开始向各处扩散。那些继承莫斯特文化的人们也许是追寻着猛犸的踪迹踏上了向东的旅途。正是这个扩散的过程使西伯利亚诞生了细石叶技术，并成为使这种技术扩展至华北、远东以至日本列岛的契机。
位于西伯利亚东部，属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马耳他遗址，发现了以维纳斯像著称的女性雕像。同一时期，东欧捷克的下维斯特尼采遗址的女性土偶广为人知。也许与细石叶文化一样，女性像也一同向西伯利亚扩展，直至日本列岛，继而成为日本绳文时代土偶的原型。
19 后期旧石器时代
到达华北的细石叶文化取代小型石片石器而盛行。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在南至长江中游地区的华中一带地区，中国南部的砾石器文化也向着小型石片石器变化。而延续砾石器文化的地区目前可知的只有南岭山脉以南的华南地区。这种动向的背景之一是最终冰期的急剧寒冷化导致的生态系统变化。同时，这种动向也可理解为来自西伯利亚的新文化南下的影响。相对于一直以来处在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围绕的安定环境之下的砾石器文化圈，华北南部以及华中地区的位置可以说是正好处在来自北方的细石叶文化圈和向来存在的砾石器文化圈的交界地带。实际上这一带正是在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过渡期即最终冰期告终时诞生了栽培作物的地带。
在地质学上，最终冰期结束后气候转向温暖化的时代被看作是从第四纪的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的阶段。时间相当于一万三千年前。这个时期的气候变动十分激烈，也是向着我们今天所处的地形和气候环境变动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旧石器时代后期所见的两大石器技术系统圈发生了变异。见于中国南部的砾石石器系统在最终冰期的冷温化中分布领域缩小至南岭山脉以南的华南。华北和华中则分别向着细石叶群和小型石片石器群转变。
在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华北山西省沁水县下川遗址，与细石叶一同被发现的还有研磨盘，由此可知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不但进行狩猎，而且已经懂得把橡子等坚果类果实制成粉末食用。旧石器时代后期，除华北以外，在以日本列岛中部为中心的地区也发现了用于坚果类制粉工具的研磨盘。这些研磨盘出现于刀形器阶段的多处遗址。
这类石器的出现应当是处于人类在气候变动的环境下开始寻求获取新食物方法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最终冰期的寒冷期，在尚未草原化的广阔的森林地带可采集坚果类果实，于是这些地区的人们转而采用了果实采集这种获取食物的方法。
那么这种变化是否也发生在中国南部呢？例如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猫猫洞遗址，这里以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但也有的石器类似于日本绳文时代常见的那种用于砸击坚果壳的石锤。当地研究者认为这是用来制作石器的砸击石锤。另外，在属于华南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广西柳州市白莲洞遗址后期层中，也发现了类似于坚果类粉末加工用具的石器。当地研究者认为是研磨用具和穿孔用具的石器分别类似于研磨盘和石锤。由此可见，在旧石器时代后期阶段的中国南部，随着气候转寒，人们的食物资源很可能也由坚果类代替了根茎类和果实类。
然而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换是与更新世向全新世的转换相对应的时代划分，也是繁衍于更新世的猛犸、纳玛象、大角鹿等大型动物灭绝的时期。这些大型动物的灭绝也显示了人类狩猎对象的转换，作为人类狩猎对象的动物群从此转向了小型动物。
定义新石器时代的首要因素曾经是磨制石器的出现。首先提出这个定义的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J. 卢伯克。这是针对西亚及欧洲的史前学得出的定义，同一基准未必就能适用于全世界。例如局部磨制的石斧在日本列岛显然出现于被划分为旧石器时代的时期。
另外，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时期划分，英国考古学者戈登·柴尔德更加重视农业的出现。农业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安定的食物来源，过去那种为追逐猎物而四处迁徙的生活得以转向定居生活。
柴尔德认为农业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他把农业的成立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说到农业，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进步，想到农业一定是超越了狩猎采集的进化阶段。但实际上是否如此呢？
定居生活确实为女性提供了安定的育儿期，为此，生理学上的妊娠间隔较之迁徙生活时期有所短缩。女性妊娠间隔的短缩意味着一个女性一生中生育次数的增多。人口因之激增，社会群体的规模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然而如果说农业与定居共为一体，则不能一言以蔽之。日本列岛的绳文社会很早就完成了定居化，然而在定居化阶段却还没有农业。可以想见，是橡实、栗子等丰富的植物资源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如同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当今的学界尚有不同观点，但是认为农业诞生于定居生活确立之后的观点正日益受到支持。
在中国大陆，虽然最终冰期的气候转向寒冷，人类为适应新的生态环境，也把获得坚果类植物资源纳入了生存方式之中。最迟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即将结束的阶段即细石叶文化的阶段，华北一带无疑已将坚果类采集作为狩猎以外的食物来源。
随着最终冰期的结束，由于气候温暖化的影响，之前作为狩猎对象的大型动物也随之灭绝。人们的狩猎对象转向了小型动物。这必然导致追逐猎物的狩猎范围的缩小，并且人们一定是把活动范围转移到了广布着坚果类树木的低地森林地带。或者说，人们为了把植物资源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获得食物的方法逐渐发生变化，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从而顺利完成了向定居社会的转变。
日本列岛也开始有一些旧石器时代末期以后的居住遗址出土，同时出现的还有陶器。
陶器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定居化。也有假说认为，要使坚果除去涩味就必须将其进行烹煮，陶器就是出于这种需要而诞生的。在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过渡期，东亚出现了陶器。也就是说，人们从此前的动物类食物为主的阶段到达了以植物类及鱼类贝类食物为主的阶段，在此阶段东亚一齐出现了作为烹煮用具的陶器。
20 东亚陶器出现期的遗址 自更新世末至完新世，东亚各地出现了陶器
在日本列岛，以陶器的出现象征着绳纹时代的开始。日本曾因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方而受到瞩目。但是从目前的实例来看，该过渡期内出现陶器的并不仅限于日本列岛。从东西伯利亚的沿海地区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都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上的陶器。目前已知的有：位于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的加夏（Gasya）遗址、华北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华中的江西省仙人洞遗址及吊桶环遗址、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华南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等。在整个东亚，陶器出现在自更新世转向全新世的过渡期。
通过上述发现可以认为，陶器的出现很可能对应着人类越来越依存于利用某种植物资源或鱼类贝类的状况。另外，陶器出现于如此早期的阶段也是仅限于东亚的一个特色。
21 农业出现地与细石叶文化、砾石器文化
在最早诞生农业的西亚，在农业出现了很长时期之后的公元前六千年左右，才出现了陶器。在此之前，用雪花石膏制作的石制容器较为发达，因为石制容器以及藤篮类容器就是有用的贮存用具。另外，用作烹煮的陶器当初并未得到重视。这一点在显示人类历史多样性的同时，更让我们注意到，陶器的出现是东亚的一个共同趋势。上述背景之下，中国大陆开始了“栽培”这种新的植物的生产方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旧石器时代中国南部与华北在石器制作技术上的差异延续下来一般，在华北与华中，农业社会开始以后，栽培作物的种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即华北的粟、黍和华中的水稻。当然这也反映着栽培谷物出现之前生态系统的差异。在华北应该生长着相当于栽培产生之前的粟、黍的祖先的野生品种，而在华中也曾生长着栽培水稻的祖先即野生稻。接下来，关于向着定居社会的转变和栽培作物的成立，将分别论及华北的粟、黍和华中的水稻。
说到华北的初期农作物，粟、黍广为人知。实际上，粟、黍在华北走向栽培化的过程尚不明了。粟实细小呈圆粒状，黍实的颗粒较大。粟的野生种一般认为是狗尾草。关于黍的野生种却至今不明。因为这个原因，从野生种到栽培种的变迁过程也难以判明。另外，从出土事例来看，粟多见于黄河中游地区至黄河下游地区，黍多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及辽宁省。可见从生态上来看，黍更适应气候趋于干燥冷凉的黄土丘陵地带。可以说粟、黍都是适应华北的碱性土壤以及半干燥气候的栽培谷物。
栽培化的粟和黍主要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河北省磁山遗址、河南省裴李岗遗址以及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这些事例最古可上溯至公元前六千年左右。没有更早的事例，是因为年代更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尚未被发现。公元前八千年左右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是华北最早的陶器出土例之一，在这处遗址的第六层，经孢粉分析，可知遗址周边的禾本科植物处于优越的环境之下，但却未能发现栽培作物。从同一地层还出土了用于制粉的磨盘和磨棒。这些石器在华北新石器时代前期较为常见，是与粟、黍农业文化相随的产物。从农业石器的存在推断出农业存在的可能性，这是在中国考古学界一般化的推论，然而这是一个缺乏可靠性的论述。
另外，从同一地层中还出土了猪骨。如果是猪的话，就说明当时已有家畜的存在，已出现农业的可能性就更大，但是这是已家畜化的猪还是尚在野生阶段的野猪，还需从骨骼的形态分析来加以论证。
现在中国与日本在某些汉字的字义上存在着差异，“猪”字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人看到“猪”字，即会想到家猪，而日本人想到的却是野猪。在中国，十二生肖中猪的形象是家猪，在日本则是野猪。中文以家猪和野猪的名称来区分两者
。问题是要判断这个时期的骨骼是野猪还是家猪，就必须根据骨骼和牙齿的形态分析结果来得出结论。因为畜养会使野猪的体形明显变小，其身体各部位的骨骼形状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牙齿的形态显著变小。因为经人类畜养的猪，其食物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了猪齿的退化。相关的具体事例将在第七章加以详述。关于南庄头六层的动物骨是否属于家畜的判断因为尚无实物材料的证实，现阶段很难得出论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先生是一位动物考古学者，他认为南庄头出土的猪骨尚无明确的实物根据，所以应该将其看作野生阶段的猪。关于农业的存在，我认为目前应采取慎重态度。
从农业的意义上来看，磨盘与磨棒的存在尤其耐人寻味。如前所述，早在旧石器时代后期阶段，在下川遗址就出现了研磨盘。南庄头六层阶段出现的磨盘、磨棒即可看作像研磨盘这类食物加工用具发展而来的形态。
磨棒是一种棒状的石制品，其特征在于只有一个单面因研磨而受到磨损。谷物磨粉时通常是握住磨棒两端在磨盘上用力来回研磨，而且使用时受到磨损的部分肯定只是一面。
从南庄头六层有磨棒存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工具与其说是研磨橡实等坚果类的制粉工具，倒不如把它看作谷物的制粉工具。即便如此，研磨的谷物也不一定就是栽培种。即使是野生种也可以使用制粉用具进行加工。不能因为磨盘、磨棒的存在就得出栽培农业已经开始的结论。总之，在南庄头六层的阶段，禾本科植物多见于遗址周边，很可能当时的人们已把某种谷物当作食物来源。
如前所述，确实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粟的出土事例见于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这里发现了大量用于贮藏粟谷的窖穴。
磁山遗址的窖穴是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在88处土坑中确认到了贮藏粟谷的痕迹。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佟伟华先生的复原，可推算出这里曾经贮存过五万吨以上的粟谷。该处遗址共跨越两个时期，由于对出土窖穴是否属于同一时期的看法不同，复原的结果也因此产生相当大的分歧。因此认为曾经贮藏五万吨粟谷的推测结果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石器时代前期这里已存在相当数量的粟谷贮藏。
22 南庄头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 1磨盘；2磨棒
这些窖穴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已转向了相当成熟的农业社会，而非农业出现后不久的时期。那么很显然在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经存在粟、黍农业。包括前述南庄头六层，农业在华北的出现可上溯至哪个阶段，这依然还是一个谜。
如前所述，华北史前社会的农业为粟和黍。读者或许会因此认为小麦等麦类作物也同时存在，因为现今华北的主食如馒头、饺子和拉面等多以小麦为原料。出人意料的是，小麦等麦类作物的出土事例只存在于较晚的阶段。在华北并不存在小麦的野生种，我们不得不把小麦看作是一种来自其他区域的作物。
在山东省兖州西吴寺遗址以及陕西省武功县赵家来遗址，虽未发现小麦子实，仍有学者指出龙山时代已有小麦的可能性。在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出土了属于四坝文化的小麦和大麦子实。四坝文化并行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年代较龙山文化处于更晚的阶段。
直到最近，在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山东省茌平县教场铺遗址以及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将发掘的土壤经过浮选，从中发现了炭化小麦。据此得以明确了华北自龙山时代已有小麦的事实。
“水稻的栽培始于何地？”关于这个疑问，过去主要以农学家及生物学者为中心展开讨论。近二十年来，开始有考古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见解。
一直以来，说到栽培起源，要数俄国科学家瓦维洛夫的理论最受瞩目。瓦维洛夫对世界各地目前的栽培作物进行了广泛调查，并提出一个假说，即栽培作物的种类最丰富的区域才是栽培作物的起源地。这个假说被称为“变异多样性中心说”。
例如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发现了多种古代小麦，种类的多样性正是长久以来人们的经验和选择的结果，因此认为埃塞俄比亚高原是小麦的起源地。培育谷物的时间越长，对其的利用开发也越发达，从而诞生出多样的品种。所以拥有某种谷物多样品种的区域很可能就是该种谷物栽培的起源地。
根据这个假说，瓦维洛夫认为世界上有七个栽培起源中心地。东亚是其中之一。
东亚的栽培作物首推水稻。水稻主要有长粒的籼稻和短粒的粳稻两大类。这是广为人知的稻谷的两大分类。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以子实的形态为基准而做出的分类。九州大学的加藤茂苞教授则认为，当初种类基准也包括叶、根等多种属性，子实的形态只是这些基准属性之一而已。而当今我们已经判明的一点是，子实的形态与遗传形质的分类并不一致，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详述。这种不一致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混乱。
然而也有学者似乎依然尊崇瓦维洛夫的理论，认为拥有多种水稻品种的地域才是水稻的起源地。京都大学的渡部忠世教授等学者着眼于东南亚至云南、西藏一代的古代寺院所用的泥砖，对泥砖中掺杂的稻谷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云南至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一带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稻谷品种，从而断定该地域就是水稻的起源地。
瓦维洛夫理论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在196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布雷德伍德教授等学者把地质学、孢粉学、植物学、动物生态学等各领域的专家组织起来，在西亚开展了跨越学科的发掘考察。他们从出土物中发现了具有栽培谷物的形态特征的实物资料。把发掘出的土壤经过仔细地浮选之后，从中发现了食物等自然遗物，然后通过对这些自然遗物进行科学分析以寻求答案。
从这个时期开始，学界开始采用“碳十四年代测定法”这种理化学的年代测定方法。在此之前，考古学研究只能判定相对的年代，而“碳十四年代测定法”能够给出确切的年代，这种测定方法因此成为考古学的最大武器。学者们在西亚进行了跨学科的精密发掘考察之后，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发现，在大约一万三千年前的以色列累范特南部一带，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着野生大麦、野生二粒种小麦以及野生一粒种小麦。他们还明确指出，在从一万三千年至九千六百年前，即被称之为先陶器新石器时代A期的阶段，在累范特一带最早出现了栽培谷物。就这样，考古学的实证研究成果推翻了瓦维洛夫的学说。
在东亚，自二十年前开始，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以及印度阿萨姆一带曾一直被认为是水稻的起源地。随着中国的发掘考察的进展，学者们并未在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一带发现水稻存在于古老阶段的证据，反而在长江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找到了年代久远的水稻。首先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稻壳，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后来又在浙江省桐乡市罗家角遗址发现了年代大致相同的公元前五千年前的炭化米。这些发现作为栽培稻的证据受到世人瞩目。
其后，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根据这些在发掘考察得到确证的栽培稻的年代，对其起源地进行了推定。他把在各地发现的栽培稻的最古事例标注在地图上后发现，最古老的水稻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然后才从这一带逐渐波及周边地区。
严文明教授还提出了一个关于栽培稻的假说。他认为，从根据文献等复原的野生稻分布上来看，野生稻的北限位于淮河以南，而正是在野生稻的生长界限地带，人们开始了水稻栽培。在野生稻分布的边缘地带，其收获量较低，这一地带的人们为了在有限的生态环境下生存而出现了适应现象，即通过栽培水稻来确保收获量。这个假说发表于1980年代初期。
现在这个假说得到了进一步证实。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栽培稻的年代越来越早。其中之一是发现于代表着彭头山文化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这里出土的陶器坯土中发现了炭化稻。由于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制作陶器时掺入的稻壳炭化后得以留存。其碳十四年代的树木年轮校正值为公元前6990年（未校正值BP7795±90）。由此可以断定，栽培稻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就已存在。（BP7795±90＝距今7795±90年。BP：before the present）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东南部的江西省中美进行联合发掘考察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这两处均为洞穴遗址，对遗址中的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的变化可以开展多层位的考察。并且，该地区以出土了最古老的陶器而广为人知。
在这次发掘考察中，学者们以层位为单位对稻谷进行了植硅体分析。所谓植硅体，即稻谷的机动细胞（motor cell）内的植物硅酸体。稻谷的叶脉等部分含有硅质，许多读者一定有过被稻叶划伤手指的经历，这正是因为稻叶含有植物硅酸体。因植物种类不同，硅质的植物硅酸体也呈现不同的形态，因此可以加以区分。人们利用植硅体的这种形态差异，来确定稻谷的存在。
在这次考察中，学者们还在栽培稻和野生稻的植硅体形态差异可以确认的前提之下，试图弄清野生稻向栽培稻变化的过程。然而关于这种根据植硅体来区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方法，许多日本学者仍持怀疑态度。
这项考察的具体成果如下：
首先是根据吊桶环遗址的层位区分，明确判明其年代自G层向B层逐渐递减。在属于全新世初始期的G层（BP12000—11000），据植硅体分析知其为野生稻存在的阶段。而在F层（BP11000—10000）却没有发现稻谷的植硅体。E层（BP10000—9000）是陶器出现的阶段。经植硅体分析，可知这也是栽培稻随同野生稻出现的阶段。在D层（约BP8000），植硅体分析显示，栽培稻明显多于野生稻，由此可以想见原始农业也始于此阶段。在C层（约BP7000），栽培稻的植硅体进一步增多。并且对人骨的同位素分析显示稻谷确实是该阶段的食物源。
这些证据表明C层阶段是初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开始阶段。另外这个阶段相当于彭头山文化时期。
以上研究成果之中关于各层位的实际年代的问题，在参与共同研究的中美学者之间还存在着年代观的分歧。以上说明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先生的观点为准（他支持的是新的年代观）。关于实际年代的问题以及野生稻和栽培稻是否能以植硅体进行区分的问题在今后还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如果目前的研究成果确实可信的话，就说明至少在1万年前，人类就利用野生稻培育了栽培稻。
吊桶环遗址发现之后，又出现更加古老的稻谷的事例。这就是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这里也是一处可进行多层位区分的洞穴遗址。在这里还发现了中国大陆最古老的陶器。陶器形状为圜底深钵形，其年代经碳十四年代测定为一万三千年前。从同一层中还发现了炭化米，多数专家认为其形态显示出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时期的特征。
23 吊桶环遗址的层与野生稻、栽培稻比率
同样，在江西省鄱阳湖进行的钻探调查中，人们采集土壤样本进行了分析，并在距今12830年前的堆积层内发现了稻谷的植硅体。然而目前还不能区分这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
如前所述，野生稻还是栽培稻的问题虽尚未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长江中游地区，自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稻谷就已伴随陶器出现了。
那么，栽培稻是如何自野生稻产生的呢？下面就来探讨这个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是全新世初期的新仙女木期。这个时期距今约一万一千年，气候环境曾一度变得寒冷而干燥。
如前所述，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始的一万三千年前，冰川期的冷温期气温逐渐上升，冰川融化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但一般说来，冰川期的海平面与现在相比，仍然大约低100米以上，但之后由于气温升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在大约6500年前的日本，海平上升的程度达到了被称之为“绳文海进”的高峰期。在此期间内，气温较之冰川期，并非一直呈稳定的上升趋势，而是在距今大约一万一千年前，也曾退回到像新仙女木期这样的短暂寒冷期。
以色列的累范特地区被看作西亚的栽培麦起源地，学界认为，很可能就是新仙女木期的气候变动对野生麦向栽培麦的转换发生了作用。关于栽培化的成因，其必然条件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的内在因素，但环境变动作为外在的充分条件也日益受到重视。
总之在新仙女木期以后，栽培谷物的现象开始在西亚出现。在东亚出现的同样的现象近年也开始受到瞩目。前述吊桶环遗址的F层没有发现稻谷的植硅体，与之相对，其下层的G层发现了野生稻的植硅体，其上层的E层则发现了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植硅体。
赵志军先生在分析了这些稻谷的植硅体之后，尤其重视没有发现植硅体的F层。据他推测，该层位的时期正好相当于新仙女木期，并且在经过了这个时期之后，人们开始利用野生稻培育出栽培稻。赵志军先生认为，在一时的气候寒冷化期间，野生稻的生态环境也随之恶化，这种变化与人类的栽培行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现在，从孢粉分析得出的古环境复原数据来看，中国大陆在全新世初期确实有过气候短期恶化的新仙女木期。其年代相当于一万一千四百年至一万年前。
中国大陆的新仙女木期并非是在全新世气候温暖化的过程中突然来临的寒冷期，而是以冬季冷温化和夏季温暖化的季节变化，即季节风的弱化为特征。具体说来，这种季节变化的特征是：夏季风变弱，导致气候转向冷凉，而冬季风增强，导致气候急剧变冷。新仙女木期一旦结束，强烈季风再度回复，又使气候转向了夏季高温多湿、冬季寒冷干燥的温暖湿润期。
新仙女木期这个一时的气候恶化期影响了果实类以及橡子等坚果类植物的生长，相对而言，人们对采集获得的野生稻大概也因此变得更加关注。人们也因此越来越重视作为采集对象的野生稻。
并且，新仙女木期之后夏季风的发达也为稻谷的生长创造了适宜的环境。结果是人类的食物采集方式越发受到了限定。可以说，正是这种环境变化给稻谷的栽培化带来了转机。
栽培稻按子实的形状通常分为短粒的粳稻（Japonica rice）和长粒的籼稻（India rice）。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米同样也可按形状分为粳稻和籼稻两种。直到最近，一般都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内也存在这两个种类的米。然而近年来对水稻DNA的研究日益发达，研究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栽培稻全都属于粳稻。
不仅DNA研究证实新石器时代的栽培稻是粳稻，植硅体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个结论。甚至从栽培化之前的野生种的阶段起，就已经存在粳稻和籼稻的分别，而后人们应当是从两种野生稻各自培育出不同的栽培稻。也就是说，人们从野生粳稻培育了人工栽培的粳稻。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佐藤洋一郎教授指出，粳稻又分为热带型粳稻和温带型粳稻。并对中国大陆早期的栽培稻进行了DNA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大陆早期栽培稻属于热带型粳稻。
熊本大学的甲元真之教授认为，栽培化的有利之处在于：野生粳稻向一年生草本的变化及其胚乳的增大。新仙女木期一时的气候变冷促使野生稻从多年生草本变化为一年生草本，加之夏季风的减弱使其生长发育的时间受到限制，导致了胚乳的增大。
气候变冷不利于野生稻的生长发育，其产量因此减少，同时也因为这个原因，单个的胚乳反而变大。我想这其中一定包含着物种保存的原理。
但在另一方面，金泽大学的中村慎一副教授对近年中国发现的栽培稻的起源时间提出了慎重的看法。他认为，稻作的开始应该不是在气候一时变冷的新仙女木期。因为这个时期之后气候环境急速转暖，这反而为野生稻提供了优越的生长环境。并且指出，属于彭头山文化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以及八十垱遗址的炭化米都难以断定为栽培稻。而河南省贾湖遗址、浙江省河姆渡遗址以及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出土的炭化米确实属于栽培稻。
如果可上溯至公元前七千年的贾湖遗址的炭化米确实是栽培稻的话，在之前的阶段，野生稻向栽培稻发展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们应当对近年来植硅体分析的成果给予一定的评价，在目前情况下来看，认为新仙女木期之后栽培化得以实现的观点是妥当的。
上述过程可简单归纳如下：
地球在最终冰期结束后迎来全新世的气候温暖化不久，即距今一万一千年前，曾有过一个气候短时期恶化的新仙女木期。气候变冷促使野生稻变为一年生草本，并阻碍了华中一带果实类和坚果类的生长。这应当就是人类开始把眼光投向野生稻的原因。加之气候变动使得天气条件发生了变化。夏季风减弱导致了短暂而低温的夏天，同时强烈的冬季风带来严酷的寒冬。这种气候变动促使野生稻变为一年生草本，并导致胚乳增大。面对野生稻的这种变化过程，人类的采集策略也必然会转向野生稻。并且新仙女木期以后，气候转暖，加之切合东亚地形环境的季风的发达促生了高温多湿的夏季，为稻谷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生长发育条件。由于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的采集策略开始逐渐转向稻谷的栽培。
栽培就是从人类的上述采集选择开始的。
出土了可以上溯至一万年前的陶器的遗址有：华北的河北省南庄头遗址、河北省阳原县于家沟遗址、北京市怀柔县转年遗址、北京市东胡林遗址；华中的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省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华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甑皮岩遗址和庙岩遗址等。
于家沟遗址的陶片经热释光测定，其年代值为距今11870±1720年。在东胡林遗址，木炭的AMS年代为距今10350年到9960年。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片经AMS测定和碳十四断代，其年代值为距今12320±120年和距今14810±230年。庙岩遗址的陶片经同样方法断代，其年代值更为古老，为距今15560±206年和距今15560±500年。另外，不仅日本列岛绳文草创期的陶器，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的加夏遗址也出土了距今一万年以上的陶器。
在诞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西亚，陶器的出现最早只能上溯至八千年前，而东亚各个地区陶器出现的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属于最早的地区。在东亚各地，陶器出现于从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的时期。
在此时期，中国大陆的华北和华中地区分别开始了粟、黍和水稻的栽培。在东亚各地出现陶器的阶段，人们从之前那种为追逐猎物而迁徙的游猎社会转向了以采集植物资源为基础的定居社会。
在出现了谷物栽培的华北和华中，更新世的遗址多分布于高原和丘陵地带，而全新世的遗址分布中心则移至平原地带。这足以说明，由于生态系统的变化，在人类顺应环境的策略之中，对植物资源的依存度愈加提高了。
在上述背景之下，华北华中地区，属于禾本科植物的谷物开始成为重要的食物资源。
而在日本列岛至远东一带，有着从常绿阔叶林带到落叶阔叶林带的繁茂森林带，为人类提供了橡子、核桃等丰富的坚果类食物资源。因此在这些地区，以坚果类为中心的植物资源成为采集策略的主要部分。
另一方面，在涵盖亚热带至热带地区的华南一带，有着丰富的果实及根菜类等食物资源。多种多样的植物类食物为人们提供了安定的食物来源。各地开始了以植物类食物为中心的采集活动，并以狩猎和捕鱼补充其不足。在这种生活形态的基础上，定居社会开始出现在东亚各地。
其中在以禾本科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华北及华中地区，新仙女木期这样的一时的气候恶化期更促使了人类对禾本科植物的依存，人类与植物类食物的关系也因此日益加深。人类的社会群体走向组织化，加之生物学上的因素，栽培形式的初期农业开始了。
在此意义上，初期农业并不是以富裕的社会为目的，而是人类群体为适应生态环境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之一。因此在此阶段，从食物采集与生产量的角度来看，东亚各地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只依赖采集的社会反而处于相当安定的社会。
全新世的初始期虽然出现了栽培化的动向，但在社会本身的内涵和意义上仍与之前处于相同的水平，各地都还处在向着新的社会群体构成变化的起步阶段。尤其应当瞩目的是，同样站在定居社会这条相同的起跑线上，东亚各地后来为何会在社会进化的速度上产生差异？下一章以后将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