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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到历史 神话时代 夏王朝
传说中夏王朝的始祖。尧、舜当政时期，发生洪水，禹的父亲鲧奉命治水，却遭失败。禹继承父业，治水成功，即著名的“大禹治水”神话。春秋时代中期的青铜器“秦公簋”的铭文中已有关于禹的记述，由此可知，禹的存在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广为人知。同属春秋时代的“叔夷钟”及“叔夷镈”的铭文中也出现禹和夏王朝的记述。然而此时禹尚未被看作夏王朝的始祖。在战国时代，各诸侯为显示其正统性，才开始把禹与夏王朝的始祖联系在一起。此说得以完善成立应当是在汉朝。
消灭夏王朝最后的国君桀，成为商王朝最初的国君。
甲骨文称其为“大乙”，被证实为实际存在的君王。据记载，商汤灭夏王朝后建都于亳。今河南省偃师商城即西亳的观点较为可信。一些学者因此认为，距离偃师商城仅六公里的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王朝的国都斟鄩。
商王朝的第十代国君。据《史记》记载，商朝中期中丁之后，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兄弟之争，乱世延续了九代。在此期间，商朝统治范围内的诸部落首领也停止了朝拜。随着商王朝势力的衰退，中丁把国都从亳迁至隞。学界认为，商王朝前期的国都亳即郑州商城。从该遗址可看出，迁都之时曾有动乱发生。遗址的窖藏之中，埋藏着大量青铜彝器，诸如巨大的方鼎等王室祭器。这些青铜器窖藏应为紧急避难之用，然而其后商王朝并未将之再度取出。另一方面，关于隞的位置，有学者认定是郑州郊外发现的小双桥遗址。
商王朝的第十九代国君。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盘庚将国都迁至殷。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以及考古学研究成果，殷位于今安阳小屯的观点已成定论。另一方面，根据考古学的年代推算，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盘庚迁都的位置应该是在殷墟近旁的洹北商城。
商王朝第二十二代国君。殷的甲骨文即始于武丁的时代。从文中内容来看，可知该时期商王朝曾为镇压北方异族进行了战争。另外，甲骨文中还可见妇好为武丁之妻的内容。1976年在殷墟发现了第五号墓，发掘出土的青铜彝器的铭文中有妇好的名字。因此断定该墓的墓主为武丁之后妇好。历史记载的实名与遗迹考古学调查达成了一致，这样的事例非常罕见。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J·卢伯克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他把新石器时代的起点置于末次冰期末期，也就是更新世向全新世转换的时期。由于生存于更新世的猛犸、大角鹿等大型动物相继灭亡，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这些环境变化，人类也采取了适应新环境的对策。人类对植物类食物的依赖逐渐加深，生活形态也从游牧转向定居。卢伯克还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物质文化也发生了改变，比如磨制石器的出现。然而该基准并非适用于全世界。在亚洲东部，人类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物质文化的改变应该说更体现于陶器的出现。
指作为家庭单位的基本家庭扩充后，形成包含数对夫妇的大家庭。复合家庭的形态之一。
部族等社会群体将被分为各具机能的两个群体时，两个群体各自可称为半族。多数情况下伴随着在半族间缔结婚姻关系的外婚制。
指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分别形成关系互补的两个群体或两个范畴。半族群体可称为双分组织的典型例子。另外，也指根据男女、左右、东西这类象征性的二元概念，将人所在的世界一分为二，使之形成两相对立的组织形态。
把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性的某物作为媒介以维持社会阶层关系的社会体制。起初多把地域间的交换物看作社会群体内的特殊物。并以此来保证管理该物的首领的社会地位。后来，这类特殊物品即威信物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物，转而由首领集中管理。而后，管理威信物的首领不但将之赐予下属，同时也分配给隶属自己的其他群体首领，因此形成较为稳固的政治关系，使政治阶层构造更趋稳定。在二里头文化以及殷文化中，青铜彝器、玉器等即相当于此。
通常以世袭决定首领。首领掌握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臣民以进贡的形式将生产资料集中交由首领管理，首领再将之再分配给众人。人类学的文化进化论学派依据E. R. 塞维斯的学说，将社会进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血缘家族社会、部族社会、首领制社会和初级国家社会。首领制社会是平等的部族社会与初期国家之间的中间发展阶段。
指古代国家的初期形态。据E. R.塞维斯所下定义，初期国家拥有以王为权利至高点的贵族、平民、奴隶的阶层制度，并有维持王权的官僚组织或祭祀者，或已确立根据供奉制度而生的税制。已有都城或宫殿，人口规模在两万人以上。这个定义并非适用于所有地域的初期国家。为了确认各地的发展阶段，解明初期国家阶段在该区域内具体属于哪个历史阶段非常重要。
大气中的氮因放射线的影响，会变化为不安定的同位素碳十四。碳十四每隔5730±40年减少为原有量的一半（其半衰期当时被认定为5568±30年）。这是194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W. F. 利比发现的。利用该理论，通过测定木炭等有机物的放射性碳十四的减半率，便可测知其生成年代。生物一旦死亡便停止呼吸，其碳十四的量就只能按衰变规律减少。因此只需测出其中碳十四减少的程度，便可推算其死亡年代。在考古学领域，大多通过文化层内的木炭及碳化种子的年代，借以断定该文化层的年代。
根据放射性碳素年代来测定年代的先决条件是：大气中的放射性碳十四总是保持着某个定量。然而这个条件并不完全成立。近年来，根据树木的年轮来测定绝对年代的树木年轮年代学日渐发展，可知同一资料的树木年轮年代和放射性碳素年代的测定存在着相当的误差。树木年轮校正即根据这个误差值来校正放射性碳素年代的测定结果，以求更接近实际年代。
加速器分析装置。使用该装置，即便只有微量的碳素也可在高精度的状态下进行测定。过去无法测定的微小碳化种子等也因此得以进行年代测定。近来的年代测定已普遍采用该装置。
由J. G. 安特生于1918年发现的遗址。北京西南周口店第十三地点、第一地点、第十五地点为前期旧石器文化层，山顶洞为后期旧石器文化层。从处于下部更新世层的第一地点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化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D·步达生等学者考察后，北京人的头骨化石神秘消失。二战后，裴文中等学者在考察中再次发现了猿人化石。但是关于猿人使用火的痕迹，疑为火灾等其他原因所致。
位于河南省新郑市。为公元前六千年左右的墓地遗址，尚未发现聚落遗址。女性墓中的随葬品有磨盘、磨棒等用于加工粟黍的用具。男性墓中，有用于农耕的石铲和用于收获的石镰，可见因性别而异的丧葬习俗。裴李岗遗址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粟黍农耕社会的存在，因而成为裴李岗文化的标志性遗址。
由J. G. 安特生于1921年发现。位于河南省渑池县。是以彩陶器形成的彩陶文化的标志性遗址。安特生认为，彩陶起源于西亚，经中亚阿诺文化的流布，将彩陶传至中国。他因此十分重视位于中间地点的甘肃彩陶。然而现在甘肃彩陶被认为是仰韶文化影响之下的产物。中国的彩陶起源于中国，这是现今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
位于陕西省临潼县。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文化堆积以半坡类型到史家类型为中心。遗址于1972—1979年得到全面发掘，由此可知遗址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姜寨一期包括有壕沟环绕的聚落及其周围的墓群。聚落及周围墓地得到充分考察的事例在中国尚不多见。1954—1957年发掘的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也属同时期的聚落遗址，虽然该遗址大部分经过考察，但是像姜寨遗址这样包括墓地在内的聚落整体情况得以解明的案例则更有意义。姜寨二期聚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改葬的群体合葬墓的墓地。
位于山东泰安。是代表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遗址。1959年，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墓地得到发掘，大汶口文化社会的特征得以解明。随葬品中的彩陶、白陶、黑陶尤其具有艺术价值。1974年和1978年，又对位于大汶口遗址以北的大汶口前期以及更早期的北辛文化期墓地进行了考察，很可能有聚落存在的遗址中心地点现今流淌着大汶河，其详情不明。
位于山东济南章丘龙山镇。与仰韶文化的彩陶文化相对，这里的文化以黑陶为特征，因地名被命名为龙山文化。1930年，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等学者为核心，在此进行了发掘考察，发现了城垣等遗迹。当时未能将其认定为龙山时期的城址。1975年，在河南省登封市的王城岗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期的城址之后，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再调查，此地才被正式确认为山东龙山文化期的城址。
位于山东省临朐县的山东龙山文化期大型墓葬。其中1986年发掘考察的一号墓，其墓圹东西长4.4米，南北宽2.5米，深1.8米，内部建有木椁结构的墓室。木椁分两层，木棺安置于内层。与木棺一同安置于木椁内的还有大量被称之为边箱和脚箱的大量黑陶及其他陶质的随葬品。另外，在202号墓中，从木棺内墓主的头部发现了玉簪。由木椁和木棺构成的墓室与后来商周时代的贵族墓及王墓的基本墓室构造相同，很可能是其早期的形态，因此备受瞩目。
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在1973年至1974年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稻壳、稻梗及稻叶。证明早在公元前五千年此地已有稳定的稻作农耕。另外，其“干栏”式建筑遗迹以及位于沼泽地附近的聚落构造相异于别处，因此备受瞩目。从该处的低湿地遗址还出土了水稻以外的多种植物遗体及动物骨骼，为复原当时的古环境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另外，该处出土的漆器和玦装耳饰用作与日本绳文文化的对比也具有启发性意义。
位于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镇。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遗址。1936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良渚镇进行了试掘考察，并断定这里属于黑陶文化的遗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分布于良渚镇以及相邻的瓶窑镇、安溪镇，各遗址形成功能性的组合。这些遗址总称为良渚遗址群。以莫角山遗址的巨型祭坛遗迹为中心，周围分布有反山土墩墓、汇观山土墩墓、瑶山土墩墓等。其周边又广泛分布着玉器作坊等聚落遗址。另外，遗址群北部还存在着估计是用于防御洪水的土垒。从反山土墩墓等各土墩墓中，还出土了玉琮、玉璧、玉钺等大量玉器随葬品。
位于湖北省天门市。建成于屈家岭文化期的城市遗址。城址规模巨大，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1000米，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遗址由邓家湾遗址、谭家岭遗址和三房湾遗址等多处遗址构成，石家河遗址为其总称。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出现的石家河文化即得名于此。石家河文化中出现瓮棺葬这一特殊的成人墓葬形式。瓮棺墓内的随葬品有鹰形玉笄等以人物像和动物像为特征的玉器。这些使石家河文化独具特色的玉器超越了石家河文化的领域，也见于陕西省北部的石峁遗址以及二里头遗址等。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为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期的大规模城市遗址。墓地群首先被发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首领墓葬内随葬有石磬、鼍鼓以及漆器等，表明该墓葬已有明确的阶层化。其后又在墓地周围发现了巨大的城墙遗址，可知城址内聚落与墓地已有明确规划。从墓地还可看出首领及其下属贵族阶层的存在。居住区内上流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居住区划也有明确区分。另外，还发现了手工作坊的存在。城址在小城基础上经扩建形成了大规模城市。规模最大时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1800米，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属最大规模。在城址规模尚小的阶段，墓地位于城外，发展至大规模后，墓地被规划在城内南部，同时还设有观测天文的观象台。该城址在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受到暴力破坏，导致城址衰退。
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九公里的二里头村。因处于河南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过渡期而备受瞩目。二里头文化因之得名。属于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是否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学界就其可能性开展了热烈的争论。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号宫殿遗址内以及从墓葬中出土的爵、斝等青铜礼器的存在大大提高了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初期王朝期的可能性。目前在位于一号、二号宫殿下方的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地层，又发现了宫殿遗址，并且还发现了围绕一号、二号宫殿的城垣和道路区划。因此可推测其作为宫城的功能。其都市构造也逐渐得以解明。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内。1953年得到发掘考察。考察可知其文化内容与殷墟遗址属同一系统，但时期更早，因此被命名为二里岗文化。其后在郑州市内人民公园遗址的考察中，又发现该文化与殷墟期虽属同一系统，属于殷商文化，但在时期上更早，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期。二里岗文化的层位被划分为二里岗下层与二里岗上层两个时期。进而又各细分为二。其中二里岗上层后半期以郑州白家庄遗址为标志，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其独立划分为白家庄期。也有学者把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前半期划分为商代前期，把白家庄期以后看作商代前期。
位于河南省偃师县。是属于二里岗下层期至二里岗上层前半期的城址。为商代前期的城郭遗址。距离二里头遗址仅六公里，学界就其性质展开了各种讨论。偃师商城也可见小规模城址向大规模城址的扩大过程，整个遗址分为大城和小城部分。小城的建设时期尚无定论，较有力的观点认为，其时期可上溯到二里头文化四期后半阶段。许多学者据此观点认为，偃师商城即商汤建立的都城亳。总之，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的文化内容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其差异性往往被解释为与商王朝和夏王朝的兴亡有关。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殷商前期的都城。兴盛于二里岗下层期至二里岗上层前半期。是处于二里岗文化核心的都城，极可能是殷商的国都。城垣规模巨大，东南两垣长1700米，西垣长1870米，北垣长1690米。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区域。后又发现城外还有外城环绕。在内城北侧和南侧分别发现了制铜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另外在内城外侧，还分散有制骨和制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可见其都市机能已十分明显。在内城外侧还发现了三处埋藏青铜彝器的遗迹。从中出土了巨大方鼎等大量青铜彝器。学界认为这是伴随城址的衰退而建的埋藏遗迹。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是与郑州商城大致同期的城市遗址。城郭呈方形，城垣南北长290米，东西长260米。城内有大型宫殿基址。城外有普通居民的生活遗迹以及手工作坊遗址。还有分布于各处的墓地。墓葬内的随葬品有二里岗文化期的青铜彝器。学界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统治南方地区的据点城市，也是汇集南方物资的集散地，在国都的资源供给上处于关键地位。殷人极有可能被派遣至该地。使用的陶器与商文化相同。
位于郑州市西北二十公里处的石佛乡小双桥村的城市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800米，面积约144万平方米。有直径达五米的大规模殉葬坑，殉葬着牛、象、鹿、狗、猪等。除动物殉葬坑以外，也有人牲殉葬坑等大量祭祀遗址。祭祀遗址见于建筑基坛附近，祭祀遗址内还发现了青铜器铸造遗址。除此之外，还发现了窖穴、土坑以及焚火的痕迹。年代相当于商中期的郑州白家庄期。这里还出土了大规模的版筑基坛和用于宫殿建筑的青铜部件等，有学者因此认为这里有可能是中商期的都城，即中丁迁都后的隞。也有的学者指出，这里很可能是郑州商城的副都。还发现了刻有红色文字的大口尊，作为先于甲骨文的文字而备受瞩目。
位于殷墟北侧的城市遗址。1999年才被发现。东西城垣长约2200米，南北城垣长约2100米，城址大致呈正方形。在城址中央发现了宫殿基址。另外，在城内的花园庄遗址还发现了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青铜彝器。从年代上来看，许多学者认定这里即盘庚迁都后的殷。更有的学者将这个时期命名为花园庄期。另外，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第十二代河亶甲迁都后的相。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1899年这里被确认是甲骨文的出土地。学者们认为这里就是商王朝最后的国都殷，并把这里称作殷墟。洹河沿岸的宗庙区、王陵区以及王陵前方有大量祭祀坑。另外贵族墓葬以宗庙区为中心分布。并有制作青铜的手工作坊遗迹。是武丁之后正式的国都，存在大量具有明显祭祀功用的遗存。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因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受到世界瞩目。遗址的时期从龙山文化期的宝墩文化期开始，但真正的开始应该是在二里头并行期。在商文化并行期内筑有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长2000米的城墙。城内中央偏南侧发现两处祭祀坑（一号坑和二号坑），从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象牙和玉器。这些青铜器极为特殊，有眼部异常突出的人像和面具，以及巨大的神树等。这是一种与商文化的青铜器截然不同的青铜器文化，因此备受瞩目。关于青铜器的埋藏时期，有诸多看法，其中较妥当的观点认为应是从商朝末期至西周初期。该遗址的终结以及埋藏时期被认为与商王朝的灭亡有着某种关系。但是，被埋藏的青铜器及玉器的主要制作年代应该是：一号坑为殷墟文化一期（盘庚——武丁期），二号坑为殷墟文化二期（武丁——祖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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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新石器时代山东地区的文化及社会变迁进行了系统性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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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在辽宁省进行的战后首次日中联合考察的成果写成的考察报告及论证，从中可了解辽西、辽东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器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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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了从中国东北部到远东的旧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的地域特征以及时期性文化样式的变迁，并从考古学的角度总结了在相关地区在各个历史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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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解明了从农耕社会分离的畜牧型农耕社会的成立过程。并针对以农耕社会为基础的商周社会的成立，从考古学的角度，解明中国北方青铜器文化从畜牧型农耕社会开始形成发展的过程。另外，在论述周王朝的一员燕国与相邻的塞外地区的关系的同时，探讨了燕国统治区域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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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国南部地区的住房构造以及居住样式的地区差别，根据现行民族调查进行了论述，也提及一部分史前时代的住房构造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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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冈村秀典《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墓の動物供犠/中国古代墓葬的动物牺牲》，《东方学报》第74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2年
（61）今村佳子《中国新石器時代の偶像·動物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偶像和动物像》，《中国考古学》第2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02年
（62）林巳奈夫《神と獣の紋様学 中国古代の神がみ/神与兽的纹样学 中国古代诸神》，吉川弘文馆，2004年
（63）今村佳子《中国新石器時代におくる占卜の起源と展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占卜起源与发展的一项考察》，《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新石器文化と日本Ⅰ/东亚的新石器文化与日本 I》国学院大学21CEO第一组考古学班，2004年
（64）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
（65） Kwang-Chih Chang 1980 Shang Civilizati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66）贝冢茂树编《古代殷帝国》，みすず書房（新装版），1984年
◆ 从商王朝的发现史话、甲骨文学的历史以及甲骨文等文字史料总结了商王朝的制度、生业、统治构造等，同时解说了以殷墟为中心的考古学成果。
（67）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総覧1/商周时代青铜器的研究——殷周青铜器总览1》吉川弘文馆，1984年
◆ 以商周时代的青铜彝器的种类名称比较为始，从形式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各种青铜彝器的编年系统。通过该书可以了解商周青铜彝器的基本年代观。
（68）饭岛武次《夏殷文化の考古学研究/夏商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山川出版社，1985年
◆ 就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资料作了个别详尽的探讨。并将之总结归纳后，把夏王朝、商王朝的文献记录与考古学的解释进行了相互对应的论述。
（69）浅原达郎《蜀兵探原——二里岡インパクトと周·蜀·楚——/蜀兵探原——二里冈冲击与周、蜀、楚——》，《古史春秋》第2号，朋友书店，1985年
（70）张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71）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72）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様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総覧2/商周时代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商周其铜器综览2》，吉川弘文馆，1986年
（73）徐朝龙、NHK取材班《謎の古代王国 三星堆遺跡は何を物語るか/古代王国之谜 三星堆遗址讲述的故事》，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年
◆ 从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两个方面对三星堆遗址的性质进行了明易的解说。
（74）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学集刊》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
（75）平势隆郎《中国古代紀年。の研究——天文と暦の検討から——/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从天文与历法说起——》，汲古书院，1996年
（76）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第1期，考古杂志社，1997年
（77）大贯静夫《〈中国文物地図集·河南分冊〉を読む——嵩山をめぐる遺跡群の動態——/读〈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嵩山周边遗址群的动态——》，同成社，1997年
（78）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79）徐朝龙《三星堆 中国古代文明の謎——史実としての「山海経」/三星堆 中国古代文明之谜——作为史实的〈山海经〉》，大修馆书店，1998年
（80）徐朝龙《長江文明の発見——中国古代の謎に迫る/长江文明的发现——揭开中国古代之谜》，角川书店，1998年
（81）冈村秀典《農耕社会と文明の形成/农耕社会与文明的形成》，《岩波講·世界歴史》3《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2世紀》/《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 《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2世纪》，岩波书店，1998年
（82）秦小丽《二里頭文化の地域間交流——山西省西南部の土器動態を中心に——/二里头文化的地区间文化交流——以山西省西南部的陶器动态为中心——》，《古代文化》第50卷第10号，古代学协会，1998年
（83）难波纯子《華中型青銅彝器の発達/华中型青铜彝器的发达》，《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第8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1998年
（84）唐际根、难波纯子《中商文化の認識とその意義/中商文化的认识及其意义》，《考古学杂志》第84卷第4号，日本考古学会，1999年
（85）张光直/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中国古代文明の形成/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中国青銅時代》第二集，平凡社，2000年
（86）冈村秀典编《中国古代都市の形成/中国古代都市的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0年
（87）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
◆ 关于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换的过程，从小区域陶器样式分布圈的认识开始，进而将分布圈按时间轴进行统合，解明了二里头文化成型的过程。
（88）小川诚《中国古代王朝成立期の考古学的研究/中国古代王朝成立期的考古学研究》，鹿岛出版会，2000年
◆ 在商文化的成立过程中，特别注重名为“鬲”的陶器种类。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随着文化自北向南的南下现象，鬲逐渐成形。
（89）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
（90）仇士华、蔡莲珍《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考古》2001年第1期，考古杂志社，2001年
（91）秦小丽《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土器样式》，《古代文化》，第53卷第3号，古代学协会，2001年
（92）松丸道雄《殷周春秋史総説/商周春秋史总说》，《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商周秦汉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2001年
（93）平势隆郎《よみがえる文字と呪術の帝国/复活的文字与咒术的帝国》，中公新书，2001年
（94）平尾良光编《古代東アジア青銅の流通/古代东亚青铜的流通》，鹤山堂，2001年
（95）冈村秀典《殷周時代の動物供犠/商周时代的动物供牲》，《中国の礼制と礼学/中国的礼制和礼学》，朋友书店，2001年
（96）冈村秀典《王墓の成立とその祭祀/王墓的成立及其祭祀》，《古代王権の誕生Ⅰ東アジア編/古代王权的诞生I 东亚篇》，角川书店，2003年
（97）冈村秀典《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夏王朝——王权诞生的考古学》讲谈社，2003年
◆ 首先通过后世的文献及铭文等文字资料探讨了夏王朝的存在，进而根据二里头遗址等发掘考察的成果，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证了夏王朝的存在。
（98）Li Liu and Xingcan Chen 2003,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 Duckworth,London.
◆ 从遗址规模及立地条件论述了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的社会变迁，同时解明两种文化各自的社会制度。就夏王朝和商王朝进行了考古学的探讨，着重再现了周边地区贡纳王权所需资源的体制及其交通体系。
（99）西江清高《先史時代から初期王朝時代/先史时代到初期王朝时代》《世界歴史大系·中国史1——先史～後漢/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1——先史～东汉》，山川出版社，2003年
（100）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根据最新的考古学成果和证据，对夏王朝到商王朝的时代进行了考古学角度的历史复原。
（102）德留大辅《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類型の地域間交流——初期王朝形成過程の諸問題から/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的地域间交流——从初期王朝形成过程的诸问题说起》，《中国考古学》第4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04年
（103）J.K.费正清/大谷敏夫、太田秀夫译《中国の歴史——古代から現代まで/中国新史》，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年
（104）李成市《東アジア文化圏の形成/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山川出版社，2000年
（105）宫本一夫编《遊牧民と農耕民の文化接触による中国文明形成過程の研究/由游牧民与农耕民的文化接触而生的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2000年
（106）Kwang-chih Chang 1986，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 fourth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 概论中国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阶段。也简明地归纳了中国初期王朝的成立过程。本书为第四版，日译本所据版本为第三版（量博满译《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雄山阁，1980年）。
（107）饭岛武次《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山川出版社，1991年
◆ 按地区划分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进而论述了农耕的起源、新石器时的青铜器，以及关于新石器时代向二里头文化变迁等，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诸多课题。
（108）张光直/伊藤清司、森雅子、市濑智纪译《古代中国社会——美術·神話·祭祀——/古代中国社会——美术、神化、祭祀——》，东方书店，1994年
（109）林巳奈夫《中国文明の誕生/中国文明的诞生》，吉川弘文馆，1995年
◆ 按地域概述了中国新石器文化，并就其后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简明易懂的解说。
（110）小泽正人、谷丰信、西江清高《中国の考古学/中国的考古学》，同成社，1999年
◆ 从考古学的角度概述中国旧石器时代至秦汉的历史，根据最新的考古学考察研究成果，做了简明概括。
（111）杉本宪司《中国の古代都市文明/中国古代都市文明》，思文阁出版，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