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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迄今为止与海外学者进行的共同研究中，其对象国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中国与日本的联合发掘考察始于1995年。详情将在后文中加以说明。在此先把中日共同发掘的主要的遗址名列举如下。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浙江省普安桥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岱海遗址群、四川省宝墩遗址、湖南省城头山遗址等。商周时代的遗址则有属于二里岗文化的都城遗址，即河南省府城遗址。汉代以后的遗址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交河故城城南区古坟群车师国时代墓，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周田弘墓，唐代史道洛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雅遗址、陕西省汉长安城桂宫二号遗址等。
在与美国联合发掘考察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有：山东省两城镇遗址、江西省吊桶环遗址、仙人洞遗址。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代的遗址有：河南省商丘遗址群、四川省的中坝制盐遗址等。另外美国还积极参与了山东省两城镇遗址周边、河南省二里头地区、河南省安阳周边、山西省垣曲周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等遗址的分布调查，并积极开展研究，利用计算机的地理信息系统实施了空间分析，从遗址分布的时代变迁入手，对区域历史的发展流向进行了大致调查。
由于美国的学术风格以及之前学术积累较之日本相对薄弱，与美国的共同调查通常不立刻开展发掘考察，而是从绵密的遗址分布调查开始，在充分把握调查成果之后，才开始进行发掘考察。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把考察重点置于初期的遗址分布调查。实际上，通过全面开展遗址分布调查，发现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遗址，并且，从这些调查成果中得出了许多为前人所忽视的历史性的新观点。由此我们也认识到，这种绵密的调查在中国大陆是非常必要的。
在中国由于遗址分布已得到确认，使之成为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对共存于东亚的日本学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的视点。
我参加的中日联合发掘考察有三处：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和内蒙古岱海遗址群。在阴湘城遗址，我们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巨大城垣。在草鞋山遗址，我得以参加了东亚最古老的水田遗址的发掘工作。而在岱海遗址群，我们在气候变动显著的长城地区以时间为轴线明确了环境与遗址的关系。
参加上述联合发掘考察之前，我曾在自1990年起的三年时间里，体验了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联合考察。这三年的考察是在外国人被许可参加发掘考察之前的事。所以，我接触的是遗址的测量调查、遗址参观以及文物调查等工作。但这是首次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许可的联合考察，为此，整个考察团队都深感自豪以及责任重大。日方考察团的团长是大手前大学的秋山进午教授，中方团长是当时辽宁省文化厅的副厅长郭大顺先生。
第一年度我们进行了测量调查的遗址包括：属于二里头文化并行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辽西凌源县城子山遗址、同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阜新县南梁遗址。第二年度，我们测量调查的遗址有：位于辽东半岛，属于商代并行期的积石冢即大连市王山头积石冢。第三年度，我们对属于辽东支石墓墓地群的凤城县东山大石盖墓进行了测量调查。
10 使用光波测距仪进行实测的情形
中国考古学界的学者们似乎很少亲自使用测图板和照准仪（平面测量工具）进行简单的平面测量，也不太操作光波测距仪（total station）等测量器具。对我们所做的单调的调查，中方学者们看起来仍抱有一些怀疑。我还记得日方学者一边尽力说明遗址的测量工作对考古学者获取信息有何意义，一边在初冬凛冽的寒风中实施调查的情形。
这些测量调查的意义详细记录在了共同发表的考察报告书中。我想，这些记录可以表明，即使不进行发掘，从基础的调查中也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经过测量调查之后，从中获得的信息也促生了新的假说，进而想加以验证也是人之常情。望着我们测量过的遗址，我们不禁开始盼望能在该处设立考察区域，通过发掘来判明假说的真伪。
1995年春，首次参加在中国的发掘考察终于得以实现，这是我一直以来期盼的机会。那是在湖北省荆州市阴湘城遗址的发掘考察。经福冈市主办的文化研讨会派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副教授已在前一年访问了该遗址，经过交涉，终于使发掘考察得以实现。这次发掘考察由福冈市文化研讨会主办，由福冈市教育委员会与湖北省江陵县博物馆共同参与。日方考察队的队长为冈村秀典，中方负责人由江陵县博物馆的副馆长新石器时代专家张绪球先生担任。
在中国进行联合考察和共同发掘时最常遇到的是住宿问题。对我们而言，简易的住宿环境并不成为问题，然而中方把我们当客人招待，尽力为我们避免简陋的待遇。为了选择适当的住宿条件，住处大多选在宾馆酒店，但是遗址附近很少有这样的住处。毋宁说保存完好的遗址大多位于郊外，遗址与宾馆的距离往往较为遥远。这与欧美人在遗址附近搭帐篷住宿，以实用为优先的考察大不相同。我曾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经历过与俄罗斯学者的联合考察。在遗址附近搭建帐篷，在河水中洗澡可谓家常便饭。然而在中国这是不被容许的行为。也许因为事关治安和饮食的安全问题，所以难以实现。
中国学者们平时并不讲究饮食，在接待外国学者时，却一定要准备相当规格的饭菜。这也关系着中国人的面子。中国人时常意识到面子问题。我们面对各项交涉时，也不得不考虑到面子问题，这可说是外国考察的宿命，唯有入乡随俗。阴湘城的发掘考察之时，从我们的住处到遗址需要近一个小时车程外加四十分钟的步行才能抵达。1995年夏天至1997年夏天在内蒙古岱海附近进行发掘考察时，我们住在工作站改装而成的住宿设施之中，即便如此，仍需在车上颠簸两个小时才能抵达考察现场。
在联合考察的过程中，对遗址和出土文物的记录方法，双方产生了分歧。日本人对这些问题的要求极为繁琐。或许是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导致的不同，日本学者们觉得没有制成精确的图纸图面就不能算作正规的考察。
中方的调查采用的是沿用英国考古学传统的探方考察法。首先以5米见方为一格挖掘探方，也就是说首先设置好坐标网格后再开始发掘。这样的探方呈网格状分布，网格状的探方间留有隔梁，隔梁对把握遗址的层位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这样的方法在日本也经常使用，但问题在于测量的基准坐标。即便是看上去规整如棋盘的探方，实际上只是依靠大致的丈量挖掘而成，当遗址位于倾斜地形之上，间隔距离即为斜线距离，虽然肉眼看不出误差，但实际测量后，往往达不到5米见方的规格。
11 探方发掘法 以5米见方为一个格，做网状发掘，隔梁用于观察地层
在以往的考察中，这些探方或网格被作为与实测用纸的网格同等的实测基准。然而如前所述，这其中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差。在日本，这样的情况通常使用经纬仪或光波测距仪来进行实测，并用在地表设置基准桩的办法来确定精确的基准坐标。这样的作业方式对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考古学者们来说还很陌生，或者是因为拥有这类仪器的研究单位还不多。在辽宁省与中方共同实行测量调查时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得不从这种测量的意义以及以探方为基准产生的误差开始进行充分的说明。
阴湘城遗址是面积广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我们在发掘考察之前在该处制作了精确的地形测量图，使土垒及其外侧的环壕的复原成为可能。
关于各处发掘考察的具体情况，与在日本的考察同样，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令人忘却烦恼和疲劳的要数收工之后的餐食。各项考察为了节约经费，往往直接雇佣当地人为我们做饭。我们因此得以品尝到当地的家常风味。在阴湘城和草鞋山进行发掘考察的时候，主食的大米都是籼米。对于吃惯了粳米的日本人来说，应该说是并不合口味，但是用蒸笼现蒸出来的香喷喷的米饭实在非常可口。
中国各地的口味千差万别。较之草鞋山口味清淡的饭菜，阴湘城则多用辣椒作调料，味道偏辛辣，而内蒙古的菜式则有豪放的华北之风，总之各具特色。从食物素材来看，阴湘城位于长江流域，餐桌上常有河鱼的菜式。对那些遗址中发现的鱼的种类，之前只能从文献中得知。而今通过品尝当地的饮食，使我对那些鱼的形态有了直接的了解。
当然，我们在内蒙古也得到了羊肉的款待。从如何宰羊到羊肉的各种做法，我们都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考察地附近的居民生活习俗的差异。考察中通过与在当地临时雇用的老百姓的实际接触，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形。另外，参观附近民居也使我们看到，阴湘城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与华北内蒙古在村落形态以及住房空间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我想，这些差异上溯到史前时代，也是必然存在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草鞋山是位于大城市附近的近郊农村，近年迅速富裕起来，虽留有旧时水乡的遗韵，却让人切实感受到农村的巨大变化。对于农村留存下来的各种民俗，应加紧记录和采访调查。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也不禁为之感到焦虑。目前因为三峡大坝的建设，附近居民的迁移已经开始。全国各地的考古学者被集中到这里，展开紧急发掘考察，并对考古学资料进行记录，然而民俗调查却受到忽视。长年居住于此的居民们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及技艺正急速转向荒废，令人不禁担心这些民俗资料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就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2000年以后，中日联合考察逐渐转向低潮。若要开展联合考察，必须得到文物局（相当于日本的文化厅）的许可。以目前的状况，想要获得联合考察的许可，其难度较当初可说是增大了许多。其原因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但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学者研究水准的提高，与外国共同开展研究本身也逐渐丧失了魅力。加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关领域已发展到了不需要寻求外国经济支援的阶段。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为中国考古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激励。与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期类似，随着各地的开发不断加速，紧急发掘也急速增多，同时关于这类发掘成果的出版物也迅猛增加。以往那种不成熟的印刷技术也得到改善，带有大量豪华彩色图版的学术报告也变得毫不稀奇。而且价格昂贵，在现阶段想要收集所有的相关出版物，以学者个人的财力已难以负担。
在此情况之下，学问的发展引发了学问的细分化。像过去那样，把中国考古学笼统地看作外国考古学，对其进行网罗所有时代的体系研究，或是涵盖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代，或是就贸易陶瓷展开全领域研究的时代已经走向尾声。而在中国国内，各地的研究交流还不够充分。能够横跨各地掌握整体资料的学者在中国仅限于极少数的学术权威。另外各地研究者的观点也存在分歧，各地之间甚至有就遗址、文物的年代久远及珍贵程度进行竞争的现象。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作为一名外国考古学者，要想对史前时代进行通史性质并网罗全域的综合研究，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本书仍将对中国的史前时代做出综述。我也想凭着自己参加中日联合发掘考察的经验以及在实地对文物和遗址的观察，来执笔论述，而结果究竟如何呢？
在下一章，将探讨中国大陆农业社会如何诞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