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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是王朝国家。对一个继承了王位正统的王朝而言，连接历代王朝的历史，为前代王朝修订正史成为传统。二十四史就是这样的正史。如前所述，最早的正史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
中国自汉代以来均以这些正史为中心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儒学家之间盛行以考据正史为主的训诂学。清朝末期，欧美列强的势力波及中国，清王朝被迫敞开了国门。正逢欧洲列强先后达成产业革命、争相扩大殖民地统治之时，在他们眼中，中国和印度等国被贴上了落后专制的标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即以当时亚洲专制国家的存在为背景，从亚洲的立场来看，这也是一种包含歧视的历史认识。
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之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众所周知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直接起因于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抗议活动，而在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指在此之前就已开始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是一场以打倒旧式家族制度及儒教陈规、学习西欧近代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乘着这场运动的潮流，历史学当然也不得不面临着向现代学问体系即科学体系发展的动向。其结果是，诞生了怀疑文献记载真实性的疑古派。
疑古派的代表首推创立了“古史辨”学派的学者顾颉刚。顾颉刚率先采用西欧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解说历史，从此迎来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黎明。对《史记》中《夏本纪》和《殷本纪》记载的夏王朝和商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而产生疑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距今约一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和他的食客刘铁云发现了甲骨文，这是近代历史学上的一大事件。其中罗振玉、王国维等沿袭清朝考证学传统的学者对甲骨文的解读尤具重要意义。
甲骨文中有“殷”字，成为殷商确实存在的证据之一。这可说是近代历史学上的一个重大成果。王国维还解明了甲骨文中商王的名字，并确定这些名字与历史记载的谱系基本一致。
但是要证实商王朝确实存在，必须以商朝遗址的发现为证据。当时龙骨还只是一种珍贵中药，于是人们开始寻找龙骨即甲骨文的出土之处。
清朝在日清战争中败北之后，加上义和团运动的打击，内忧外患，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走向灭亡。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促进现代化而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傅斯年。
傅斯年得知甲骨出自河南省安阳小屯，立即任用刚刚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李济，组成了安阳考察队。
在此之前，受聘于中国政府，在地质研究所任职的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注意到已在学会公开的龙齿，并于1926年在北京郊外周口店的石灰岩采石场发现了人类的化石。化石埋藏于五十万年前的地层，被命名为北京猿人。
当时，荷兰人杜布瓦（Dubois,E．）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人类化石，他认为这是比属于古人的尼安德特人更早的猿人化石，但当时学界对猿人是否扩散至亚洲尚存疑问。北京猿人的发现更证实了杜布瓦的观点，说明早期猿人（南猿）在非洲出现后，经过进化的晚期猿人很早就已扩散至亚洲。对于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的人类进化的多系统学说，上述发现都成为极其重要的根据。
9 仰韶文化船型彩陶壶
安特生于1921年在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发现了彩陶。同年，又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类似于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由此得以确证中国也存在过新石器时代。同时安特生极其重视中国彩陶与西亚的关系。他因此继续在甘肃考察，把在当地发现的彩陶命名为甘肃彩陶，并认为中国的彩陶源于西亚。
另外，1924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发现彩陶，1923年桑志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武灵水洞沟发现了后期旧石器。
在丝绸之路一带，瑞典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英国的东方学家马克·斯坦因、法国的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进行了探险。敦煌文书被带到海外也是这个时期，即1900—1920年代。
日本人开始前往中国大陆考察也是这个时期。以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教授、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为中心组成的东亚考古学会于1927年开展了首次大陆考察，即在今辽宁省碧流河河口附近的貔子窝遗址开展的考察。
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后，在满洲即今中国东北部一带大举扩张势力，考古学者们也在这里正式开始发掘考察。
据说滨田耕作对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逃亡至日本的罗振玉带来的殷墟出土文物格外重视，他最初期望的是对殷墟的考察。然而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殷墟的发掘考察，所以滨田耕作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愿望。
其后，东亚考古学会的发掘开始以当时的满洲尤其是辽东半岛为中心展开，发掘对象主要包括牧羊城遗址、南山里的汉代遗址、营城子汉墓、羊头洼遗址等。另外，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赤峰发现的彩陶也引起了滨田耕作的兴趣。1935年，他考察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确认了彩陶文化与青铜器时代两种文化的存在。红山后遗址的彩陶文化现在被认为是中国东北部的特殊的新石器文化即红山文化的标志性遗址。
滨田耕作的上述业绩作为与侵略行为相呼应的殖民地考古学，当然应该受到批判，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可以算是该地区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而且在发掘考察后不久即印行了大量的发掘考察报告，其勤力治学的精神值得尊敬。这些考察是现代考古学开拓期的考察，虽然其中包括考察精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发掘考察报告中所做出考古学基本评价，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其学术意义至今尚存。
其后，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至1942年，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辽东半岛进行了一系列史前时代的遗址考察，范围包括四平山积石冢、老铁山积石冢、文家屯贝冢、上马石贝冢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些考察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大陆考察的最后一幕。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尝试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殷商的存在。1928年，他指派董作宾到据传出土了甲骨文的河南省安阳小屯进行先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小屯极可能就是殷墟的所在地。
傅斯年决定凭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对殷墟进行正式的发掘考察。其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受命担任考察队长。李济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专攻现代考古学，他召集董作宾等年轻有为的学者组成考察队。成员包括郭宝钧、梁思永、吴金鼎、高去寻、石璋如、夏鼐等。殷墟的正式考察于1929年开始，除去1930年对山东省济南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考察之外，得以持续进行了共十五次，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
在此期间，于小屯发现了宗庙遗址及大量的甲骨文。于侯家庄发现了王陵及祭祀坑，考古调查取得卓著成果，并证明了安阳即殷墟所在地。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从安阳搬运至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南京。
1937年爆发了中日战争，随着战事不断激化以及日占区的扩大，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迫于事态危急，不得不步步后退，最终退至重庆。
在这次撤退中，安阳殷墟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起被撤离南京博物院，不得不随同历史语言研究所向湖南长沙、云南昆明、四川李庄等地转移。在此期间，研究所的学者们的研究得以勉强维持，但在殷墟发掘的文物却不能轻易打开。
这一时期成为甲骨文的受难期。中央研究院转移期间，关于出土甲骨的正式报告已接近出版阶段，然而因战争的影响，出版两度受挫。直到发掘考察之后约二十年，经第三次筹划才得以出版了正式的考察报告。受害的还不只是出版的延迟，作为《小屯》乙篇出版的H127坑出土的甲骨在发掘出土时形状完好，却因在战争中转移而受损，变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导致其资料价值大大降低。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大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全面内战。以陕西延安为据点的共产党军队首先解放了中国东北部，占据有利形势，并逐步南下。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围困孤立，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仓皇逃往台湾，并在该地保住了残余势力。
这时故宫文物与殷墟文物被一同转移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终于得以在台北南港安顿下来。现今故宫博物院分为北京与台北两地，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于1949年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曾参加安阳考古调查的青年学者此时不得不面临人生道路的一大抉择。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道撤退至台湾的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留在中国大陆的则有郭宝钧、梁思永、夏鼐等人。李济后来成为台湾大学教授，致力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建设。张光直即毕业于此，他后来前往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发扬至国际学界。
另一方面，留在大陆的郭宝钧、梁思永、夏鼐等学者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度展开大陆的考古调查。安阳也在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再度开始时隔十三年之久的发掘考察，并获得武官村大墓和祭祀坑等发掘成果。1959年，在安阳开设了进行调查事务的工作站，长期派驻研究者在此进行发掘考察和研究。当今中国大陆的考古调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以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导的形式获得了显著的成果。
早在建国前，本书将要论及的新石器时代的著名遗址就已经为尚处在草创期的中国考古学界所周知。其中之一即成为红山文化名称来由的红山后遗址。另外，1928年发现的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等学者于1930年和1931年分两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城子崖遗址正是龙山文化的标志性遗址。饶有兴味的是，在城子崖遗址的这两次调查中发现的文物现收藏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的六处黑陶文化遗址进行了试行发掘，这是以绚烂豪华的玉器文化闻名于世的良渚文化的最初发现。
如前所述，在1920年代，安特生发现了彩陶文化的遗址。其一是1921年发现的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遗址。这里成为仰韶文化的标志性遗址。其二是由安特生发现的甘肃彩陶。如此看来，关于今天广为人知的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仰韶文化、甘肃彩陶文化、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主要文化的标志性遗址都已得到发掘考察。
在这些文化当中，作为彩陶文化的仰韶文化和作为黑陶文化的龙山文化被认为是源于不同系统的民族，即有名的夷夏东西说。这是由傅斯年在当时提出的观点。然而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差异并非出于民族的差异，而是出于年代的差异。这个观点要等到建国后于1959年进行的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才得以明确证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察与发掘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称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进行。该研究所成立于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第一任所长是郑振铎，之后由尹达以及曾在英国学习近代考古学的夏鼐担任领导，苏秉琦、王仲殊、徐苹芳、安志敏等为其中佼佼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发现了除殷墟之外存在的商代中期遗址琉璃阁遗址。另外还在固围村遗址对三座战国时期的魏国墓葬进行了发掘考察。1954年在洛阳设置了工作站，其后又设立了西安研究室和安阳工作站，长期持续地开展了有组织的考古调查。可以说所有这些考古调查呈现的是国家级工程的形态。
在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即后来的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是培育年轻学者的基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正式成立于1952年，负责人是苏秉琦、俞伟超、宿白、邹衡、严文明等。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就这样，以学术机关与教育机关为两轮，新生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走向了发展之路。
仅就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来看，在建国后不久的195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导下进行了西安半坡遗址的考古调查，成功实现了对整个聚落的全面发掘考察。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北首岭遗址、安阳后岗遗址、山西省西阴村遗址、甘肃省临夏姬家川遗址等，在当今考古学史上意义重大的遗址都得到发掘考察。同样，北京大学的学者们也对成为中原陶器编年标准的洛阳王湾遗址，以及有着多人合葬墓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等进行了发掘考察。
1966年至1971年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中国社会留下巨大创痕。此期间内，也是整个国家的社会机能趋于麻痹的空白期间。考古学研究也受到影响，研究被迫中断。该领域的主要学术杂志《考古》、《文物》及《考古学报》都被迫停刊。另外，考古学调查也不得不中断，但其间仍进行了如1968年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与夫人窦绾的合葬墓即满城汉墓的发掘考察，以及1969年北京的元大都的发掘考察。
从群众运动转化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平息，自1972年起，各主要学术杂志也得以复刊。同年，殷墟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再度开始。在殷墟孝民屯遗址成功地保存了商代车马的完整形态。在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得到全面发掘，其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此后考古学研究及发掘考察得以在全国全面恢复，考察与研究活动也日渐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