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2011年3月11日下午近3点钟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及大海啸袭击了日本的东北以及关东地区。连日以来，电视、收音机、报纸等媒体每天连篇累牍地报道着灾区的惨状以及核电站事故的状况，估计这场灾难的死者及失踪者将超过两万人以上。置身于这种紧迫的气氛之中，使我再次痛切地意识到，在大自然的淫威面前，人类显得多么渺小和无助，我们人类社会真的太脆弱了。与此同时，我也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连接人与人的纽带之强以及信任与爱的重要。那么，如何从这些巨大的伤痛所显现出来的危机、危局之中，找出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及指针呢？此外，历史学究竟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一边自问自答地思索着这些问题，一边开始着手执笔来写这篇致中国读者的序言。

本书所要论述的隋唐时代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同时，从当时的整个世界上来看，隋唐时代也拥有着极为突出的势力和影响力，堪称东亚世界的中心。这一点也正是本书定名为《绚烂的世界帝国》之缘由。

为何隋唐王朝会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呢？究其原因，正如内藤湖南和陈寅恪以来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其最大的原因正在于胡族与汉族的问题，即隋唐王朝乃是胡汉两族融合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不同的民族之间一旦结成了平等的关系，就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国力就会增强，文化就会提高，进而才会影响至东亚诸国。就像水自高处往低处流一样，隋唐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以及律令法体系、佛教、儒学、文学等文化、进而包括节假日岁时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广泛地传播到了隋唐的周边区域。日本（倭国）正是因为吸收了隋唐的先进文化，从而才成功地实现了当时的“现代化”，即建立起了古代的国家。

胡汉两族的融合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隋唐国家的开放性这一特色。在自秦汉以来的超过两千年的王朝史之中，隋唐给人的突出印象正在于其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门户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除隋唐以外，还有北魏以及蒙元时代都是有名的对外开放时期。这些时代有一个共性，即都不是纯粹的汉族王朝。根据桑原骘藏以及向达等学者的研究，有关大量来自于西域的外国人生活于隋唐时代的长安的相关情况已经基本清楚。此外，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关于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很早就已经移居中国本土的情况，尤其是这些粟特人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作为农民以及士兵活跃于各个领域等情况受到了广泛的注目。此外，众所周知当时在东方的山东地区还居住着大量来自于新罗的农民；在西南的沿海地带，则有不少波斯以及大食的商人们聚居于被称之为“蕃坊”的区域之中。

正是由于隋唐的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周边诸国向隋唐派遣了不少外交使节，并送去了大量的留学生以及学问僧，致力于隋唐文化的汲取。最近在日本，人们很关注近年在西安近郊发现的一块墓志，即“井真成墓志”。井真成是一位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长安去世并被葬于此地的“日本”人。尽管有人牵强地把井真成看作日本遣唐使团的一位官员，然而却缺乏说服力。根据各种情况来分析，我以为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晁衡）等人一样，也是一位从日本赴唐朝的留学生。总之，通过这一新发现的实物资料，我们才确切知道了这位为了学习唐文化而漂洋过海的年轻人的存在。

又经过了一个世纪，另一位日本僧侣也曾在华北各地辗转求法，他就是天台宗僧人圆仁（慈觉大师）。圆仁于山东半岛尖端的赤山浦登陆以后，得到了当地居住的新罗人聚落的帮助，经过青州到了五台山，他在五台山巡礼求法之后又进入了长安，在长安期间圆仁遇上了“会昌毁佛”（845年）。尽管圆仁的求法之旅充满了各种困难，然而他在所到之处，受到了贫苦的农民以及官吏的各种善意的支援，从而成功地将新的中国佛教传入了日本。通过上述圆仁的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开放程度。

与隋唐王朝的这一特点相关，我的关注点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一时期，皇帝的绝对权威尚未确立起来，门阀贵族的影响力以及门阀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甚至包括科举也需要考核有关贵族教养的内容。此外，以三省六部为代表的律令官制，也可以看成是为了阻止皇帝拥有绝对权力而形成的一种形态。而且，上述这些又引出了另一个特色，即隋唐的统治体制相对比较宽松，而这种体制的宽松则显然与前述开放性及包容性密切关联。以武后为代表的女性们的活跃乃是唐代历史的重要特色之一，而女性的活跃则当与该时期体制的舒缓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统治体制的宽松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削弱。毋宁说，这种统治体制的宽松以及束缚力较弱恰好正与权力的强韧有着紧密的关联。安史之乱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使得唐朝处于濒临灭亡的危机境地，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唐王朝却又稳住了阵脚，竟然又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命脉。究其原因，应该说与蕴含在唐朝内部的柔性结构所具有的强韧性有关。

隋朝的情况姑且不论，至少唐朝君临东亚世界，所依靠和凭借的并非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占压倒的优势。提起当时的军事力量来，首先我们就会想起府兵制下的府兵。然而，府兵对于巩固唐朝国内的统治或许有效，但其在对外战争方面的表现却并不出色，几乎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从隋到唐多达十次的远征高句丽之役。隋唐两朝每次都出动大军征讨，然而每次都失败受挫，直到最后，还是因为与高句丽之南的新罗联手，才终于制服了高句丽。在这一期间，只有刚开始的时候以府兵兵士作为主力，后来府兵则完全被其他的募兵所取代了。尽管唐太宗曾使突厥臣服，并接受了来自西域诸国的“天可汗”称号，但有唐一代，唐王朝实际一直为与周边诸国的攻防战事而大伤脑筋，唐朝始终未能在军事方面树立起绝对的优势地位。

尽管如此，唐朝作为东亚中心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唐朝成为周边许多国家向往的目标。我以为，唐朝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优势地位，除了唐朝的经济以及军事力量之外，唐朝拥有高度的文化力量当是重要的原因。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力量，是就包括佛教以及唐诗等方面在内的、人们所有的文化以及社会行为的总体而言，指的是从上述各方面之中形成的一种可称之为气度或气象的东西。我恳请本书的读者仔细地品味唐朝所拥有的这种文化性。倘若通过阅读本书，能够使得各位多少触及隋唐史所蕴含的巨大魅力，对思考东亚问题时有所启发的话，作为作者来说将不胜荣幸。

气贺泽保规
2011年